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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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称之为生命的宇宙长流，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秘密，就是它们有两性的分划。在依附于土地的植物界的存在川流中，宇宙长流就在试图彼此分开，正如花的象征告诉我们的——分成一种本身就是这种存在的东西和一种使这种存在继续下去的东西。动物是自由的，是大千世界——宇宙——中的一些小世界，而它们又作为小宇宙而彼此分离，且与大宇宙相对立。并且，当动物王国越来越明确地展开它的历史时，阳性和阴性的二元存在所代表的二元方向也越来越明确地呈现出自身。 #8jH_bi  
　　阴性与宇宙更为接近。它深深地扎根于土地，直接地卷入自然的伟大循环的节奏。阳性更为自由，更具动物性，更加能动——就感觉和理解等等方面而言——因此也更为觉醒，更具张力。 k-vxKrjZ/  
　　男性是活生生地去体验命运，他能领会因果律，领会既成之物的因果逻辑。反之，女性本身即是命运和时间，是生成之物的有机逻辑，并且因此之故，因果律的原则对于她来说永远都是陌生的。男人每当试图赋予命运任何实在的形式的时候，总感到那形式是阴性的，并称它为摩伊拉（Moirai）、帕耳开（Parcae）、诺恩（Norns）。可最高的神从来不是命运本身，而总是它的代表或它的主人——如同男人代表或支配着女人一样。在起初的时候，女人也是预言家，而且这不是由于她知道未来，而是由于她就是未来。祭司仅仅是解释神谕；女人则是神谕本身，时间就是通过她来表现的。 IsCJdgG  
　　男人创造历史，女人就是历史。在此，出奇的清楚但又谜一般费解的是，我们发现，一切活生生的事变总拥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我们感到宇宙长流如斯，而另一方面，前后相继的个体链条又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小宇宙本身之中，把它看作是那长流的接受者、容纳者和保存者。这“第二”方面的历史在特征上就是阳性的——即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比阴性更具自觉意识、更加自由，也更容易激动。这历史总是回溯至动物世界的深处，并在诸伟大文化的生命历程中获得最高象征的和世界历史的表现。反之，阴性是原始的、永恒的、母性的、植物性的（因为植物内部总有某种雌性的东西），是代际系列的无文化的历史，这历史永不会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静静地贯穿所有动物物种及人类种属的存在，贯穿所有短命的个别文化。回想起来，这历史与生命本身就是同义的。当然，它也不是没有战斗和悲剧。女子在分娩时就已经赢得了她的胜利。阿兹特克人——墨西哥文化中的罗马人——把分娩中的妇女当作一个勇敢的武士来尊敬，如果她死了，人们就用对待阵亡英雄的仪式来安葬她。女人的策略永远都是征服男人，因为通过他，她便能成为孩子的母亲，通过他，她便能成为历史、命运和未来。她的不胜娇羞之态，她的挖空心思的手腕，目标都在于她孩子的父亲。反之，男人的重心实质上就在于另一种历史，就是想要那个儿子成为他的儿子，成为他的血统和历史传统的继承人与传递者。 yo0?QRT  
　　在此，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两种历史为权力而战。而在这场战斗中，女人是强大的，完全是我行我素，她对付男人和儿子仅仅只依据其与她自己和她命定的角色的关系。反之，在阳性的存在那里，总有某种矛盾；他就是这个男子，可除此之外还是另一种存在，一种女人既不理解也不承认的存在，她认为这存在乃是对她的最神圣的事物的劫夺和暴行。两性之间这一秘密的和基本的战争，自有两性以来，就一直在进行，且还要进行下去——不声不响地、残酷地、毫不留情地、毫无怜悯地进行下去。在这场战争中，也有政策、决斗、联盟、条约和叛变。爱和恨的种族情感——源自于世界渴念的深处和原始的定向本能——遍布于两性之间，而且，较之在男人与男人之间所发生的另一种历史中的爱和恨的种族情感，前一种种族情感可能具有更加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们既有爱情抒情诗，也有战争抒情诗；既有爱情舞蹈，也有战争舞蹈；我们有两种悲剧——《奥赛罗》（Othello）和《麦克白》（Macbeth）。但是，在政治世界中，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和克吕泰墨斯特拉（Clytaemnestra）或克里姆希尔特（Kriemhild）的深仇大恨可以一比。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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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女人蔑视那另一种历史——即男人的政治——她根本无法理解那个历史，她在那里面所看到的，只是它夺去了它的儿子。那么，对她而言，消灭无数次分娩的胜利，这难道就是一次胜利的战斗吗？男人的历史是以牺牲女人的历史为代价；当然，也有一种女性的英雄主义，它骄傲地奉献出她的儿子[凯瑟琳·斯福尔扎（Catherine Sforza）在伊莫拉（Imola）城墙上]，但尽管如此，女人过去有过、现在还有、将来永远有一种秘密政治——甚至动物界的雌性也有一种秘密政治——那政治就是力图把她的男人引离他的那种历史，把他的身体和心灵编入她自己的植物性的属类相传的历史中，也就是编入她自身之中。然而，男人在其历史中所完成的一切，其实也是在家庭、妻儿、种族等等战斗口号下完成的，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掩盖和维系这种生与死的历史。男人与男人的冲突，永远是为了血统和女人。女人，作为时间，根本上是因为有历史的缘故。 N6<23kYM  
　　女人的身上是具有种族性的，甚至在她还不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她就已经感觉到了。她就是命运，她上演着命运。这出戏开始于男人为了占有她而进行的战斗——海伦（Helen）、卡门（Carmen）的悲剧、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Ⅱ）、拿破仑和那位最终使贝尔纳多特（Bernadotte）投向拿破仑的敌人阵营的黛赛利·克莱尔（Désirée Clary）的故事——而且它还不仅仅是人类的戏剧，因为这种战斗在动物世界里就已经开始了，并充满了整个动物界的历史。在女人以母亲、妻子或女统治者的身份支配各帝国的命运时——《尼雅尔萨迦》（Njal saga）中的哈尔杰德（Hallgerd）、法兰克皇后布伦希尔德（Brunhilde）、把罗马教皇的职位（Holy See）让给她所选中的男人们的玛洛齐亚（Marozia）——这戏剧便达到了它的高潮。男人在他的历史中要一直向上爬到他掌握一个国家的前途为止——然后，女人来迫使他屈膝。民族和国家可能会因此而趋于毁灭，但她在她的历史中已经获得胜利了。归根到底，这始终是一个具有种族性的女人的政治野心的目标。 |K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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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历史有两种含义，哪一种都不可亵渎。它或是宇宙的，或是政治的，它或者自身即是存在，或者是去保存存在。它有两种命运、两种战争、两种悲剧——公共的和私人的。没有什么能消除来自世界的这一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根本的，是扎根在动物的既是宇宙中的小宇宙又是宇宙中的参与者的本质之中的。这种二元性以义务冲突的形式出现于一切意义重大的关头，这种冲突只对男人存在，而不对女人存在，并且在高级文化的过程中，它决不会被克服，而只会被加深。故而，既有公共生活，也有私人生活；既有公法，也有私法；既有公共祀拜，也有家庭祀拜。作为等级（Estate），存在对于前一种历史而言是要“合乎形式”（in form）；而作为种族、族系，它在后一种历史中就是历史长流本身。这就是古日耳曼人对血统关系的“刀剑方面”和“纺锤方面”之间的区分。有方向的时间的双重意义在国家和家庭的观念中找到了其最高的表现形式。 #B)`dA0a  
　　家族的排序是使用活的材料，房屋的形式是使用死的材料。家族生活的结构和意义发生变化时，房屋的规划也会随之变化。与古典的住宅样式相匹配的，是古典类型的父系家族。这在希腊的城市法中比在后来罗马的城市法中规定得更为明确。它整个地把等级看作是在欧几里得式的此时此地中存在的，恰如把城邦想象成现存实体的一种集合体一样。因此，血统关系对于城邦来说既非必需也不充分；它限定在家族父权的限度内，限定在“房屋”的限度内。在这里，母亲对于她亲生的子女没有父系方面那样的关系；只要当她——和她的子女们一样——从属于她活着的丈夫的家族父权时，她才成为她的孩子们的父系姐妹。另一方面，与“共通感”相匹配的是马斋式的母系家族（希伯来文是“Mishpasha”），这种家族典型地是由父母双方的血统关系扩展出来的，并具有它自己的“精神”，一种小范围的共通感，但没有特殊的首脑。帝国时期的“罗马”法逐渐从父系转到母系，意味着古典心灵的消亡和马斋心灵的出现。查士丁尼的有关改革继承法的新律第118条和第127条确认了马斋式家族观念的胜利。 b\\?aR |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成批的个体存在川流不息地经过，成长着和消亡着，但也在创造着历史。这些连续不断的世代的共同脉动越是纯粹、越是深刻、越是强大、越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它们就越是有血气、越是有种族性。它们就产生于无限，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心灵，这一群又一群的人，在其存在的共同的波状律动中，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整体——不是像教团、行会或学派那样由共同真理联系起来的精神共同体，而是在战斗生涯的混战中结成的血族同盟。 3^us;aOr  
　　有些存在川流是“状态良好的”（in form）——就该短语在运动中使用时的相同意义上说的。当马腿稳当地跨过障碍物，马蹄也安稳和有节奏地踏在平地上的时候，障碍赛马者是“状态良好的”；当角力者、击剑者、球类运动员“状态良好”时，最危险的动作和活动就很轻松而且很自然地表演出来。当一个艺术时代的传统成为第二天性时，有如对位法之于巴赫那样，那这个艺术时代就是状态良好的。当一支军队就像拿破仑的军队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和毛奇（Moltke）的军队在色当（Sedan）那样的时候，这支军队就是状态良好的。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中、在战争中，以及在通过我们称之为政治的智性手段而进行的继续战争中所完成的一切；在一切成功的外交、战术和战略中所完成的一切；在国家之间、社会阶级之间与政党之间的竞争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那些发现自己“状态良好”的活的统一体的产物。 \ca4X{x  
　　在德文中，用以表示种族或种属教育的词是“训练”，以别于那种在整体划一的教义或信仰的基础上创造醒觉意识的共同体的“塑造”。例如，书籍就是塑造的媒介，而那在环境中被持续感觉到的律动与和谐——人们在其中感觉着和生活着，就像哥特时代早期的一个新入教者或一个见习骑士那样——便是“训练”的作用。某一给定社会的“良好形式”和礼仪，就是某一给定的存在种类的节律的感觉表现，一个人要想掌握它们，就得具有它们的节律。因此，女人由于对宇宙节奏有更强的本能且与之更为接近，就比男人更易于适应一个新环境的形式。来自下层的妇女经过几年就能完全安之若泰地在上等社会中活动——但也很快就沉沦进去。但是，男人的改变很慢，因为他们更清醒，更多自我意识。无产者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贵族，贵族也决不会完全变成一个无产者——只有在子嗣中，新环境的节律才会显现出来。 %GS)9{T&  
　　形式越是深奥，它就越是严格，越是让人讨厌。因此，对于局外人而言，它就像是一种奴役；反之，其成员则能充分地、轻易地掌握它。莱恩亲王（Prince de Ligne）之为形式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决不亚于莫扎特（Mozart），这对每一个天生的贵族、政治家和将军都同样适用。 MOmp{@  
　　因此，在所有高级文化中，都有一个广义上是种属、素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然本身）的农民阶级，还有一个毫无疑问“合乎形式”的社会。该社会是一些阶级或等级的组合，且无疑是人工的和暂时的。但是，这些阶级和等级的历史，却是最具潜力的世界历史。只有就与它的关系而言，农民才被认为是无历史的。这六千年的全部广阔宏伟的历史，已在高级文化的生命历程中完成了自身，因为这些文化本身把它们的创造的焦点放在了具有种属和训练的等级上，因此在实现的过程中就成为有训练的和有教养的。一种文化即是心灵以可感觉的形式达成的自我表现，但是，这些形式是活生生的和发展着的。它们的母体就在个体或群体的被强化的存在中——亦即，在我刚刚称作“状态良好”的存在中。只有当这个存在被充分地形成到那种高度的适宜状态时，它才是一种可表现的文化的代表。 oci-[CI,  
　　这种文化不仅是一件宏伟之物，而且完全不同于有机世界中的其他任何事物。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使自己高出自然的力量，使自己成了一个造物主。尽管就种族、种属而言，人也是自然的造物——他是培育出来的。但是，作为等级，他培育自己，就如培育他周围的那些名贵动植物品种一样——这一过程，在最深刻、最终极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化”。文化和阶级是两个可以互换的用语；它们一起出现，一起消失。葡萄、水果或花草的良种的培植、良种马匹的培育，即是“文化”；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人类精英的所产生的文化，则是已经使自己获得高级“形式”的某个“存在”的表现。 >8tE`2[i*  
　　正是因此，在每一文化中，对于某个人属不属于这个文化，都会有强烈的感觉。古典文化对蛮族的看法，阿拉伯文化对不信教者[阿姆哈阿拉兹人（Amhaarez）、照尔人（Giaour）]的看法、印度文化对首陀罗的看法——无论造成这种裂痕的根由怎么不同——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所用的词起初并不表示蔑视或仇视，而只是断定在存在之脉动中存在有差异，这些差异竖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人们不能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发生任何接触。这种本来十分清楚、毫不含糊的观念已经被印度的“第四种性”的概念弄得模糊不清了，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种姓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摩奴法典》及其关于如何对待首陀罗的著名条例，是费拉世界在印度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并且——不论在现行的甚或可以得到的法规下的实际现状是怎样——通过对其对立面采取否定的处理方式，该法典描述了婆罗门教的模糊观念，这十分像晚期古典哲学采用从事劳动的“巴恼索斯”（Banausos）的概念一样。前者使我们误把种姓看作印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后者使我们对于古典人对待劳动的态度产生了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 e:V,>RbC0s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真正面对着我们的是残余之物，对于文化的精神生活及其象征主义而言，它根本算不了什么，原则上说，它都无法进入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分类，有点像是在远东被忽视的“化外之民”。“基督教团体”（corpus chistianum），这一哥特式的用语在其用法中明确地暗示出犹太人的共通感不属此列。在阿拉伯文化中，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只在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各自的民族领域内，尤其是在伊斯兰教的民族领域内才被容忍，并被鄙视地划归他自己的行政与司法当局去管辖。在古典世界中，不仅蛮族人是“化外之民”——在一定程度上奴隶也是“化外之民”，而土著的遗民如色萨利的珀涅斯泰人（Penestae）和斯巴达的希洛人（Helots）尤其是如此，他们的主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使我们想起了诺曼人在盎格鲁萨克森人的英格兰和条顿骑士团在斯拉夫族的东方的行为。《摩奴法典》把恒河下游的“殖民”地区的有些古代民族的名称保存了下来，作为首陀罗阶级的称呼。[如摩揭陀（Magadha）这个名称就是其中之一，佛陀本人可能曾是一个首陀罗，像“恺撒”阿育王一样，他的祖父旃陀罗笈多的出身就是最为卑贱的。]其余的是一些行业的名称，这又提醒我们，在西方和别的地方，操某些职业的人也是化外之民——比如乞丐（在荷马史诗里乞丐是一个阶级）、铁匠、歌手和无业游民，在哥特早期，他们可以说全是由教会的施舍和俗主的捐助所养育的。 p-;]O~^  
　　但是，总之，“种姓”这个词至少是人们对它的滥用不亚于使用。在埃及的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根本没有种姓，在佛陀以前的印度也没有，在汉代以前的中国也没有。只是在十分晚期的情况下，种姓才出现了，从此以后我们在一切文化中就都能看到它们。从第二十一王朝以降（公元前1199年左右），埃及时而在底比斯僧侣种姓的统治下，时而在利比亚的军人种姓的统治下；此后，种姓凝固的进程不断发展，直到希罗多德的时代——他把当时的情况看作是典型的埃及式的，其不正确与我们对于印度的情况的看法恰恰是一样的。等级和种姓之间的区别就是最早的文化和最晚的文明之间的区别。在原始等级——贵族和僧侣——兴起之时，文化也开始显露自身，而种姓则是文化的最后的费拉式国家的表现。等级是最有生气的，文化在那里进入完成的轨道，成为“生命自行显露的形式”。种姓则是文化的绝对终结，这时，发展已被不变的固定状态所替代。 *}w.xt  
　　但是，伟大的等级是和工匠、官吏、艺术家这样的职业团体（occupation-groups）完全不同的，后者是通过技术传统及从业精神而在职业上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等级是有血有肉的象征，其整个的存在，作为现象、作为态度、作为思维方式，都具有象征的意义。而且，在每一文化内部，农民是纯自然和自行成长的一部分，因此是完全非人格的表现，而贵族和僧侣是高度培养与塑造的结果，因此体现了一种彻底人格化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形式的高度，不仅摈弃蛮族，而且干脆把所有不具有他们的身份的人都看成是渣滓——贵族将其视作“庶民”，僧侣将其视作“俗人”。这种人格类型不过是一种素材，当费拉时代到来时，它就会僵化为一种种姓类型，且从此几个世纪经久不变。在活的文化中，种族和等级体现了非人格之物与人格之物的对立；在费拉时代，群众与种姓、苦力与婆罗门则体现了无形式之物与有形式之物的对立。活生生的形式变成了定则，虽然仍具有类型，但具有的只是僵化的类型。种姓的这种僵化了的类型是一种极端精巧、尊贵和智性的东西，它觉得自己无限地优越于一种文化中正在发展的人类——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满清官吏或印度婆罗门是多么高傲地蔑视欧洲人的思想和行动，埃及的僧侣根本上是多么瞧不起一个来访的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这种僵化的种姓类型怀着拜占廷式的高贵心灵毫无感觉地随波逐流，把它的一切问题和不解之谜全都抛之脑后。 r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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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洛林王朝的前文化时期，人们把奴隶、自由民和贵族区分开来。这是一种原始的区分，仅仅是基于外部生活的一些事实。但是在埃及的哥特早期，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话： sZB6zTX J  
　　上帝塑造了三种生命， EXcjF  
　　农民、骑士和僧侣是也。 z}tp0~C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种刚刚觉醒的高级文化的身份差异。面对犁耙，袈裟和刀剑作为等级义无返顾地站在了一起反对那残余、那非等级者。和他们自己一样，那些非等级者也是事实，但与他们自己不同的是，那只不过是没有比较深刻的意义的事实。这种分离是精神上的，是被感觉到的，也是命中注定的，是无法逃脱的，因此任何理解都不能忽视它。由于这种分离，怨恨从乡村中迸涌而出，而城堡则还以蔑视。在这些“生命”之间制造这种鸿沟的不是所有权，也不是权力或职业。对于它，根本就没有逻辑上的根据可以证明。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 {:X];A$  
　　后来，随同城市一起，但比城市更年轻，出现了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资产阶级。现在，市民也看不起乡村，那乡村就在他周围，沉闷、没有变化、屈从忍受；跟乡村比起来，他觉得自己更为觉醒、更加自由，因此在文化之路上也走得更远。他也鄙视原始的等级，即“乡绅和牧师”，认为他们在智能上比他低，在历史上比他落后。不过，与这两者比较起来，市民现在也是一种渣滓，一种非等级，就像过去的农夫一样。在“特权者”的心目中，农民现在根本算不了什么——市民还算有点意义，但却是作为一个对立面和一个背景。他是一种衬托，其他人可借以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价值，意识到这种价值是超乎一切实际考虑之外的东西这样一个事实。当我们发现，在所有文化中，同样的情况以完全相同的形式在发生着，并且，不论一种文化的象征主义与另一种文化的象征主义之间有多么的不同，它们的历史处处都是以这些群体的对立且通过这种对立而实现自身的——在青春时期是冲动的农民战争，在后来的时期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国内战争——在这时，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事实的意义必须从生命本身最深刻的基础中去探寻。 #/dde9y  
　　这是一种建立在这两个原始等级的基础，而且只能建立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的观念。这观念使那两个等级强烈地感觉到它们的地位是神授的，因而是不容非难的——这是一种身份，不仅使自我尊重和自我意识成为一种义务，而且使最严格的自律也成为一种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要牺牲生命），并且，这种身份还给那两个等级注入了一种历史的优越感，一种心灵的魔力，这些东西不是靠权力可以攫取的，相反，实际上是它们产生权力。那些内在地而不仅仅是名义上属于这些等级的人，实际上是和渣滓有所不同的；他们的生命——与市民和农民的生命相反——处处受到一种象征性的尊严的支持。这些生命并不是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而是为了有意义而活着。在这两个等级中得以表现出来的，正是所有自由地活动的生命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体性的存在，另一方面是整体性的醒觉意识。 f{c[_OR  
　　每个贵族都是时间的一种活生生的象征，每个僧侣都是空间的一种活生生的象征。命运和神圣的因果律、历史和自然、时间和地点、种族和语言、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所有这些在他们那里皆可获得最大可能的表现。贵族生活在一个事实的世界里面，僧侣生活在一个真理的世界里面；一个有机智，一个有知识；一个是实干家，一个是思想家。贵族的世界感本质上是脉动感；僧侣的世界感整个地是由张力而生。在查理曼时代与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时代之间，在时间川流中有某种东西自行形成了，它不能被说明，但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新文化之黎明，就必须去感觉它。尊贵之人和传教士其实早就有了，但直到那时才第一次——而且没过多久——出现了贵族和神职人员，这是在这两个词严肃的意义上及其象征意义的全部力量上来说的。这种象征意义一开始是如此之有力，以至于在最初，所有其他的区别，如国家、民族和语言的区别，都退到了幕后。在从爱尔兰到卡拉布里亚（Calabria）的所有地区，哥特式僧侣集团形成了一个单一的大共同体；在特洛伊城下的早期古典武士，或在耶路撒冷城下的早期哥特武士，在我们看来，好象是属于同一个大家庭。古代埃及的省和西周时代的分封国家，与这类等级比较起来（并且由于这种比较），就像霍亨斯陶芬时期的勃艮第和洛林一样，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每一文化的开始和最终，都会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情况，但在开始的时候，这种情况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贵族－僧侣形式的象征力量依然超乎民族形式的力量之上，而在终结的时候，这种情况存在，又是因为无形式的群众沉陷在了民族形式的力量之下。 3F}KrG  
　　原则上，贵族和僧侣这两种等级是相互排斥的。宇宙和小宇宙的原始对立遍布于在空间中自由运动的所有存在之中，但同时也动摇着这一二元存在的基础。每一方都只有通过另一方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荷马的世界对奥菲斯的世界保持着一种敌意性的缄默，可反过来，前者（正如我们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那里所看到的）又是后者愤怒和蔑视的对象。在哥特时期，改革精神怀着一种神圣的热情去经历文艺复兴性质的道路。国家和教会从未真正地达成平衡；而在帝国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中，它们的对立达到的激烈程度，只有浮士德式的人才可能达到。 C'2 =0oou  
　　另外，在这两个等级中，贵族才是真正的等级，是血统和种族的总和，是具有最充分的、可以想象得到的形式的存在川流。也因此，贵族是一种更高级的农民。甚至在1250年，西方就已流传一句谚语：“早耕地来晚从军”，并且，一个骑士娶一个农家女为妻，那是很平常的事。与大教堂相比，城堡是从农居经由法兰克时代的乡村贵族住宅发展而来的。在冰岛的英雄传说中，农民的园地像城堡一样遭到围攻和袭击。贵族和农民是植物性的和本能的，深深扎根于祖传的土地中，在家系中自行繁殖、培育和被培育。与他们相比，僧侣本质上是反等级，是从事否定的等级、非种族的等级、脱离了土地的等级——也就是说，是具有自由的、无时间的、无历史的醒觉意识的等级。在每一个农家村落，在每一个农民家庭，从石器时代到文化的鼎盛时期，世界历史在一点一点地上演着。代替民族的是家族，代替土地的是农庄——可它们奋斗的终极意义始终是一样的：血统的维系、世代的延续、宇宙之物、女人、权力。《麦克白》和《李尔王》（King Lear）完全有可能是作为乡村悲剧构思的——事实就是他们悲惨的真相的一个证据。在所有文化中，贵族和农民都是以家族后裔的形式出现的，语言本身把他们和两性联系起来，通过两性，生命得以繁衍，具有了历史，且就是历史。当女人是历史的时候，农民和贵族家庭的内在品质是由它们的女人身上具有多少种族性和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命运来决定的。因此，世界历史越是纯粹、越是渗透着种族性，其公共生活的川流就越能进入且适应单个的大家族的私人生活，这一事实是具有深刻意义的。这一点当然是朝代原则的基础，不仅如此，也是世界历史人物的观念的基础。整个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少数地位极为尊贵的私人的命运。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的历史，主要地是阿尔克迈翁家族（Alcmaeonidae）的历史，罗马的历史，则是法比乌斯（the Fabii）或克劳狄乌斯（the Claudii）类型的少数家族的历史。在巴罗克时期，各个国家的历史，大致说来，是哈布斯堡和波旁家族政治运作的历史，它们的危机往往采取联姻和王位继承战争的形式加以解决。拿破仑的第二次婚姻的历史也涵盖了莫斯科的焚毁和莱比锡战役。罗马教廷的历史直到18世纪都是那些为创立王室家运而争夺教皇皇冠的少数贵族家族的历史。同样地，拜占廷当权者和英国首相[塞西尔家族（the Cecils）即是明证]，甚至伟大的革命领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属于这种情形。 J8BT%  
　　关于所有这一切，僧侣（乃至僧侣哲学）构成了直接的反面。具有纯醒觉意识和永恒真理的等级，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同时间、种族和性别作战。作为农民或贵族的男人追求女人，而作为僧侣的男人则远离女人。贵族冒着危险把公共生活中广阔的存在之流消散和流失在其微不足道的祖先与亲属的小溪之中。反之，真正的僧侣原则上拒绝承认私人生活、性、家庭、“住所”。对具有种族性的男人来说，死亡只有在它是无嗣而死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和可怕的——冰岛的英雄传说和中国的祖先崇拜，都同样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只要有子侄辈香火相传，那他就没有完全死去。但是，对于真正的僧侣来说，却是“虽生犹死”（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他所遗留的将是智性的东西，被弃绝的女人在其中是没有作用的。这第二个等级经常出现的现象方面的形式，是独身、出家、性压抑，乃至发展到自阉的极端，以及对母性的蔑视——其表现形式就是纵欲和奉神的淫秽，并且，与在理性上把性生活贬低到康德给婚姻所下的污秽定义那种程度的轻蔑相比，这种蔑视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在整个古典世界中，按照定则，在神圣的场所即寺院区域，不得有出生或死亡。无时间性的东西不得和时间发生接触。僧侣对于临产和出生的重大时刻可以有一种理智的认可，可以通过圣礼去赐福于它们，但他本人决不能经历这些事情。 ?67I|@^  
　　原因就在于：贵族就是某种东西，而僧侣只能意谓某种东西，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们，僧侣是命运、种族和等级等等这些东西的反面。城堡，及其厅堂与高塔、城墙与堑壕，皆诉说着一种强大的、川流不息的生命；而教堂，及其拱顶、柱廊和唱诗班，却彻底地是一种意义——可以说是一种装饰。每一个值得尊敬的僧侣都会完善自己，其举止的端庄优雅已尽极至，从面部的表情、声音的抑扬顿挫到服装和步态，每一样都是装饰，其私人生活甚至内心生活都作为非本质的东西被排除出去；而一个成熟的贵族（如18世纪法兰西的贵族）却只知道展示和炫耀生活的完美。是哥特式的思想从僧侣概念中引申出了不可磨灭的性格（character indelebilis），正是这种性格使观念成为不可摧毁的东西，成为整个地独立于怀有该观念的人在作为历史之世界中的生活价值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僧侣等级，因而也是所有的僧侣哲学（在学派意义上说的），都暗中包含有这种观念。如果一个僧侣有种族性，那他就会像农民、骑士或王公一样具有外在的生活。哥特时期的教皇和红衣主教就是封建的王公、军队首领、狩猎爱好者、美术品鉴赏家以及家族政治的老手。在前佛陀的“巴罗克”时期的婆罗门中间，就有大地主、衣着鲜丽的方丈、朝臣、挥霍者、美食家。但是，在早先的时期，人们就已经学会了把观念和人区别开来——这种观点与贵族的本质正好相反——直到启蒙时期，才按照私人生活把僧侣判定为是僧侣，这不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眼光更加锐利，而是因为它已经忘记了观念。 `$SEkYdt  
　　贵族是作为历史的人，僧侣是作为自然的人。高级历史始终是贵族社会的存在的表现和效果；衡量其不同事件的相对重要性的标尺，通常是这种存在之川流的脉动。这就是何以坎尼战役很重要，而晚期罗马帝国的战役根本不重要的原因所在。一个青春时期的到来与一种原始贵族的产生总是一致的，在原始贵族的情感里面，君主不过是“尔辈之首”（primus inter pares），是猜疑的对象。因为不仅一个强有力的种族不需要个别的大人物，而且他的存在就是对其价值的反映；因而，封建诸侯的战争是早期历史借以完成自身的最卓越的形式，从此以后，贵族就掌握了文化的命运。由于有一种因沉默而尤为有力的创造力，存在获得了形式和“状态”。血的脉动变得强烈而坚定，而且是永久性的。由于这种创造力所升华出来的活生生的形式之于青春时期——每一个青春时期，就像传统的威力之于晚期——每一个晚期（可以说，那传统就是古老的坚定训条），故而生命的律动是如此之稳固，以至于当所有古老的家族消亡之后，它仍然存活下去，继续从深处吸引新人和新的存在之流置于其魔力之下。不要有一丝的怀疑，所有晚期的历史，不论在形式的方面还是在节奏和速度的方面，都是从最早的世代中继承下来的（而且是不可变更的）。它的成就与血液中传统的力量相比不多也不少。在政治中，如同在其他所有伟大的和成熟的艺术中一样，成就取决于处于高级状态的存在，因为这种存在拥有一大堆古老经验，它们作为本能和冲动被无意识地和无疑问地贮存起来。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形式的政治上的娴熟了。大人物只有当他在这种形式中并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强有力的（或被造就为强有力的）存在、成为命运（或掌握了命运）的时候，他才不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他才是未来的主人。这就是必要的艺术与多余的艺术的区别，因而也是历史上必要的政治与不必要的政治的区别。即便许多大人物是从“人民”（亦即无传统者的集合体）中爬上来升入统治阶层的，甚至即便他们是占据统治阶层的唯一群体，那也无关紧要——因为有传统的巨流在照管他们，在全然不知不觉中形成他们的智性的和实际的行动，规制他们的方法。而且，这种传统不过是古代的和早已灭绝的血统的脉动而已。 sVdK^|j  
　　但是，文明，真正的“回归自然”，意味着贵族的消亡——不是作为身体上的族类（那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作为活生生的传统——意味着命运的脉动为因果认识所代替。由此，贵族变成了只是一种尊称。并且，正因如此，文明化的历史成了表面的历史，没有关联地指向一些明显的目标，并由此成为宇宙中无形式的东西，依赖于伟大人物的偶然成就，缺乏内在的稳固性、谱系和意义。随着恺撒主义的出现，历史再度沦为无历史的窗台，沦为原始生活的古老节奏，为了物质权力而进行无休止的和无意义的争战，如同公元3世纪时罗马的军人皇帝的争战和与此相当的中国“十六国”（公元265～420年）时期的争战，它们与丛林中野兽的生活只有非本质的区别。

三 Eq=wdI  
　　由此可见，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反政治意义上的“文化的”历史，正如所有文明肇始时的哲学家和空谈家所断言的那样。相反，它是族类的历史、战争的历史、外交的历史、存在之流的历史，它采取的是男人与女人、家族、民族、等级、国家的形式，在伟大事实的跌宕起伏中相互攻击和防御。最高意义上的政治就是生活，生活也就是政治。每一个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是这场战斗戏剧中的一个成员，或是它的主体，或是它的客体——根本没有第三种选择。精神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虽然它是真实的，但它要以这个世界为前提，如同醒觉意识要以存在为前提一样。它之可能，只有对无论如何都存在着的现实性不停地说“不”，实际上，那现实性必须是先存在，然后才能被鄙弃。种族可以没有语言，但一种语言的言说必定是先行存在的种族的一种表现，就像在精神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宗教、艺术、思维方式和其他一切一样——而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历史，乃是由于血统对感情和理性的控制显示了一种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都是能动的、“状态良好”的醒觉意识，它们在演进中、在象征主义中、在热情中都显示了血统（又是血统）的力量，血统则通过这种种形式在一代接一代的醒觉存在中传递延续。一位英雄根本不需要了解这第二种世界——他自始至终就是生命——但是，一位圣徒只能通过最严格的禁欲主义来克制自己身上的生命，凭着他的精神来获取孤寂的神交——而他能这样做的力量又是来自生命本身。英雄鄙视死亡，圣徒鄙视生命，但是，在对伟大的苦行者和殉道者的英雄主义与大多数人的虔诚（即《启示录》第3章第16节所描述的那种虔诚）进行对比时，我们发现，甚至在宗教中，伟大也是以种族为前提的，生命必须真正强大，才配得上这类角力者。余下的仅仅只是哲学的能事。 5pM&h~M
 
　　正因如此，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贵族远没有晚期所想象的那么舒适；它不是头衔、特权和礼仪的总和，而是一种精神财富，获取也难，守持也难——实际上，只有对于那些暗识其中奥秘的人，才值得为之献出整个生命。一个古老的家族不仅意味着有一批祖先（我们全都有祖先），而且那祖先必须是历经一代又一代处在历史之巅峰；他们不仅掌握了命运，而且自己就是命运；在他们的血液里，事变的形式经过多少世纪的经验才达致完善。由于严肃意义上的历史是从文化开始的，故而对于一个科伦那家族（Colonna）的成员来说，把他的祖辈一直回溯到晚期罗马时代，那不过是一种夸显而已。但是，对于晚期拜占廷帝国的显贵来说，把他自己的身世追溯到君士坦丁，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而对于今天的美国人来说，把他的身世追溯到1620年搭乘“五月花号”的移民，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实际说来，古典贵族开始于特洛伊时代而非迈锡尼时代，西方贵族开始于哥特时代而非法兰克人和哥特人的时代——在英国，贵族开始于诺曼人而不是萨克森人。只有从这些真正的出发点开始，才有历史可言，因而只有从那时起，才能有一个不同于望族和英雄的原始贵族等级。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我称之为宇宙节律或脉动的东西，在这一贵族等级中得到了实现。因为，那在比较成熟的时期中我们称作外交的和社会的“谋略”的一切东西——包括战略的和商业的嗅觉、收藏家对于宝物的鉴别力以及人物品评者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一般地，一切与生俱有，但不可强求的东西，一切令无能参与者妒羡不已的东西，一切作为“形式”指导事件进程的东西：都不过是同一宇宙的和梦幻般的稳固脉动的一种特例，这稳固就明显地体现在群鸟的翱翔或纯种马匹的有控制的动作之中。 P{S\pWZkk  
　　僧侣巡行于作为自然之世界的周围，通过对它作深入思考来深化自己的有关描绘。贵族则是生活在作为历史的世界之中，通过改变它的图景来深化它。这两者都开出了伟大的传统，但一方的演进是由于塑造，而另一方的演进是由于训练。这便是这两个等级之间的基本差别，因而它们中只有一方是真正的等级，另一方只是显得是这样，因为对方过于完满。培养和训练生效的领域是血统，因此它们能从父辈传到子辈。反之，塑造是以才能为前提，因而，一种真正强有力的僧侣等级始终是个人天资的总和——是一种醒觉意识的共同体——同种族意义上的根源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它是对时间和历史的一种否定。智性上的亲缘关系与血统上的亲缘关系——好好思考和探究一下这些对立的表现的深层意义吧！所谓可遗传的僧侣等级，乃是一种用语上的矛盾。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吠陀时期的印度确实存在这样的等级，但那种存在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一个第二贵族，它把僧侣的特权保留给了自身圈子中有天资的成员。在别的地方，独身生活甚至终结了这种极其违反原则的情形。“属人的僧侣”（priest in the man）——不论此人高贵与否——代表着神圣的因果律在世上的一个焦点。僧侣的权力本身就具有因果性质，是由更高的原因引起的，其本身转而又是一个能产生效果的原因。僧侣是无时间的广延物的中间人，这广延物在醒觉意识和终极秘密之间紧张地延展着；因此，在每一文化中，僧侣的重要性是由其原始象征决定的。古典心灵否定空间，因此在和空间打交道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中间人，也因此，古典的僧侣刚刚一出现就消失了。浮士德式的人面对的是无限，没有任何先天之物可帮他抵御这方面的毁灭性的力量，所以，哥特时代的僧侣把自己提升到了教皇观念的高度。 sTtX$&Qu  
　　作为两种世界观，血管中的血液循环的方式和日常存在及行为中的思维的方式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在那里，最终（在每个文化中）出现了两种道德，即贵族的习俗和僧侣的苦行，它们相互看不起，相互指责对方是世俗的和奴性的。前面已经说明了，它们中一个是从城堡出发，另一个是从寺院和修院出发；一个是来自历史洪流中的充盈的存在，另一个与历史无缘，是来自为神性所充满的环境中的纯粹的醒觉意识。这些原始印象借以作用于人的力量是后来的时代甚至不可能想象的。世俗的和灵性的阶级情感已踏上了它们向上的里程，并为自己准备好了一种伦理的阶级理想，这种理想只有行正道的人方可接近，甚至对于他们，也必须要通过漫长而严格的训练方可接近。伟大的存在之流觉得自己是一个与那渣滓全然不同的单位，因为渣滓所具有的是愚钝的、无脉动的、无目标的血液。伟大的心灵共同体认为自己是一个与那尚未入教的渣滓全然不同的单位。这类单位就是英雄们的盟会和圣徒们的共同体。 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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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的伟大功绩永远在于，是他第一个承认了所有道德的二元特性。他有关“主人的”和“奴隶的”道德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他对“基督教”的表述过于确定地把它放在分界线的某一边了，但是，他的全部见解的基础却是有力的和清晰的，这基础就是：好与坏是贵族的区分，善与恶是僧侣的区分。好与坏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间是图腾主义的区分，所描述的不是气质，而是人，且是就人的活生生的存在而对其作的综合的描述。好的是有势力的、富有的、运气好的。在每一青春时期的用语中，好意味着强大、勇敢、纯种。坏在其原本的含义中指的是低贱、卑劣、平庸，意味着没有势力、没有财产、运气不好、怯懦、微不足道——有如古埃及所说的“出身寒门”。善与恶则是禁忌的概念，它们评判一个人是依据他的知觉和理性——也就是他的醒觉的气质和有意识的行为。违背种族意义上的爱的伦理只是不善良而已，而违犯教会的爱的律令就是邪恶。高贵的习惯完全是长期不断的训练的不知不觉的结果。它是在交往中学会的，不是从书本中学到的。它是一种被感知的节奏，而不是一种观念。但另一种道德则是被宣布的，是在因果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因此是可以学得的，是一种信念的表现。 p^1zIC>F  
　　一种彻底地是历史的，承认地位的区分和特权是实际的和当然的。荣誉永远是阶级的荣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类的荣誉”。决斗不是没有自由的人的义务。每个人，不论他是贝都因人（Bedouin）、日本武士（Samurai）还是科西嘉人（Corsican），也不论他是农民还是工人，是法官还是土匪，都有隶属于他自己的荣誉、忠诚、勇敢、复仇的观念，这些观念是其他族类所不适用的。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习俗伦理——否则这种生活就是不可思议的。孩子们早在游戏中就有了自己的习俗伦理；借此他们立刻就能知道什么是合适的。没有人制定这些规则，但它们的确存在着。它们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从“我们”当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则是从群体的统一脉动中自行形成它们的。在此，每一种存在也即是“合乎形式”的。每一个由于这样那样的刺激而在街道上聚集形成的群落，立刻就会有自己的伦理，谁要是不能接纳这伦理，不把它视作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遵守它”就是假定在行动中具有比本然更多的理性——那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卑鄙的人，一个局外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和孩子们对此具有令人惊讶的敏感的反应力。然而，孩子也需要学习“教理问答”（Catechism），听听里面对善与恶的规定——它们决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习俗伦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而只是实际存在的伦理；它是一种生产出来的和成长起来的东西，是一种情感和有机的逻辑。与之相对照，道德从来不是现实的存在（因为，如果它是，那整个世界就成了圣人般的世界了），而是一种在意识中徘徊不去的永恒的需要——并且，按照假设，是在所有人的意识中徘徊，而不论实际的生活和历史究竟有何差异。因此，所有的道德都是否定性的，而所有的习俗伦理都是肯定性的。在后者那里，“没有荣誉”是最糟的，在前者那里，“无罪”是最高尚的，对于任何人都可以这样说。 :zdEq")v  
　　荣誉是所有活生生的习俗伦理的一个基本概念。其他的一切——忠诚、谦逊、勇敢、侠义、自持、果断——都包含在它里面。荣誉是血气的问题，而不是理性的问题。人无法思考荣誉的要点——可以思考的就已经不是荣誉了。就生命、时间、历史而论，失去荣誉，就意味着那些东西被清除了。一个人的阶级荣誉，一个人的家族荣誉，男人和女人的荣誉，一个人的民族荣誉，一个人的国家荣誉，农民、士兵甚至匪徒的荣誉——总之，荣誉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尊严的、优美的和高贵的。荣誉属于有方向的时间，如同罪恶属于无时间的空间一样。一个人有荣誉，就如同他有种族性。与此相反的是具有忒耳西忒斯（Thersites）品性的人，是心灵混沌的人，是流氓无赖，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甘受侮辱、忘掉屈辱、在敌人面前畏畏缩缩——所有这些都表示生命已变得没有价值，成了多余。但是，这与僧侣的道德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僧侣的道德决不以降格为代价去苟且偷生，而是摈弃生命、弃绝生活，并因此附带地弃绝荣誉。如前所述，每一件道德行为归根结底就是一桩苦行，是对存在的一种抹杀。事实上，它是超越于生命的领域和历史的世界之外的。 BXg!zW%+  
　

四 BcQEG *N  
　　在这里，有必要作出一些预测，去考虑一下世界历史（尤其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和文明肇始时期）是从何处得到它的丰富多彩的色彩及其事件的深奥的象征意义的。原始等级，即贵族和僧侣，是生命的两个方面最纯粹的表现，但它们不是唯一的表现。在很早的时代——实际上，原始时代本身就常有这种预兆——就已经有了其他存在之流与醒觉联系，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获得了生动的表现，并且，它们一旦与这二者结合起来时，就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组织或社会的那种十分完整的东西。 *6Q|}b[qcD  
　　如果说僧侣是小宇宙的和动物性的，那么贵族就是宇宙性的和植物性的（因而其与土地是深刻地关联在一起的）。贵族本身就是一种植物，牢牢地扎根于土壤之中，建立在土壤之上——在这一点上，如同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贵族是一种超级的农民。财产的观念正是从这种宇宙性的约束中产生出来的，而对于在空间中自由活动的小宇宙来说，这种观念是完全陌生的。财产是一种原始的情感而不是一种概念；它属于时间、历史和命运，而不是属于空间和因果律。它不能逻辑地建立，而是就在那里。“占有”源始于植物，而在高级人类的历史中，它自行繁殖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历史就包含有植物特性和种族性。因而，财产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说始终是土地财产，想把其他获得物变成土地的冲动便是强健的族系的一种证明。植物占有它所扎根的土地。那块土地就是它的财产，它竭尽其整个存在的全部力量来保卫它，来抵抗异类的种子，抵抗那些遮盖它的毗邻植物，抵抗整个的自然。同样地，一只鸟儿也会保卫它孵雏的小巢。为了财产而进行的最惨烈的战斗不是在伟大文化的晚期，不是在富与穷之间，也不是为了可移动的物产，而是在植物世界萌苏之初发生的。当一个人在树林中感觉到他周围的一切在静默地、无情地为了土壤而日以继夜地奋战时，他定会因那几乎和生命本身同一的冲动的深度而大吃一惊。这是一场成年累月的、顽强的、酷烈的角斗，是弱者对强者的绝望的抵抗，它一直要持续到两败俱伤为止——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原始的人类当中，当一个古老的农民家族被逐出他的土地、他的窝巢，或者一个贵族世家被金钱势力连根拔掉，更确切地说，被从根砍断时，才可与之相比。在后来的城市中出现的更为醒目的冲突具有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意义，因为在这里——在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中——为之争战的并不是占有的经验，而是纯粹作为物质手段的财产的观念。否定财产并不是种族的冲动，而是圣徒、哲学家和理想主义者的纯粹智性的、都市的、无根的、反植物的醒觉意识的纸上谈兵。同样的理性促使隐居的出家人和科学社会主义者——不论他的名字是墨翟、芝诺还是马克思——去摈弃植物性；同样的情感迫使具有种族性的人去保护植物性。在这里，和以前一样，事实和真理又是对立的。“财产是贼赃”，这句话是旧思想的一种极端唯物主义的形式：“一个人若是为赢得整个世界而丧失他的灵魂，对他又有何益处呢？”当僧侣放弃财产时，他放弃的是危险的身外之物；当一个贵族这么做时，他放弃的是他自己。  fRB5U'  
　　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财产观念所体现的情感的二重性——作为权力的占有和作为猎获物的占有。这两者在具有种族性的原始人那里是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每一个贝都因人或北欧海盗都想二者兼得。海上英雄常常也就是海盗；每一次战争都与占有有关，尤其是与占有土地有关。但是，骑士变成绿林豪杰，冒险家变成征服者和国王，只有一步之遥，俄国的诺曼王罗立克（Rurik）、荷马时代的许多亚该亚海盗和埃特鲁里亚海盗，就是这样。在所有的英雄诗歌里，我们发现，跟赢得战争、获得权力和女人的强烈的自然的满足，以及与喜悦和忧愁、愤怒和爱情的尽情发泄并存的，是对“占有”的莫大愉快。当奥德修斯乘船回到家乡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点他船上的财宝；在冰岛的英雄传说中，当农民希尔玛（Hjalmar）和奥尔瓦罗德（Ölvarod）彼此发觉对方的船里没有财物时，他们马上就放弃了决斗——为了自尊和荣誉而战的人，若就其所受的痛苦而言，就是一个傻子。在印度的英雄史诗中，热衷于战斗就意味着热衷于牲畜；公元前10世纪“拓殖”的希腊人最初就是诺曼人那样的海贼。在公海上，一只外国船天然就是一份好奖品。但是，从公元200年时南阿拉伯和波斯的武士们的争斗中，以及从公元1200年时普罗旺斯的男爵们的“私人械斗”中——比起抢夺牲畜，这些还算不了什么——在封建时代的末期，发展出了真正的战争，发展出了以取得土地和人民为目标的大战。所有这些最终把贵族文化带到了“它的形式的顶端”，可是，相应地，僧侣和哲学家却不以为然。 P(,?#+]-  
　　随着那种文化升至它的绝顶，这两种原始的冲动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相互的敌意也随之出现了。这一敌意的历史几乎与世界历史是同一的。从权力欲产生出征服、政治和法律；从掠夺欲产生出贸易、经济和货币。法律是当权者的财产。他们的法律即是所有人的法律。金钱是掠夺者最有力的武器：有了它，他就能征服世界。经济喜好并欲望有一个软弱而为它所驱使的国家。政治则要求经济生活与国家相适应并服从国家的管辖——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有的文化在一开始都有一个战争贵族和一个贸易贵族，然后是一个土地贵族和一个金钱贵族，最后是一种军事的和一种经济的战事管理以及以金钱对抗法律的永无休止的斗争。 ?A?F.n`  
　　另一方面，僧侣与学者同样也分开了。两者的方向都不是指向事实，而是指向真理；两者都属于生命的禁忌方面和空间。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所有宗教的根源，而且是所有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根源。然而，现在出现了一种与神圣的因果律相对的尘俗的因果律。“尘俗”是“宗教”的一个新的对立概念，后者迄今一直把学问只当作一个婢女看待。整个晚期批判，它的精神，它的方法，它的目标，都是尘俗的——甚至晚期神学也不例外。但是，虽然如此，所有文化中的学问还是不变地以先前僧侣的形式前进着——这表明它只是矛盾本身的产物，表明它在每个细节上是多么依赖且仍将依赖原始形象。因此，古典科学就寄寓于奥菲斯风格的祀拜共同体中，例如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社团、克罗顿和科斯（Cos）的医学学派、阿提卡的阿卡德米学派和逍遥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所有这些学派的首领都是祭司和预言家一类的人物，甚至罗马的两个法学学派即萨宾学派（Sabiniani）和普洛库里学派（Proculiani），也是如此。圣书圣典，在科学的领域和在其他领域，都是阿拉伯的——托勒密（Ptolemy）的科学典籍（《天论》）、伊本·西那（Ibn Sina）（阿维森纳）的医典、托名“亚里士多德”但很大部分是伪造的哲学集成——还有，法律（大多数是未成文的）和引证的方法即作为思想发展的形式的注释；作为修道院的大学[迈德拉塞（Medrashim）]——它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宿舍、食物和衣着；采取兄弟会形式的学术团体，等等，也都是阿拉伯的。西方的学术界无疑采取的是天主教教会的形式，尤其在新教地区更是如此。哥特时期的学者教团与19世纪类似于教团的学派——黑格尔学派、康德学派、历史法学学派，以及为数不少的英国大学的学院——之间的联系纽带，是经由法国的莫尔会（Maurists）和博兰德会（Bollandists）形成的，这两派人从1650年起就掌握并基本上创造了历史的辅助“科学”。在所有专业化的科学（包括医学和讲堂里的哲学）中，都有高度完善的层级制度，其中有学术上的教皇、等级和显要（作为圣职授任的博士学位）、圣礼和会议。没有入门的人被严格地视为“俗人”，并且那存在于信徒自己当中的一般化的僧侣观念——表现在像达尔文主义这样的“通俗”科学中——也遭到激烈的攻击。学术语言最初是拉丁语，但今天的各种专业用语是自行形成的，这类用语（例如，在放射学或合同法的领域），除了那些已经登堂入室的人，谁也搞不懂。这里还有各种教派的创始人，诸如康德和黑格尔的许多门徒；有针对非信徒的传教士，如一元论者。这里有异教徒，如叔本华（Schopenhauer）和尼采，有革出教门的武器，也有以相约沉默的方式出现的禁书目录。这里有伦理性的真理（例如，在法律上把客体区分为人和物）和定理（如关于能和量的定理和遗传学说），那是一种引用正统作品的仪规，甚至是一种科学上的宣福礼。 ! zL1;d  
　　而且，西方的学者类型（在19世纪，这种类型已经达到它的顶点，相当于真正的僧侣的底点）已经使书斋变成了一个高度完善的尘世修道院的密室，有着自己无意识的誓约——甘受清贫，对浮世的生活与财富视若尘土，对商业及一切利用科学成果去图利的行为公然投以不屑；信守简朴，为此甚至愿意为科学过一种真正的独身生活，康德就是一个典范，也是一种极至；绝对服从，甚至可以为学派的观点牺牲自己的生命。进而也是最后，在这里还有一种与世的隔绝，那是哥特式的超脱凡尘的观念的世俗回声，结果导致了对公共生活和美好社会的形式——少“培育”、多“塑造”，且是多多益善——几乎完全不关心。贵族，甚至其后的末流——法官、乡绅、军官——对延续族系、对财产和荣誉仍保持着古老的、根深蒂固的自然愿望，但科学家却认为，除了怀有一种纯粹科学的良知和继续使某一方法或观点不受世间商业主义的损害之外，这些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不过，今天的学者已不再离尘出世，而是让他的科学服务于（实际上不是偶尔地而是最为灵活地将其运用于）技术和赚钱，这一事实表明，纯粹的学者正走向衰落，曾活生生地表现在他身上的那种智性的乐观主义的伟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WBr5 9@V  
　　总之，我们看到，等级有一种自然的构造，这构造在其演进和作为中形成了每一文化的生命历程的基本结构。这构造的形成并不是由于什么特殊的决定；革命只有在成为演进的形式而非某个私人意志的结果的时候，才能改变这种构造。从其充分的宇宙意义来说，这构造从未进入实干家和思想家的意识，因为它在人类身上藏得太深，以至于它仅仅只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人们只是从表面找一些口号和理由，然后站在历史的一方为它们而战，并从理论上将历史视为一种水平的层积，而实际上，历史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的整体。首先，贵族和僧侣是从空廓的景致中出现的，并呈现出存在和醒觉存在、时间和空间的纯粹象征意义。接着，在一方面掠夺、另一方面探索的情况下，产生出了低级象征力量的双重类型，它们在都市晚期以经济和科学的形态升格为主导力量。在这两种存在之流中，命运和因果律的观念被无情地和反传统地思考到了极至。这时涌现出了两种力量，那就是金钱和才智，它们由于势不两立而从英雄主义和圣徒理想中分离出来，它们与那两种理想的关联就犹如城市与乡村的关联。从此以后，财产就被叫作财富，世界观被叫作知识——一个是去神圣化的命运，一个是凡俗的因果律。但是，科学与贵族也是矛盾的，因为科学的精神既不是去证明，也不是去探究，而只是“是”。“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是一个市民的态度而非一个贵族的态度，同时，它与僧侣的基本情感也是矛盾的，因为对于僧侣来说，批判的正当角色应当是婢女的角色。经济也在此发现了它的敌人，那敌人以苦行主义的道德形态拒斥牟取钱财的行为，如同真正以土地为根据地的贵族鄙视赚钱一样。甚至旧时的商人－贵族在大多数情形中也都消亡了[例如汉萨同盟市城（Hanse Towns）、威尼斯、热那亚]，因为它的传统使得它不可能也不会与大城市的商业眼光情投意合。而且，由于这一切，经济和科学本身也是相互敌对的；在赚钱和知识之间、会计室和研究室之间、商业的自由主义和空想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冲突中，我们再一次遇到了行动与沉思、城堡与大教堂之间那传统的巨大对立。这样的事物秩序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每一文化的结构之中——因此，在社会的方面或在历史的其他方面具备了一种比较形态学的可能性。 w_hHfZ9E  
　　整个地存在于真正等级的范畴之外的，是手工业者、公务员、艺术家、劳动者的行业阶级（calling-classes），他们的行会组织（例如，中国的铁匠、埃及的书吏以及古典世界的歌手的行会）早在古代之初就有了，他们由于专业上的分离（这种分离有时甚至切断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婚姻关系）而实际上发展成为一些真正的部落，例如阿比西尼亚的法拉沙人（the Falasha of Abyssinia）和《摩奴法典》中提到的首陀罗阶级。他们的分离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技术上的成就，因此不是由于他们是时间和空间的象征主义的容器。他们的传统同样只局限于他们的技术，而不关涉他们自己的习俗伦理或道德，诸如此类的东西通常只有在经济和科学中才会看到。由于有贵族出身，法官和军官也是阶级，而公务员则是一种职业；由于有僧侣的出身，学者也是一个阶级，而艺术家只是一个职业。荣誉感、良知在某一个场合是依附于身份，在另一些场合则是依附于成就。在前一种情形中，每个范畴都会有一些象征主义的东西，即便其象征性还很微弱；在后一种情形中，任何范畴都不具备这种东西。结果是，某些奇怪的、不规则的、常常还有不体面的东西就附着在那些行业阶级的身上——例如，只要想一想刽子手、优伶、江湖卖艺者或古典时代对艺术家的评价。他们的阶级或行会与普通社会是分离的，或是从其他社会等级[或个别的庇护人和梅塞纳斯之流（Maecenases）]中去寻求保护，但要他们投合那个社会，他们是做不到的，他们的这种无能，在古代城市的行会战争和艺术家的天性与举止上的种种怪癖中都有表现。

五 :Nz9xD$S5  
　　因此，等级或阶级的历史——我们原则上忽视了职业阶级（profession-classes）的历史——乃是高等人类的形而上因素的一种体现，如果这种因素可以在涌动的生命形态——文化的历史就是在这些形态中并沿着它们的方向走向完成的——中获得伟大的象征意义的话。 =weSyZ1~  
　　在一开始，获得明确界定的农民类型是新生事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以及在沙皇俄国的“村社”（Mir）制度下，耕种土地的是自由民和农仆，但没有农民。只有当出现了一种不同于那两种象征性的“生活”的情感时——这使我们想起了弗雷丹克（Freidank）的《谦逊》（Bescheidenheit）——这种生命才变成为一种等级，一种最完满意义上的滋养性的等级，变成为伟大的植物文化的根，它把根须深深地扎在大地里，不声不响地、孜孜不倦地把全部的汁液吸收过来，输送到上面的部位，那是枝干在历史之光中巍然屹立的地方。它不仅用它从土壤中得来的养料去滋养那伟大的生命，还用从大地得来的其他收获——它自己的血液——去滋养它们；因为，千百年来，血液不断地从村庄流向高处，在那里获得高级的形式，维持着高级的生活。这种关系（从贵族的观点看）被称作隶属关系，我们发现它出现于——不论在每一场合下的表面原因是什么——公元1000年至1400年间的西方以及属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中。斯巴达的希洛人就属于这一类，古罗马的“门客”（clientela）也同样如此，公元前471年以后，乡村的平民（Plebs）——亦即一种自由的自耕农——就从这种“门客”中成长起来。其实，令人吃惊的是在晚期罗马的东方的假晶现象中出现的这种渴望象征形式的力量，在那里，奥古斯都所建立的元首政治的种姓制度（它又划分为元老官吏集团和骑士官吏集团）向后倒退，直到300年左右，它又回复——只要是麻葛式的世界感盛行的地方——到与1300年哥特时期相类似的状态，事实上，那正是它那个时代的萨珊帝国的状态。从一种高度文明的行政的政界中，出现了一个由地方元老、乡村骑士和市镇政客组成的小贵族阶级，他们亲自对元首负责，并负责所有开销——这是一种开倒车的封建主义——逐渐地，他们的地位成为世袭的，正像在埃及的第五王朝、西周时代和十字军时代的欧洲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军人身份，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一样，也以相同的方式成为世袭的，他们的服役是一种封建义务，其他的一切，戴克里先直接地将其写进了正式的法律。个人被牢牢地束缚在身份之上[人身依附（corpori adnexus）]，这种原则更被推广到一切行业，强制人们成为行会成员，就像在哥特时期或古埃及的情形一样。但是，首要的是，从晚期古典的“大庄园”（Latifundia）的奴隶经济的废墟中，必然地出现了世袭小农的隶农制，而大地产则变成了行政专区，庄园主则负责征收专区的租税和按规定比额招募新兵。在250～300年间，“隶农”法定地被束缚在土地上。也正是由此，封建领主和附庸作为阶级与阶级的分化被完成了。 :Of^x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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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新兴的文化都可能有它的贵族和它的僧侣。显而易见的例外只是由于有形的传统的缺乏。今天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是存在真正的僧侣阶层的，我们同样可以自明地指出，在公元前11世纪奥菲斯主义初期也有一个僧侣等级存在——当我们在史诗人物卡尔卡斯和提瑞西阿斯的身上看到对此的明显暗示时，就更加确信这一点了。同样地，在埃及，封建制度的发展也以早在第三王朝时期就出现了的原始贵族为前提。但是，这些等级最初借以实现自身、接着借以支配历史进程——塑造历史、推动历史，甚至在自己的命运中代表历史——的形式和力量就取决于每一个别文化及其整个的形式语言赖以建立的原始象征。 .>WxDQIo  
　　贵族整个地是植物性的，处处都源出于土地，土地是它的原始财产，它和土地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处处都具有家族即氏族的基本形式（因此，历史的“另一”性别即阴性也在其中表现出来），它通过追求绵延——即血统的绵延——的意志而将自身体现为时间和历史的伟大象征。显然，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上的诸侯国家的早期官阶制度处处——在中国和埃及，在古典世界和西方世界——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过程，先是设置准封建的宫廷官职和显位，而后寻求与土地的世袭联系，最后就变成了贵族家系的始源。 T\D}kQM  
　　浮士德式的追求无限的意志在谱系学的原则中得到了体现，这一原则——看似有点陌生——是这个文化所特有的。而且，在这个文化中，这一原则密切地渗透着和塑造着所有的历史形式，尤其是国家本身的形式。那种坚持要了解此前各个世纪其自身血统之命运并想对其始祖的时代和来历找出文献证据的历史意识；那种有足够的证据去说明现有的财产和遗产是来自或许五百年前缔约的一桩婚姻的谱系树的小心排列；那种关于纯血统、门第相当、不相称的婚姻的观念——所有这些都是在时间上追求方向的意志，是追求时间的悠远的意志。再也找不出这方面的第二个例子了，除了在埃及的贵族中有可能，并且在埃及，所能获得的可资比较的形式也十分薄弱。 oM>Z;QVRC:  
　　反之，古典类型的贵族与父系家族现时的等级有关，并要由此一直追溯到一种神话性的源头，这源头根本不意味着历史意识，而只是表明了一种对于给此时此地的生命一点壮丽的背景的渴望，至于历史的可能性是怎么样的，则全然不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个人的另一种无益的天真想法，即他天真认为他的远祖与提修斯和赫拉克勒斯处在同一地位，并为自己编制了一套家谱（甚至可能几套，如亚历山大所为）；才能解释那些德高望重的罗马家族想把享有盛名的祖先的名字强行纳入古代执政官的名单中的轻率想法。在一个罗马贵族的葬礼中，伟大祖先的蜡制假面被放进送葬的行列，但这只能说明有名的人物的数量和声望，根本就不能说明其与现在的任何谱系联系。这一特征在古典时代的贵族中到处出现，它和哥特时代的贵族一样，在结构上和精神上形成了从埃特鲁里亚到小亚细亚的一个内在单位。正是以它为基础，权力才得以建立，甚至在晚期的始初，这权力还掌握在遍布于城市的各种等级性的家族集团手中[希腊的宗族（phylae）、希腊的胞族（phratriae）、罗马的部落（tribus），不一而足]，它们借助神圣的仪式来把纯粹现在的成员维系在一起，使其形成一个统一体——例如，三个多利安和四个爱奥尼亚的宗族，以及早期罗马历史上出现的三个埃特鲁里亚部落，即替提人（Tities）、罗马纳人（Ramnes）和卢克雷人（Luceres）。在吠陀经中，“父系”和“母系”的亡灵有权享受祀祖仪式的只限于三代的远祖或近祖，再前，则由过去祀祭之；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没有见到古典的先灵祀拜有比印度人祭得更远的。这和中国人与埃及人的祖先崇拜正好相反，他们的祀拜从理论上说是没有终点的，因此，甚至在肉体死亡之后，仍把家族维系在一个确定的顺序之中。在中国，直到今天仍有一个孔公爵存在，他是孔子的后裔，同样还有老子、张鲁等人的后裔。这不是一个有多个分支的谱系的问题，而是把族系、存在之“道”一直延续下去的问题——如果必要，就干脆采取过继（被过继的人对祖先祀拜立誓以后，便在精神上与这个家族成为一体了）或其他权宜的办法。 :51/29}  
　　生命的川流以其无羁的喜悦贯穿于这个等级、这个最优秀的等级繁盛的世代中，它彻头彻尾地是方向、命运和种族。爱情，因为女人即是历史；战争，因为打仗创造历史，都是生命的思想和情感的公认焦点。北欧的吟唱诗和南欧的抒情诗与《诗经》里面中国骑士时代的古老情歌是对应的，那些情歌是在贵族培训的场所辟雍里唱的[《小雅》（hiao）]。还有仪式性的公开的箭术表演，像早期古典时代的竞技、哥特和波斯－拜占廷时代的比武一样，是其荷马方面的生命体现。 f=WDR m ]  
　　与这方面相反的是奥菲斯的方面——这是一种文化的空间经验通过其僧侣的类型而获得的表现。它是与古典式广延的欧氏几何特性——即在与切身的、有血有肉的神灵的交往中，不需要任何媒介——相一致的，在这种情形中，起初是作为一个等级的僧侣迅速地堕落为一个城市官吏集团。同样地，它也是中国的“道”的一种表现，起初世袭的僧侣集团的位置被祈福者、书吏、神庙祭司这样的职业阶级所取代，后者给家族的权威和族长的宗教祭祀配上了规定的仪礼。还有，它与印度人的迷失于无度量的无限的世界感也是一致的，在那里，僧侣阶级变成了第二贵族，拥有巨大的权力，干预生活的方方面面，把自己置于世人与其无数的神灵之间。最后，它也是“洞穴”情感的一种表现，真正麻葛类型的僧侣是出家人和隐士，且越来越如此，而世俗的僧侣则逐渐地失去了其象征的意义。 OWg(#pZk  
　　与所有这些相反的是浮士德式的僧侣集团，它在公元900年的时候还没有任何深奥的意义或显赫地位，可从此以后，它升至那种崇高的中介角色，原则上位于人类（全人类）与一个大宇宙之间，这个大宇宙通过浮士德式的对第三度空间的热情而被延展到一切可以想象的范围。它通过独身而与历史相隔绝，通过其不可磨灭的性格而与时间相隔绝，它的巅峰之位就在罗马教廷，那代表着所能想象得到的上帝的动态空间的最高象征；甚至新教徒关于一般僧侣的观念也没能摧毁它，而只是使它从一个点和一个人分散到每个个体的信仰者的内心之中。 v@ lM3_rbO  
　　在每一小宇宙中存在的存在与醒觉存在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这两个等级彼此对立。时间力图吸纳和制服空间，空间也力图吸纳和制服时间。精神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在结构与倾向上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之间任何的调和甚至相互理解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冲突并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会变成世界历史的表现。在中国，它推进了“道”的观念，认为贵族理所当然应在首位。在印度，空间作为无限的、不确定的东西的概念也要求僧侣居于首位。在阿拉伯文化中，麻葛式的世界感原则上包括把信仰者的世俗的有形社会的所有物看作是伟大的共通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宗教的与世俗的政体、法律和统治权的统一体。在这两个等级之间，并非没有摩擦；远不是这样；在萨珊帝国，狄汗人（Dikhans）的乡村贵族与麻葛僧徒之间常常发生血腥的斗争——有时甚至君主都被杀害——而在拜占廷，整个5世纪都充满了皇权与僧侣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形成了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之间不曾间断的论战背景。但是，对于两个等级之间基本的相互联系，人们并无争议。 )QU  
　　古典世界厌弃任何意义上的无限，在那里，时间被还原为当下时刻，广延被还原为有形的单位实体；结果，伟大的象征等级都意义尽失，相比较于城邦——它以最强烈的可想象得到的形式体现了古典的原始象征——而言，它们根本算不上是独立的力量。反之，在埃及人的历史中——那是以同等力量追求时间和空间之悠远的历史——这两个等级及其象征意义之间的斗争，直至完全费拉制的时期仍一直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因为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的过渡也伴随着僧侣的世界感对骑士的世界感显见的胜利；法老由充当最高神的肉体和容器变成了它的奴仆，拉神的圣殿无论在建筑结构上还是在象征力量上都胜过统治者的陵墓。新帝国在经历其几任伟大的“恺撒”之后，便立刻目睹了底比斯的阿蒙僧侣在政治上的独裁，接着又是“异端”国王阿蒙奥斐斯四世（阿赫纳顿）的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人们可以无误地感受到一个政治的方面和一个宗教的方面——直到军人等级和僧侣等级之间经过漫长的冲突之后，埃及世界才在异族统治之下终结了。 ,)Znb=  
　　在浮士德文化中，两个势均力敌的高级象征之间的战斗是以大致相同的精神进行的，不过热情要比在埃及更高一些——因此，从早期哥特时期开始，国家和教会之间似乎只有休战，而绝无和平之可能。但是，在这一冲突中，对醒觉存在的擎制可以说明一切——醒觉存在总想摆脱对存在的依赖，可又不可能做到。精神需要血气，但血气并不需要精神。战争属于时间和历史的世界——智性之战不过是采用理性的战斗，不过是一场争辩——因此，一个战斗教会必定要从真理的世界迈向事实的世界——从耶稣的世界迈向彼拉多的世界。并由此，战斗教会就变成了种族历史的一个因素，要从属于生命的政治方面的构形力量。从早期的封建主义到现代的民主政治，它都在用刀剑和大炮、毒药和匕首、行贿和叛变，总之是用当时党派冲突中所使用的一切武器投入战斗。它为了世俗的利益而牺牲信仰的信条，它与异端和非信徒结盟去反对正统权力。罗马教廷作为一种观念有其自身的历史，但这与6至7世纪出身于叙利亚和希腊、作为拜占廷总督的教皇的地位没有任何关系；与他们后来的演变成拥有成群的隶农的有势力的地主没有任何关系；与早期哥特时期的“圣彼得教会”（Patrimonium Petri）没有任何关系——那不过是一个操控在坎帕尼亚地区（Campagna）的大家族[科伦那（Colonna）、奥尔西尼（Orsini）、萨维利（Savelli）、弗兰基潘尼（Frangipani）]的手中的公国，这些大家族轮流地推立教皇，直到最后，一般的西方封建主义也在这个地区盛行起来，而罗马教廷的职位（Holy See）也成为罗马贵族家庭内部授封的一个对象，以致每一任新教皇就像一个德意志或法国国王一样，不得不首先确认其作为附庸的权利。1032年，图斯库卢姆（Tusculum）的伯爵们提名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作教皇。在那时，在罗马城区的古典废墟的中间和上面，修建了八百座城堡塔楼。1045年，有三个教皇分别据守在梵帝冈宫、拉特兰教堂和马焦雷圣母院（Santa Maria Maggiore），并得到他们的贵族支持者的保护。 Q7jb'y$ozO  
　　就在这时，城市及城市自身的心灵也随之出现了，它首先从乡村的心灵中解放了自己，接着将自己建立为等同于乡村心灵的东西，最后还力图压制和消灭乡村心灵。但是，这一演变是在各种生活中完成的，因此它也是等级历史的一部分。城市的生活（city-life）是这样出现的——通过这些狭小居民区的居民而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心灵，并逐渐意识到城市里面的生活是不同于外部的生活的——于是个人自由的魔力立即开始发生作用，并把越来越多的新的生命之流纳入到城市围墙之内。由此就出现了一种想要成为城里人和宣扬城市生活的热情。也正是这种热情，而不是物质的考虑，导致了古典世界拓殖时期的狂热，这种狂热我们在其最后的流风余韵中仍可识别出来，把它完全说成是拓殖其实并不是很正确。因为它是城市人的一种创造的热情，自公元前10世纪（及其他文化的“同时代”）起，这种热情把一代又一代人吸引到新生活的魔力之下，伴随着这种新生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自由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根源不是政治的（更不是抽象的），而是获得表现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城市围墙里面，对于土地的植物性依附已经停止；贯穿整个乡村生活的线索已经中断。因此之故，自由观念一直包含着一种否定性；它是要使人们从某种东西中获得释放、拯救、保护，它始终想要使人摆脱某种东西。城市即是这种自由的表现；城市精神即是获得了自由的理解力，在晚期阶段以自由的名义突然涌现了各种智性的、社会的和民族的运动，其中所出现的一切，都可以在摆脱对土地的依附这一原初的事实中追溯出它的源头。 *Doa*wQ  
　　但是，城市比“市民”更为古老。它首先吸引的是那种行业阶级，它们一直处在象征性的等级之外，可当城市出现以后，它们就作为行会而定形了。接着，它又把两个原始的等级吸引了进来；少数派的贵族把城堡搬进了城廓，方济各会士也把他们的修道院移了进来。可是，内在的东西没有什么改变。不仅教皇的罗马，而且这个时期意大利的几乎所有城市，到处都是各个家族的武装塔楼，他们就从那塔楼里鱼贯而出到街上斗殴火拼。在14世纪锡耶那（Siena）一幅著名的壁画里，这些塔楼就像工厂的烟囱一样矗立在市场四周。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宫殿，如果就其内部的欢乐生活而言，它简直就是普罗旺斯宫廷的继承人；如果从它的“用粗石料砌成的”正立面来看，它不啻是法国和德国骑士们一直在山丘上修建的哥特式城堡的一个支流。事实上，那种新生活只是缓慢地分离出来的。1250～1450年间，在整个的西方，移民家族面对着行会集结成了一个城市显贵团体（patriciate），这样一来，他们就在精神上和在其他方面与乡村贵族分离了。在古代中国、埃及和拜占廷帝国，情况也完全一样，只有根据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理解那些比较古老的古典城市同盟（比如埃特鲁里亚的同盟，甚至拉丁同盟）和殖民地的子城市与其母城市之间的神圣关系。直到这时，作为事件之中枢的，还不是城邦，而是城邦里面的罗马宗族和胞族的城市显贵。最初的城邦与贵族是同一的，罗马直到公元前471年还是这样，斯巴达和埃特鲁里亚城市则始终是这样。杂居运动（Synoecism）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城邦国家也是由此而形成的。但是在这里，如同在其他文化中一样，乡村贵族与城市贵族之间的差别，跟（一般）贵族与剩余者之间强烈而深刻的差别相比，最初是很不重要的。 2fn&#kw/  
　　当市镇与乡村之间的根本区别使得“家族和行会”不顾彼此之间在其他方面不共戴天之仇而形成一种统一感，以对抗旧式贵族、一般的封建制度以及教会的封建地位时，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就出现了。“第三等级”（用1789年的口头语来说）的概念本质上只是一个矛盾的单位，无法以肯定的内涵来给它下定义，而且它既没有自己的习俗伦理——因为上层资产阶级社会不过是模仿贵族，都市中的虔诚信徒不过是模仿早先的僧侣——也没有自己的象征主义——因为，认为人生不是为了给实际目标服务，而是为了不懈地表现时间和空间的象征意义，并且人生要称得上有真正的尊严，只有在它配得上充当这些东西的容器时方可，这种观念与那种都市理性必然是格格不入。这种理性支配着晚期阶段的整个政治著述，它在城市兴起之时就断言必定会有一次新的等级组合——在开始还只是停留于理论上，但最后，当理性主义变得无所不能的时候，它也表现在实践上，甚至革命的流血实践上。贵族和僧侣，就他们仍旧存在来说，显然更像是两个特权阶级，作如此的强调，暗含的意义是说，他们依据历史地位要求规定的权利，从无时间的理性法则或“自然”法则的角度说，那简直是一派胡言。现在，他们在都城中有了自己的中心（这也是一个晚期的观念），并且现在，也只有现在，他们把贵族政治的形式发展成为傲慢与优雅的露骨的结合，例如我们在雷诺兹（Reynolds）和劳伦斯（Lawrence）的肖像画中所看到的那样。与他们相反的是此时的大城市中的智性力量，即经济和科学，它们与艺匠、职员、劳动者相结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党派，它的成分是混杂的，但在呼吁为自由而战——亦即为城市脱离伟大的古老象征、脱离来自这些象征的权利而战——这一点上，它们始终是团结一致的。作为“第三等级”的构成因素——按人头而非按地位计算——它们在所有文化的所有晚期全都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是“自由的”——亦即，它们摆脱了非都市生活的内在力量的控制。经济即是自由地去挣钱，科学即是自由地去批判。因此，在所有重大的决定中，我们发觉，才智在以其著述和集会发表言论（“民主政治”），金钱则在谋取利益（“财阀政治”）——并且获胜的从来不是观念，而总是资本。但是，这又一次正好是真理与事实的对立，这一对立从城市生活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形式。 5K>3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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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而，通过反抗依附于土地的生活的古代象征，城市用一种金钱的贵族和一种才智的贵族的观念来对抗生来的贵族——前者作为一种要求并不十分明显，但作为一种事实却是效力无边；后者是一种真理，但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并且只是看起来风光，却很难让人信服。在每一个晚期阶段，在古代贵族——在他身上，历史的某些重大转折点（比如说十字军东征或诺曼人的征服）已作为形式和节律被保存下来，但在伟大的宫廷中，他的精神常常会腐败堕落——之上，总会产生一个真正的第二群体。故而，在公元前4世纪，一些重要的罗马平民家族作为“元老院议员”（conscripti）进入了罗马贵胄（patres）的元老院，这样，在元老阶级的内部，就产生了一个“新贵”（nobiles）的贵族团体——一个拥有土地，但有官衔的贵族阶层。在教皇的罗马，一个财阀主义的贵族阶层也通过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了；到1650年时，贵族地位超过三百年的望族已不足五十。在联邦美国南部各州，从巴罗克时代起，就出现了种植园主的贵族集团，可在1861～1865年的内战中，这些集团已被北部财阀势力消灭了。弗格尔（Fugger）、威塞尔（Weiser）、美第奇（Medici）等家族以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名门望族类型的旧式商人贵族——公元前800年时希腊殖民城市的全部贵族集团实际上也应列入这种类型——他们的身上总有一些贵族气的东西，如种族、传统、高标准以及想要通过获得土地来重建与土地的联系的自然冲动（尽管市镇的家族旧宅并不是很坏的替代品）。但是，从事交易和投机生意的新兴金钱贵族很快就学会了爱好文雅的形式，并最终挤进了世袭贵族的行列——在罗马，是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有了骑士团（Equites），在法国则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开始的——这种世袭贵族已经解体了，腐化了，启蒙时期的才智贵族就站在金钱贵族的一方对世袭贵族极尽嘲讽之能事。儒家把古代中国的“士”的观念从贵族的伦理中抽出来，放在才智的美德里面，把辟雍从骑士演习战事的中心变成了一个“斗智的学校”，一个体操学校——这与我们18世纪的精神很是一致。 JfLqtXF[&"  
　　随着每种文化的晚期阶段的结束，其等级的历史也多少走向了最后的终点。只想在无根的自由中生活的愿望弥漫于伟大的必不可少的文化象征的上空，整个地被城市所支配的人类现在不再能理解或容忍那些象征。财政使得对依附于土地的不变价值的情感荡然无存，科学的批判也剪除了虔诚的所有残余。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胜利还包括一个方面，那也就是农民的解放，这种解放就在于把农民从奴役和压迫中解救出来，但又把他转交给了金钱的力量，后者现在正在把土地变成可动产——在我们西方，这种情况发生在18世纪；在拜占廷，大约发生在740年，那时，立法者利奥三世颁行了一部《农业法》（Nomos Georgikos），此后，隶农制就慢慢地消失了；在罗马，则是随着公元前471年平民阶级的建立而发生的。在斯巴达，鲍萨尼亚斯解放希洛人的自发尝试却失败了。 OEA&~4&{7  
　　这种平民指的是以在宪法上被承认为一个单位这样的形式存在的第三等级；它的代表就是“保民官”（Tribunes），保民官不是官吏，而是得到平民信任且被武装以获得保证的不可侵犯权的人。公元前471年的改革——其中“特别的一条”（inter alia）就是用四个城市部落或管区来代替三个古老的埃特鲁里亚部落（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富有启发性的事实）——或被认作是对农民的纯粹解放，或被认作是商业阶级的组织形成，看法不一而足。但是，平民作为第三等级、作为渣滓常常只具有消极的定义——它指的是所有不属于土地贵族或不担任重要僧职的人。这幅图景和法国1789年的“第三等级”的图景一样驳杂。只有反抗能使它团结起来。它里面有商人、工匠、日工、职员。克劳狄乌斯氏族既有贵族家庭，也有平民家庭——就是说，既有大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农[例如，克劳狄乌斯·马塞卢斯家族（the Claudii Marcelli）]。在古典城邦国家里面，平民等于是西方巴罗克国家中农民和市民的联合体，其联合的意图是要在三级会议开会时反抗君主的独裁。离开了政治——就是在社会的方面——平民作为一个区别于贵族和僧侣集团的单位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会立即分解为一些利益完全不同的特殊行业团体。平民是一种政党，它作为政党所代表的是在都市意义上的自由。从罗马的土地贵族在不久的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这个事实显得更为清楚：他们把十六个乡村部落——它们是以家族名称命名的，且由这些家族自己牢牢地控制着——并入了四个代表着资产阶级，亦即代表着金钱和心智的城市部落。直到萨谟奈战争（Samnite wars）期间（与亚历山大属同时代，恰恰相当于法国大革命），重大的社会冲突才最终以公元前287年的《霍滕西亚法》（Lex Hortensia）宣告结束，身份观念才在法律上被废除，象征性的等级的历史才告终结。平民成为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就像1789年“第三等级”本身就构成“国民”（Nation）一样。从这时起，在每一种文化中，在社会冲突标签下所发生的事件就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了。 0zmE>/O+
 
　　每一青春时期的贵族都已成为那最原始意义上的等级，历史则成为有血有肉的东西，种族具有最大的潜力。僧侣则是它的敌对等级，凡是贵族赞成的，它就反对，由此而在一个伟大的象征中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 V5V bJBpf  
　　第三等级，缺乏真正的内在统一，是非等级——是以等级形式反对等级的存在；它不是要反对这个或那个等级，而是要一般地反对对生命的象征观点。它否认一切未经理性证实或没有实际作用的差别。尽管这样，它本身还是有所指的，而且指得很清楚——与乡村生活相对立的作为等级的城市生活，与依附相对立的作为一种状态的自由。但是，从它自身的范围内来观察，它决不是原始等级心目中的不加分类的渣滓。资产阶级有明确的所指范围；它属于文化；往最好的意义上讲，它接纳所有依附于它的人，并且以人民（people）、民众（populus）、平民（demos）的名义把贵族和僧侣、金钱和心智、手工业者和挣工资的人联合在一起，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 ZxGJzakB5$  
　　这就是文明登台亮相时流行的观念，这就是文明用它的第四等级即群众的概念所摧毁的东西，它对文化及其成熟了的形式一概加以拒绝。这是绝对的无形式，它以其仇视迫害一切形式、一切等级区分、财产制度和知识体系。这是世界都市中的新游牧主义，在它看来，古典世界的奴隶和蛮族、印度的首陀罗，以及一般地但凡仅仅是人类的一切，所提供的都不过某种无差别的、游移不定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它诞生的那一刻就解体了，并且它既不承认过去，也不具有未来。就这样，第四等级成为了从一种历史过渡到无历史的表现。群众就是尽头，是根本上无用之物。

苍天啊，一直到第二楼我才看到与你题目息息相关的内容 eS{!)j_^  
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