[英]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

序言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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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往往相当优秀的文献资料。 M\o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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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中设法想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在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如历史的专门化往往强迫我们以为它是)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又为什么连在一起。 K=?V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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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这个企图是否成功。 4=G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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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即使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他们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了一门13次演讲的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托(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礼拜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序曲 `1Og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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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得和遗忘的辩证，觉察不出它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作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作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K_?W\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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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拉(Pierre Nora)，1984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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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iRg7*M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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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 jdE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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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阿尔伯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阿尔伯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nles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yV_4?nh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安全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元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世)。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中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皆精，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Mm3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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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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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轶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是有其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很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时间上的这么一块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世，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很明确的区域。 sdQk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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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仅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本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情形确实是这样。 2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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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因斯(J．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德勒(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毛泽东21岁，胡志明22岁，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同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2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m Thought)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其结果如下： s}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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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或之后出生者   23％ |j 6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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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1880-1914年间，或在1914年已是成人者   45％ ?s:d[T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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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00—1914年间者   17％ -&<Wh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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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于1880年前的   15％ R+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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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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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或纪年上或感情上是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这样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庞大数量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法国或乔治三世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p ZZc:\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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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历史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而且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xKFn.q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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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明确区域的历史则不同。它的本身是过去五条理和不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显然精确，永远是由学术与公私传统的二手记忆所传达。它仍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们个人所能影响的。它所形成的，类似那些斑驳的古代地图——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搭配着怪物和符号。这些怪物和符号被现代的大众媒体所夸大。正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区域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遂使媒体也对它全神贯注。多谢媒体的恩赐，这种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持久记忆的一部分：提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在沉没后的75年，还具有最初的冲击力，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大标题中。而当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想起一次大战爆发的那一时期，我们心头闪过的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历史学家联想起过去的形象和轶事(当无敌舰队接近英国时，德瑞克[Drake)在玩滚木球游戏；玛丽—安东涅特[Marie-Antoinette)的钻石项链或“让他们吃蛋糕”；华盛顿渡德拉瓦河[the Delaware))，与时代的联系更密切。后面这些形象和轶事没有一件会片刻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家。它们是在我们以外。但是，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能保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帝国时代那些被神话过的形象，如提坦尼号邮轮、旧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Dreyfus)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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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脱去神秘面纱，正因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们里面。这并不表示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腐败(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 Jm4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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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某种历史透视法，是因为20世纪后期的人们，事实上还牵扯在止于1914年的那个时期之中。这也许是由于1914年8月是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之一。当代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现代人也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并且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间确有一贯的连续性和转折处。毕竟，历史不是公共汽车——当车子抵达终点时，便换下所有的乘客、司机及服务人员。不过，如果有一些日期不只是为了划分时代的方便，那么1914年8月便是其中之一。在当代人的感觉中，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志着“漫长19世纪”的终止。历史学家已学会谈论这个“漫长的19世纪”，它也是我们这一套三册书的主题——本书是最后一册。 xQ@^$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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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这就是它能吸引这么多业余和专业史家，与文化、文学和艺术题目有关的作家，传记作家，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及同样多的时装设计师的原因。我猜想：在过去的15年间，光是英语世界每个月至少有一本关于1889-1914年的重要书籍或论文出现。它们大多数是写给历史学家或其他专家看的，因为如前所写，这段时期不但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也为大量而且激烈的历史辩论提供了框架。这些国际或国内的辩论大多始于1914年的前几年。它们的主题非常广泛，举几个例子来说，有帝国主义、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英国的经济衰退、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起源等。在所有的辩论主题中，最著名的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到现在已有好几千册，而且继续以可观的速度争相推出。它是一个活的主题，因为不幸的是，自1914年后，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便挥之不去。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中，帝国年代所关心的事物显然与现代的重叠性最大。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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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纯粹专论性的文献放在一旁不谈，这个时期大多数的作家可分为两类：回顾类与前瞻类。每一类往往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本时期一两个最明显的要点上。在某种意义上，由1914年8月这个不能通过的峡谷的这一头望向那一头，它似乎是异常遥远且无法回归。而同时，矛盾的是，许多仍旧是20世纪晚期特色的事物，均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30年。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骄傲的塔》(The ProudTower)，是描写战前(1890-1914年)世界的畅销书。它是前一类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现代法人组织管理的研究——《能看见的手》(The VisibleHand)——可代表第二类。 Bn (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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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量及销路而言，回顾类几乎一定占优势。一去不返的过去，对于优秀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他们知道就时代已经不同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可了解的，但是它也具有使人产生怀古思想的极大诱惑力。最不具理解力和最易动感情的人，也会不断尝试去重新捕捉那个时代：一个上等和中产阶级倾向于赋予它黄金色彩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belleepoque)。当然，这种办法非常合乎娱乐业者和其他传媒制作人、时装设计家的口味。在电影和电视的推波助澜下，它恐怕已成为公众最熟悉的版本。这种视点当然是令人不满的，虽然它无疑捕捉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高度可见面，毕竟是这一方面将“财阀政治”和“有闲阶级”这样的词汇引入公众的谈话之中。这种版本是否比那些思想成熟但情感更为恋旧的作家版本更不切实际，恐怕尚有争论余地。这些作家希望证明：如果没有那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或不可预测的事件，失去的乐园当年也不会失去；没有这些错误和事件，当年更不会有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或任何在1914年前应对世界的失落负责的事物。 )-`;1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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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历史学家比较注意与大断裂相反的事物，也就是说，许许多多具有我们当代特色的事物，乃是起源于(有时非常突然的)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他们致力于寻找那些明显的根苗和前例。在政治上，构成大多数西欧国家政府或主要反对势力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是1875—1914年的衍生物，而其家族的另一支——统治东欧的共产党——亦然。(统治非欧洲世界的共产党，是仿效东欧共产党组织，不过在时代上晚于这一时期。)事实上，民选政府、现代民众政党、全国性有组织的工会，以及现代福利法，也都是衍生自1875—1914年间。 y})70w@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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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名目下，这一时期的“前卫”(avant garde)风格接掌了20世纪大半的高尚文化产品。甚至到今天，虽然有一些前卫派或其他学派不再接受这种传统，他们却仍使用他们所拒绝的说法来形容自己(后现代主义)。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这一时期三项创举的支配：现代形式的广告业、现代报刊杂志的倾销，以及(直接或通过电视的)电影。科学和工业技术在1875-1914年后显然有长足进步，但是，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波耳(Niels Bohr)那个时代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连续性存在。至于工业技术方面，石油动力的汽车、飞机，都是帝国年代的发明，直到今天仍主宰着我们的自然风景和都市面貌。我们已改进了帝国时期所发明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但未能予以更换。回顾历史，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或许已不再符合1914年以前所建立的构架，但绝大多数的定向指标，仍是有用的。 PK4iuU`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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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这样的方式介绍过去是不够的。帝国年代与现在是否连续的问题无疑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的感情仍然直接牵扯在这段历史之中。不过，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在孤立的情形下，连续和不连续是无足轻重的事。那么，我们该如何为这个时期定位?过去与现代的关系毕竟是写史者与读史者最关心的所在。他们都想要，也应该想要了解过去如何变为现在，他们也都想要了解过去，但主要的阻碍是过去不似现在。 ~fo6*g: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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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虽然可以独立成册，但主要是作为“19世纪世界历史全盘考查系列”的第三和最后一册。这里所谓的“19世纪”是指“漫长19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1914年。作者最初无意着手这么一项具有疯狂野心的计划。这些年间我断续写成这三册书，除了第三册外，其他两册最初都不是这三部曲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可以连贯，是因为它们对19世纪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由于这个共同看法已能联贯《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并且延伸到《帝国的年代》(我希望如此)，它当然有助于联贯帝国的年代与其后的年代。 H 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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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以组织19世纪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成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MXyaE~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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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它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法国大革命所针对的“旧制度”，其政治阻力已被克服；而这些旧制度本身，看上去也正在接受一个凯歌高奏的资产阶级领导权，接受它所代表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进步。在经济上，原先受限于腹地狭隘所导致的各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困难，这时已获克服，这主要得归功于工业转型的扩散以及世界市场的大幅度拓展。在社会上，革命年代贫民爆炸性的不满情绪此时也逐渐平息。简言之，持续而无限制的资产阶级进步的主要障碍似乎均已铲除，因而其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难，一时间似乎还不致引起忧虑。在欧洲，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分子，似乎较任何其他时期少。 bl'z<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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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已开发的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日益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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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阶级，其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已在这期间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是出现在高度繁荣和扩张的经济中，出现在那些他们拥有最强大势力的国家中，并出现在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境遇不像以前那么悲惨的时刻。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经延伸到(或行将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涵盖了妇女。但是这个延伸的代价，却是迫使其中坚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退守到政权边缘。因为选举式的民主政治，亦是自由主义进步不可避免的产物，已在大多数国家扫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机而且必须转型的时代。他们传统的道德基础，正在他们自己所累积的财富、舒适和压力下崩溃。连它作为一个主人阶级的存在，都逐渐受到其经济制度转型的危害。为股东共有而且雇用经理和行政人员的大企业机构或法人，开始取代了拥有和管理其自己企业的真正个人和家族。 =Z+nX0q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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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矛盾无穷无尽，充满了整个帝国年代。事实上，如本书所记，这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朝其“离奇死亡”迈进。它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刻死去，成为所有矛盾的最大牺牲者，而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进而产生的。 MBXBog7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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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知识生活，竟充分意识到这个逆转模式，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行将死亡，意识到他们需要另一个世界。然而，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特有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剧变，人们既早有预期却又始终误解和不信。世界战争即将来临，但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最棒的先知，能确切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战争。而当世界真正处于地狱边缘之际，决策者却完全不相信地冲向地狱。伟大的新社会主义运动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对他们的多数而言，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不断增加的多数自然会凌驾日渐消减的少数。然而对那些期望真正造反的人而言，它却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首要目标便是创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此作为迈向下一阶段的必要前奏。因而，革命分子即使是想要超越帝国年代，也还得先留在里面。 nIvJrAm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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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和艺术方面，19世纪的正统被推翻，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新近受过教育的学识之士，更坚信那些在当时甚至连前卫派都拒绝的事物。如果1914年前已出现世界的民意测验家，曾经计算抱希望乐观与失望悲观的人数，那么他将发现抱希望乐观的人占了大多数。矛盾的是，他们的比例在新的一个世纪(也就是当西方世界接近1914年时)竟会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来得更高。当然，这份乐观不但包括那些相信资本主义未来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它会被废弃的人。 [Ja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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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时期相比，帝国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个时代内部，不存在其他逆转的历史模式，或可逐渐破坏其时代基础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全然内化的历史转型过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续发展。这个漫长的19世纪的特异之处，在于这个世纪将世界变得面目全非的巨大革命力量，竟是倚靠在一种特定的、有其历史性的脆弱工具之上。正好像世界经济的转型，在一段非常重要的短暂时期，是与英国这个中型国家的命运认同一样。当代世界的发展，也与19世纪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它有关的构想、价值、假设和制度，它们在资本年代似乎获得的胜利程度，正显示出这个胜利在历史上的短暂性质。 !(t,F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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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社会与文明，显然并不代表现代工业世界的永恒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还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配世界革命的记忆，已不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渗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化。当时完全掌握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主力的大陆，如今已不再是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的主力。不管是一般的历史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历史，都不曾在1914年告终，不过世界的极大部分，都已经由革命进入一个基本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帝国的年代，或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年代，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列宁也没有说它是。他只是在他那本深富影响力的小册子的初版中，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级”。(在他死后，帝国主义重被命名为“最高阶段”。)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观察家，而且不仅是敌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家，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几十年的历史，那个他们活过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阶段。无论如何，它似乎已为一个与过去非常不同的世界做了准备。而自1914年以后，世界果真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虽然它的改变方式与大多数先知所预期或预言的不一样。我们已不再能回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20世纪晚期对于复兴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呼吁，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自1914年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纪已属于历史的陈迹。

第一章 百年革命 V|MY!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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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根(Hogan)是一位先知……先知兴尼西(Hinnissy)是一个能预见困难的人……荷根是今天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明天会有事情发生。 OV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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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利先生说》，1910年 YW; H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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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独立宣言》，世界上第一座铁桥的修筑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个较古老的世界。) Ey&aB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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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图便是想要支配最恶劣、最荒凉的北极和南极。1909年，美国的皮里(Peary)击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对手，赢得率先到达北极的竞赛。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达南极，比不幸的英国船长司各特(Scott)早了一个月。(这两项成就没有、也不预期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随着1904年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只要十五六天的时间便能从巴黎抵达海参崴。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讯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于是，西方世界的男女——当然不止他们——以空前的便捷和数量，进行长距离的旅行和通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879年时，几乎有100万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这个事实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会被视为是荒谬的幻想。(有关于这一全球化过程的较详尽记述，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和第十一章。) :]eb<J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晚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带有极大的臆测性，这些数字说不上精确，使用它们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假定：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和过去一样，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猜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欧洲人(包括人烟稀少的俄属亚洲)，由1800年的2亿人，到1900年的4．3亿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到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万左右上升到8000万以上。非洲这块备受破坏的大陆，其人口统计数字我们自认所知甚少，不过可以确定其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缓慢得多，这100年之间顶多增加了三分之一。在18世纪末叶，非洲人口大约是美洲人口总和的三倍，可是到19世纪末叶，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洲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其人口虽然由于欧洲人的迁移而由假想中的200万人膨胀到或许600万人，但因其数字太小，在人口统计上不具什么分量。 Q1t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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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世界就某方面而言，虽然在人口数上正日渐变大、在地理上则愈趋缩小整合，成为一个因货物和人口移动、因资金和交通，以及因产品和构想之间的结合愈益紧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区划。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18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贫穷的地区，有进步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有较强势和较弱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单位。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有一道鸿沟将世界的主要地带与其南北地区区分开来。这个主要地带是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城市的传统所在地，由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精英负责管理。而使历史学家大为高兴的是，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个地带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庞大的地带之内，在这个由东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欧洲人的征服而进入南北美洲，并为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庞大地带之内，其各项发展虽然极其悬殊，却似乎不是无法克服的。 LAZ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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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生产和财富而言，更别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小的，或许可说是在一与一点八之间。事实上，根据一项最近的估计，在1750—1800年间，我们今天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不过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太过巨大而且相对比重太高的关系。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其一般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较欧洲人为高。18世纪的欧洲人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把它视为在任何方面不如欧洲的经济文明，更不会视它为“落后国家”。但是，在19世纪这100年当中，西方国家，也就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革命的基地，与其余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由缓慢到迅速。到1880年时，根据同样的调查显示，“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了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愈拉愈大。这个过程颇为戏剧化：195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1：5，1970年更达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与“已开发”世界中真正已开发地区(也就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出现得较早，而且扩大的速度也更为戏剧化。1830年时，这些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第三世界”已几乎高了一倍，1913年时更高达七倍。(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纯粹是统计学上的思维产物，是以居民人数去除国民生产总值。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上虽然是有用的，却无法说明那个区域中任何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不能说明其间收入的分配情形。只不过，在理论上，一个“每人平均”数字较高的国家，比“每人平均”数字较低的国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较多。) V,LVB_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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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人们逐渐看出：贫穷落后的国家很容易被击败和征服(除非其幅员非常辽阔)，因为它们的军备技术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新的现象。1798年拿破仑(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配备相去无几的法国军队和埃及本地军队之间的战斗。欧洲军队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于神奇的武器，而是由于其较大的侵略性、残忍性和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组织纪律。可是，在19世纪中叶渗透到战争之中的工业革命(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却藉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见第十三章)更增强了“先进”世界的优势。因此，由1880-1930年的半个世纪，将是炮舰外交的黄金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铁的时代。  ^Om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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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导致误解。第一(较小的)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与第—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其对第一世界可能或实际的依赖——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类组成之外，中国与塞内加尔(Senegal)，巴西与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与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甚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因为，以贫富分类的办法只适用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也只适用于某种结构的经济，而在依赖性世界中，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也不是这样的经济。除了性别以外；历史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某些社会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访问时可以得到像西方百万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酋长却无法如此，甚至在观念上也不能。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当他们离开家园之后往往都变成工人，也就是沦入“贫民”阶层，但若以此来认定他们在其故乡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相当离谱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幸运之地，尤其是在热带，那些地方的人们不必担心吃住或休闲的匮乏。事实上，当时尚有许多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概念不但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表示这些概念的字眼。 cgyo_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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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时的世界的确存在这两个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这主要是由于主导和经手完成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论时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组国家，因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而具有一致性。这组国家包括欧洲，而且不仅是那些清楚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地区——主要是在欧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欧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部区域(自16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已成为穷乡僻壤)，以及最初创建伟大海外帝国的征服者：尤其是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它也包括广大的东部地区，这个区域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后裔——1000多年来不断抵御来自中亚的一波波军事入侵。其中最后一波入侵缔造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该帝国曾在16-18世纪控制了东欧庞大地区，不过到19世纪，该帝国已逐渐被逐出。虽然1880年时它仍旧控制横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不小地带(现今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全部)以及一些岛屿，但是它在欧洲的日子行将结束。许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领土只能在礼貌上被称作“欧洲”，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在当时仍被称为“近东”，因而，西南亚才会变成所谓的“中东”。另一方面，驱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虽然其人民和领土都付出了备受蹂躏的代价，但它们却因此而跻身欧洲强权之列：奥匈帝国，以及更重要的俄罗斯。 %3,xa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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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德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o>!J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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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光彩之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Czemowitz，Cem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VR v02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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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出现却较快。) bm6h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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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高尚文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它们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是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却无疑是个强国；可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段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j]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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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人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都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土著人口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 zf7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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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7BK4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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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情。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他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简单的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其农业雇用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和实事求是的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tx gv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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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茅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伟大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在面对工厂和现代分配法的竞争下，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jC#`PA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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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大致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主要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LG"c8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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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时，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时，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其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戏剧化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同时具有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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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法律规则)，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别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是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它们的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根本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同样的不稳定性(如果不一定是同样的古老性)也影响到某些至少是属于“已开发”世界、或居于“已开发”世界边缘的老迈帝国，其原因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匈帝国——的“强权”地位实在不够稳固。 1?/5A|?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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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际政治来说(也就是，就欧洲政府和外交部的统计数目来说)，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当时世界上堪称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体，其数目非常有限。1875年前后，欧洲这样的实体不超过17个(其中包括六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南北美洲有19个(其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美国)，亚洲有四五个(主要是日本及中国与波斯这两个古老帝国)，非洲也许有三个勉强称得上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其中美洲的共和国数量冠于全球。此外，几乎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瑞士和1870年以后的法国不是)，不过在已开发国家中，它们大多是立宪君主国，至少官方已朝某种选举代议制的方向表态，欧洲方面惟一的例外是位于“开发”边缘的帝俄和在明白属于受害者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然而，除了瑞士、法国、美国，可能还包括丹麦以外，上述的代议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奠基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虽然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才拥有投票权。由于不能断文识字者便不具选举权，再加上军事政变频繁，使我们无法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归类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过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倒是相当民主，事实上，除了美国落基山(Rocky Mountain)区的几州之外，它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民主。然而，在欧洲以外的这类国家，其政治上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原居民——印第安人等——已被淘汰的假设上。在那些无法用把他们赶到“保护区”或种族绝灭的办法将他们加以淘汰的地方，他们也不属于政治群体的一部分。1890年时，美国6300万的居民中，只有23万是印第安人。 O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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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愈来愈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即使是在其最后的避难所——巴西和古巴——也已接近尾声。19世纪肋年代，所有的合法奴隶制度均已消失。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真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却有着明显矛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讽刺地说法，巧妙地表现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Ritz)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不过，在“已开发的”世界，除了社交上严格限制的特权外，现今决定分配方法的，基本上是金钱的有无，而非出身或在法定自由和身份上的差异。而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排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实际上的权势。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还可以运用许多法外强制力量。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美洲内地的居民都很清楚这一点，更别提美国的黑人了。可是，在那些不平等依旧是正式社会与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地方，与它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官方理论相违的地方，两者之间仍然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刑讯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如中华帝国)，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知道哪些阶级是“可刑讯”、哪些是“不可刑讯”(套用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字眼)的差异。 afx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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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其大多数的男人与愈来愈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写字的能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教导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愈来愈必要的那种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最多也不过处于开发边缘。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除外)境内，捷克地区的斯拉夫人、操德语的居民，以及阅读书写能力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进步的部分，而大半没有阅读写字能力的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人，则代表了其落后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城市，如当时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凭证，因为通常城镇居民的读写能力都比乡村居民高得多。这种识字率的差异反映了相当明显的文化因素，譬如说，和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犹太人比较鼓励大众教育。一个如瑞典那般贫穷而且绝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850年时，其不能阅读和书写的人数尚不到10％，这种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区，是指邻接波罗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数国家，并且延伸到中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以法国人为例，1901年时，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渔夫是工人和家仆的三倍，农夫则是他们的两倍，半数的商人没有阅读书写能力，而公仆和专业人士显然阅读书写的能力最高。自耕农的阅读书写能力比不上农业雇工(不过差不了多少)，但是在较非传统的工商业领域，雇主的阅读书写能力通常都比工人来得高(不过不比其办公室职员高)。在现实的状况下，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WS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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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小学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但是这种大众教育绝不能和通常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为一谈。在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上，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东亚满清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除非他们也采用欧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国的情形那样，民众虽有许多是文盲，却不妨碍其国家的极少数人创造出十分令人欣赏的文化。不过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开发”地带或欧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世俗大学(大学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指19世纪德国式的现代设置，这种德国式大学当时正在西方各地兴起)，以及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歌剧院。这两种设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渗透。 %S(#cf!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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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且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放进去的现实却非如此。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按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机勃勃区域的方式，或为了迁就这个区域的目的而改变，在这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除了一些边际性和日渐减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为止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开发”国家的最“进步”地区，也因为继承了象征古老和“落后”的传统遗产，而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包含了些许反抗改变的社会。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便有系统地说明这种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变，说明其众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c]g<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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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致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为继续不断的改进，甚至那些显然还需要改进的各种事物提供了保证。300多年前，聪明的欧洲人还把古罗马人的农业、军事技术，乃至医药视为典范。不过200年前，对于现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还在认真地讨论。而18世纪末叶，专家们还在怀疑英国的人口是否会继续增加。然而上述疑虑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了。 @??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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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从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 %_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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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它的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有力(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有力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它们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本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还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用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也深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活动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种产品其知名度超过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3@Zz-~4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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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较不具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数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数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数比率仍然几乎是三比一。不过在随之而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f@;>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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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外行观察者，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肋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e]让它可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预期和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无线电活动。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作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愈是戏剧化的发明便愈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A．Edison)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架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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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大量的交通方面。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除南部尖端以外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即使在“已开发”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据法国官方对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丧葬的分类，有3．5％为富人，13％—14％为中产阶级，82％-83％为劳动阶级(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过，我们也很难否认这些地区的平民境遇的确有一些改进。在某些国家中，每一代平均身高的递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开始，但是那时并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后的情况，当时的改善也微乎其微。(营养绝对是人类身高增加的决定性因素。)1880年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相当短：在主要的“已开发”地区是43-45岁，德国在40岁以下，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在48-50多岁之间。(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虽然对这个数字影响最大的婴儿死亡率此时正开始明显下降，但是整体而言，这个世纪的平均寿命确实是呈上升趋势。 ^?^|Y?f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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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即使是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穷人的最高希望或许仍是拥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足以栖身的屋顶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裳，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时刻，亦即当夫妇俩的子女尚不能营生，以及当他们进入老年之际。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真的会挨饿。甚至在西班牙，最后一次饥荒也在19世纪60年代便告结束。然而，在俄国，饥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机：迟至1890—1891年，俄国还发生了一次严重饥荒。在日后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中，饥荒仍然不时可见。相当比例的富裕农民确实正在出现，而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术工人或手工艺人能有多余的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企业家和商人所瞄准的市场对象，仍是具有中等收人的人。当时在供销上最值得注意的创新，乃是在法国、美国和英国启始，并开始渗透到德国的百货公司。“好市场”(Bon Marche)、惠特利万国百货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华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其顾客对象都不是劳动阶级。拥有众多顾客的美国，已经在筹划以中等价格货物为主的大众市场，但是即使在美国，贫民的大众市场(“廉价”市场)还是少数小企业的专利，这些小企业认为迎合贫民是有利可图的。现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尚未到来。不过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