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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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政治作为一种观念来思考的时候很多，而真正适合我们的想法又很少，因为，相应地，我们对于把政治当作一种现实来观察，往往理解得很少。伟大的政治家惯于雷厉风行、立即行动，并以对事实的可靠嗅觉为行动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以致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去对其行动的基本的一般原则——假定这些原则确实存在的话——进行反思。在所有的时代，他们都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而有关这一知识的任何学说，对于他们的能力和趣味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是，那些关注于人的既成事实（faits accomplis）的职业思想家，在精神上是如此之远离这些行动，以致他们只是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抽象观念的网络——偏好于诸如正义、德行、自由等这样的抽象物的神话——并进而将它们作为准则运用于过去，尤其是运用于未来的历史事变。因而结果，他们忘记了概念只是概念，并由概念引出这样的结论：存在一种政治科学，我们由此可依据一个理想的处方来描画世界的进程。虽则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生过，但是，与抽象的思考相比，政治行动仍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故而，他们在书本中就只是在争论究竟有没有一种“行动的天才”。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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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在这里，我的企图不是要给出一个观念体系，我是要按照政治在一般历史进程中被实际践行的样子，而非可能或应当被践行的样子，来对它给出一个观相学的描述。问题过去是、现在仍是要深入伟大事件的终极意义，去“观察”它们，去感觉和破译它们当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东西。世界改良者的谋划和历史的现实性相互之间并无关系。 >] 'oN  
　　当我们称人类的存在川流是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称其是运动着的对象时，它们就叫作家族、等级、民族、邦族。政治是这个涌动的存在借以维持自身、成长、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路径。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上，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是政治。我们现今喜欢称作生命能量（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身上的那个不顾一切努力向前、向上的“彼物”，那个渴望有效性和权力、同时仍是植物性的和种族性的盲目的宇宙冲动，是与大地、与地“基”联系着的；方向性，即实现的需要——在每一高级人类中作为其政治生活出现的，正是这种东西，这种政治生活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寻求伟大的决断，以决定人类是将成为一种命运还是将遭受一种命运。因为人类要么是生长，要么就死亡；没有第三种可能。 e=OHO,74z"  
　　因此之故，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种族品质的表现，贵族是真正的政治等级（Order），训练而不是塑造才是真正的政治教育。每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事变的川流中总是力量的中心，在他的自我使命感的内在义务感中，总有某种高贵的东西。反之，一切小宇宙的和“智性的”东西都是非政治的，因而在所有谋划的政治和观念形态中，总有某种教士气的东西。最优秀的外交家也都是些孩子；在他们的游戏中，或者当他们需要某个东西的时候，那与个体的存在相关联的一个宇宙的“彼物”立刻就会迸发出来，且具有梦游者的稳定步法。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就不会学习早年的这种技艺，而是会忘掉已学的——因而，在政治家的成年人的世界中，这种技艺是很少见的。 I.jqC2G  
　　只有在充满高级文化领域的这些存在川流中及其相互之间，才存在高级的政策。因此，这些存在川流只有在复数中才是可能的。一个民族实际上只有在与诸民族的关系中才是一个民族。但是，它们之间天然的“种族”关系因此就是一种战争关系——这是任何真理也无法加以改变的一个事实。战争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原始的政治，因此，在深层的意义上说，战斗和生活是一回事，存在和追求战斗的意志是共生共灭的。（古日耳曼语表示这个意思的字，诸如“orrusta”和“orlog”，是指与滑稽和游戏相反的严肃性和命运——并且这是一种强度的对比，而非性质的差别。）尽管所有高级政治都想成为一种更具智性的武器，以替代刀剑，尽管在所有文化的顶峰，政治家的野心就是希望有能力消除战争，但外交和战争艺术之间的原始关系还是会存在下去。这两者都具有战斗的特征，都有战术和战略，其有力的运作都要求有后方物质力量的支持。其目标也是一样的——亦即为了自己的生命单位（阶级或国族）的成长而不惜牺牲别者的生命单位。并且，每一个想要消灭“种族”要素的企图，都只会导致种族要素转移到其他场所；我们所具有的不是国家的冲突，而是政党的冲突、地区的冲突，或（如果追求成长的意志也熄灭了的话）冒险家的扈从们的冲突，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其他人只能不加抵抗地加以适应。 !HDb{f  
　　在生命力量之间的每一次战争中，所争执的问题在于：到底由谁来统治全体。在事变之流中赋予节律的，不是体系、法律或谋划，而常常是一种生命。想要成为众人的行动的中心和有效的焦点，想要把自己的人格的内在形式变成整个民族和时代的内在形式，想要成为历史的指挥官，以便把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向中的目标置于事件的首位——这是每一个内心中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个别存在很少意识到但却不可抗拒的冲动。故而，世上只有个人的历史，因而也只有个人的政治。斗争的是个人而不是原则，是种族品质而不是理想，因为执政的权力就是一切。甚至连革命也不例外，因为“主权在民”只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统治者的权力如今可以享受到“人民领袖”的头衔，而非“国王”的封号。但统治者的方法很少因此而有所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则根本不会改变。甚至所谓的世界和平，在其存在的每一种情况下，也不过是全体人类在少数决心要掌权的强者所强加的统治之下的一种奴役状态。 >0{}tRm-P&  
　　执政权的概念意味着，生命单位——甚至在动物那里——被再分为政府的主体和客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以致没有一个群众单位曾经失去过对其自身的这一内在结构的存在的感觉，哪怕是一时半刻，哪怕是在最严峻的危机中（例如1789年）。消失的只是当职者，而不是职位本身；如果一个民族在事变的狂澜中真的失去了所有的领导，在偶然性中漂泊无定，那只是意味着控制权已经旁落他手，它已经整个地成为了被统治的对象而已。 V2Vr7v=Y"  
　　天生具有政治天赋的民族是不存在的。那些被认为如此的民族，只不过是这样的：它们被居统治地位的少数牢牢地控制着，因此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作为一个民族来看，英国人在政治事务上也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是疏于思考的、狭隘的、不切实际的，但他们确实都拥有——尽管他们喜好政治辩论——信任的传统。差别只在于：英国人是一个具有十分古老且很成功的习俗的政治统治的对象，他默认这些习俗，因为经验已经告诉他，这习俗于他是有利的。从一种已经具有一致同意的外表的默认中再进一步，就是确信这个政府是倚仗于他的意志而作为的，尽管自相矛盾的是，正是政府——出于其自身的技术上的理由——不停地把那一想法灌输到他的头脑中的。英国的统治阶级有它自己的目标和方法，它们是完全独立于“人民”发展起来的；它利用不成文宪法并在不成文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而这种宪法的精髓是来自实践且整个地与理论无涉，故对于外行来说是晦涩的、不可理解的。但是，一支军队的士气有赖于其对统帅的信任，而信任则意味着不自觉地放弃批评。使懦夫变成勇士，或使勇士变成懦夫的，正是军官，这个道理对于军队、民族、阶级和政党都同样适用。一个民族的政治才干不过是对其领导者的信任。但是，那种信任是有待获取的；它只有在自身适当的时机中才能成熟起来，且只有借助成功，才会使它稳定下来，使它变成为一个传统。当被统治者缺乏确信感时，实际上就表明统治阶级缺乏领导才能，这就会导致那种非本能的和挑剔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存在就表明民族已经处于“不良状态”。 q5SPyfE[  
　　

二 |./mPV r  
　　该如何从事政治呢？天生的政治家首先是一个评价者——是人、局势和事物的评价者。他具有不加犹豫地和直截了当地总揽全局的“眼力”。伯乐一眼就能了解一匹马，就知道它在比赛中有多大的希望。不用“认识”它，就能驾驭自如，双手就能不知不觉地勒紧或放松缰绳——他的这种才能与理论家的才能恰恰是相反的。一切存在的秘密脉动在他身上和在历史之事物中是一样的。两者彼此感应，相互依存。务实的人是不会冒险去实施感情政治或谋划好的政治的。他不会相信空洞的大话。彼拉多的问题——真理是什么？——时常挂在嘴边。天生的政治家则置身于真伪之外。他不会把事件的逻辑同体系的逻辑混淆在一起。“真理”或“错误”——在此其实是一回事——只有作为一些理智的思潮才与他有所关涉，且只是在运作的方面。他测度着它们的潜力、持久性和方向，并恰当地把它们纳入他对他所支配的权力的命运的计算中。他当然有他所珍视的信念，但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具有这种信念；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行动时从不会觉得自己要受这类信念的约束。歌德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此话对于苏拉和罗伯斯庇尔以及俾斯麦和皮特都是正确的。伟大的教皇和英国的政党领袖，只要他们还渴望支配一切，他们的行动原则就和所有时代的征服者与暴发户是一样的。以英诺森三世的处理方式为例，他几乎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教会的世界统治。从他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取得成功的奥义；而我们也会发现，其处理事务方式与所有的宗教道德是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的。不过，若是不这样做，也就不会有任何教会能持久地存在，更别说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富豪、获胜的革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般国家、政党或民族。那迷于当局的是生命，而非个人。 ]q]xU,  
　　因此，重要的是要理解一个人为之而生的那个时代。谁不能感受和理解其时代最隐秘的力量，谁就无法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有某个同源的东西在驱使他向前，让他行进在一条既不受概念钳制也不受概念限定的道路上；谁相信其时代表面的东西，如舆论、夸夸其谈和理想，谁就没有处理时代事件的能力。他受事件的支配，而不是事件受他的支配。政治人物，切不可从过去去寻找度量的标尺！更不可为了这样那样的体系去走捷径！有一些时代，例如我们自己的时代和革拉古的时代，存在有两种最致命的理想主义，即反动的理想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主义。一个相信历史的可逆性，另一个则相信历史的目的论。但二者不可避免地都会导向失败，二者都会使它们有力地支配着其命运的民族背上失败的重负，不论是把那民族当作一种记忆的牺牲品，还是把它当作一种概念的牺牲品。真正的政治家是历史的化身，历史的方向性体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逻辑则体现为个人的性格。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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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也必须是广义上的教育家——不是某一道德或教义的代表，而是行动的典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宗教从不曾改变过一种生存的风格。宗教渗透于醒觉意识中，渗透于智性的人的身上，它对另一个世界给出新的解释，它通过博爱、舍弃和决绝的忍受而创造出无比的幸福感，但对于生命的力量，它无能为力。在生命的领域，只有伟大的品格——那个“彼物”、种族性、宇宙力量是与这种品格相关联的——才能具有创造力（不是塑造的力量，而是培育和训练的力量），能够有力地矫正整个阶级和民族的类型。能称得上是事实的，不是“那种”真理、“那种”善良或“那种”正直，而是“那种”罗马人、“那种”清教徒或“那种”普鲁士人。荣誉和义务、纪律、决断的总和，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在存在之流中通过活生生的典范所唤醒的；这就是为什么腓特烈·威廉一世是对于一切时代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原因，他个人在种族定形方面的成就，历经各代都不会磨灭。真正的政治家是不同于“纯粹的政客”的——后者不过是为了博弈的乐趣而参加进来的游戏者，是在历史之浪尖的暴发户，是财富和地位的追求者——也不同于具有某一理想的说教者。事实上，他敢于要求人们为他而牺牲——而且也能如愿以偿，因为他觉得他是时代和民族所必需的，并且这一感觉也能为千千万万的人所共有，使他们焕然一新，使他们能够做出他们以其他方式决然做不出的事业来。 JusU5 e|  
　　然而，在所有的东西中最高的还不是行动，而是统率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个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行动的世界的中心。世上有一种统率，它能使服从变成一种引以为自豪的、自由的和高贵的习惯。这种才能，例如拿破仑就没有。在他身上，那种残留的臣属的眼界，使他无法把部下训练成人，而是训练成了属僚，使他的统治要通过政令而不是通过个人品格来实施；由于他不理解这种最微妙的统率手腕，因而他不得不事必躬亲，自己去做一切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事情；由于他无力协调他的地位的要求与人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于是他逐渐地垮台了。但是，一个具有完善的人格这一最后最高的天赋的人，例如恺撒或腓特烈大帝，——当战事在后期正向着所愿望的结局发展且胜利在望时；或者当终止一个历史时代的条约就要落下最后的签名时——他就会感觉到一种莫大的权力感，那是谈论真理的人所不可能知道的。有一些时刻——它们常常指示着宇宙涌流的高潮——个人感觉到自己与命运、与世界的中心是同一的，觉得他自己的品格几乎就是未来之历史将要披戴到身上的外套。 6cH8Jr _  
　　政治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使自己脱颖而出；其次——不如第一个问题那么明显，但其最终的影响要更为坚实、更加伟大——就是要创造一种传统，要带动别人，使自己的事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脉动和精神继续下去，还要释放出这样的一种活动潮流，即不需借助原来的领袖，它也能维持原有的形式。若能如此，则政治家就可唤起古典世界无疑会称之为“神性”的东西。他将成为一种新生命的创造者，成为一个年轻的种族的精神始祖。他自己作为一个单位，在若干年后将会从这川流中消失。但是，由于他的召唤而出现的少数人，会担负起他的事业，把它无限地保持下去。这种宇宙之物，这种统治阶层的心灵，是一个个体所能产生并作为一种遗产留传下来的，在整个历史中，正是这种东西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伟大的政治家是罕见的。他能否出现，能否赢得胜利，是太早还是太迟，这都是偶然性所决定的。伟大的个人常常是破坏多于建设——这种断裂，是由于他们的死亡而在事变之流中造成的。但是，传统的奠立则意味着偶然性的消除。一种优秀传统可以孕育出一种高水平的常态，未来可由此而推算出来——这常态不是恺撒，而是一个元老院，不是拿破仑，而是一支无与伦比的军官团。一个强有力的传统可以从四面八方吸引人才，使个人的小小的天赋能够产生出伟大的结果。意大利和荷兰的画派就是证明，普鲁士的军队和罗马教廷的外交也不例外。跟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比，俾斯麦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虽能够作出个人的成就，但不能形成一种传统；他没有一个可与毛奇的军官团相媲美的相应的政治家的族系，这些政治家应在情感上把自己等同于他的国家及其新的任务，应不断地从下层选拔人才，从而为永久地延续俾斯麦的行动节律作好准备。如果这一创造传统的努力无所斩获，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同质的统治阶层，而是一帮乌合之众，每当面对意外事件就束手无策。若是那一创造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主权民族（Sovereign People），在此，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指这个民族配称是一个民族，且在事实的世界中是可能的——它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可自我补充的少数，这个少数则有稳固的和日渐成熟的传统，能把每一个人才吸引到那迷人的圈子中来，充分地加以利用，并在事实上能同它所统治的民族的余下部分和谐相处。这样一种少数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族系”，哪怕它刚开始还只是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并且它的决策的稳定可靠将是出于血统的，而非出于理性的。但是，这意味着：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事，都是“自行”发生的，不需要天才。如此一来，可以说，伟大的政治将取代伟大的政治家。 0 pZvW  
　　那么，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这是一句古话，且几乎是一句无所不包的话。园丁从种子得到一种植物，或者他改良那植物的品种。他能使隐藏在植物里面的倾向、它的生长和颜色、它的花和果，发展出来，让它盛开或使它凋谢。植物的完成、它的力量、它的整个命运，皆有赖于园丁对各种可能性——因而各种必然性——的眼力。但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方向，它由此而来的阶段、速度及方向，都不是园丁所能掌控的。植物必须自己完成这些事项，然后枯萎凋谢，这对于我们称作“文化”的巨大植物和与其形式世界相关联的人类家族的存在之流也是一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即是一个民族的园丁。 QUrPV[JQ  
　　每一个实干家都是生于一个时代且为一个时代而生，因此他的可取得的成就的范围是确定的。他的祖辈、他的后辈，都有着不同的基准，因而任务和目标也都不一样。由于他的个人品格、他的民族的特性、局势以及他不得不与之共事的人等方面的局限，那范围就更加狭小了。杰出的政治家的一个标记，就是他很少因为错误地理解了这种局限而受到拘役，同样地，他也很少忽略那限度以内的任何可以实现的事情。因此——这一点无需过分重复，尤其是对德国人——对于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什么是将要做的，他有准确的辨别力。国家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它们的演变的方向和程度，都是一些既定的标尺，且不可改变地依赖于既定的时代。它们是取得政治成功的途径，而不是目标。另一方面，政治理想的崇拜者，总是从一无所有中去创造。他们的才智自由是惊人的，但他们的由诸如智慧和正直、自由和平等之类的空洞概念所构成的空中楼阁，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自楼上往下建成的。至于那真正的政治家，事实的主人，则满足于不知不觉地去指导他所见到和接受的明显的事实。这看起来好象没什么，可在自由一词的宏大意义上说，那正是自由的出发点。政治的诀窍，就在于从细小的事情开始，在于小心翼翼地掌舵，在于对集体和个人的心灵的最细微的振动都有敏锐的感觉。政治家的艺术，不仅在于对面前不偏不倚地划定的主要路线有明确的意识，而且在于对在那些路线上遇到的个别事变和个别人物要稳妥地应对，这样才能把一个迫在眉睫的灾难化成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一切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对一些琐碎细节的组织。一个博弈的行家里手，例如塔里兰，他是作为战败一方的大使前往维也纳，却使自己变成了胜利者的主人。在卢加（Lucca）会议上，处境濒临绝望的恺撒，不仅使庞培的势力变为有利于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还暗中动摇了它，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觉察到这个事实。但是，可能的领域是一个双刃剑，也有危险的边缘，如果说巴罗克时代的伟大外交家的娴熟手腕，几乎总是能够使他保持冷静，化险为夷，那么经常给他使绊子的，恰恰就是空想家们的特权。历史总有一些转折期，在那时，治国之才也会随波逐流，以免丧失领导权。每个局势都有其伸缩的限度，而对那一限度的估计，是不允许有一点点小错误的。一次达到爆发点的革命，总是一种证明，证明统治者及其对手缺乏政治脉动。 40t xZFQ0  
　　进而，对于政治家来说，必须要做的事就应及时去做——就是说，当出现一件现成的礼物的时候，统治势力就应把握时机，借此就可以给自己收买到信任；反之，如果自甘牺牲，主动放弃，就会暴露自己的弱点，引致别人的蔑视。政治形式是活生生的形式，它的改变决然要遵循某一确定的方向，力图阻止这一进程或使之转向某种理想，无异于承认自己“不合状态”。罗马贵族就具有脉动方面的这种一致性，斯巴达人则没有。在民主政治正处上升的时期，我们一再看到（例如在1789年以前的法国和1918年以前的德国）因为不能把握时机而导致的致命后果：在那时，政府对于必需的改革，将其当作一种自愿的礼物给予得太迟；同时，对于应最坚决地加以拒绝的东西，却又当作一种牺牲品拿出来，由此就成了瓦解的信号。但是，那些不能在最佳时机觉察到第一必然性的人，决然不可以再误失第二次局势。甚至一次前往卡诺萨（Canossa）的行程，进行得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其结果却大相迥异——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该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其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另一命运的对象。但是，没落中的民主政治，也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它想要坚持过去的理想。这便是我们20世纪的危险所在。在通往恺撒主义的道路上，永远有待出现一个加图式的政治家。 _ \D%  
　　一个政治家——甚至一个地位特别稳固的政治家——对政治的方式所具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高水平的政治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自欺欺人。他的任务，就是在他于生存中所发现的历史形式中并利用这一形式进行工作；只有理论家才会热情地寻求更理想的形式。但是，想要在政治上“状态良好”，必然意味着，除其他方面以外，尤其要无条件地掌握最现代的手段。对此没有选择的余地。手段与方法是与时间有关的前提，并且属于时间的内在形式——谁在不恰当的时间去掌握，谁准许他的趣味或情感压倒他身上的脉动，谁就立即会失去他对现实的掌控。贵族政治的危险就在于其手段过于保守，民主政治的危险则在于它把定律与形式混淆不清。现今的手段是、且在相当年代之内都是议会制度的那一套——选举和出版。政治家可以随意看待它们，可以尊重它们，也可以藐视它们，但必须掌握它们。巴赫和莫扎特就掌握了他们时代的音乐手段。在一切领域中，这是掌有主动权的标志，治国之才也不例外。现在，在政治领域中，那些公开的、可见的外部形式并不是本质的形式，而仅仅是伪装，因而可以被改变、被理性化、被写成宪法的条文——而它的现实性并不必因此受到一丁点的影响——故而，一切革命者的野心得以在历史的表面上玩弄权利、原则和选举权的游戏。但是，政治家深知，跟操控投票的技术——雅典的或罗马的，雅各宾党的、或美国的、或当代德国的——比较起来，选举权的扩大与否根本就不重要。如何解读英国宪法，与它被少数上层家族所控制这一事实比较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因此之故，爱德华七世（Edward Ⅶ）这样的国王不过是他的内阁中的一位大臣而已。至于现代的出版，尽管在宪法上说它是“自由的”——感情主义者对此已感心满意足了——可现实主义者只问是谁在操控它。 ]S6Gz/4aV+  
　　最后，政治是各样的民族内部某个民族借以完成其历史的一种形式。伟大的治国艺术就在于保持自己民族内部的“良好状态”，以适应外部的事件；这一“良好状态”就是对内政治与对外政治的自然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民族、国家和等级，而且适用于这每一种的活生生的单位，直至最简单的动物群和个别的实体。而且，在对内政治与对外政治之间，前者全然是为后者而存在的，相反则不然。真正的民主派习惯于把国内政治本身看作是目的；一般的外交官则只考虑外交事务；但也正是因此，每一方面的个别成就“根本无济于事”。毫无疑问，政治能手，在内政改革的策略上；在他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上；在他维持全体的公开形式、使“权利和自由”二者都与时代风尚相协调同时又具有效力的机敏性上；在对一个民族要“处于良好状态”所必不可少的情感如信任、尊重领导、权力意识、满足感以及（必要时）热情等的教育上，都显示出极其明显的能力。但这一切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与高级历史的下列基本事实的关系——就是：一个民族不是孤零零地立于世间的，它的将来是由其与其他民族和势力的力量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其单纯的内部安排所决定的。另外，由于普通人并不具有这样的远见，因此，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必须具有这样的品质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除非有这样一个少数，否则政治家是找不到他可以用来实现他的目标的工具的。

三 L:i&OCU2k  
　　在所有文化的早期政治中，统治权力都是预定的，是不被怀疑的。其整个的存在严格地保持着家长式的和象征性的形式。其与乡土的联系是如此之牢固，封建的纽带，甚至它的继承者，即贵族制国家，对于在那些联系控制下的生命而言，是如此之不言自明，以致荷马时代或哥特时代的政治总是局限于在既定形式的组织中采取简单的行动。就这些形式也会改变而言，它们这么做多少是自发的，而认为去引起改变乃是政治的任务，这样的观念从未确切地进入过任何人的思想中，即使一个王国被推翻或一个贵族阶级被降到隶属地位时，情形也是如此。世上只有阶级的政治、帝国的或教皇的或封建诸侯的政治。血统和种族只能本能地或半自觉地以行动来发言——甚至教士，作为政治家，也像具有种族性的人一样行动。国家的“问题”还未被唤醒。主权、原始等级、整个早期的形式世界，都是上帝所赐予的，有机的少数人发动战争，正是以这些东西为前提，而不是以它们为争执的对象。这些少数人，我们称之为派系（Factions）。 [M|^e;tWK  
　　正是派系的本质，使得这样一个观念根本就行不通：事物的秩序可以按某一计划加以改变。派系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秩序内为自己赢得地位、权力或财产——这跟一个正在成长的世界中的所有正在成长的事物是一样的。有一些群体，在那里面，家族关系、荣誉和忠诚，以及具有近乎神秘的本质的结合纽带，都在发挥作用，并且，抽象的观念整个来说是被排除在外的。荷马时期和哥特时期的派系、忒勒马库斯（Telemachus）与在伊塔卡的求婚者、查士丁尼时代的蓝党与绿党、教皇党与保王党、兰卡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新教徒、胡格诺教徒、甚至后来的投石党和第一次僭主政治的动力，都是这样。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著作就完全是以这种精神为基础的。 ?@64gdl wq  
　　一当随同大城市一起出现的非等级，即资产阶级，取得了领导地位，变化立即就发生了。现在，正好相反，政治形式成为冲突的目标，成为问题。可它至此也成熟了，它现在需要塑造成形。政治已经觉醒，不仅自身已被领悟，而且被还原为可理解的观念。才智和金钱的权力起而反对血统和传统。现今，我们拥有的不是有机的东西，而是组织起来的东西；不是等级，而是政党。政党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心智的集合，因此，它在才智上要胜过旧的等级，而在本能上则要弱于旧的等级。它是自然成熟的阶级秩序的死敌，阶级秩序的纯粹存在与政党的本质是相矛盾的。因此，政党的观念总是与全然消极的、分裂性的、社会地拉平的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崇高的理想不再被承认，而只承认职业上的利害关系。自由的观念也是一样，它同样是消极的。政党纯粹是一种都市现象。随着城市摆脱乡村获得了解放，等级政治到处（不论我们是不是确实地认识到了）让位于政党政治——在埃及是在中王国末期，在中国是在战国时期，在巴格达和拜占廷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在西方的都城，政党以议会类型形成，在古典的城邦国家，所谓的政党，即指广场政党，而在毛拉和狄奥多尔的斯图狄翁隐修院的僧侣身上，我们看到了麻葛型的政党。 `|t,Uc|7!  
　　但是，通常，非等级是反抗等级本质的单位，其少数“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领导者是作为一个政党出现的，它有一个纲领，其中包括一些不是凭感觉而是被明确规定的目标，还包括对一切不能从理性上加以把握的东西的摈弃。因此，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即自由党，它对于它的这种地位有充分的意识。它认为自己是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它的反对者（尤其是真正的等级——亦即“地主和牧师”）则是“人民”的敌人和叛徒；只有它的意见才是“人民的声音”——它通过政党政治各种各样的培育措施、通过论坛上的演说、通过西方的出版，向人民灌输这些观点，直到它们的意见真的代表人民的声音为止。 cx\"r  
　　原始的等级是贵族和僧侣。原始的政党是金钱和心智的政党，即自由党，大都市市民的党。在所有的文化中，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的观念的深刻合理性全在于此。贵族政治轻视城市的心智，民主政治轻视乡巴佬并仇视乡村。这就是等级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阶级意识与政党倾向之间、种族与才智之间、生长与构成之间的区别。在已完成的文化中是贵族政治，在初始的都市文明中是民主政治，它们彼此对立，直至二者都在恺撒主义中被淹没为止。如同贵族当然地是那种等级（第三等级从来没有想过让自己变成这类的真正形式）一样，贵族也当然地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政党，尽管它有可能按政党的形式组织自己。 PxkV[ nbS  
　　事实上，它除了这么做以外，别无选择。所有的现代宪法都拒绝承认等级，因为现代宪法的基础即是作为政治的自明的基本形式的政党。19世纪——因此相应地，公元前3世纪——是政党政治的全盛时代。其民主的特征促成了敌对政党的形成，而以前，甚至迟至18世纪，“第三等级”还模仿贵族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等级，现在则出现了一个防御形象的保守党，它是自由党的仿制品，完全由自由党的形式所支配，它被资产阶级化了，但又不是资产阶级，它不得不用自由主义所制定的规章和方法去战斗。它要么比它的对手更好地运用这些手段，要么就灭亡，二者只能择其一；但是，由于一个等级的本质结构使然，它不了解局势，它总是向形式而不是向敌人挑战，于是不免会使用极端的方法，这些方法，我们看到，支配着每一文明早期阶段的整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并无奈地把它们传到敌人的手中。当处于有教养、有产业的资产阶级之下的剩余者也把自己组织成一个政党时，那种使每一个政党都变成资产阶级、至少在外表上要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成了一种纯粹的讽刺。例如，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否定资产阶级的，但作为一个政党，它在态度上和领导权上实质是中产阶级。它的意志必然会超出政党政治的范围，因此也会超出立宪主义的范围（二者完全都是自由主义的现象），诚实地说，这只能被称作是内战；在这种意志与它为了得到公正的对待而不得不维持的外表之间，有着连续的冲突。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如果想要获得持久的胜利，这种外表也是必不可少的。议会里的贵族政党本质上和无产阶级政党一样是伪装的。只有资产阶级处于它自然的地位。 :'%6
  
　　在罗马，从公元前471年设置保民官起，到公元前287年革命时承认保民官的无限立法权止，贵族和平民主要是作为等级，即阶级，相互作战的。但是，此后，这些对立的称谓，除了谱系意义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可以十分合理地分别用来指代那两种称谓——即在广场上处于优势的民众和在元老院里有其支柱的贵族。后者把自己（公元前287年左右）从一个由旧氏族组成的家族议会变成了一个由执政贵族组成的国家议会。民众的团体是与按财产分级的百人团人民大会和骑士的大财团站在一起的，贵族团体则是与部落人民大会中有影响力的自耕农站在一起的。前一方可以想一想革拉古和马略，后一方可以想一想C.弗拉米尼乌斯，并且稍微钻研一下，就会发现执政官和保民官的地位完全变了。他们不再是第一等级和第三等级选举出来的、其行为方式要受到这一事实左右的受托人，而是代表政党，且偶尔会更换政党。既有像老加图这样的“自由派”执政官，也有像反对提比略·革拉古的屋大维这样的“保守派”保民官。两个政党在选举的时候都会提出候选人，并会用各种煽动性的宣传使他们得以当选——而当金钱不能使其在选举中获胜时，就会回过头来在当选的人身上下工夫，以便往后能争取（更大的）胜利。 xR+vu>f  
　　在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从19世纪初开始即组成为政党了，二者在形式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在字面上都采取的是自由主义的纲领，因而舆论照常完全被说服，风平浪静了。这是一种在适当时机采取的高明手腕，它防止了一个敌视等级原则的政党的形成，例如1789年在法国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下院的议员——迄今一直是统治阶层的使者——成了民众的代表，但仍继续在财政上依赖统治阶层。领导权仍掌握在原班人马手中，政党的对立——自1830年起几乎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称谓——永远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加减式对立，从来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同样是在这个时期，“青年德意志”的文学自由运动变成了一种政党运动，在美国，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统治期间，国家辉格党和民主党组成了对立的政党，并公开承认了一个原则：选举是一桩生意，国家的职位从上到下都是“胜利者的战利品”。 FYAEM!dyy  
　　但是，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派逐渐地从等级的形式，经过政党的形式，向着个人追随的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终结及其向恺撒主义的过渡的外部标识，不是——例如——第三等级的政党即自由党的消失，而是政党本身作为一种形式的消失。各种情感、民众的目标、抽象的理想，这些都是所有真正的政党政治的特征，现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政治，是具有强有力的种族性的少数人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等级有各种本能，政党有一个纲领，而个人追随则有一个领头人。这就是从贵族和平民，经过豪门贵族和庶民，直到庞培党徒和恺撒党徒的事变过程。真正政党政府的时期不到两个世纪，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自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走向没落。被一种共同的刺激所驱使的整个选民群，应当把那些有能力处理他们的事务的人选出来——这是所有宪法中的一个天真的假设——这只有在第一次冲击中才有可能，它的前提条件是：甚至连确定集团的组织萌芽都不存在。1789年和1848年的法国就是这样。只要会议一召开，各种斗争单位立刻就会从中形成，而它们的结合有赖于想要保持已赢得的支配地位的意志，并且，它们从来不自视为它们的选民的喉舌，而是想方设法用尽一切可用的鼓动策略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在人民中间自行形成的一种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组织的工具，稳步地沿着相同的道路继续着，直到组织也转而变成了领袖的工具。权力意志比任何理论都强有力。起先，领导和工具都是为了纲领而存在。后来，掌权者为了权力和战利品而牢牢地抓住它们不放——到今天，这种情形已经是无处不有，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以政党及其所分配的官职和工作为生。最后，纲领从记忆中消失了，组织只为自己工作。 \:vF FK4a  
　　对大西庇阿或昆克提乌斯·弗拉米尼努斯（Quinctius Flamininus）来说，当我们谈及他们的“朋友”时，仍然指的就是战场上结下的友谊。但是，小西庇阿更进一步，他的“亲兵”（Cohors Amicorum）毫无疑问是有组织的追随者的第一个范例，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法庭和选举中。同样地，庇护人与门客之间古老的纯粹族长式和贵族式的忠诚关系，也变成了完全基于物质基础的利益共同体，甚至在恺撒以前，在候选人与选举人之间就有文字契约，其中对报酬和履行约定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正如在今天的美国，俱乐部和选举委员会被组织起来，它们控制或威胁其选区的选民群众，以便能同伟大的领袖们、前恺撒们一起经营选举生意，就像一种势力同另一种势力的结合一样。这远不是民主政治的破产，而恰恰是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它的必然结果，不通世务的理想主义者哀叹他们的希望的破灭，只能说明他们对真理与事实的冷酷的二重性和才智与金钱的密切联系全然无知。 }Fe~XO`  
　　政治与社会理论只是政党政治的基础之一，但却是一个必要的基础。从卢梭到马克思的一系列自负的理论，在一直到柏拉图和芝诺（Zeno）的一系列古典诡辩学者中皆有其对照的类型。在中国的情形中，相应的学说的特征仍然要从儒家和道家的文献中去寻找；而其相对照的类型，只要提及社会主义者墨翟的名字就足够了。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拜占廷和阿拉伯文献中——在那里，跟其他的东西一样，激进主义在构成上也是正统宗教的——这类学说亦占有广大的地盘，它们是9世纪时一切危机的原动力。在埃及和印度也有这类学说，喜克索人的时代和佛陀时代的事件的精神可以证明这一点。文字形式对于这类学说并非本质的——它们可以通过口语、通过教派和会社中的说教和宣传来同样有效地得到传播，事实上，这些方法正是清教徒运动（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和英美的基督教）在终结时所采取的标准方法。 &#p1ogf:  
　　这类学说是“真”还是“伪”——我们必须反复地强调——对于政治史而言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说，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辩驳，乃属于学术讨论和公开辩论范围内的事，在那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对方永远是错的。但是，这类学说是否有效，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效，以及其效力能持续多久，这才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人们若是相信，现实可以通过一套概念体系来加以改良，则这信念本身就会变成政治必须加以考虑的一种真正的力量。今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无限相信理性万能的时代。自由、正义、博爱、进步，这些伟大的一般观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理论即是福音书。而这些理论的说服力，并不是仰赖于逻辑前提——因为一个政党的群众既不具有批判能力，也不具有脱除影响、严肃地验证理论的超脱能力——而是仰赖于它们的关键词所具有的神秘本质。同时，这些理论的魔力局限于大城市的居民，局限于作为“受过教育的人的宗教”的理性主义时期。对于农民，它根本不起作用，甚至对于城市群众，它的影响也只能延续较短一段时间。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它却具有新的天启那般的全部不可抗拒的力量。群众皈依它，狂热地迷恋着它的词句及其传道者，甚至到营寨、战场和绞架上去献身；他们的目光注视着一个政治的和社会的彼岸世界，而枯燥乏味、一本正经的批评则似乎是卑鄙的、不敬的、该死的。 #:)'D?,  
　　但也正是因此，像《社会契约论》和《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在强有力的人们手中，就成了动力最强的动力机——这些人爬到了政党生活的顶峰，知道如何去形成和利用被支配群众的信仰。 ]*0zir/  
　　然而，这些抽象的理想所具有的力量，在时间上很少能超过属于政党政治的两个世纪，它们的终结不是由于辩驳，而是由于厌倦——这种厌倦早就杀死了卢梭，不久也将杀死马克思。人们最终要放弃的不是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而是对任何形式的理论的信仰以及伴随着它的那种情感式的乐观主义，例如18世纪的那种认为令人不满意的现实可通过概念的运用而得到改善的乐观主义。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为了获得一个明智而美好的结果而界定和融合各种古典宪法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倾听着，柏拉图本人还试图依照一个观念论的处方去改革叙拉古——结果是把这个城市引向了毁灭的深渊。在我看来，同样确定的是，把中国南部各国引入不良状态并最终把它们推向秦帝国主义怀抱的，也是这种哲学实验。雅各宾党人对自由和平等的狂热，致使法国从执政府时开始就永远被交到了陆军和证券交易所的手中，而每一次社会主义暴动只会给资本主义指出新的道路。但是，当西塞罗为庞培写作他的《论共和国》时，当萨卢斯特（Sallust）为恺撒写作他的两篇咨文时，就再也没有人给以关注了。在提比略·革拉古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来自斯多葛主义的狂热信徒布洛修斯（Blossius）的影响，此人后来在同样把帕加马的阿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cus）引向毁灭之后自杀了；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时，理论已成为陈腐的课堂练习，从此以后，权力、且唯有权力才是重要的。 DB vM.'b$  
　　对我们来说——请不要对此有误解——理论的时代也正在走向它的尽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体系全都出现于1750年至1850年之间。马克思的体系已经出现半个世纪了，而至今还没有继承者。它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本质上意味着民族主义已达到了其最后的逻辑终点；因此它是一个结束语。但是，如同对卢梭的人权论的信仰自（可以说）1848年起就失去了它的力量一样，对马克思的学说的信仰自世界大战起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当我们把法国大革命时对卢梭的观点至死不渝的虔诚同1918年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他们在其追随者面前和在其追随者当中不得不保持连他们自己都不再坚信的信念，这不是因为观念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依存于观念的力量的缘故——加以对照的时候，也会看出道路的前景，在那里，仍然以纲领形式存在的东西注定要被弃之一旁，且从此以后会成为权力斗争中的纯粹障碍。对纲领的信仰是我们的祖辈的标志和荣耀——在我们的子孙辈那里，它将成为地方主义的一个明证。取代它的是一种新的、甚至现在其萌芽还正在发展中的听天由命的虔诚，这种虔诚源自备受折磨的良心和精神饥渴，它的任务将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今世，这个新的今世只探索秘密，而不探索明亮如赤的概念，并最终将在“第二信仰”的深处找到这些秘密。 Wf~^,]9N  
　　

四 %. 1/#{  
　　这是伟大的事实上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且是字面上的方面。现在还须考虑其另一方面，即决定性的方面，种族的方面。民主政治的战士中若是没有真正具有领导天赋的人，那它就还只是停留在人们的心中，还只是停留于纸面上；对于这些具有领导天赋的人们来说——虽则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且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人民不过是一个对象，理想不过是一个手段。所有的，甚至是最不负责任的煽动方法——实质上，煽动与旧制度的外交完全是一丘之貉，但它设计了一支管乐乐队而非古老的宫廷音乐的乐队，为的是应用于群众而非应用于王公大臣，应用于粗野的舆论、情感和意志爆发，而非应用于有选择的心灵——都是由诚实而讲求实际的民主派设计出来的，传统的政党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些方法。 CHnclT  
　　然而，民主政治的进程的一个特征就是：那些深得人心的宪法的制定者从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设计的实际作用——罗马的“塞尔维乌斯”（Servian）宪法的制定者和巴黎的国民议会的创始人都没有想到过。由于他们的这些形式不像封建主义那样是生长的结果，而是思想的结果（而且也不是以对人和事的深刻认识为基础，而是以正义和公正的抽象观念为基础），于是，在法律的理智方面与那些在法律的压力下悄无声息地形成的实际习惯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这些实际习惯或是使法律适应实际生活的节奏，或是防止它们违背实际生活的节奏。只有经验曾经给过人们这样的教训，即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只有在整个发展终结时，这一教训才会被人们所吸收。选举权越是近于普及，选民的权力就越小。 Bii'^^I;?  
　　在一种民主政治开始的时候，阵地只为才智之士独占着。除了1789年8月4日的夜间会议和网球场宣誓，或除了1848年5月18日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的国民会议，历史再也没有表现什么更高贵、更纯洁的事件——当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们，对普遍真理争论得太久，以致具有现实性的力量得以重整旗鼓，把这些梦想家抛在了一边。但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另一种势力也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并提醒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当人们有钱时，才能利用宪法的权利。选举权甚至应当大体像理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去使用，这样的想法是基于一个前提，即缺乏任何有组织的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其财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影响选民。一当这样的领导出现了，投票除了成为群众对个别组织运用谴责的权利外，就不再有任何别的意义，它对于这些个别组织的结构最后连一点点积极的影响也没有。这同样适用于西方宪法的理想主题，即群众的基本权利就是去推选自己的代表——这只是纯粹的理论，因为实际上，每一发展起来的组织都在不断地招募队伍。最后出现了一种感觉：普选权中根本没有有效的权利，甚至连在两个政党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因为那些在其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强有力的人物，通过金钱，控制了所有言论和出版的智性机器，而且能够一方面越过政党随心所欲地指导个人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委任权、影响力和立法权去创建一个由死心塌地的支持者组成的坚固团体（“预选会”），这个团体排挤其他的人，并在团体内部诱发一种对投票的厌倦感，这种厌倦感最后甚至在重大危机发生时也摆脱不了。 6,t6~Uo/  
　　表面上看，西方的议会式民主政治与埃及、中国和阿拉伯诸文明的民主政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后面几种文明对普选权的观念是全然陌生的。但实际上，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群众作为一种选民是“合乎形式”的，恰如它曾经作为一种服从的集体——亦即作为某一主体的一种客体——是“合乎形式”的一样，恰如它在巴格达是作为各种教派、在拜占廷是作为僧侣、在别的地方则是作为一支主力军队或一个秘密社团或一个“国中之国”而“合乎形式”一样。自由通常纯粹是否定性的。自由就存在于对传统、王朝、哈里发政权的拒斥中；但执政权立即毫不逊色地从这些制度过渡到了新兴势力手中——政党领袖、独裁者、总统、先知，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对于这些势力，群众继续无条件地成为被动的对象。“民众自决”是一个客套语——实际上，在一种普遍的、无机的选举权中，选举很快不再具有其原初的意义。等级和职业的成熟的旧秩序的政治消除越是彻底，选举的群众就越是无形式、越是软弱无力，它交到新兴势力即政党领袖手中的东西就越是完全。这些政党领袖通过一切智性的强迫机器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他们用尽方法彼此互争高下，结果，群众对那些方法既觉察不到，也不能理解；他们把舆论仅仅看作一种可以捏造、可以用于相互打击的武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它促使每一个民主政治在自杀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M=,pn+}y>  
　　古典人民（德谟、民众）的基本权利，曾扩展到了对最高的国家职位和司法职位的掌控上。对于这些权利的行使而言，人民在其广场上是“合乎形式”的，在那里，欧几里得式的、作为点的群众亲身集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以古典的方式施加影响的政治过程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有形的、切近的和诉诸感官的手段——比如：通过作用于每一只耳朵和眼睛的修辞的手段；通过许多会使我们感到厌烦且几乎难以容忍的手法，如就像演练好的啜泣效果和捶胸顿足的动作；通过对观众恬不知耻的奉承，以及有关敌手的无稽谎言；通过华美辞章的运用和以游戏与礼品而作的热烈的收尾（针对这种场合和这种目的的这类玩意可谓应有尽有）；通过威胁和打击；但尤其是通过金钱。我们在公元前400年的雅典就见到了这些手段的发端，而达到骇人听闻的顶点则是在恺撒和西塞罗时代的罗马。跟各处一样，选举已从阶级代表的提名变成了政党候选人的决战场，变成了为金钱干预准备好的竞技场，并且，从扎马战役以后，金钱投入是越来越多。“能够聚集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越多，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就越是发展成为钱的问题。”这是无须再去多说的。不过，在更深的意义上说，把这称之为贿赂又是错误的。这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这是民主精神本身达于成熟时注定了必然要采取的形式。在监察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改革（公元前310年）中——他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主义者，是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集团一类的宪政空想家——毫无疑问是名实相符的选举权改革，这种改革完全不是一种为己党谋私的计谋——但其结果却只为那类计谋开辟了道路。在这一改革方案中，本来没有种族品质出现，但自一运用开始，就出现了这个东西，并且很快地就强行取得了完全的支配地位。毕竟，在金钱独裁的时代里，把金钱的利用视作是堕落的标志，是不太公平的。 E%w^q9C  
　　在罗马担任公职，从其产生的过程需经由一系列的选举形式开始，就要求有巨笔的资金，以至于每个政治家都不免要向其周围的伙伴告贷。营造官的情况尤其如此，担任这一官职的人必须在他的公开博弈的排场上胜过他的前任，以便日后能得到观众们的选票。（苏拉在他第一次谋取行政长官的职位时失败了，恰恰就是因为他以前没有做过营造官。）此外，为了讨好那些游手好闲者，还需要每天带着一大帮随从在广场上露面。有一项法律禁止豢养拿报酬的家臣，但是，上流社会为了争取人气，不得不借给他们钱，推荐他们充任公职和商业职位，为他们支付诉讼费，这样，为了在广场上有同伴同行，为了有他们一起出席每天的应酬，上流社会所费反而更多。庞培是半个世界的“恩主”（patronus）。从皮西诺姆（Picenum）的农民直到东方的国王，都由他代表，归他保护，这就是他能与克拉苏的无息贷款和追随这位高卢征服者的每个野心家的“虚荣心”（gilding）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设宴款待整个选区的选民，或是免费招待他们观看角斗士表演，甚至[像米洛（Milo）那样]把现金送到家里——诚如西塞罗所言，传统道德，荡然无存。竞选资金达到美国那样的规模，有时甚至达上亿个塞斯特斯（sesterces）；尽管罗马可用现金的储备很充裕，但公元前54年的选举却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占用了，以致利率由百分之四上升到百分之八。恺撒做营造官时的开销很大，以致在债主允许恺撒动身前往他的行省之前，克拉苏不得不在两千万的债券上为他签名作保；并且，由于恺撒在候补大祭司职位时过分滥用了自己的信用，以致一旦候补失败就会使他毁灭，因此他的对头卡图鲁斯（Catulus）可能认真地考虑过出钱收买他。但是，对高卢的征服和开发——这也是基于财政动机而从事的——使恺撒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事实上，法萨卢斯（Pharsalus）战役就是为此而事先打的一场胜仗。因为，跟塞西尔·罗得斯一样，恺撒积聚这上亿的钱财就是为了权力，而不是像威勒斯（Verres）甚至克拉苏——他们首先是一个理财家，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那样是因为贪财。恺撒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没有金钱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宪法上的权利就无从谈起。当庞培还在梦想着他一跺脚就能唤来几个军团的时候，恺撒早就用他的钱财把梦想化成了现实。然而，必须明确地懂得，这些方法并不是恺撒首创的，他不过是发现了它们已然存在而已，他使自己变成了它们的主人，但从没有把自己与它们等同。实际上，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依照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党已经化成了围绕着人组织起来的个人追随，那些人追求私人的政治目标，善于运用其时代的政治武器。 9#DXA}  
　　在这些手段当中，除金钱以外，就是法庭的影响。由于古典的议会是采取投票、但不加讨论的方式，因此在公共讲坛前的审判，就成为政党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说教的学校中的学校。年轻的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是从控告开始，如果可能，还是从歼灭某些大人物开始，例如十九岁的克拉苏就歼灭了大名鼎鼎的帕皮里乌斯·卡波（Papirius Carbo），后者曾是革拉古兄弟的朋友，但后来倒向了豪门贵族的一边。这就是为什么加图不下四十四次被审讯的原因，尽管每一次都无罪释放了。在这些事件中，所指控的法律方面全然是从属的。决定性的因素是法官的党派倾向、担保人的人数以及支持者的多少——证人的数目实际上只供炫耀而已，为的是使原告在财力上和政治上的势力受到注意。西塞罗攻击威勒斯的演说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在高超的伦理热情的掩饰下让法官相信把被告判罪是合乎他们那一阶层的利益的。依照古典世界的一般看法，法庭的存在不言而喻是为私人利益和党派利益服务的。在雅典，民主派的控方在发言结束时习惯于提醒从人民中推举出来的陪审官，说如果他们判富有的被告无罪，他们就会丧失应得的报酬。罗马元老院的巨大权力主要地就在于他们占据了司法的（陪审官的）每一个席位，故而掌控了每一个公民的命运；因此，公元前122年革拉古立法把司法权交给骑士团，把贵族——即官吏阶层——交给金融界，是有深远意义的。公元前83年，苏拉在剥夺金融巨头的权利的同时，把司法权还给了元老院，当然是作为政治武器还给它的，于是，执权者的最后决斗在不断变换选出法官的过程中找到了另一种表现形式。 Nd0tR3gi7  
　　因此，古典的政治方式，尤其是罗马的广场，是把民众当作一种有形的实体聚集在一起，然后驱使民众按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同时代的”英美政治，则是通过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具有智性的和财政的张力的势力范围，在那里，每个个人都无意识地各就其位，因而他的思想、意志和行为都必须遵照一个不在身边的人物所认为合适的方式。这就是动力学与静力学、浮士德式的世界感与阿波罗式的世界感、三维空间的热情与纯粹可感的当下之间的对立。人们再也不必面对面说话；出版及其同行新闻电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把全部的民族和整个大陆的醒觉意识置于由论点、口号、观点、情景、情感所汇集成的震耳欲聋的猛烈炮火底下，以致每一个自我（Ego）都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智性的东西的纯粹函数。从政治上看，金钱并不是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它不会把自己变成请帖和美酒。它变成了力量，它的多寡决定了它能发挥影响的强度。 )z L@h  
　　火药和印刷术是一起的——都是在哥特时代的鼎盛时期发明的，都产生自日耳曼人的技术思想——它们是浮士德式的远距离战术的两个伟大手段。晚期之初的宗教改革目睹了最早的传单和最早的野战炮，文明之初的法国大革命则目睹了1788年秋的最早的小册子风暴和瓦尔米（Valmy）战役的最早的密集炮战。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生产和广泛传播的印刷文字，在知道如何利用印刷文字的人手里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在法国，直到1788年，文字作品仍是一个表达私人信仰的问题，但英国则已超过那个阶段，开始蓄意图谋对读者施加影响。那次从伦敦发起的、在法国土地上进行的攻击拿破仑的论文、传单、伪造回忆录之战，就是最早的伟大例证。启蒙时代的散页传单变成了“印刷品”——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极具深意的匿名写作。现在，印刷品战役变成了战争延续——或战争准备——的另一种手段，并且，在19世纪的年代里，前哨战、佯攻、突袭、猛攻等战略已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次战争可能在放第一枪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印刷品已经当时就取得了胜利。 KjGu !B
 
　　今天，我们在这种才智性的炮火的攻击之下生活得很胆怯，以致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而对于清晰地观看一出怪异的戏剧而言，这种超脱又是必需的。在纯粹民主政治的伪装下，权力意志的运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作为客体的人民自以为是获得了自由，而实际上却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奴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士颇为自负于废除了最后一道束缚，即新闻检查制度，可是新闻出版的独裁者——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却把他的读者当作奴隶一样供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片新闻驱策。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 x?AG*' h&  
　　真理是什么呢？对于大众来说，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就是真理。一滴孤独的小水珠滴落在某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收集证据，以判定什么是“真理”——但是它所能获得的，只是它自身的真理。另一种真理，即当下时刻公众的真理，只关心事实世界的效果和成就，其在今天不过是新闻出版（Press）的产物。新闻出版所欲望的，即是真的。它的控制者召唤着、改变着、交换着真理。新闻出版工作三周，其真理就会为每个人所承认。它的根据是驳不倒的，只要有钱在那里支撑着。古典的修辞术也是为了效果而非为了内容——就像莎士比亚在安东尼的葬礼演说一幕中所雄辩地证明了的——但这种修辞术只限于具体的听众和当下的时刻。我们的新闻出版的动力需要的是永久的有效。它必须把人的心灵持续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一当处于优势的财团势力转向了相反的论点，并使这些论点日益频繁地让人们耳濡目染，那先前所宣传的那些论点就会立即被推翻。在那个时候，舆论的指针就会摆向较强的一极。人人立刻就相信了那新的真理，认为自己是从误信中清醒过来了。 \[9VeqMU  
　　与政治性的新闻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是普及学校教育的需要，在古典世界，这一需要是完全没有的。在这一需要中，存在一种完全是无意识的因素，就是想把作为政党政治的目标的群众赶进报纸的势力范围。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是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在今天，人们到处还能发现一帮沉醉于出版自由的弱智——殊不知恰恰是这种情形，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报业巨头们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从于这些巨头的淫威，晚期民主政治的虚幻的自决权，经由印刷文字所服从的权威而在人民的彻底决断中出现了。 eo+<@83  
　　在今天的斗争中，战术就在于剥夺对手的这种武器。在新闻出版的势力还算纯真质朴的幼年时期，报纸常常要承受着传统的拥护者用以自卫的官方检查之苦，于是资产阶级发出呼声，说精神自由处于危险之中。而现在，群众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它已确定地为自己赢得了这种自由。但是，在看不见的背景深处，新的势力正在通过收买出版界彼此争斗。不等读者觉察到，报纸，连同读者本人，就已变换了主人。在此，金钱再次取得了胜利，迫使自由精神为它服务。一个驯兽师控制他的动物也不过如此。作为读者群众的人民一旦解除了控制，就会冲过街道，向指定的目标冲击，就会威胁恐吓，砸碎窗户；可是，只要新闻编辑部门的一个暗示，它就会安静下来，回到家中。在今天，新闻出版是一支军队，拥有精心组织的武装和兵种，新闻记者就是它的军官，读者就是它的士兵。但是，跟任何队伍一样，在这里，士兵也要盲目地遵从，而且战争目的和作战计划的改变是不让士兵知道的。读者既不知道、也不容许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而被利用的，甚至也不知道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像是对思想自由的骇人听闻的讽刺。以前人们是不敢自由地思考。现在他敢，但却不能；他的思考的意志只是一种按照指令去思考的意愿，而他还觉得这就是他的自由权利。 Zc7;&cz  
　　这种过时的自由还有另一方面——即允许每个人去随意地说话，但是新闻出版却有注意或不注意他所说的话的自由。单凭不向世界广为传播，新闻出版就能宣判任何“真理”的死刑——这是一种可怕的、消声（silence）的检查制度，由于作为报纸读者的群众根本觉察不到它的存在，所以它就越发有力。在这里，如同恺撒主义在临产的阵痛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出现了一种被埋没的青春时期的特征。事变之弧将自行关闭。恰如早期哥特的表现意志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再度迸发出来，但迸发得很冷静、很有节制、很文明一样，哥特教会追求控制心灵的钢铁般的意志也会再度出现——以“民主政治的自由”的面目。“书本”的时代受到传道的时代和报纸的时代的两面夹击。书本是一种个人表达，传道和报纸则要服从于一种非个人的目的。经院主义的年代为一种智性规训的世界历史提供了唯一的例证，这种规训被普遍运用，它不允许出现任何写作、言论和思想与所意愿的统一性相抵触。这是精神上的动力学。古典人、印度人或中国人一定会对这种景象深感惊惧。但是，同样的事还是不断发生，并且是欧美自由主义——即罗伯斯庇尔所说的“自由对暴政的专政”——的一种必然结果。巨大的消声代替了火刑柱和烈柴。政党领袖的独裁通过对新闻出版的独裁而获得支持。竞争者努力用金钱的手段来使读者——不，是使各民族——集体地放弃对敌方的效忠，而由他们自己去对其进行心理训练。人们从这种心理训练中所学的，全都是被认为他们应当知道的东西——因为有一种高级意志已经为他们把他们的世界图景综合起来了。现在，已没有必要像对待巴罗克时代的王公那样把兵役的义务强加于那主体了——有人可以用论文、电讯和图片（诺斯克利夫！）来驱策读者们的心灵，直到他们吵嚷着要求武器，并迫使他们的领袖加入纷争之中，而这种“迫使”，正是领袖们所愿望的。 e!VtDJDS  
　　这便是民主政治的结局。如果说在真理的世界中，是证据决定一切，那么在事实的世界中，则是胜利决定一切。胜利意味着一方战胜了其他各方。政治领域中的生命已经取得彻底胜利，世界改良家的梦想，已经被证明不过是有支配天性的人的一种工具。在晚期民主政治中，种族突然涌现出来了，或是使理想变成它的奴隶，或是轻蔑地把它们抛入深渊。在埃及的底比斯，在罗马，在中国，都是如此——但是，在其他文明中，权力意志没有像在我们的文明中表现为如此无情的形式。群众的思想，以至群众的行为，被置于钢铁般的压力之下——因此之故，且只是因此之故，人们才被容许成为读者和投票人——亦即处于双重的奴役状态——而各政党则成为少数人的驯服的仆从，即将到来的恺撒主义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人们的身上。如同英国的王权在19世纪变成了一个庄严而空洞的装饰品一样，议会在20世纪也将变成这样。如同从前向大众炫示的是节杖和王冠一样，现今向大众炫示的则是人民的权利，而且越是拘泥于细节，就越是没有实际意义——正是因此，谨慎的奥古斯都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强调古老的、受人尊敬的罗马自由的习俗。但是，权力甚至今天还在转移，相应地，对我们来说，选举也正在堕落成为昔日罗马那样的滑稽戏。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预先协商好的博弈游戏，然后当作民众的自决权来演出。如果说选举原本是合法形式的革命，那它现在已经把那些形式耗尽了，因而当金钱政治变得不可忍受时，代之而起的是：人类再用原始的血腥残暴的方法来“选择”它的命运。 ZthT('"a  
　　在金钱毁灭了才智之后，通过金钱，民主政治变成了自己的毁灭者。但是，正是因为那种认为现实可以凭借类似于芝诺或马克思的观念来加以改良的幻想已经破灭；正是因为人们已经懂得，在现实的领域，一种权力意志只能被另一种权力意志所推翻（因为那是战国时期的伟大的人类经验）；终于，对于所有残存的、古老而有价值的传统的一种深刻渴念被唤起了。人们对货币经济厌恶到了极点。他们期望从别的地方得到拯救，期望某种具有荣誉和侠义、本质高贵的、不自私的和负责任的真实的事物。现在，当一度为大都市的理性主义所压制的充满形式的血统力量在内心深处重新觉醒时，一个时代的曙光出现了。为未来保存在王朝传统和旧贵族的秩序中的一切，有着轻视金钱的高尚伦理的一切，本质上健全得足以按腓特烈大帝的说法称之为国家公仆——辛勤地工作、勇于自我牺牲、充满关切之心的公仆——的一切，以及我在别的地方用社会主义一词来描述之，借以别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所有这一切，突然都变成了巨大的生命力的焦点。恺撒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但是，它的根基却深深地伸进在血统传统的地下。古典时代的恺撒从保民官职位那里获取他的权力，可他的尊严及他的职权的永久性却是由于他是国家的元首。在这方面，旧日的哥特型的心灵也重新觉醒了。骑士团的精神盖过了掠夺成性的海盗精神。未来的强力人物可能把地球当成他的私人财产——因为文化的伟大的政治形式不可救药地坍塌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尽管他们的权力是无形式的和无限制的，但它还是会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知厌倦地如其本然地照料这个世界，这与金钱当权的时代的利益旨趣正好相反，并且它需要的是高尚的操守和良心。但是，也正是因此之故，现在，在民主政治与恺撒主义之间、在垄断的货币经济的领导力量与恺撒们的纯粹政治性的施令意志之间，开始了最后的决战。并且为了理解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这场决战——在这里，后者将收复它的地盘——我们现在必须把我们的视线转向经济史的观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