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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谈历史]和双重间谍那样安全生活-世界技术等级以及其历史作用乃至对现代人的作用－论如何在现在长命百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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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正序阅读使用道具 0 发表于: 2008-08-25

成为绝症的绝症-世界技术等级以及其历史作用乃至对现代人的作用－论如何在现在长命百岁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有一些无法解释的情况会对我们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比如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大环境下做，会得到完全不同，非生即死的后果.难道没有人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吗？当然有，一就是长命百岁的老人，本人是广西人，而广西是中国唯一的长寿地区，以中国之地大物博，居然没有活的比这个地区的人长的人实在奇特，起码可以说明本人没有硬件上的问题，就看其他方面的问题了；另外一种就是苏联KGB，美国CIA中央情报局，格鲁乌，以色列摩萨德，德国盖世太保，豺狼卡洛斯这种满世界暗杀大人物，颠覆政府，窃取任何后果可以惊天动地的情报，炸毁一切关键设施均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全身而退的优等民族的精英中的精英，这些间谍为了潜入目标所在区域执行机密任务，必定使他们看起来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区别，至少不会做和那些前面提到因为做那些会在特定情况下被杀死的人相同的事情。那样就是说，如果有必要，间谍可以在那里以隐蔽伪装身份安全居住到长命百岁再执行暗杀任务也没有任何问题的，不会象那些普通平庸的人那样如日常那样重复自己可能是愚蠢的生活方式活直到某个时期就莫名其妙就被杀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比如前几年，美国进入阿富汗剿灭塔利班，就出现了一幅漫画，描绘一位风烛残年的阿富汗老爷子，带了他的小孙子或者是小儿子，总之不到十岁的，在一个巨大的标语牌上，书写“欢迎美国解放阿富汗”的字样，而牌子的上面分别书写了“欢迎英明神武的的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欢迎天下无敌的成吉思汗征服者继续通过阿富汗征服世界”；“欢迎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女皇解放阿富汗”；“欢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武装思想的伟大苏联共产主义者勃列日涅夫书记为阿富汗无助的无产阶级兄弟带来共产主义的福音。”历史上任何进入阿富汗的人全部是这个家庭的人负责书写欢迎口号的。当然，这样的口号不是白写的，亚历山大经过阿富汗不久就从印度被击溃败退回到波斯不久就死了，而亚历山大帝国就此崩溃；而成吉思汗进攻阿富汗企图把阿富汗国王一网打尽的时候，阿富汗国王马上杀死自己的老婆，孩子马上企图和成吉思汗作自杀性袭击，成吉思汗被他的勇猛感动马上放阿富汗国王一条生路；而英国企图征服阿富汗更是被称为《吉尼斯世界记录》上最大的军事失败，英国被阿富汗杀的全军覆没，只有一名英国军官逃回英国在今天巴基斯坦的英属印度大本营，而他的马不久就累死了；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更加为我们熟知，毒刺导弹把苏联的直升飞机炸的粉身碎骨到现在还是世界军事报道的热门话题。而这为老爷子的做法当然按某些人的说法是投降主义，但是这样的一家子居然在阿富汗生存了超过几千年，而说他们投降的人恐怕不是被上面的军事征服入侵者杀死，就是被老爷子一家打退入侵者后杀死了。而老爷子带他的小孙子写字欢迎外来者，那他的儿子儿媳妇恐怕就在指挥合适的军事行动的了。无论如何他们一家子均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取得最大的生存优势，老的写敷衍鬼话，少的捅刀子，小的接受抵抗教育，你要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给阿富汗儿童的识字课本，就是用导弹，武器作为一切的主题的，一颗导弹，两颗导弹是阿富汗儿童数数的口诀，典型应用题就是一架2个苏联鬼子驾驶的苏联直升飞机可以运输6个苏联鬼子，那爸爸给这样的苏联直升飞机发射一颗美国导弹可以杀死几个苏联鬼子。那就是说无论老爷子一家做什么，全部是为了他一家在阿富汗生活的更加好，并且可以千秋万代，代代如此。这其实也就是可以在某个地方世世代代生存的最高境界。那里是那些普通平庸不知道明天死在那里的人可以理解的。上面提到的长命百岁的老寿星和那些在世界各地哪怕是虎豹豺狼出没之地仍然来去自如的超级间谍恐怕就会在他们脑子里有一个高度机密的生存手册，对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视为洪水猛兽，战争瘟疫避之惟恐不及，而我们毫无察觉，照常执行，那就会在一个特定情况下有如时钟般精确的把我们害死，而最终只有老寿星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而真正活到了长命百岁的时候才寿终正寝。而超级间谍就可以做到在任务完成之前做某些不会触发别人会把他们当他们要伪装成为的那个人的身份杀死的事情而达到安全完成任务的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假设你是一个100年前出生的人，到今年100岁了，在这100年里的每一天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安然长命百岁并且可以让你的子孙后代永远骄傲的重复你的光辉道路直到千万年以后，而其他对此无动于衷的当然是被其他人杀的断子绝孙的了。
其实我的做法就和克格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负责派遣训练间谍的专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是用来保护我和我爱护的人罢了，也包括我的追随者。比他们的做法更加伟大，克格勃居然可以训练出称为双重间谍的人，成为在敌方间谍部门工作为敌人输送假情报的特殊间谍，把人类的阴险恶毒发挥到了极致，除了派遣双重乃至多重间谍的上司几乎没有人可以真正的相信他们。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些人如果认为他的工作与他的才能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不相当的话，这些精英中的精英们会做什么呢？也会按我的设计追求长命百岁吗？
我在文章里提到的全部是我个人的工作成果，90％的言论是第一次和世人见面，下面提到的事情例子因为没有做到要求的而和时钟一样精确的被杀死的人何止以千百万来计算，何况基本就是国家机器作出的指令，具备100％的可操作性，根本全部必须以绝对无条件的精确执行才可以保命。按字数计算这篇文章每个字在历史上起码有十万八千的死者，受迫害者相对应，这文章可以说是以他们的四处飞溅的鲜血，脑浆，胆汁堆砌起来的。如果他们这些受害者临死前有什么要警告后人要做到的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的，通常就会刻在他们的墓碑上，让人千万要无条件执行，我要做的就是假定我是为他们执行处决命令，收拾遗体，挖坟墓，书写墓志铭的，有幸为他们准备最后的晚餐，当然作为这样职业的我也是可以长命百岁的，超脱于他们这样的不幸生活的，当然不是每个人可以有我所描述的幸运可以从事那些可以跳出那些危险的职业。我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刻着对后人的忠告的墓志铭公之于世，如果真的有的话。不过那些是针对杀死他们国家命令的有效方法，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卤水点豆腐式的方法。如果你有更加好的对策随便说吧。总之，我要做的就是书写一个让你可以在这个疯狂非理性的世界安全活的到长命百岁的生存手册，我所提到的解决方法恐怕除了无条件绝对服从指令之外没有任何对策。总之你只需要遇到里面提到的情况就和时钟般精确的执行我提到的应对措施就可以安然无恙的了。
在读我文章前请先对一些概念进行了解：
暴力精英；社会统治者的一种，就是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执行破坏与打砸抢烧的任务的人群，我们的一切历史，文学，传记最大的主题就是控诉这个群体的凶残，丑恶，狂暴，但是，暴力精英从来就每隔一定的时间就有如时钟般精确的出现，破坏摧毁一切被我们看成美好的事物，在以前暴力精英用的是大刀，长矛，到飞机，大炮这类常规武器，而到了现在这个时代的核武器如果被暴力精英拿来和老方法这样搞，就会导致人类的直接彻底灭亡，无论暴力精英打砸破坏的做法在以前有没有合理和必要的地方，现在都没有继续非理性破坏的必要了，有必要对他们的做法进行限制。
盖世太保；其实就是上面的暴力精英按我的设计的理想化改造后的产物，并不能因为德国优等民族的守护神占用过这个名词就禁止其他人用来表达更加美好的意思。他们可以以时钟般精确地按照我设计的行动手册严格无条件的执行特定的指令以达到保护自己和其他应该受到保护的好人以便维持这个世界的和平秩序。
技术精英；社会统治者的另外一种，由于他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发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世界，世界人口才会从开始那么几个变成今天那样多。一切间谍故事里间谍们就是围着他们转的，其实整个世界都是可以围着他们转的。下面还要详细谈到的。
梁镇指数；本人在冷战时代特别。核心为一个人以及他家庭的终生食物和维持生存必须物资必须终身不停连续供应，通过计算维持生存必须物资的运输来对社会运行状态进行计算，也就是说，水和食物供应是有限的，可以通过供应食物的数量计算出当地的人口可容许最大数字，也就是当地梁镇指数。每当食物供应紧张，一个人必须通过发明创造来提高梁镇指数，要不必须马上作为暴力精英有如时钟般精确把一定数字的人口用任何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予以消灭，也就是说，绝对不允许高于梁镇指数的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本人设计这个计算方法本来就是为了让作为间谍的人计算什么技术必须有如时钟般精确由上司命令自己去盗窃，什么人会被上司命令间谍去暗杀而在事先做好一切准备包括，不与之产生任何瓜葛而被牵连株连的，与这些注定被消灭的人的女儿之产生感情并结婚当然也更加会把脑袋和前途乃至于自己的家庭一起葬送掉。也可以给平民计算什么人会被消灭，什么职业是愚蠢的注定迟早会被消灭的，以便随时做好一切随时与之划清界限的准备。以便可以平平安安的活到长命百岁，成为生存竞争的最后赢家。总之就是书写一个生存秘籍，任何人无论自己或是任何人必须无条件绝对遵守，就可以万事大吉的了。总之一句话，姜子牙对看他垂钓的人说的；“活人不用和死人说话。”结果看他垂钓的人马上进城因为意外致人死亡，被判了死罪。那样你就可以说；“自己是长命百岁的人，用不着和那些随时会被他人杀死消灭的危险职业，行为方式的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了。”
臭汗主义；供暴力精英以最凶残，恶毒手段杀死其他一切人的理由，随不同时代而以不同口号出现，共同目标在于驱使普通人或者欺诈普通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不负任何人类良心，道德谴责自责的把其他一切人以最阴险，粗暴杀死以便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获得生存空间，那样的结果对于以严格遵守道德对待暴力精英，让暴力精英在道德为挡箭牌下发展为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的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下面我还会提到的。
可以开始假设一个1908年出生的人比如是你如何活到2008年的今天的了，让我们开始遍历这位百岁老人在100年里分别执行了什么吧；

1908～1918
如果不提一些1908年前的事情，那如何会有你的父母活到把你生下来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事实上，八国联军就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组合，比如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全世界几乎是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同盟国，可以说共进退的攻守同盟，类似今天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地区的攻击，等于对全体的攻击，同盟必须予以集体反击，至于其他七个殖民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保护国，同盟国加起来实际就包括了整个世界除了中国以外的一切人类居住区，而中国慈禧太后是在中国义和团的胁迫下，以为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能力而向一切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递交宣战书的，法律上这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义和团的做法是杀死摧毁他们控制区的一切和外国有联系的东西，包括掌握他们知识的人，包括去过外国留学的中国人。

而杀洋人、杀教民、烧教堂、扒铁路、毁洋物。据记载，义和团进入北京后，“最恶洋物，如洋灯、洋瓷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同文堂学习外语的学生都是汉奸，学习西方文化的学生都是汉奸，许多学生躲避不及死于非命。以及戴眼镜的、打洋伞的、穿洋服洋袜的、用火柴的，身上带着钢笔、铅笔、洋书的，发现后，都在打杀之列。甚至认为，光绪皇帝要以西法变中法，已经是汉奸，冲到宫里去搜捕光绪，没有搜到。宣布通缉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大汉奸，要把他们从国外抓回来。义和团在北京贴出告示：杀一外国男人赏银100两，杀一外国女人赏银70两，杀一外国儿童赏银50两。最后在北京总计杀死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人。义和团运动中，杀基督徒数字更大，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人，教士48人，教徒18000人；基督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前者多洋人，后者多为中国人。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 “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他们经常随便找一家大户人家，指其“里通外国”，然后冲入家中洗劫一空。因为义和团仇视一切育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发现穿制服的学生，指为二毛子（大毛子指洋人），也乱刀砍死。。
那就是说，在1901年以前，和外国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是到了义和团的那个时代是有如时钟般精确的有生命危险的，不要试图和今天的人那样出国留学，乃至于使用任何外国的东西，那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乃至于全国的一切学校的学生全部属于被杀死的行列，那样的生活你看有什么乐趣可言。而参加义和团的家伙按我前面梁镇指数的计算，由于机械设备可以提高中国的人口可以生存数字，也就是梁镇指数，外国的机械设备的输入是绝对无法阻止的，那么义和团排外的唯一后果是被全部杀死。那样，你也可以和我那样用笔计算出后果，就可以马上命令义和团按梁镇指数的计算结果停止一切排外行动放下一切武器否则全部会被杀死。或者命令义和团如果坚持他们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信仰，自杀是最好的方式，当然我们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样，义和团就按时在1901年会去杀死那些和外国有联系的人，而被义和团杀死的人和最终被杀死义和团会不会在他们的墓志铭上面书写我上面的提到的东西呢，就是不和一切外国的东西发生联系，那也不一定，北洋军阀就作为中国未来的主宰，参与把义和团斩尽杀绝了，但是作为暴力的精英他们没有成功的做到长命百岁。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成立，等义和团被斩尽杀绝后，才可以把加入北大的想法表示出来，否则一律杀人灭口，不过后面还要提到加入北京大学仍然会在特定时期有生命危险，所以稳妥起见，斩断与之一切联系才是长命百岁的真理。
另外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是
上上个世纪末,人们发明了玻璃.

　　玻璃制品因其华贵亮丽而开始在全世界流行,并逐步进入工业和建筑领域.

　　但那时全世界的所有玻璃制造商都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平板玻璃内存有气泡,严重影响玻璃强度和美观.

　　惟独日本人生产的玻璃光滑平整,没有气泡.

　　这让其他国家的玻璃制造商们眼红.他们研究了很多复杂的工艺,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却始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国家甚至向日本派出了大批商业间谍,但日本人严加防范,他们始终未能获得这一"核心机密",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被日本人占去.

　　想购买技术?可以,日本人开出了技术转让天价.

　　后来俄国人不得不忍疼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支付了高昂的费用,准备派出大批高级技术人员到日本学习.

　　但日本人的要求却极其简单:派一个人来,一个普通的技工就行,半天时间包教包会.俄国人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再后来,俄国人派的技工到现场观摩后,便扭头回国了,路上懊悔的恨不能撞墙.

　　原来,日本的所谓"核心机密"其实再简单不过:当玻璃融化时,安排人拿一根大棍子在玻璃溶液中不停搅拌,问题就解决了.

上面的例子你能看出什么问题来吗？俄罗斯花了好几个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获得这个玻璃搅拌技术，而这位俄罗斯技工企图撞墙，其实他不如把高尔基，托尔斯泰和他们的信徒全部踢到高热的玻璃溶液烫死，保证这些臭汗主义者不再聒噪自己的任何研究，然后自己研究搅拌这样简单的技术就可以了，你必须明白的是，研究出玻璃搅拌技术的发明家必须把他用来研究的玻璃溶液全部报废的心理准备，这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的行为，必须通过长期可能没有任何回报的研究，尝试了全世界任何一种可能性才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效果，而成功后只需要随意找一名技术工人把成果扔给他就可以生产了。
一句话，除了第一个发明出来的人之外，其他一切相同学科的技术人员全部是为了窃取这项发明提供方便而存在的，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甚至可以被随意摧毁。这是我梁镇说的，被负诸实施只不过是迟早问题。
类似我说的是一位德国伯爵对美国福特发明流水线生产工艺的评论：除了第一个发明的人，其他的全部是没有意义的复制。
俄罗斯在这个事情发生后不久就出现了列宁的革命，下来的情况我们当然清楚，苏联的克格勃全世界四处横行霸道，暴力的精英成为主宰，前面提到的决心研发玻璃搅拌那样简单技术的技术精英失去了生存空间，如果社会对他们的研究予以绝对服从和支持，那么，俄国就会成为世界技术发明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些技术发明就会以这些技术精英的名字来命名，而苏联人在高尔基，托尔斯泰这些无赖的鼓动下把有资金，技术实力搞发明的人斩尽杀绝了；
那德国西门子设立的西门子公司，卡尔.本茨设立的奔驰汽车公司，拜耳集团发迹于德国。1863年8月1日，商人富黎德里希.拜耳( Friedrich Bayer)和颜料大师约翰.富黎德里希.威斯考特(Johann Friedrich Weskott)在今天德国乌珀塔尔市的巴门(Barmen)创建了一家颜料企业－“富黎德里希.拜耳公司(Friedr. Bayer et comp.)”。1912年公司迁住德国利物库森(Leverkusen)。现在，莱茵河畔的利物库森城依然是拜耳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今日，拜耳公司 350个分支机构几乎遍布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直至2003年底，全球员工人数约为115,400名。

辉煌的历史

研究与开发在拜耳公司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拜耳今日的业务几乎都是自行研发的产品。目前拜耳公司约50%的营业额来自于过去15年间的研发成果。拜耳公司全球有12,000名研发人员，而每年投入研究与开发金额都超过营业额的7%。

1899： Aspirin阿司匹灵世界最著名的镇痛剂，主成份为acetylsalicylic acid。
1901： "废水处理委员会"在利物库森市成立。
1910：甲基橡胶Methyl rubber，第一个以工业规模生产的合成橡胶。
1922： Preventol，第一个材料保护产品。
1935： Prontosil，第一种治疗细菌感染的磺胺药物。为此药物，拜耳公司的研究人员杜马克博士于1939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1999： 3月6日阿司匹灵Aspirin问世一百周年之际，德国利物库森市的拜耳行政大楼改装成了世界最大的阿司匹灵包装盒，这一工程的三项成就被加载了世界金氏纪录。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609437.html
1917年10月20日，捷尔任斯基领到一项任务——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当年12月，“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２号诞生，人称“契卡”，它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的KGB前身。
“契卡”成立之初，“契卡”的同志们搞到一大堆皮衣，从此，皮衣就是“契卡”的身份标志，很多人看到穿皮衣的人就像感染了伤害一般浑身发抖。
捷尔任斯基把“契卡”这个“纪律严明的党的战斗机构”，变成组织和行动具有高度神秘性，其手段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约束的机构，——它不受司法机关约束，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而且，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

谁都知道知识分子是最不可靠的，1922年，捷尔任斯基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体系由此开始。

看到了吧，如果克格勃不是把精力花在按高尔基，托尔斯泰要求而杀死那些有钱的技术精英上面，而是把精力拿去搞发明创造，说不定，这个世界充满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道路，大厦。按照高尔基，托尔斯泰那些神经错乱的逻辑，克格勃如果取得了上面我提到的发明成就，那就要成为高尔基，托尔斯泰读者的追杀目标了，不过不要紧，我的理想设计就是让克格勃改造成为盖世太保，让克格勃用他们的天下无敌的暗杀技术去把那些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斩尽杀绝，总之绝对保证技术精英搞发明创造并绝对保证其安全。那才最有成就感。

1918～1928

连列宁都不无蔑视地把西方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份子称为“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苏联成立的时候，和原来的俄国人打仗，也就是付钱买回来玻璃搅拌技术的人，列宁把他们全部杀死，据说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物种被从苏联斩尽杀绝，就是种族灭绝。那被杀死的知识分子会在墓志铭上要我写上“禁止读书追求识字成为知识分子”的字样的吗？
可以说玻璃搅拌保证了苏联的荒野成为有人居住地的重要保证，因为透明玻璃出现前，去苏联的寒冷地方会被冷空气冻死的，有了透明玻璃的有效阻隔冷空气，人员才可以在荒野安全行进，最明显的就是北极的摩尔曼斯克，如果船没有透明玻璃阻隔北极低温空气，北冰洋永远无法有任何船只可以通行。可以说苏联把技术精英高价买回来在抢劫走免费推广到整个苏联的玻璃搅拌技术保证了苏联的运行，也就是有极高的梁镇指数，可以使更多的人生存下来，也就是说没有必要把那些高于玻璃搅拌技术引进前梁镇指数的人由暴力精英把他们杀死了。不过买出好价钱的玻璃搅拌技术发明家不知道又拿那些钱去发明今天我们用的尼康，佳能照相机的玻璃镜头，苏联人是不是心疼为什么不把那些高尔基，托尔斯泰斩尽杀绝他们就可以和日本发明家那样自己搞更加卖钱的发明了。
当时还发生了，苏联人成立共产国际，企图把全世界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的计划，他们派去中国的人通过苏伊士运河到上海的路程引起沿途英国，荷兰警察的极大恐慌到处围追堵截，当然中国的学生居民，好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一样，继续追上海明星，后来傻乎乎的和他一起示威，这个苏联人为什么可以逃过封锁线到中国上海，是不是那些英国警察，荷兰警察和这个苏联人说，我放你过去，无论将来你在中国打到什么分我一半就可以了，我自然不清楚，不过以中国学生这样的智商，包括鲁迅不是去追杀苏联代表，而是去追上海的小明星，那样愚蠢的家伙有什么值得其他人救助的，而上海的戏子到那里有苏联代表这样人人恐怖围追堵截的待遇吗？自己自杀更加不值一提。

从1918年开始的历时3年的武装干涉给苏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各种物品匮乏，公共设施遭受破坏，持续的干旱又使各种作物难以生长。在这一年里，这块土地掀起史无前例的粮荒，波及苏俄的30多个省，受灾人口达到3350万人。在这些地区，每天都能看到有人饿倒在路上。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帮助苏联抗过了这场灾难。
苏联出现“人吃人”现象
自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立刻视之为洪水猛兽，开始进行疯狂的武装干涉，力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英法美等国连续的武装干涉下，苏维埃政府和人民进入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人们面临着无粮糊口的日子。
在饥饿的威胁下，人们纷纷吃树皮和草根，那些动物们也成了饥民们的口粮，在塔本县等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至于粮荒的原因，苏联官方认为是持续的干旱，因粮荒造成食物短缺已经致使520万人死亡，这是欧洲史无前例的纪录。其实，这次大粮荒从1918年开始就有征兆，后来研究表明，曾有数千万人濒临饿死。
严重的粮荒迫使苏维埃政府向国际社会寻求人道主义援助。1921年7月23日，苏联最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发出求救信号，他呼吁世界有条件提供援助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来解救千百万面临饥饿威胁的俄国人民。
高尔基曾这样评价美国的救援：“在过去的一年中，你们从死亡中拯救了350万儿童，550万成人……在我所知道的全部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援助的规模和慷慨程度能和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奇商人借机发财
除了有来自美国人道主义团体的援助外，来自美国的个人帮助和参与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就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阿曼·哈默。
1921年6月，年仅20岁的哈默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前夕从美国的报刊上了解到苏联正受到粮荒的侵袭。哈默意识到机遇来临了。随即他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所拥有的联合制药公司股票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全部卖给雇员们，然后去苏联访问。
哈默携带大量的药品，医疗器械和野战救护车历尽艰辛到达苏联乌拉尔地区。在苏联的考察中，他深感这个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当时苏联却是食品奇缺，粮食比药品更为急需。哈默突然大悟，当时美国正值粮食大丰收，谷物价格已跌至每公斤几美分，农民宁愿把粮食烧掉，也不愿低价在市场上销售。
于是，哈默决定让在美国的哥哥哈里用船运来100万美元的谷物，这对当时的苏联无疑是雪中送炭。运粮船在苏联卸下粮食以后，哈默又装满一船低价的上等毛皮和鱼子酱返回美国。哈默成功地将自己的经营和苏联修复战争创伤的急需相结合，这“一箭双雕”的举动也博得苏联人民的欢迎。
1922年，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哈默，称他为苏联人民的好朋友，赞扬他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为苏联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列宁还允诺他在西伯利亚开采矿山，使他成为在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哈默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果。在美国外交承认苏联之前，哈默极力游说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让他在苏联经销福特产品。经哈默的多方努力，顽固的亨利·福特破例同意哈默成为福特汽车在苏联的惟一销售代理人。福特一开头，其它美国公司蜂拥而上，在很短的时间里哈默又成为美国橡胶公司、美国机床厂、思德伍德打字机公司、美国机械公司等许多大公司在苏联的独家代理。这时哈默兜里揣着数不清的贸易公司合同，成了美苏贸易的全权代表。哈默不但赚了钱，更解决了苏俄物品匮乏的问题。1931年哈默怀揣满满的财富返回美国。
事实上，当时的苏联海报就说，吃小孩的肉是可耻的。俄罗斯内战是二十世纪最血腥的内战死亡人数在1000万左右双方军队能干的全干了包括屠杀战俘平民仅红军就发射了150亿发子弹相比之下 3年解放战争国民党只使用了 8亿发子弹。顺便提一下，苏联后来为在西方世界从事打倒苏联事业的沙俄将军派去了暗杀者，暗杀者说是将军弟弟，将军见面后就得了超级容易传染的肺结核，马上就死亡了，结果白俄就此一蹶不振，而设计这样暗杀方法苏联人也恐怕活的长命百岁，因为没有人敢动这位可以随时随地杀人于无形的生化武器专家。被克格勃杀死的没有这位暗杀专家的任何亲戚朋友，因为他就是克格勃里最利害的货色。那样的话苏联女人估计会千方百计和这个暗杀专家做朋友生下他的孩子的。

现在俄国的思想界承认，革命很难自行产生新的东西，革命从来不会摧毁所有的一切而形成一张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白纸，传统的惰性无处不在地在发挥着作用。只是推翻了一个阶级，原来建筑其上的整个文化心态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皇权主义的个人崇拜、宗教审判般的非法镇压、缺乏竞争的大锅饭……”这些中世纪的风习会一遍遍地重演。

更可怕的是，在革命的政治游戏中，伦理道德被彻底颠覆，“恶”成为一种制胜的法宝，心慈手软者都会成为最早的出局者，这样一种“善良淘汰机制”甚至会比它所颠覆掉的旧体制更糟糕、更可怕。在此过程中造就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只能把世界分为红黑两个阵营，凡自身之外的一切包括模糊的灰色地带均被视为敌对的营垒，非此即彼的斗争便成为一种常态，只能以严酷的镇压体系和恐怖手段维系凝聚力，以强化集中制、等级制、兵营制的高压职能来对待异端。在这样的社会中，真诚、相爱、善良、仁慈、温情都将被扫进“资产阶级的垃圾堆”里，在这种道德时尚的主宰下，人性恶的一面会大大释放，只会距离理想越来越远。

1921年1月8日，捷尔任斯基发布一项命令，苏维埃不应把那些从事小偷小摸和投机倒把的工人直接送到监狱，而应留在工厂被好人“感化”给出路，对政治犯，捷尔任斯基建议取消采用枪决的办法，除非是从事恐怖和公开暴力活动。

而后来在“大清洗”中被枪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和奥夫谢延科签署的一道命令，手段就严厉得多：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需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由县或地区一级政治委员会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人质；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家产充公，并枪决其家长，无需法庭审理……

一九二一年，一批在安全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给中央发去一份声明：“共产党员一旦参加了惩罚机构的工作，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了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连思想也是机械化的，因为他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而且连个人思想的自由也没有了，他不能自由陈述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需要，因为这一切都会招致枪决的威胁……”声明直接地指出：“长时期在惩罚机构中干着单调的、枯燥的、机械式的工作（这工作仅在于寻找和消灭犯人），他们逐渐不由自主变成了一种过着独特生活的人。他们慢慢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倾向，如傲慢、爱好虚荣、残忍、冷酷的利己主义等等。他们逐渐地、不自觉地脱离了我们党的大家庭而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帮派，酷似旧时的宪兵……作为党的铁甲拳头，这拳头打击的首先是我党的脑袋……”捷尔任斯基立即消灭了这群说真话的部下。

捷尔任斯基是克格勃的开创者。有人骂他是“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和“吸血鬼”，也有人歌颂他是“神圣杀手”和“钢铁战士”。这位奉命组建“契卡”的元老级革命家，上任伊始就提出：“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中服刑达十一年之久，他比谁都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汲取了哪些经验教训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意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与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精力过人，可以持续工作几天几夜；同时，他又极其廉洁，虽然身居高位，却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大部分时候都依靠面包和清水维持生命。有人说，他们是一群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一样，他们革命的方式可能有错误，但他们的人品是不容置疑的。
　　
“最大的敌人就是知识分子”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过。戈培尔很不喜欢苏联人，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戈培尔是一个惯于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伪君子，可他毕竟还有几分对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喜好。然而，当他想与俄国同行谈论艺术的时候，对方却只能像背书一样回答以马列主义的教条。由此可见，苏联的体制对智慧和自由的敌视程度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

　　一九二一年，诗人布洛克请求出国去治病，列宁向特别处处长缅任斯基征求意见。缅任斯基当天就回答说：“布洛克具有诗人的气质，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对他产生不良影响，他就会很自然地写诗反对我们。我认为最好不要放他出去。”正在决定如何处理布洛克的问题时，伟大的诗人与世长辞了。在布洛克的葬礼上，缅任斯基派出的特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来的诗人和作家。连沙皇都不曾如此仇恨诗人--据最新公开的材料显示，当年被宣布为自杀的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都是死于克格勃精心安排的谋杀，行动计划得到了克格勃最高官员的批准。

　　正如列昂尼德?姆列钦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内在逻辑是：只要有丝毫的放松，制度就会开始瓦解”，而在克格勃领导人的眼中，知识分子就是那些无比危险的、在大堤上打洞的白蚁。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首先就要压制知识分子的杂音，不允许他们进行思考和创作，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降低到一个“安全”的水准上。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领袖在内）的智力的全面而急剧的下降。恐怕雄才大略的列宁做梦也不会想到，极度平庸、死爱面子、离开讲稿就不会说话的勃列日涅夫居然会稳稳当当地掌权将近二十年之久--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

　　一九二二年，在去哥尔克村探视了列宁之后，捷尔任斯基下令系统地搜集所有著名知识分子的材料，其中包括作家、医生、工程师、农艺师等。所有的情报都集中在“知识分子处”里。他指示：“对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建立专门的卷宗。每一组和每一分组的材料都应由在行的同志加以全面的研究阐述……材料应经过各方面的核实，以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准确无误和不可更改的。”他强调说：“应该记住，我们处的任务不仅仅在于把一些人驱逐出境，而且在于修正对待专家们的路线，也就是说要分解他们的队伍，把那些准备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提拔起来……”这就开创新政权了搜集知识分子“黑材料”的传统，而材料之广泛和翔实，远远超过了当年沙皇的密探。

而在中国，处在北洋军阀内战之下，兵荒马乱的。到处逃亡，不会是个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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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 发表于: 2008-08-25

苏联人在学校找的到的是第二等知识，第三等级的就是全体苏联人可以读的，当然全部是什么货色不用多说了。宁愿是个文盲，和中世纪那样，读书的是断子绝孙的神父，命令其他人去死亡也是基于公平起见没有任何私心的。
当然，掌握第一等级知识的人和另外两个等级的人完全没有联系的，也不会为此受到威胁。
如果没有看过我的文章你还真的以为这个世界是按现在你看到的这样转动的，比如目前我们在每个城市看到的“XX城市国家欢迎你。”其实如果你看古代故事，一开头通常，主角通常是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一个充满敌意陌生地方，主角是通过自己特别强壮的体格“打遍天下无敌手”以打倒陌生地方的原来最强壮的暴力精英也就是故事的反派而结束的，同时主角的做法无法就是接管原来反派的角色继续统治那里而已，我们知道在城堡出现后，在城堡射箭就可以杀死大部分入侵者的，那故事里的主角恐怕是个特别强壮，特别狡猾的人才可以做到故事里的打败城堡领主也就是暴力精英情节的，这样看来千分之999的外来者是以死亡告终的，主角的情节无非是千年一遇的情况，只不过艺术作品每天都有带给我们的错觉认为古代每天都这样罢了。而今天我们在上100年里新出现的冒险家乐园上海也周期性出现了排斥一切外来者的状态，美国大萧条也是一样，而欧洲更加不用提如何对待今天在大学，知识学术，文艺界威风八面的犹太人，那今天我们去外地特别是大城市读书，打工扎根的模式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周期呢？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敌意对待或者干脆杀死外来者恐怕才是历史的主流。当然我们如此容许外来者意味着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的不中断供应，那是不是会有一天出现中止的情况呢?那现在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拆迁来为外来者的进入提供生存空间供其居住，那将来我们是不是要和史诗上面那样带着武器守卫在城市的外面消灭一切外来者呢。

翻开世界巧克力食品工业的历史，你就会看到，巧克力食品工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用间与反间的商战史。

　　巧克力糖几乎人人爱吃。据说，著名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也对巧克力推崇备至。每次出征，他总要随从的副官带上大包大包的巧克力，遇到身体疲乏或者用脑过度时，就往嘴里塞上几块。

　　制造巧克力的主要原料来自可可树。这种树在中美洲和墨西哥南部最多。将可可树的种子晒干、去皮、磨成粉，便取得了制造巧克力的原料。古时墨西哥的马雅人把可可树称为生命之树，每出生一个孩子，他们便要栽种一棵可可树，以此祝福新生婴儿健康成长。他们认为，可可树果象征着人心，用它制成的饮食品是血液，能给人以旺盛的精力。

　　墨西哥人很早就掌握了制作巧克力的技术。印第安人最早吃的巧克力是用可可粉加上玉米、辣椒等搅和制成的一种糊状食物，带苦涩味，后来才加进糖和香草等调味料。
　　14世纪时，巧克力只是由墨西哥独自拥有和经营，直属国家监管。当第一批西班牙殖民军到达墨西哥时，见当地人都津津有味地喝这种巧克力饮品，有人便尝了一口，刚喝进嘴里就又立即吐了出来，并大声喊叫，这只能喂猪。原来，当时的巧克力还没有加糖和香草。

　　1915年，西班牙骑士列戈以周游列国为名来到墨西哥。好客的墨西哥人见他风度翩翩，态度友好，就破例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参观了巧克力的生产过程。墨西哥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道貌岸然的“贵客”原来是一个产业间谍。他成了西班牙第一个窃取墨西哥巧克力生产技术的人。他在窃取了巧克力的生产技术后，便偷偷地溜回了西班牙国内。从此，巧克力的生产就在西班牙开始了，并很快成了西班牙新兴的食品工业。许多西班牙人因生产巧克力而发了财，这引起了欧洲其他国家商人们的垂涎，他们纷纷前往，想在西班牙“取经”。无奈，西班牙人对巧克力生产的技术始终守口如瓶。就这样，西班牙的巧克力生产技术，又成了欧洲各国产业问谍的重要目标。

　　在这场间谍战中，意大利人捷足先登。1606年，他们用重金买通关节，窃取了西班牙巧克力的生产秘方，一举打破了西班牙对巧克力生产的垄断。英国的生产商也不甘寂寞，急起仿效，于1763年偷到生产配方，并大胆加以改进，生产出了奶油巧克力，使英国一跃而成为巧克力大亨。1800年，瑞士工业间谍又如法炮制，窃取到巧克力的生产技术，使自己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巧克力王国”。同时，德国的厂商也偷到了巧克力的生产技术，并把巧克力制成糖出售，和瑞士等国展开了竞争。其后，日本也加入了这场巧克力间谍大战。由巧克力引起的这场间谍战和贸易战断断续续连绵上百年，直到现在还没有休止。

　　1981年，瑞士超过了原联邦德国，向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出售巧克力28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巧克力出口国。在瑞士国内，每个人平均一年要消费巧克力10公斤，居世界第一。为了保持巧克力生产和销售的霸主地位，瑞士吸取了前人的教训，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凡出卖经济情报（包括巧克力生产的技术）就是泄露国家绝对机密，要以叛国罪论处。但是，尽管法律规定森严，由于金钱的诱惑，当间谍出卖情报的还是大有人在。80年代初，前苏联不断向瑞士派遣产业间谍，想窃取瑞士的巧克力生产技术。1982年，瑞士警方通过长期调查，终于抓住了前苏联派来的间谍的尾巴，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里设下埋伏，一举逮捕了一伙窃取巧克力生产机密的产业间谍，正准备向苏联情报人员出卖40张巧克力配方的瑞士一家著名巧克力食品厂的两名职员当场被抓获。

咖啡从阿拉伯传出的途径与传统上所说的咖啡最初被传到阿拉伯的方式基本一致。有一个故事讲述了苏丹黑奴是怎样经埃塞俄比亚被运到阿拉伯的。他们随身带了些仍带有红色果壳的咖啡豆在途中充饥，从而通过这种途径将咖啡带到了阿拉伯。前往麦加古城的朝圣者也会带去一些咖啡豆。传说早在1505年，阿拉伯人自己也曾把咖啡豆带到锡兰（Celon，现在的斯里兰卡）。但是把咖啡传播到东方的最享有盛名的人则是巴巴·布丹（BaBaBudan），17世纪时他从麦加朝圣归来，将一些能发芽的咖啡豆带回印度西南部的家中。

　　

　　　　阿拉伯虽然禁止任何种子出口，但这道障碍最终还是被荷兰人突破了。在十六七世纪的时候，荷兰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他们庞大的商船和战舰航行在世界许多重要的航线上，不仅对外开疆拓土，还进行规模巨大的贸易活动。咖啡也同时对荷兰人产生无比巨大的诱惑。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殖民贸易公司，他们在进行咖啡贸易的过程中，发现了咖啡带来的极高利润，于是他们设想能够形成自己的咖啡生产基地，从而最大限度地摄取咖啡贸易中的利润。

　　

　　　　荷兰人无数次地试图说服阿拉伯王公们同意向他们出口咖啡的苗木或者种子，以便于他们的国家从根本上获得这种令人神往的奇异的饮料，但一切努力都在阿拉伯人的坚拒下落空了。心有不甘的荷兰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的幻想，经过周密的安排，终于在1616年偷偷地将咖啡苗木和种子运出了戒备森严的摩卡港，运回了荷兰。

　　

　　　　荷兰人把咖啡树苗和种子运回国之后，就在模仿阿拉伯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温室中开始培育和种植咖啡树，并且最终获得了成功。随着殖民活动的进行，荷兰人把咖啡带向了世界。荷兰的海外殖民地曾一度成为欧洲的主要供应地。阿拉伯人没能将咖啡在亚洲传播开来，荷兰人却做到了！在对外殖民的过程中，他们在印度的马拉巴种植咖啡，又在1699年将咖啡带到了现在印尼爪哇的巴达维亚。目前，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第四大咖啡出口国。

　　

　　　　威尼斯商人于1615年首次将咖啡带入了欧洲。到1683年，欧洲首家咖啡屋在威尼斯开张，而最著名的还要数1720年在圣马可广场开张的佛罗伦萨咖啡馆，至今还生意兴隆。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商——伦敦罗依德公司正是由咖啡屋起家的。

　　

　　　　咖啡首次在美洲种植是18世纪20年代，又是荷兰人最先将咖啡传到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咖啡由荷兰的殖民地传到了法属圭亚那和巴西，后来又由英国人带到了牙买加。到了1925年，种植咖啡已成为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传统。同年，夏威夷也开始种植咖啡，它是美国唯一的咖啡产地，而夏威夷咖啡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咖啡之一。迄今，巴西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约占全球咖啡产量的30%；而哥伦比亚则是第二大咖啡生产国，占全球咖啡产量的12%左右。北美目前是咖啡消费最大的地区，在西雅图，“拉泰”文化重新演绎了咖啡文化的内涵，将独特口味的风味咖啡、设计精美的咖啡器具与时尚和艺术融合在一起，并风靡世界。

在咖啡被传播到英国的历史上，据有的文章说有个英国间谍勾引巴西掌管咖啡的女秘书窃取了巴西的咖啡或者巧克力种子，只不过这些记载通常有偏差，国家名字和人名乃至于农作物种类通常有相互矛盾的错误。

1728年，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士·劳斯爵士(Sir Nicolas Lawes)从今天的法国控制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据说当时行政属于巴西）把第一批咖啡种苗带到牙买加

我在这里取我最初看到的英国间谍勾引巴西掌管咖啡的法国女秘书窃取了巴西的咖啡种子的说法，至于他是不是后来成为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尼古拉士·劳斯爵士那就要等各位查证了。这位巴西掌管咖啡的女秘书基于法国大革命人人平等的理念爱上英国间谍，被骗取了自己的国家交给她保管的咖啡种子，结果，英国间谍窃取种子回去成为牙买加总督，恐怕见人就嘲笑这位巴西秘书廉价的爱情了，而巴西秘书恐怕就心里滴血，英国间谍如果如007说的是孤儿，如果为了还英国养大自己成为间谍的债务，如果完成窃取任务后面没有回去和巴西的法国女秘书继续爱情倒也浪漫，而我对历史查验的结果是对这样的可能只字未提，巴西为此失去咖啡的梁镇指数也就是生存优势有目共睹，倒是文学作品里鼓吹的爱情居然喧嚣尘上，那些所谓爱情只不过是欺诈罢了，对有梁镇指数的人来说简直是自杀毒药，那个法国女秘书拥有那样大的梁镇指数其实可以马上命令英国皇帝娶自己为日不落帝国的皇后，让生下的孩子做英国皇帝为条件才拿出咖啡种子的，而其他任何人企图追求她的一律一脚踢出去,如果不对她控制的技术进行技术输出，应该由国家全部安排她的婚姻对象，当然是全国最好的才由她挑，而这种基于“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技术雅利安式隔离控制传播理念的做法才是世界技术传播的主流，一切的所谓美好情感，道德，品质在梁镇指数面前都是可以被践踏抛弃的，要不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愚蠢，无能，凶残，阴险，恶毒的人编造出来盗窃他人的生存优势的，不然上面提到的古代世界怎么会把一切文艺作品和他们愚蠢的作者，读者，传播者统统斩尽杀绝呢？最近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认为这个秘书恐怕会在她的墓碑上写的是：要我们一切人放弃人人平等的观念，竭尽全力保持自己技术方面的生存优势（也就是梁镇指数出现前的称呼），放弃被廉价，下贱文学大师欺诈的一切所谓低贱的爱情，把一切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文学无赖斩尽杀绝免得他们和他们愚蠢的作品荼毒人间。
我们可以看见考试作弊其实很简单，那个通信设备对讲机就可以把知识进行传递，根本不需要了解对讲机那头是个活人还是一台我们电信知识有奖问答那样的机器，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通信费用的到解决，全世界的雇主是不是雇佣那个作弊写答案通报的为雇主通过通信设备对讲机工作就可以了而把一切考生，学生全部踢飞不再管他们死活，而如果把做答案的人更改成为一台巨大的电脑应答机，是不是全世界的学生，学校，老师，一切知识分子的末日就到了，不要排除这个可能性，这可以被当成一个警告，而这个电脑应答机系统被制造完成之日，就是全世界学校被夷为平地之日，那上面提到的知识分子斩尽杀绝的局面也将会重新出现，只不过这次知识分子们是没有回头翻身之日的了。
我们似乎把民主制度下的欧洲当成未来的趋势，其实欧洲是一个运行类似贼窝逻辑的地方，因为欧洲没有任何生产原材料，这样那里的人实行人人平等的逻辑，才可以一致对外执行掠夺，这样那里的政府才可以允许大学搞示威暴动，因为那对原材料最初产地和实产品际生产没有任何影响，最重要的生产行为都集中在作为原材料产地的殖民地进行，欧洲作为宗主国即使杀的血流成河也最终要最终胜利者去殖民地取走原料回欧洲贼窝进行最终加工，就好比在欧洲执行贼窝式分赃残杀，然后最穷凶极恶的霸主才会去欧洲的殖民地取产品，欧洲的大学其实就是因为欧洲没有任何最初生产资料，欧洲的大学生也才可以和平相处为最终去其他地方夺取生产资料做准备，50年代马来半岛的马来亚大学生暴动因为当地是橡胶产地，基于人人平等的缘故，发明橡胶的工场主的孩子与当地通过橡胶生产才获得生存空间的穷苦工人子弟相互残杀，欧洲人人平等的民主在原材料产地自然为此彻底水土不服；中国上海就是20世纪上半页的中国贼窝逻辑运行地，上海由于没有原材料，一切全部由中国其他地方运输进入，所以人人平等才在上海独此一家的得以运行，而人人不问出身的在上海千方百计相互残杀以抢夺操纵其他地方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输经过上海的控制权力，上海滩类型的故事就是一个个集中了人类最残暴，阴险，恶毒手段争夺生存机会的杀戮场写照；而中国20世纪末的贼窝逻辑就是香港，在内地由于是原材料产地，生产活动必须时刻不停顿，而发明技术使原材料变成生产力的发明家由于被消灭，而接替发明家控制原材料的暴力精英也没有停顿生产的胆量，中国作为贼窝的就集中在大城市香港那样的地方了，可以说大学那样进行信息无限制扩散的东西通过实行人人平等的贼窝逻辑才得以运行，以前那种基于“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技术雅利安式隔离控制传播理念的主流做法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由于学校提供的技术属于人尽可夫的第二级别，这样的技术提供的生存空间有限，自然会在60到70年代达到技术极限，引起苏联30年代大清洗那样残酷的相互残杀，而香港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容纳被出生地丢弃排斥的人口的类似垃圾场的地方。直到发明小麦高密度种植和高产水稻才回到现在的秩序，而香港人人平等的逻辑又使他们成为操纵其他原材料产地生产的稳定的贼窝，香港遗产法律允许对争议遗产比如工厂进行封存接管，当然这样做成立的前提是香港不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车间才可以成立的，通常生产车间距离贼窝必须有千里之遥，如果生产车间在香港这样的贼窝逻辑运行地，封存无异于断了工厂的运行，贼窝逻辑的香港也可能为此灭亡，而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在贼窝通过人人平等的贼窝理念就这样窃取了发明家的发明，取得了自己的梁镇指数，同时贼窝也就成为发明研究活动唯一可以安全实行的地方了。所以人人平等是万恶之源，我前面提到的长指甲，小脚切断发明家和任何刑事诉讼的防御措施就因为人人平等的垃圾逻辑而失去保护作用，而实行人人平等的地方除了贼窝之外的一切地方成为暴力精英横行霸道的杀戮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全世界只有过奢侈生活，不担心发明研制费用打水漂的人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任何人随时可以宰杀，可以说其他任何人全部是奴隶工人是为了完成第一等级的人的发明推广工作才获得生存空间的，甚至全部是第一等发明人那样少的人的子孙后代，
其他不能，妨碍发明负担不起发明专利费用的人，全部是随时可以宰杀的，现代学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些祖传秘方完全是等临死，才把继承人叫到床铺前，说秘方，就这样一代代流传下去的，其他人完全没有知道的必要，文革以及那些祖传秘方产生以来那几千年来有谁把祖传秘方的掌握人这样对待的吗，倒是清华，北大那些人尽可夫的技术，也就是那些交钱就可以学习的技术的掌握者全部被随意修理而只要你看的懂我写的文字，在欧洲中世纪1000年里，你不是个断子绝孙的天主教神父就是个和其他一切人隔离开来的犹太人，只有犹太人和神父才可以读书写字你可以看出什么商机吗，那意味着清华，北大难保不会被人打成臭老九，那交给他们的天文数字的学费会转到其他什么人那里你可以预测出来吗？教育是目前的大产业阿。
最后，详细说下我要表达的意思，随着信息化的深入，最终教育系统将会出现崩溃和消亡，要做好这些方面的心理准备。而技术精英和暴力精英联合组成的统治力量可以统治一切，技术可以被严密控制在发明出来的家族的内部，技术精英通过“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技术雅利安式隔离控制传播理念进行技术传播，而暴力精英就是克格勃那样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间谍不再通过窃取的手段而是通过通婚生下技术精英的孩子才可以把技术传播到其他地方，暴力精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称为“盖世太保”和技术精英组成婆罗门教里的婆罗门，具有相同的地位和组织规范，这些让一切活人闻风丧胆的间谍暴力精英们现在该集中火力让绝症也对他们闻风丧胆，成为绝症的绝症了，那样才叫让自己和任何人都认同的威风。而现在指挥剥削克格勃窃取来的劳动成果的官僚机构，公务员干部全部划分为婆罗门教理的刹帝利，因为他们完全不从事任何生产创造性劳动，只不过是把技术精英的创作成果进行重复没有太大意义的分割，现在干部官员的权力完全高的不合理，应该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样死亡就没收财产充公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宝档案》介绍土耳其历史这样提到的，或者和南汉那样做官员就全部阉割，和刹帝利那样比婆罗门低一等，从来没有资格和婆罗门出现在一个房间里，也没有资格和婆罗门一起吃饭，走路才合理，至于和斯巴达那样每年没有过错也要拿鞭子抽打一次也更加名副其实公务员的称呼，至于其他阶层的划分没有太大意义，各地按各地风俗习惯自由制订，但是技术精英和盖世太保组成婆罗门，公务员为刹帝利的基本方式不会太大区别，婆罗门通过梁镇指数计算技术给发明人带来的生存优势从而决定可以让多少人出生并确保为发明人的后代才有资格享受到技术扩散带来的生存优势，这样的组织可以超越一切国家，政府社会而存在，将会是最高统治形式，全世界可以抛弃以前的一切信仰而只需要把梁镇指数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就可以了。而没有发明的人会因为梁镇指数没有了会体面乖乖的自我毁灭（总之不能留下子孙后代占用梁镇指数）或者拒绝自我毁灭就会被婆罗门里的盖世太保负责杀死。这样每个阶层各自分工才是个人人安分的和平世界，不会和现在那样动不动就出现战争，现在出现了核武器出现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出现的必要了，这样的人类生存方式才可以体现人类的公正，公平，合理。
梁镇
有心得就这样联系；梁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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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71－2619752
　　地址；南宁云亭街47号
　　wotacid@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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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肃反秘史

从本书的引言中可以看出，作者觉得自己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他脱离斯大林
政权仅仅是在一九三八年，即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已经达到顶点之时。作为曾卷入斯
大林秘密政治的奥尔洛夫来讲，能同过去的恶行划清界限，毕竟不是一件坏事……
然而，如果不是斯大林和叶若夫的屠刀已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他显然还将继续为
那个政权卖命，尽管他已意识到这个政权正在犯罪。从这一点上讲，奥尔洛夫（也
包括巴尔明、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克里维茨基）与象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等斯大林的
敌人相比，就不那么光彩了，因为后者脱离斯大林政权，并非迫于生命的危险。

然而，我们难道能以胆怯和延宕而指责奥尔洛夫吗？不，我们现在能掌握如此
珍贵的有关那血腥年代的罪证，毕竟还是多亏了奥尔洛夫的动摇。况且，正是有了
这些罕见的证据，我们今天才能从内部，从那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机关的
核心，了解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秘密。

其实，奥尔洛夫心里所知道的，比他在书里写出来的东西多得多。考虑到这一
点，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例如，他知道苏
联制造伪币去充斥美国市场的事件；他为斯大林窃取西班牙黄金储备出过力；他了
解对托洛茨基的一次未遂的暗杀事件，并用匿名信向后者报过警。他也同样能够以
这种方式警告其他一些列入了斯大林的黑名单的人。

总的来讲，他显然十分清楚斯大林在国外实施的一切重大行动，而这些行动的
实施手段，同希特勒采取的手段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希特勒只是在那些同
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里实施这些恐怖活动：而斯大林甚至可以不受这种限制。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奥尔洛夫打算在美国出版自己的书，同时写了一篇
俄文版中所没有的后记。在后记中；他对苏联随着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
夫——赫鲁晓夫集团的掌权所出现的局势做了一番基本的分析。

“由于不具备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权威，马林柯夫必将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拼
凑一个由各不同民族组成并要管理三分之一人类的强大帝国而忙于奔命。历史给了
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一期间，自由世界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
转变。如果西方放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必将面临整个人类文明遭受到彻
底破坏的危险。”

可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奥尔洛夫还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当他刚刚脱离
苏联，成为一亿五千万美国人中一个完全的个人时，却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在为人、
处事上的幼稚，尽管他会在秘密侦察机关中工作了几十年，并成功地完成过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和内务部交下的各项责任重大的任务。

这种奇怪的幼稚从奥尔洛夫到美国后采取的第一个主动行为中就开始表现出来
了。读者一定记得，他曾给斯大林和叶若夫写过一封信。奥尔洛夫有位堂兄，革命
前就移居在纽约，他拿着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巴黎，把信交给了苏联驻法国大使
馆。信转到了收信人手里。一个逃亡者，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秘密情报机
关的将军，许下诺言：只要他的母亲和岳母不遭受内务部的迫害，他就不揭露斯大
林的罪行。

这一“协议”多么令人惊奇！要知道，奥尔洛夫与斯大林不一样，他无法检查
后者是否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我一点也不怀疑，斯大林在接到这位逃亡者送来的
信后，立即就下达了有关处置他母亲的命令。难道他还不了解斯大林吗？简直不可
思议！

在华盛顿，奥尔洛夫没费多大力就获得了司法部长（当时是弗兰西斯·比德尔
任此职）的接见。在出示过自己的外交护照之后。他得到了明确的表示：不会有人
为他来美国生活设置任何障碍；他可以居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

时至今日我们还感到惊奇：美国当局居然没发给奥尔洛夫任何可以确认他们的
口头表示的文件，甚至连一封写在官方信笺上的信也没有。更令人不解的是，没有
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机关主动地对奥尔洛夫感过兴趣，包括国务院、军事情报局、联
邦调查局。要知道，无论怎么说，他总是个苏联情报部门的将军（尽管他的活动范
围是西欧而不是美国），况且当时已是二次大战的前夕，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
再怀疑这场大战的迫近。

然而，奥尔洛夫确实没引起任何美国官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无所不在的美国记
者。大概，这一点正好救了他的命，因为在那几年，许多“恶意不回国者”一个接
一个地死去，如阿加别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克里维茨基。大概还有许多我们所
不知道的人。他们的死，至今都还是悬案。

多年里，奥尔洛夫的首要目的大概只有一个，即消声匿迹。无影无踪地消失，
但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民事意义上的。他不再是奥尔洛夫，而成了某个“贝格
先生”。他经常搬家，不仅是变换住房，而且应变换城市，因为他清楚这种手段的
作用。他从不去填写什么登记表，尽量避免与人交往，甚至既不作失业登记，也不
设法找工作。就连与自己的律师联系，也是通过在预定的报纸上登广告的方式进行。

凭着自己带到美国来的二万五千美元，奥尔洛夫竟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了十五
年。当然，这意味着一斯巴达式的生活：最简单的食物、最必需的衣物、最狭窄的
住房。在一个已完全机械化了的国家里，奥尔洛夫竟连弄辆汽车的念头都没有过。

在邻居们眼里，“贝格先生”是个斯文、内向、整日不出门、除了家庭就再无
别的兴趣和进取心的人。在这片美国的土地上，他安葬了自己那年仅十六岁的女儿；
在这异国他乡，他送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了“冷战”的开始。

迁居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后，他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一连
五年，他每天都坐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里，埋头于写作自己这本揭露斯大林的罪行
的书。一九五一年初，初稿完成。然后，他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书翻译成了英
文。

斯大林刚刚死去，（有这么凑巧！），这本书就问世了。先是英文版，接着又
被人译成了德文、西班牙文及其他文字。

有关此书作者，一位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就住在身旁，住在美国领土上
（这连联邦调查局也不曾料到！）的消息，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政界的
反应一片混乱，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十分恼怒，还有的则感到不寒而栗：要知道，
一个象奥尔洛夫这样的人，居然在美国住了十五年而没受到任何“主管部门”的注
意，足见共产党国家的间谍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国家中可以享受多么大的自由！

然而，国家现在已不是那么无忧无虑了。甚至连率先公布奥尔洛夫的揭发的
《生活》杂志，也开始要求作者拿出有权威的证据，证明他确实是曾经在西班牙活
动过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将军奥尔洛夫。这时，曾先后在西班牙和莫斯科见过奥
尔洛夫的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站出来证明说，这的确是奥尔洛夫。但联邦调查
局并不因为有了费希尔这一个证人就满足了。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他们对奥尔洛
夫来美国后每年每月的生活都做了详细调查。幸运的是，原司法部长弗兰西斯·比
德尔还健在，他的证词与奥尔洛夫的说法完全吻合：奥尔洛夫当年的确去找过他，
并获得了留居美国的允许。奥尔洛夫一家十五年来的生活来源也是联邦调查局的调
查项目之一。结果使他们大吃一惊：一切正如奥尔洛夫一家所说，吃最简单的食物，
租最廉价的房屋，打消一切欲望，靠着二万五千美元真的可以维持这么长一段时期
的生活。

调查以详细询问奥尔洛夫本人作为结束。毫不夸张地说，他被迫回答了上千个
问题。但是，只要问题涉及到的情报超过了他本人经历的范围，他就坚决拒绝回答。
这可不是一个现在愿意同美国政府合作的人所应该达到的程度。

但美国政府非常需要他的合作。现在已不是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那笼罩全球的
可怕阴影已经烟消云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竞
争推到了第一线，华盛顿需要这个苏联的将军，因为他非常懂行，知道很多情报，
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和谋土。

然而，他也没被自己的祖国所遗忘。一九六九年一月，当斯大林的尸骨早已在
克里姆林宫墙下腐化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奥尔洛夫在密执安州的住宅门前。
此人自称联合国工作人员费奥克蒂斯托夫，说是要向奥尔洛夫转交一封“过去在西
班牙的一位同事”的信。在奥尔洛夫妻子的要求下，费奥克蒂斯托夫在开了一条缝
的门外展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果真是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成员，但众所周
知，很多克格勒间谍就是打着这一合法招牌在美国活动的。

过了没多久，费奥克蒂斯托夫又打来电话说，苏联对《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
的作者很“感兴趣并给予了高度赞赏”，已经不再象斯大林那样，认为他是人民的
敌人了。显然，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可能知道苏联政府对待奥尔洛夫的态度，因为
当时奥尔洛夫的名字眼过去一样，根本不曾在国内报刊上出现过。

在美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帮助下，奥尔洛夫一家（现在已经受到了官方保护）又
迁回了克利夫兰市。但费奥克蒂斯托夫也追踪而来。他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固执、腼
腆的神态、以及外交护照，居然把象奥尔洛夫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给弄糊涂了。显
然，在奥尔洛夫那个时代，苏联特工人员的外表和言行与现代间谍有很大不同。奥
尔洛夫夫妇甚至想：莫非，这位莫斯科的使者是要在美国避难，需要他们给予帮助？

但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且，他们之间后来的谈话越来越令人奇怪。费奥
克蒂斯托夫一再劝奥尔洛夫相信：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他奥尔洛夫评价极高，只
要他本人同意，苏联报刊就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赞扬他这本为祖国急需的反斯大
林的书。其实，苏联政府要证明自己这番诚意非常容易——只需让奥尔洛夫的书在
苏联出版就行了。可是，对这个问题，费奥克蒂斯托克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但他
却声称自己有幸看见过奥尔洛夫二十多年前给斯大林写的那封信，以及斯大林在那
上面留下的令人毛骨谏然的批示。至于现在嘛……现在一切都变啦！只要奥尔洛夫
稍有意思表示，不多不少，恰好可以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只是眼下……是否先劳驾
他到附近走一趟，去认识一下等在汽车里的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家人，怎么，不应该
吗？

这是明显地企图将奥尔洛夫诱出家门——毫无疑问，外面有人等着找他算账！

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在妻子死去一年半之后，奥尔洛夫也在克利夫兰与世长
辞。最后这一年半里，他完全是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的。

现在，可以用真实姓名称呼他了：列夫·费尔德宾。

约瑟夫·科辛斯基

解密克格勃《终极突破》对人性弱点开刀

　　“克格勃”三个字曾经让不少世界各国政要谈虎色变。作为前苏联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特工组织，克格勃组织的众多成员以间谍身份在世界各国为前苏联做了大量工作，在其敌对国家眼里，克格勃几乎成为铁血无情的代名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烟云散去，克格勃渐渐褪去了神秘的面纱，成为一个历史符号，甚至成为多个研究领域的标本，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台湾著名行为分析学导师孟华琳便是其中的一位。
　　孟华琳曾经在世界各国游历，也系统分析和研究过众多心理培训理论和成功个案，但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克格勃特工身上所具有的近乎完美的敬业、自信品格，以及非凡的挑战困难的坚强意志，他觉得，这正是一个在竞争激烈的现代职场打拼者最应该具有的品质。孟华琳先生千万百计地找到了克格勃组织神秘的教官训练方法，提炼出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培训实践，孟华琳先生发现，妨碍人们取得成功的主要是其身上普遍存在的十大人性的弱点，如果通过培训和自我培训加以有效的改进，成功其实离人们并不遥远。他将这一发现总结出一套自我培训的方法，便构成了这本定位清晰、使用方便、效果明显的心理帮助性励志图书——《终极突破》。

　　自卑、拖延、茫然失措……几乎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表现出人性的弱点，在《终极突破》中，这些弱点化为一个个细化的问卷题和具有代表性的小故事，再辅以形式丰富多样的有针对性的自我训练课，力图将人性的弱点有机地转化为成功的心理机制，并提出:“给我十天时间，让你放歌精彩人生！”准确的定位、新奇的形式和内容，使《终极突破》虽然刚刚投放市场，却已经吸引了不少青年读者关注，毕竟，创造条件谱写人生的骄傲几乎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终极突破》　石油工业出版社

　　孟华琳　著　2005年5月出版

看到了吗？唯一对克格勃有免疫能力的社会制度恐怕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因为克格勃在印度婆罗门教里最多被划分为刹帝利，永远不会和其他阶层的人坐在一起，吃饭，走路，在一个屋子里，更不要说，如果在一个餐馆里吃饭，如果在一个飞机航班上出现，先一脚踢出去再说。就不用和上面提到的英国警察，餐馆服务员和英国德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担心被克格勃放射暗杀材料污染把自己误杀了，那些德国空中小姐这样的货色即使被克格勃杀死也只不过和踩死臭虫蟑螂一模一样的。误杀就不要说了，何况如果那天克格勃要特意，故意要杀死她们呢？谁又可以保护她们的安全呢？除非恐怕是另外一个间谍或者长命百岁的人。
上面我们看到苏联的克格勃书写英国伦敦的行动指南，恐怕连普通伦敦人都没有他们这样的心思设定如此复杂详细的行动指南，在中国间谍写的在野外执行任务行动指南向地下讨吃的手册更加可以保证无论去人多或者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完全毫发无伤，绝对可以活到寿终天年为止的。当然，除了间谍，另外就是要长命百岁的人才有这样的能力。当然如果对我上面提到的“高压线”避退指令如果不是100％无条件绝对服从的话是绝对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这样坚持100年如一日，我们的老寿星就平安的活到100岁了，只不过这样的生活你认为如何呢？让我们总结一下，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学校，公共教育都是愚蠢的，必须避之惟恐不及，否则上面提到的那些时期里，和老寿星同时的人就会被上面提到的“高压线”有如时钟般精确的杀死，最后就老寿星和他的整个家族幸存下来了，当然，杀死他们的是大老粗，只知道执行上面那些上司发布的白纸黑字的命令，不会考虑是为什么的。除非你在这些大老粗出生在婴幼儿时期就把他们杀死之外恐怕没有其他任何有效方法，等到他们长成有力气打人威胁世界和平的怪物的时候自然没有人可以抵抗他们的了。按我的分析就是因为他们达到了梁镇指数的极限，只能通过残杀他人来获得生存空间，那人人平等的观念肯定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垃圾观念，我们可以做个加减法，现在有10个人，使用10个人的生存空间，用同样多的田地生产粮食来吃，几十年后，肯定要娶妻生子，这样就变成20个人，但是田地大小不变，多出来的10个人就必须和原来的10个人争夺只为10个人提供的生存空间，有限的食物和水，那样除了杀死10个人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在人人遵守人人平等理念的情况下，那谁都明白多余的必须被消灭的10个人就堂而皇之的利用平等理念获得了和其他人相同的条件，但是他们未必会和最初那10个人那样采用发明的方法来提高梁镇指数，因为这多余的10个人知道，他们之间没有平等可言的，因为发明一旦失败，这个世界始终只允许10个人生存，那原来的10个人已经控制了一切生存资源，后来出生的10个人自己明白一旦发明失败，自己就处于随时可以被消灭的准备之下，那他们就最终会以各种阴险恶毒的手段来杀死原来那10个人来夺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善良岂不是骗人的，计算梁镇指数就可以知道人的行为模式了。比如中国负责导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部队就必须遵守在服役时间里六亲不认的规定，报纸特别提到军官外出遇见了自己的父亲也必须假装不认识马上回避，100％假定部队人员的任何亲戚朋友会以刺探，窃取情报为己任，那样和国家人人平等，孝顺的立国之道相去万里，但是国家似乎又绝对不敢对这种部队有任何放松，要不遵守这样要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部队的是傻瓜，要不遵守人人平等理念的是不重要的随时可以被消灭的傻瓜。就这样，一个以目不识丁为荣的人就成为了，生存竞争的最大赢家，而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威风八面的训练有素的家伙就在上面提到的那些时期被斩尽杀绝了，

118岁男子有望成世界第一寿星

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达吉斯坦共和国一名男子现年１１８岁，有望成为世界最长寿老人。

俄罗斯新闻社５日援引当地政府一名发言人的话说，老人名为穆罕默德·拉巴扎诺夫，生于１８９０年５月１日。报道说，拉巴扎诺夫有望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可，成为世界最长寿老人。

拉巴扎诺夫有２０多个孙辈儿女和曾孙辈儿女。

他把长寿原因归结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膳食包括凝乳状食品、玉米和蒜类等；不饮酒也不抽烟。

去年夏天，日本人田锅友在宫崎县度过１１２岁生日，成为当时由吉尼斯纪录认可的世界最长寿男子。

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记录，时下最长寿老人是一名女子，名为埃德娜·帕克，现年１１５岁。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3月9日，家住俄罗斯雅库特共和国的妇女瓦尔瓦拉·谢门尼科娃安详去世，享年117岁。而在今年5月10日，她原本将迎来自己的118岁生日。据悉，瓦尔瓦拉不仅是公认的俄罗斯最长寿妇女，而且比目前世界最长寿妇女头衔保持者、114岁的美国妇女安德纳·帕克还要年长。令人惋惜的是，瓦尔瓦拉的年龄至今仍没有得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承认。

　　据报道，瓦尔瓦拉·谢门尼科娃于1890年5月10日生于一个游牧家庭，年轻时从事养鹿和打猎，一生结过2次婚。

　　去年8月，世界最长寿妇女的头衔交给了美国妇女安德纳·帕克。但是，俄罗斯人却对此提出了异议，雅库特共和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人员纳塔莉娅·巴伊舍娃成功找到了瓦尔瓦拉·谢门尼科娃的出生文件。资料显示，瓦尔瓦拉当时已经年满117岁了。令人惋惜的是，对于瓦尔瓦拉的出生年月，吉尼斯世界纪录一直未予正式确认。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仍然有人活过100岁，上面这2个人一个是穆斯林，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是车臣那样的人，和苏联一开始政府有不同信仰，根本不会在苏联政府有任何差使可以做的；另外的是游牧民，看来苏联克格勃要追上他们的行动难上加难，总之就和一本书那样查那些老寿星的一辈子就可以知道自己今后什么可以做，对什么要避之惟恐不及，还要向任何人保证和那些个鬼玩意儿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每天和斯巴达或者印度婆罗门教那样按规定把他们打一顿也没有任何问题。苏联最后的塔斯社头子也就是一切新闻机构的头儿据说全部在脑子里拟定每一派上台后的草稿，等到胜利派别的消息出来再发庆祝那个派别胜利稿子，避免和他的一切前任那样死于非命，最后如果不是苏联解体，他也可以做到长命百岁为止的。说是艺术也好，说是技巧也好，其他所谓精英全部被他们打败，成为万人坑里的枯骨。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和上面提到的白毛女故事那样，黄世仁必须神经质的拥有至少7年不获得任何农业收成准备的巨型粮库才可以渡过“三年大旱，三年大涝”的超级灾难活下来，那7年时间，其他人家的粮库肯定是空的，那他们就会抛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和一切礼仪道德去攻打杀死黄世仁那样的技术精英成立我们现在的政权了，那你认为黄世仁杀死他们和他们杀死黄世仁全是必然的需求吗？除非是谁先动手或者是谁找到合理的借口可以抛弃一切良心把对方杀死的问题罢了，其实一切历史就是这样的，只要计算出仓库的粮食供应不足就可以马上大开杀戒，直到只剩下自己没有不要再杀死的人为止，以我们可以理解的话来解释就是，中国其实读书人是最愚蠢下贱的，读书就是为了把他们区分出来专门被人杀死而已，而不读书的就可以始终获得保留暴力的权力，在特定的时间把读书人全部斩尽杀绝，然后踏在读书人的尸骨上重新挑选最愚蠢的人把孔子的书抛给他们，让读书人读好让他们这些最愚蠢下贱的人专门为下一次的被屠杀做准备，这就是孔子以来中国历史的实质。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是春秋五霸齐桓公的宰相管仲说的，他是货真价实的风云人物，和孔子那样如丧家之犬到处逃亡的流浪汉言论完全不同，管仲的做法是实实在在成为国家意志被执行的，人人欲执行之而惟恐不及。在这句话面前，一切人类伦理道德都会有如时钟般精确的被彻底抛弃，只有最阴险，恶毒凶残的杀戮而已，最后自然是幸存者一切瓜分整个世界。
那是不是整个世界都只有呢？不是，对技术的精英来说不是的。那要从人类历史说起；我甚至认为人类历史书写的角度完全是愚蠢错误的；其实早期人类全部是猎人，到处行动打猎吃东西，发明可以以土地种植农作物后，才从发明家的后代里出现农民，和管理者，单纯的只有猎人为职业的世界和新近因为发明农业技术而冒出来的农民当然只能是亲戚，由相同的猎人转行做发明家的父母生下来的兄弟关系，绝对不可能是地底冒出来的。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也就是梁镇指数，出现暴力精英这个阶层，而技术精英就是为暴力精英提供武器装备而存在的，基督教前的铜器时代里，罗马和希腊全部规定，武器装备制造者的家族完全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或者干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被称为奴隶，谁打赢他们就服从任何人，罗马时代也一样，工程师，医生，建筑师等专业人员也就是技术精英全部是奴隶，只要服从命令，主人也就是暴力精英没有有权力打他们，他们也没有必要打任何人，而暴力精英必须相互残杀，美国电影《埃及艳后》开头就是罗马的内战一个城市被彻底摧毁，一位罗马的暴力精英被杀死。欧洲中世纪也差不多的，只不过是出现了城堡,而最大的收益人就是发明城堡的技术精英，城堡的制造，维护，保养无疑是一个家族生意，骑士表面上是统治者，其实技术精英才是最大赢家，城堡技师这样的技术精英完全和任何战争没有联系，而骑士和国王这样的军事贵族必须周期性参与战争，而打仗无疑失败和胜利几率为2分之1，那即是说城堡的领主必须和另外一个城堡的领主以奇特的理由相互残杀，而他唯一的安全保证是和另外一个城堡的领主有亲戚血缘关系，因为欧洲注重系统门当户对，不同职业之间结婚绝对禁止，那领主只能和另外一个领主的女儿结婚，那就是说即使打败了，也是被自己的岳父，老婆的哥哥打败，对方看在自己女儿，妹妹的面子上
也不可以为难你，而无论如何城堡技师和技术精英也就是奴隶们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他们任何伤害的。这些技术精英完全不和领主骑士通婚，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交流，主人也暴力精英的失败意味着主人更换成为另外一个罢了，技术精英继续过他们的日子，对城堡技师来说，除了技术精英这个阶层的人，其他阶层的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被自己从城堡用箭射杀，因为到他们超过梁镇指数的限制就会袭击杀死他人以获得梁镇指数，而一旦跑来城堡附近，就会被自己用防御工事用箭射杀，就不能成为幸存者了。可以说只有技术精英才是100％做的到《圣经》要求的读者，技术精英之间甚至采用天主教神父的拉丁文书写技术文章，到现在拉丁文仍然是科学专业用语种，保证普通人完全不会看的懂，前面山西汇票如果也采用和中国科举考试完全不同的语言种类来书写，1000年也不会被人破解的，而法国那个离开家要向专门官员特别申请的国礼制造大师无疑可以看出技术精英几千年来无忧无虑，摆脱一切朝代更替牵连的幸福生活。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也可以看见铁匠先生任何武士全部找他们买兵器，铁匠是永远不会吃亏的。而其他职业的人也好不到那里去

中世纪的科学大扫荡

杀科学家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有心恙者或可为之。有一两件这样的事已属奇谈，但在中教会看来，乃是天经地义的优良传统。

在中世纪，教会设立了“宗教裁判所”，据不完全统计，各类宗教裁判所先后残害了至少几十万名主张思想自由的人士与科学家。

从公元1229年起，天主教教廷竟丧心病狂的禁止教徒阅读《圣经》，这可是一大破天荒的怪事。教徒只可以听到“神甫”解读的经文，因为他们不愿教徒发现教廷里的很多事物，都与《圣经》的宗旨背道而驰。

两年后的1231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又颁布了的“绝罚敕令”，并疯狂扬言：要从肉体与精神上消灭倡导异端邪说的坏分子。于是，一场把人类带入愚昧的运动拉开了序幕。

农民与他们的牛窃窃私语要被抓起来。

没有听牧师讲课的幼儿会当众遭到鞭答。

宗裁所的法庭上，从八十老妇到三尺孩童都能出现在被告席上。

手拿印刷品者处决。

争论圣经者，男人火刑，女人活埋！

因饥饿导致体重超轻的妇女，被当作女巫活活烧死。

415年基督教的暴徒们竟然凶残地袭击了一位女数学家、天文学家海帕西娅，他们用贝壳剥掉了她的皮肤，然后将她烧死。

胡斯：正直的天主教主教。因反对教会对捷克的压迫，于1415年被诬为异端烧死。

贞德：法国爱国者，女将军，在抗英战争中被出卖，1431年，教会以穿戴男人服装为罪名，并加以女巫的名号，活活烧死。后为挽回面子，追封贞德为圣女。

哥白尼：意大利科学家，著有《天体运行论》，遭到教会残酷迫害。1543年5月20日病逝。

维萨里，意大利科学家。1564年，因解剖尸体而为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虽获赦免，但仍被迫去圣地朝圣，这位《人体结构》的伟大作者失踪于前往耶路撒冷的路途之中。

阿斯科里：意大利科学家。仅仅因为论及地球是球形的，1327年就被宗教裁判所用火烧死。

塞尔维特：医生，因写了一篇文章‘论三位一体的谬误’，强调一体不
能有三位，而且耶稣是人不是神，结果被教会追捕并判死罪，1553年，并被教会下令用慢火烧烤二小时后死去。

布鲁诺：意大利科学家。接受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思想，在教会的迫害下四处流亡。后被教会诱捕，1600年2月7日被烧死。

康帕内拉：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者。被教会关押长达27年，1626年方才出狱，代表作为《太阳城》。

伽利略：意大利科学家。因捍卫科学真理，于1633年被宗教裁判所迫害，1642年不幸病逝，其时已双目失明。

阿莫里：巴黎大学教授，1210年，因宣扬泛神论被死后追审，墓穴被挖，十个弟子全被处决。

西克尔：巴黎大学教授，因在物理研究上有所谓异端言论，被教会活活打死。

罗哲尔。培根：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因从事科学研究，被教会长期关押，1292年78岁时才出狱，两年后逝世。

薄加丘：意大利小说家，因书写《十日谈》揭露社会黑暗，遭到教会迫害，几乎焚烧自己的著作。并于1375年去世。

拉伯雷：法国文学家。因撰写《巨人传》，讽刺教会，遭到迫害，其出版上朋友被烧死，他被迫流亡国外。

艾蒂安·多莱，人道主义者．1546年在巴黎被活活烧死，仅仅是因为他译了柏拉图的一段对话，里面否定了灵魂不朽说。

塞万提斯：西班牙伟大作家，遭到教会迫害，被剥夺教籍，从此失去就业资格，1616年病逝于平民窟。教会拒绝给他立墓碑。

克伦威尔：英国革命者，死后遭到追审。尸体被挖出砍头。头颅被钉在铁叉上四处巡展，复辟的天主教君主用它来作为恐吓物：这就是弑君者的下场！直到３００年后的１９６０年，克伦威尔的头才被埋葬。

奥拉维德斯：塞维利亚市长。罪名是与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频繁接触。被指控犯有“形式异端”的罪，证据就是：他的一幅刻有维纳斯和丘比特的铜版画。他于1750年前后被烧死。

伏尔泰：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因宣扬自由思想，被教会迫害，两次被抓入巴士底狱，并遭受酷刑。

卢梭：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宣扬平等的思想，遭受教会的屡次迫害，被迫流亡瑞士。（基督教平等是在死后，和现代意义的平等两码事）。
意大利的布鲁诺，因宣传哥白尼理论，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宇宙无限论和多中心之说，被宗裁所囚8年，最终处以火刑。其他被杀，被害，被逼迫的人数不胜数，如天文学家伽俐略，哥白尼，物理学家西格尔，著名科学家培根，文人康帕内拉，薄伽丘，拉薄雷，塞万提斯，.政治家里恩佐，自由思想鼓吹者伏尔泰，平等思想鼓吹者卢梭全遭戕害（★有人说.，自由，平等是基督教的功劳 ★）。

根据爱德华·伯曼《宗教裁判所》记载：1239年，格利高里九世焚毁所有犹太教书籍，一本不剩；1248年，巴黎焚书，数量难以统计，只知这些书装满了二十辆大车；1319年，蒙古帝国处于昌盛时代，教会还是烧书忙。犹太教典籍再次被他们烧掉；《禁书目录》共记录焚书事件36次，单看这数字，倒也算吉利。
　　
烧到这个地步，洋僧们尚觉得“不过瘾”。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颁布《禁止作家与书籍目录》。对书籍的审查，批阅等烦琐手续不断添加。《禁书索引》的问世，更是禁毁文化的一座丰碑，其恶劣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索引头条就禁掉了荷兰学者伊拉斯谟的著作，至于薄伽丘，哥白尼之‘流’，更是黑名单上有记录了。

《禁止作家与书籍目录》记载：四百年间，被禁书籍约五千种。在被禁的作家中，有很多响亮的，闪耀史册的姓名，他们是：马基雅维里、但丁、薄伽丘、哥白尼、开普勒、布鲁诺、蒙田、休谟、洛克、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康德、吉本、左拉、斯汤达、福楼拜、伯格森、邓南遮。。。另外，西班牙也封杀了一些作家，他们是：彼特拉克、拉伯雷、培根、米拉波。。。一些窃取希腊文化，口口声声基督教产生.法制的人可曾想到，当年连“三权分立”的倡导者孟德斯鸠的书籍也不能幸免，此外，还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禁书令是极其苛刻的，1575年，一位英国人只因带了本异教祷告书，就被判了七年。西班牙的破坏狂们，还得意洋洋的称自己的地盘为‘净土’。从1588年《国事诏书》颁发，到19世纪初，只要拥有禁书，就要被判死刑。拥有未经许可的进口书籍，同样会引来杀身之祸———难怪西班牙的昌盛瞬息而过。只有新航线，却没有新文明，抢来的黄金花光了，就只能两手提着空拳头。

　　我一直在想，中国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启蒙思想，被满请入关扼杀，印度，阿拉伯人也在同时代受到他族的统治，这或许是他们落后的因素之一，然而，意大利呢？意大利的但丁，达芬奇，拉菲尔不是已经带动了文艺复兴了吗？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沦为奥匈帝国的殖民地，和中国的命运如此相似？

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找到了答案：“罗马宗教裁判所的禁书，使得意大利科学思想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取得的领先地位，因此而中途夭折，且再不能恢复”。“十六世纪后半叶，威尼斯与其他宗教裁判所控制所不及的城市，如：瑞士和德国的城市一起，成为欧洲的书籍出版中心”。因此，意大利也和中国一样，虽有新文化的号角，却沦为他国的殖民地。
在宗教裁判所里，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刽子手，托玛斯·托克马达就是佼佼者。他主持了整整十四年的圣殿仪式，可谓恪守职责，仅于1487年3月10日一天内，就将一百二十人送给了法庭。他把八千多人送上了柴难，将九万四千人处死。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

在宗教裁判所里，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刽子手，托玛斯·托克马达就是佼佼者。他主持了整整十四年的圣殿仪式，可谓恪守职责，仅于1487年3月10日一天内，就将一百二十人送给了法庭。他把八千多人送上了柴难，将九万四千人处死。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残暴，仅1483年至1820年，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的达10万余人。而仅仅在1480-1488年间，被火刑处死的达8800人，受惩处者有96494人。

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欧洲文明是伟大的，但我们提起西方文化科学名人的时候，不是说起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就是谈及近现代的爱迪生，伽俐略，而在中世纪漫长的1000多年历史中，在文艺复兴以前，我们竟然很少发现这样的名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位朋友是这样回答我的：“西方中世纪蒙昧的根源，在于摧毁了提倡.的希腊文明，狂信了君权神授的基督教。而1000年后文艺复兴的目的，就是复兴希腊，罗马文化。我们今天的文化，就是古希腊文化的新版本，在这1000年里，教会就知道.破坏！”他的回答或许粗糙，但大意正确。而且，经过这些破坏，许多希腊哲学已经失传，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伊壁鸠鲁，柏拉图，苏格拉底的著作和言论，相当一部分已经被毁，原始的拉丁文本不复存在——多是从阿拉伯文本翻译回来的。

繁荣的罗马帝国在4世纪初陷入战乱，内战一打18年，直到323年，即中国的东晋明帝统治时期，才恢复了统一，君士坦丁皇帝认为，罗马的统一原因，依赖于他信仰的上帝相助。于是，他废除了旧的宗教，立基督教为国教。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罗马重新陷入了16年的内战之中，宗教没有带来统一，宗教却带来的空前大破坏，一次又一次的西方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挖文化劣根性，向自己开刀

西方文革和1966年的文革一样，革自己人的命，挖自己人的坟。

基督说：“除了我，不可以有别的神！”又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于是，基督徒便顺从的打碎别的神，打得稀巴烂。

世界7大奇迹之一是阿苔密斯神庙，是个庞大的建筑，希腊以佛所人，用了120年的时间，造就了这座伟大的建筑。其面积是巴特农神庙的四倍。当基督教在罗马兴起，神庙被彻底拆毁，只剩下一堆瓦砾。无知的人们，把神庙的遗址，变为了采石场。
世界7大奇迹中，还有宙斯神像。这座神像高13米，是用黄金，象牙制作而成的，建筑家菲迪亚斯为之呕心沥血。灭神运动一开始，人们把神像运到了君士坦丁堡，一把大火烧了干净。当年菲迪亚斯的工作室，也改成了教堂。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和匈奴打仗不行，只知道割地，退让，搞破坏却是一流，比秦始皇还凶。公元392年，他放火烧掉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址，有千年历史的奥运会竟然被禁止，这在如今看来，简直是个无比黑色的笑话。在他的带动下，民众还能做些什么呢？当然是破坏！
教会时代的断案十分残忍，几乎事事要杀人。中国有油锅摸钱，摸上来就无罪，教会时期则相反，如西伯特在《罪恶之源》里描述的：将嫌犯手臂绑好，伸进沸腾的开水里摸石头。如果有烫伤，就判嫌犯有罪。可是，一般人的胳膊是肯定要被烫伤的，也就是说，经历了这种‘检验’的人，全得死，一个也跑不了。
此外，还有一些更加荒唐的施暴，如让罪犯手拿红烙铁，有烫伤，就认定有罪。让两人在三英尺的坑里搏斗，打败了，就有罪，让人和狗搏斗，人败了，就有罪，这些定罪法叫“神判”。法国的查理五世，在侦破蒙达奇谋杀案中，就使用了这种高明的方法。
最可恨的是审女人，他们和中国古代一样，是‘浸猪笼，沉大塘’，不同的是，女人浮上来，则杀死，女人沉下去，则认定无辜，叫人去捞。人都沉了，多半不也是死吗？！捞什么捞！

罗马狂热的基督徒，人类最古典的红卫兵们（教士穿黑衣，或称黑卫兵），开始了焚烧书籍运动。中国红卫兵一般只和民间文物本事大，砸碑挖坟，干些不齿的勾当。这些黑卫兵更凶，扑向的是世界七大奇迹，烧的是古典珍本。他们纵火焚烧的藏书多打30多万件，许多希腊文稿也付之一炬！早在公元47年，恺撒大帝就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耗费3个世纪时间积累下来的70万册书籍灰飞烟灭，而今，东罗马皇帝信了基督教，更加有恃无恐。他下令封闭了雅典的所有学院。随着古典文化不断的被破坏，，欧洲大陆在科学上、思想上完全陷入蒙昧，中世纪就这样开始了————这恐怕是一次空前的‘挖文化劣根性’的行动吧。

鬼都不知道这些‘挖劣根性’的黑卫兵是怎么想的。罗马教皇竟然下令，禁止一切异教活动，数学和天文学居然也在被禁止之列。黑卫兵总头目，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颁发禁书命令，有科学家则必杀之！

415年。一些黑卫兵凶残地袭击了女数学家海帕西娅，先用贝壳剥皮挖肉，然后将她砍去手足，投进烈火。人类历史上的旷古奇谈：迫害科学家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而罗马人自然遭了报应，君士坦丁死后，国家继续内乱，他的三子两个侄子分割国家，一打16年，可谓血腥十足的五子登科。

当然，在教会的垄断下，一切昏庸和暴虐，愚昧和破坏，流血和专横，诡诈和窝里反，都不能阻挡人们在宗教的剧烈麻醉下，昏昏噩噩的生活下去。他们自以为：我们严守教规，所以平安无事。

有人拿李鸿章随地吐痰的事情，来论证儒家道德的虚伪，却不知道，这类情况是封建势力腐朽时期的共性，说不上什么文化虚伪。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卢浮宫里四处都是国王，王后，王子，公主们拉的大便，大家开会兼闻味儿，好不逍遥。1670年有人记录此事，曰：“在宫廷的里里外外，在四处的走道和门后面，以及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数千堆粪便。”，英国则更不含糊，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玻琳在结婚宴会上，坐着马桶吃喝，拉撒当然也同时进行，侍女有二，一个托纸，一个护桶。百姓也在效法，满城都是粪便，城根堆满垃圾，乔叟朝香之礼，先注意的就是腐朽的粪便和满城的苍蝇。

不许洗澡：

中世纪时期有种思想：肉体的洁净就是灵魂的肮脏。修女西尔维亚除了手指以外，什么地方都不清洗。直到60岁重病缠身也是如此。圣人阿曼更是出奇，不知道自己光身子是啥样，圣西蒙就是伤口溃烂也不洗，真是宁死护道。一般修女，修士也都是一不洗脚二不洗澡，讲点卫生的地方，洋僧可以一年清洗两次，著名的克兰尼修道院里，只有毛巾三条而已。如此陋习，直害到美洲大陆，华盛顿在宣读独立宣言的时候，整个大厅也是臭气熏天————当然，这不算什么文化劣根性，而是道德没有正确的树立。
中世纪是欧洲就出现了供男女在其中共浴、用餐、胡天胡地的双人木盆。到16世纪中叶，天主教会认为洗澡容易激起情欲，不得于拯救灵魂，因此下令禁止洗澡，

荒唐治疗

宰相刘罗锅里有这样一个场面：贪官和绅被迫叩拜刘罗锅的脚：这是笑谈。教会时期的人却很认真，他们得了疾病，就要向圣彼德的脚趾头叩拜，认为这也能去病。在教会的文化大扫荡下，希腊医学多被湮没，公元1000年有个撒伦诺医学派，翻了点零散的旧书，终于找到了‘理论依据’，即世界由四类元素构成：土，火，水，气。因此推论出，人的血属火，痰属地，黑疸属水，黄疸属气。当然这是难以说通的，按照五行还差不多。这个学派最终留下的也多是废话。
没有医学，就干脆乱治。大作家拜伦因患病，被水蛭活活咬死，美曰‘放血疗法’。教皇约翰二十一，灵机一动，鼓动病人去吃烤制的死耗子，并说这样可以治疗精神病。其实他出这个主意，足以证明他才是精神病。中世纪，医生给病人做‘脑部手术’，病人居然呈站立状，傍边的‘医生’用小锤子敲打，大概是装模做样。最可悲的是把人固定在木头架子上转动，说这样能把病转走。此外还有钻孔，沸水烫，剥皮，鞭打等医术。路易十三从1610年到1643年，灌肠212次，放血 47次。中世纪什么病都灌肠，放血，人们以为这两个方法百试百灵。

除了技术精英之外的一切群体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能活到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简直就是幸福,和一种胜利，其他任何时间按我们的卫生知识来说就是要把你活活整死，活到60岁不洗澡还可以活下来简直就是奇特的胜利，而按我的角度来说就是他们的梁镇指数太低，也就是掌握的技术提供的生存优势太低，不值得世代相传，所以要由天主教神父把他们活活整死，只不过天主教是让人人平等的执行相同的危险生活方式，还可以活下来的实在是一种胜利。尼采就把基督教看成奴隶之间的信仰，而真正的胜利者的隐藏在城堡防御工事后面的技术精英们，他们才真正把技术世世代代传播下来了。而其他没有技术可供传世的自然巴不得你马上死亡。

中国明代的正德皇帝选美公开规定，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先从各地大致选出三千名年龄在十四岁至十六岁的少女，虽说是初选，但是实际上条件也十分严格，相貌自是不必说了，而且还规定要出身于良家，所谓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这样，被留下来的少女就先要经过第一次的筛选，这个标准当然是从高、矮、胖、瘦说的，但是并不是说有个明确的标准，而是看它们之间的比例，匀称的就被留下，这样经过第一遍，就少掉了几百人。第二道程序就是挨个检查耳、目、口、鼻、发、项、肩、背、凡不符合法相者皆出列，这一回又要少去几百人。第三道程序由每个少女向检查的太监自报籍贯、姓氏、年岁，这是在检查她们的声音，凡雄、粗、浊、吃者都被筛掉，这样又少了几百人。第四道程序是让每个少女脱了鞋袜，先看她们的手和脚的大小，凡手指太短，手形太大，脚趾太长，脚形太大的先去掉，然后再让她们在铺上地毯的房内走一圈，步态不稳，落脚急躁，跨动难看的将被剔除。

中国皇帝几千年来其实完全不与
规定要出身于良家，所谓良家，即非医，非巫，非商贾和百工
医生，巫师，商人，工程师阶层的人通婚，他们没有出皇后的命，也就不会因为卷入任何政治斗争而被斩尽杀绝，把技术世代相传，好比在武侠小说看到的，暴力精英也就是主角们会被另外一个暴力精英杀害，而为亲戚朋友复仇就成为故事的主要情节，而最后无论如何，医生，铁匠，裁缝，旅店，饭店永远是赢家，他们永远不需要知道主角的任何事情，只需要最后胜利了，和他们购买他们提供的东西就可以了，比如主角官复原职或者继承父辈被反派抢劫的权位，对裁缝来说，他每天上班时间只需要关闭在门里为胜利者缝制朝服就可以了，谁胜利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反派要，主角也要买他的衣服如此而已，其他一切医生，铁匠，裁缝，旅店，饭店，官邸公馆的建筑师，装修工程师也是相同的道理，到时候把这个生存优势（也就是梁镇指数）给他的子孙后继承就可以了，而这一代胜利的暴力精英们就战战兢兢的等另外的被打跑的暴力精英的下一代来报仇了，重新开始一次上一代的故事，胜利失败几率同样是2分之一。这就是我们透过历史看到的现实，经常看武侠小说的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技术传承极其谨慎，一个真实的古书说，天下第一神箭手教了个徒弟，徒弟送别师父的时候居然想，我学会师父的武功，如果现在暗杀了老师，我就是天下第一神箭手了，于是马上射老师，老师眼明手快张了嘴，箭射进师父嘴巴，徒弟马上上来看师傅的尸体，师傅突然站起来，原来师傅有独门秘籍，可以以嘴巴接著飞来的冷箭，这个徒弟居然无耻的说；“可以教这个给我吗？”师傅说：“如果教了这个，现在我还可以说话的吗？”这样的秘籍完全是等临死，才把继承人叫到床铺前，说秘籍，才这样一代代流传下去的，你想想看现在有那个学校可以教这样等级的技术的，难怪上面提到的所谓大作家，大科学家全部被人打的满地找牙，现在还在我们面前摆威风。而《天龙八部》提到一本秘籍就是《凌波微步》的取得方法，集天下之大奇，要向作者的雕像磕一千个响头，然后垫子正好破把秘籍露出，而附带要求是把一个叫逍遥派的社会团体斩尽杀绝。至于另外一个天山童姥的章节更加奇特，完全没有人知道天山童姥的模样，一个企图偷看的被砍断手脚，挖掉眼睛割舌头，如果古代世界以这样的方法保密那些祖传秘方是不是就这样秘密保存了几千几百年，相比现在那些设计完成克格勃就窃取的技术这样的技术保密恐怕才真正利害。另外《碧血剑》里金蛇郎君秘籍全部要严格按照他死前设计的方式进行动作取得，如果有任何差错马上触发死亡机关把一切彻底摧毁，而金蛇郎君的尸骨上面居然有炸药可以把人炸死的，如果不按照金蛇郎君生前的设计动作严密执行也死路一条，如果克格勃来盗窃的文件情报这样布置，保证可以保持机密直到永远。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四川戏剧的变脸，变脸据说即使老婆，孩子也不知道的，只不过对窃取复制者自己训练要求高，没有玻璃搅拌那样容易窃取罢了，当全国的暴力精英在殴打残杀全国一切大学和研究所的全体臭老九的时候，对变脸秘方保持者始终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不能当饭吃，也不可以当武器使用，克格勃请也不会来要，把大学炸毁，学生知识分子斩尽杀绝庆祝的时候才会请变脸的来表演助兴，结果，这种没有军事用途的秘方保护拥有者安全渡过了任何难关，其他类似的有茅台酒秘方，今天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暴力精英可能明天就会被另外一伙人打倒甚至被斩尽杀绝，但是另外一伙人同样请变脸的去庆祝，那变脸的梁镇指数就是这样为其拥有者世代造福了。
如果是玻璃搅拌那样的技术保密就比较特别了，恐怕要和法国那个离开住所就要和专门官员特别申请的国礼制造大师那样的安全保卫措施才可以的，那样的话，法国国礼大师和玻璃搅拌者恐怕永远不会在诺贝尔颁奖典礼，奥斯卡庆典，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毕业庆典学术讨论会上。甚至不会和一切同行，一切学校毕业，一切识字，有可能获得技术资料就能读懂技术情报资料，有窃取复制能力的人，对技术保持人也就是拥有梁镇指数的人来说，学校集中了人类所能想象的出的任何阴毒，残暴，狡诈，除了制造窃取自己保有梁镇指数的发明技术夺取自己生存空间为己任的野兽之外没有任何用途，必须保留随时把一切学生老师斩尽杀绝的权力。而同时也避免和任何刑事案件产生牵连，中国古代重要的人全部留长指甲，女人缠小脚就有这样的效果，好比今天有人在大众传播媒体上制造范冰冰的谣言，在古代一听完这样的新闻就可以马上把报纸杂志社和电视台炸成平地，因为古代女人缠小脚，小脚女人完全不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移动，无论走路和跑步，必须在其他人搀扶下进行，那就随时有在任何地方的人证，任何时间，可以证明被其他侍女搀扶到某个地点后没有移动，绝对没有可能出现在新闻提到的另外一个地点进行谣言里提到的不法举动，而制造新闻者可以马上证明是诬陷，可以马上击毙；同样的道理，只要有人控告看见留长指甲的重要人物拿刀，枪杀人，拿笔写非法出版物，可以马上把控告人剥皮抽筋，挖眼睛，割舌头，千刀万剐，下油锅并没收一切财产，因为留长指甲的人绝对没有可能拿握任何物品，100％肯定是诬告。这样坚持百年如一日就可以把技术放心保存到千秋万代了，你可以说上面的做法是艺术，也可以说是生存方式，秘密被保存的越久，你的子孙后代才可以拥有梁镇指数活的久些，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征婚广告上写明保证可以和应征者白头偕老的了，当然如果没有100％按上面提到的做的话，那你就是个骗人的。
所以说，第一等知识最值得读的书是那种写着祖传秘籍的书，它们通常就是全世界独此一本，到临死前才来个，“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就是拥有梁镇指数，可以让知识拥有者取得生存优势的知识的载体，甚至可以完全通过口诀口耳相传，完全不通过任何文字书籍，避免被任何人窃取；

现在街上，学校里就可以买来看的书上面的知识是第二等知识，属于知识拥有者可以随时被消灭，随便去学校捉个相同专业的就可以顶替的机器螺丝钉，说是奴隶也差不多，只不过可以连人带流水线机器被绑架到其他地方也可以照常生产罢了，说白了就是个机器操作员，苏联消灭是消灭了文盲，但是全部就是这样的家伙，随时可以被克格勃斩尽杀绝；

最普通的是文学艺术作品，大众媒体，报纸，电视，杂志，电影这类东西传播的信息，只不过是印刷机，电视机机器复制的信息罢了，甚至可以完全只代表信息复制者要表达的意思，甚至完全是只为了消灭一切看到到，看的懂的人而存在的。所以

教会垄断了知识，剥夺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以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柱禁止一切有悖于宗教的不同观点的产生和传播。教堂的暗室中，教士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刮去古代羊皮手稿上的学术著作，改抄宗教神话。越来越多的书籍被列入禁书的名单，印刷者、传播者和阅读者都会受到惩罚，而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却公然为自己的愚民行为辩护，他宣称：“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母。”此话与后世“知识越多越反动。”表达的似乎是同一个意思。

罗马教皇竟然下令，禁止一切异教活动，数学和天文学居然也在被禁止之列。黑卫兵总头目，教皇杰拉西乌斯一世颁发禁书命令，有科学家则必杀之！

禁书令是极其苛刻的，1575年，一位英国人只因带了本异教祷告书，就被判了七年。西班牙的破坏狂们，还得意洋洋的称自己的地盘为‘净土’。从1588年《国事诏书》颁发，到19世纪初，只要拥有禁书，就要被判死刑。拥有未经许可的进口书籍，同样会引来杀身之祸。

宗裁所的法庭上，从八十老妇到三尺孩童都能出现在被告席上。
手拿印刷品者处决。
争论圣经者，男人火刑，女人活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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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 发表于: 2008-08-25

克格勃30年代活动指南曝光载有伦敦一切信息

　　中新网3月1日电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避免在伦敦中心地区秘密聚会，接受检查进入宾馆时携带智能行李，确保你的AA成员资格没有过期。这些听起来令人费解的东西却是前苏联克格勃的特工们必须要遵守的规则。

　　根据今天解密的秘密档案透露，以上是克格勃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进入英国执行间谍任务的特工们的建议。

　　英国军情五处公开的档案包括克格勃间谍到英国首都进行间谍活动时的“简单的指南”，这本非同寻常的手册显然是德国人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从一名在巴黎被捕的俄罗斯特工那里获得的。

　　战争结束后，这本手册落入了英国军情五处之手。这本手册载有前苏联男女间谍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包括在伦敦生活和开展活动的信息，从最佳碰头地点到如何避免引起英国当局不必要的注意的技巧等，可谓应有尽有。

　　比如手册上说，在南肯辛顿拥有一套很好找的公寓“绝对是有用的资产”，因为那一地区与警方的关系很好，但是，伦敦中心地区则要避免秘密接头，因为那里的警察特别多。

　　手册上甚至还计算出在白厅周围地区每平方英里的警察数量是哈姆斯蒂德区每平方英里警察数量的34倍。

　　手册指出：“一个人没有理由不用这一地区的宾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区是人们接头的首选，这些接头的人应该对情况更有了解。”

　　手册中建议的接头点包括肯辛顿花园里的彼得·潘雕像、温布尔登邮局、亨顿公园里的音乐台、切尔西市政厅以及伊令大街地铁对面的ABC咖啡馆等。

新书爆克格勃在华活动：

　　新华网消息：前苏联时期的情报机构克格勃曾把情报网撒遍全球，中国也不例外。据俄罗斯情报机构网站9日报道，俄将于明年2月出版尤里·乌菲姆采夫撰写的一本新书《透过竹幕：克格勃在中国》，披露克格勃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即1953—1991年期间在华进行的间谍活动。该网站摘要报道了书中第二章的内容：苏共把中国列为仅次于美国的“主要敌人”，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千方百计刺探有关中国的“反苏阴谋”等等。摘要内容如下：

　　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周恩来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中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北京反对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不放过任何情报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参与行动的人员回忆：“曾当过特警的中国人向我们透露，他们有一本野外生存教科书，莫斯科要求我们设法搞到它，我们便派间谍潜入一所军营，趁乱将书偷回。此书是内部出版物，上面还有五角星保密符号。我国特种部队也有类似手册，但主要是写如何在地面觅食，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地下。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地面上很可能一无所有，而地下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书中介绍了不同地形、季节的觅食方法。记得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石髓，它是经过时间和土地综合作用的鸟粪，虽算不上美味，却非常健康。鸟不只生活在深山中，它们随处可见，因此处处都有石髓，此书教人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石髓。它是绝好的抗菌物质，能够提高肌体活性。书中还有昆虫篇和草类篇等。蚂蚁一章教人将一根空心木头放在蚁窝旁，点燃一头，蚂蚁们便会倾巢涌入，奔向出口，它们在逃生过程中被烧死，掉入早已备好的杯中，即成美食……”

　　此书被寄回莫斯科后，据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一次，为防偷渡者诈降，克格勃调查人员曾在原始森林中步行了15公里，以寻找偷渡者丢弃的烟头。一名特工回忆道：“这比在干草堆里找绣花针还难。我们找到了许多烟头，可是，谁会在边防部队驻扎区抽烟呢？只有边防军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那个中国烟头，因为苏联边防军是不抽中国烟的。另有一次，我们让一名中国偷渡者协助训练，我们跟随他步行了近50公里，一路上他什么都吃：刺猬、蛇、小蠹虫、蘑菇、树根、草……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当着我们的面咽下了一条软体爬虫，同行的苏军哨所负责人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他承认，他是在努力抑制呕吐的冲动。”

　　中国是“主要敌人”

　　情报学说出台了，工作也展开了，但中苏关系反而日益恶化。于是，围绕是否将中国“升格”为“头号敌人”的问题，苏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此前，这顶帽子一直是戴在美国头上的。最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中央决定仍将它排在美国之后，定义为“主要敌人”。同时，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个“主要敌人”的情报工作，增加了负责中国事务特工的数量。

　　1976年，米哈伊尔·图尔恰克成为苏联驻华间谍头目，苏联驻华情报机构步入鼎盛时期，他们向国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安德罗波夫本人也非常重视对华情报工作。他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曾亲自接见过图尔恰克。

　　多年以后，图尔恰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次会面。他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后者放下手中的公务，迫不及待地问道：“快坐下，讲讲你对中国的印象，你在那里待了半年啊……”

　　图尔恰克回答说，他害怕占用总书记的宝贵时间。安德罗波夫笑着说：“开始吧，对于中国而言，花这么多时间是值得的……”他们足足谈了4个小时。图尔恰克写道：“安德罗波夫对我在中国的观感、印象以及如何解开中苏矛盾死结的看法非常感兴趣。”

　　1991年9月，克格勃负责情报事务的舍巴尔申向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巴卡京递交了一份关于中苏关系的分析材料，文中介绍了北京对俄罗斯所发生事件的看法，并分析了两国关系的未来。这份观点明确、论据翔实的报告却被退了回来。批示是：“主席意见：请将文章写得更精炼一些，把中国写得友好些。他认为，中国会支持苏共，要把这点加进去。”舍巴尔申马上开始张罗此事，寻找中国将支持苏共的有关材料，然而，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向巴卡京汇报说，情报部门无法用事实佐证他的观点。

　　舍巴尔申后来写道：“北京对苏联高层内部争斗的看法相当客观、准确。当然，领导们未必会喜欢，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拥戴自己，包括外国人。中国人不会被时髦的全人类价值观所蛊惑，因为他们是现实主义者……”

传奇克格勃之女披露其父叛逃后50年的双重生活

　　中新网2月8日电 50年前，前苏克格勃特工尤里·拉斯特沃罗夫背叛自己的祖国投靠美国，并在美国杂志上以真实姓名披露克里姆林宫高层权力斗争和克格勃组织的种种内幕，一度引起巨大轰动，克格勃方面也在其叛逃后不久判处其死刑。随后数十年间，拉斯特沃罗夫彻底“人间蒸发”，改名换姓为中情局(CIA)充当“秘密间谍”，被 CIA视为不可多得的“高价值间谍人才”！由于功劳“卓著”，就连前CIA局长也曾亲自向他发去“感谢信”。

　　2004年1月19日，就在他叛逃美国50周年纪念日的前5天，拉斯特沃罗夫在一家康复中心去世，结束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日前，拉斯特沃罗夫的女儿詹尼弗·沃瑟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独家专访，首次披露了这位传奇特工的“双重生活”内幕。

　　“好邻居”竟是CIA眼中的“高价值叛逃间谍”

　　在曾与他相处几十年的邻居和朋友们眼中，他叫马丁·F·西蒙，是一个技艺娴熟的网球手，有两个宝贝女儿。他热情、精力充沛而且风趣，衣着时髦，常开一辆高档车。但是，在他以前的克格勃同事眼中，他是尤里·A·拉斯特沃罗夫中校，于 1954年叛逃去了美国，在他叛逃之后不久就已被判处了死刑！

　　而在CIA的一份绝密文件中称，82岁的拉斯特沃罗夫是一个“高价值间谍人才”， “他提供了大量克格勃和苏联政府的内幕背景情报，他是年轻CIA官员的导师，教给他们关于俄国人和克格勃的知识。”现已退休的CIA反间谍部门主管保罗· 雷蒙德说：“在进行反间谍工作中，他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

　　叛逃只因爷爷“死得太冤”？

　　据CIA档案记载，拉斯特沃罗夫的父亲是一位前苏联红军军官，母亲是一名医师。上世纪30年代，拉斯特沃罗夫的爷爷因为阶级成分被划为大地主而被剥夺了土地，农庄集体化之后，又因饥饿而死。CIA经分析后推测，爷爷的死因最终触使拉斯特沃罗夫后来叛变祖国。

　　被克格勃派往日本招募间谍

　　二战开始之后，拉斯特沃罗夫应征参加苏联红军，入伍后他被安排到军队中的日语培训学校学习，学习期满后他又被分配到克格勃对外情报部。后来他娶了芭蕾舞女演员安德里芙娜·古多娃，1945年生下了大女儿塔特亚娜。

　　天伦之乐还没有享受多久，1946年他便被指派前往日本东京，为了安全起见，克格勃当年即将其召回。可是到了1950年，他被二度派往东京活动，表面上他的身份是苏联外交部的一名官员。但这一次他还肩负一项秘密使命，以东京某网球俱乐部为据点招募克格勃间谍。也许正是搭着工作便利，他的网球技艺练得炉火纯青。

　　东京叛逃，发妻宣布与他离婚

　　4年之后，1954年1月24日，身处东京的拉斯特沃罗夫叛变了祖国，投靠美国情报组织。后来克格勃曾数次下令他返回莫斯科，可是一想到前苏联“大清洗”运动时期秘密警察局局长贝利亚的下场他便不寒而栗。

　　女儿詹尼弗·沃瑟回忆道：“父亲心里明白，只要他一回国性命就会玩完。由于他始终未敢贸然回国，一直滞留在苏联国内的发妻和女儿不得不长年忍受着骨肉分离之痛，后来妻子终于宣布与他离婚。”

　　在杂志上披露叛逃内幕后“神秘消失”

　　叛逃之后不久，拉斯特沃罗夫就以自己的真实姓名接连于1954年11月和12月在美国《生活》杂志上披露了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权力斗争内幕、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所施加的影响以及自己叛逃西方的前因后果等等。

　　但让人觉得扑朔迷离的是，自从《生活》杂志上的连载文章刊登之后，拉斯特沃罗夫便从公众视野中一度神秘消失了。虽然他曾经于1956年出席过美国参议员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可是从此以后拉斯特沃罗夫便无声无息了！

　　改名换姓，CIA为其编造全新身份

　　原来，此时的拉斯特沃罗夫已经正式蜕变成一名CIA“秘密特工”，并且在CIA的 “策划”之下以另一个全新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马丁·F·西蒙。而且，为了瞒天过海，CIA还为这个虚构的“角色”编造了一整套“有鼻子有眼”的“历史档案”——这位“西蒙”的父亲是一个曾于苏联“十月革命”之前在巴库油田工作过的荷兰石油工程师，后来娶了位俄国女子，婚后生下了“西蒙”。小“西蒙” 后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及伊拉克长大，父母双双去世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美国闯荡。

　　拉斯特沃罗夫按照CIA的指示把“西蒙”这个角色扮演得相当成功。每当有人问他为何一张嘴便是满口的“俄式美语”时，他就以母亲生前在家时与他说俄语搪塞过去。如果还有人追问既然他父亲是个荷兰人又为何听不出他半点荷兰语口音时，他便连忙转移话题。

　　功劳“卓著”，CIA局长亲自向他发去“感谢信”

　　1959年，根据美国政府颁布的一项特殊法案，西蒙正式获得了美国国籍、一个社会保险号以及一本名字上写着“马丁·F·西蒙”的美国护照。有了这本护照，西蒙冬季经常前往欧洲滑雪胜地旅游度假。

　　美国对他如此“礼遇”，“知恩图报”的西蒙也不含糊，向CIA吐露了大量有价值情报，其中包括前苏联曾在日本的秘密间谍活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的幕后活动等等，为此前CIA局长艾伦·杜勒斯还专门向他发了封“感谢信”。

　　对过去经历讳莫如深，女儿11岁时才得知父亲的“双重身份”

　　据女儿詹尼弗·沃瑟回忆，她从未听到过别人喊父亲的俄语名字，对于过去的经历，父亲从未都是讳莫如深。直到11岁那年，她才和13岁的姐姐亚历山德拉知道父亲的双重身份，当时一家人正居住在明尼苏达州。一天，母亲霍普·玛卡特妮·西蒙神色凝重地告诉姐妹俩说：“你们的爸爸有两个生日——”听了这话，沃瑟和姐姐都感到莫名其妙，两人愕然地互相望着对方，目光充满疑惑。母亲继续说道：“他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人，他是个苏联叛徒。”

　　沃瑟弄了好半天才明白，母亲所说的“两个生日”，第一个生日是父亲的“真实生日”，那是1921年7月11日，父亲出生在俄罗斯中部库尔斯克省的迪米特力耶夫斯克；第二个生日则是CIA用于掩盖父亲身份的“假生日”，那是1924年9月1日，父亲出生于伊朗德黑兰！

　　真名一旦泄露，全家性命攸关

　　沃瑟说，西蒙对妻子把他过去的经历告诉给孩子们的做法很恼火。因为当时莫斯科方面正重金悬赏捉拿他。西蒙担心，妻子这么做很可能走漏了风声，从而让他们全家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谈及往事，沃瑟说：“当时父亲可能有些妄想狂，但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事关生存大计，不能不谨慎。”

　　沃瑟回忆说，西蒙如此谨慎，以至于就连她婚后想向丈夫坦白父亲原名叫做拉斯特沃罗夫时，也必须事先得到父亲的批准。

　　“父亲的间谍生涯一直是个谜”

　　在叛逃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西蒙一家都在华盛顿地区定居。据沃瑟回忆，父亲可能一直都工作在CIA的第一线，并在许多工作和生意领域为CIA提供了大量咨询和建议。沃瑟说：“父亲是一个很擅长做交易的人，为CIA做成了许多笔买卖，20 世纪50年代后期，他负责为CIA谈成了一笔电子生意。他经常坐长途飞机到外地开会，以防泄露目的地的位置。他从不和家人分享他工作的丁点细节。据女儿沃瑟回忆，“父亲的间谍生涯，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谜，他从不谈论他所从事的工作。”

　　“美国女儿”渴望相见“苏联女儿”

　　沃瑟回忆说，自从一家人搬进一套圆形大房子之后，细心的沃瑟便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张陌生小女孩的照片。沃瑟说，父亲曾指着照片对她说：“那是你同父异母的姐姐”，如果她还活着，这位从未与妹妹谋面的塔特亚娜现在应该已经58岁了。沃瑟表示，有生之年她一定要找到姐姐。

　　在叛逃50周年前5天去世

　　据报道，2002年，拉斯特沃罗夫曾遭遇一次严重的中风，不久后又做了膝盖替换手术，之后就一直没有完全康复。2004年1月19日，就在他叛逃美国50周年纪念日的前5天，拉斯特沃罗夫在波拖马可河一家康复中心去世，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
冒险家，而是20世纪上半期，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
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掩护，
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
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
“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前身是“肃反委员会”，也称“
契卡”，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由波兰籍共产党员捷尔任斯基出任首任首
脑。1954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
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1923年
，苏联建立之后，“肃反委员会”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其规模更大，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用
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期
作为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同的是，之后成立的国
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据
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苏维埃俄国自成立之始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
规模“输出革命”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免受国
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动
主旨已经是为了输出革命了。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
的，而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NkkH)称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际，捷尔任斯基作出了建
立“国外处”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契卡工作的一大转变。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
建了一个秘密国际联络处(OMC)。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
外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
国际的救援呼吁作出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30年代的
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
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
，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

翻修翻出大秘密莫斯科宾馆遍布克格勃窃听器

　　多年以来，有关在原苏联时期赫赫有名的“莫斯科”宾馆布有克格勃窃听器的传闻，如今终于在翻建这幢老建筑的机器轰鸣声中得到证实。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随着工人的拆卸进程，遍布该宾馆各个角落的窃听设备在藏身60余年后，终于现身于世。

　　在原苏联时期，“莫斯科”宾馆算是外国人最常光顾的宾馆之一。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当年一个个微型传声器不仅被布置在“莫斯科”宾馆的贵宾房里，就连卫生间、浴室
都没放过，更别提各个楼层的小卖部了。历经原苏联时期各个年代的风风雨雨，这些设备之所以一直没有被拆除，就因为它们当年被安装在厚厚的泥灰层里，要想拿出来，不拆掉半个宾馆才怪。

　　施工时窃听器没了踪影

　　《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在宾馆施工时赶到现场，别说窃听器早已没了踪影，就连安装窃听器的墙体都被一推到底。不过，地板下面顺向或斜插墙体的各种规格的导线依然历历在目。

　　虽然负责“莫斯科”宾馆重建项目的鲍里斯·叶夫谢耶夫不承认在此发现窃听器，但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原苏联克格勃技术局退役军官却坦率地说：“莫斯科”宾馆墙体内的窃听器就如同它楼梯上的大理石

　　条板一样，都是“历史名胜”。这些情报机关的专用装置早在该宾馆的建造过程中就安装了进去。不仅仅是大名鼎鼎的“莫斯科”宾馆，当时外国人可能在莫斯科光顾的任何场所———宾馆、宾馆，甚至俄式澡堂，都装有窃听装置。

　　窃听器就是微型麦克风

　　这位前克格勃专家还介绍说，安装在“莫斯科”宾馆的窃听器属于非常简单、非常原始的那种早期装备。说白了，就是一个微型麦克风。捕捉到信号后，窃听器录制到的内容经专门仪器传送到一个与其相连的录音机上，磁带可以连续录24个小时。

　　宾馆的顶层有几个克格勃专用房间，技术局的特工们昼夜不停地对其进行监听。在处理、过滤猎获到的情报素材的过程中，如果是外语，就要送到技术局。其内容解析不仅需要翻译一点一点地啃，密码译员也要苦心揣摩。此外，加工关键词是另外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如，“苏维埃政权”这一词组，结合俄语的发音及词形结构，用密码表示，就成了一个普通的妇女姓名“索非亚·瓦连京诺夫娜”。

　　克格勃专家称，此次在“莫斯科”宾馆发现的窃听器，虽然在泥灰墙中埋藏了60余载，其中大部分仍可继续使用。

没有克格勃就没有中国空军的苏式机群

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苏联的第三代战斗机装备时间比美国晚6～10年？

从前看过一篇简述苏27研制过程的文章，文章提到，苏联开始相关空气动力学研究大约开始于50年代，当时的气动外形来源于纳粹德国的飞翼，因为飞翼具有很高的升阻比和有效内部空间，可以提供大的航程和高超的机动性。因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苏27有飞翼的影子了吧！

苏27就是在飞翼基础上加发动机短舱，尾翼而成的，把这些去掉就是最初苏27的样子。当然当时编号并不是苏27，而是实验机编号。到了1974年前后，苏27真正的工程原型T10出来后，把主设计师吓一跳，空重严重超重，达到17吨，而F-15只有13吨不到，强度也达不到只能承受7G的过载，发动机也有问题，推力和油耗比F-15差很多。根本无法满足机动性和航程要求。无奈之下，总设计师求助苏联国防委员会，立刻在美国的克格勃忙开了。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大量F-15的绝密的设计资料就摆在参与苏27设计的工程师面前。这帮工程师开足马力工作，不但消化吸收了窃取得技术，还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更先进的技术，并用于苏27的设计制造。米格29也从中受益。这样，实际装备苏27就比F-15完了10年，F-15是1974年9 月，苏27是1987年。因此我们说苏27的空气动力学领先F-15是有基础的,经过了大量的研究，不惜晚一些装备。今天我们只知道苏27的设计师风风光光的四处参展，有谁去想想在美国冒生命危险的克格勃！他们才是催生苏27的英雄！

反观我国，据一位参与歼11的工程师讲，苏27可以承受9个G,我们造的飞机强度只能承受7G的过载，因此在做眼镜蛇机时容易解体。我的大学同学来自苏27（其实应该是歼11）基地边，他说最早的4名到俄罗斯受训的甲级飞行员都摔死了，当时怀疑是飞机结构强度不够，结果空中解体。我想，军方定会责成在国外的情报人员设法弄到设计资料供我们的工程师参考。让我们记住这些幕后英雄吧，没有他们，我们的空军就永远是二流的。

揭秘日本东芝公司与克格勃的潜艇秘密交易

1983年早春的一个深夜，由苏联海运公司开到日本的万吨货轮“老共产党员”号，从日本芝浦码头出港，运走了数十箱“九余度推进器电脑工作母机”的部件。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苏联人购买这些母机的用途，除了使潜艇的推进性能改善之外，还能使当时正在建造中的新型航空母舰的推进器得到改进。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东芝公司违反巴统输出事件”。这次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美国海军第一次丧失了对苏联海军舰艇的水声探测优势，直到今天，美国海军仍没有绝对把握去发现新型的俄罗斯潜艇。

东芝赚钱苏联获利

勃列口涅夫统治后期，苏联在农、业和居民消费品方面的生产陷入困境，政府每年都要从扑不充裕的外汇储备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进口粮食。l978年，受寒流影响，苏联的粮食产量锐减，不得不严格限制其他进口项日，以保证进口粮食所需的资金，工业机械设备的进口几乎全部停止。当时，日本是苏联主要的工业设备提供者，日本数十家公司驻莫斯科的代表，无不为获得出口合同四处奔走。

日本东芝公司为了开拓苏联这个巨大的市场，于1980年派了几名高级职员，在莫斯科召开酒会，跟苏联的政府官员套交情，设法获得订单。在这次酒会上，苏联技术机械进口公司的副总裁奥西波夫悄悄告诉主持酒会的东芝职员：“苏联正需要一种大型船舶推进器的工作母机。东芝是制造工业机械的行家，相信这种工作母机在日本已经可以生产了。”
奥西波夫的来头很大，他实际上就是日本公司驻苏联代表处人员口中的“K帮”人物(“K帮”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代称)。在莫斯科搞贸易的人都知道，奥西波夫是有权批准任何贸易协定的重要人物，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哪家公司如果违抗了他的意愿，它在莫斯科甚至苏联的业务就得宣告终止。

酒会还没结束，一份加急电传就被迅速发回东京东芝公司总部：“火速寻找加工螺旋桨推进器的工作母机!”几天后，东芝公司产品部的高级职员就携带着拥有最新技术的“九余度推进器电脑工作母机”的各种数据及结构蓝图飞往莫斯科。

日本公司驻莫斯科的业务代表们都有一句口头禅：“杀价，杀价，再杀价，还你两成是奇迹，五成成交是常事。”在东芝公司和苏联就这种工作母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东芝总部认为这笔交易风险太大，特意打电报指示其驻莫斯科的商业代表，如果苏方杀价太狠，则无须达成交易。

东芝公司的报价是每部母机lO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为500万美元)，苏方的反应非常意外，他们要一次购头4部母机，并超量购买配件，而杀价的幅度却破天荒地仅为两成。东芝公司的代表虽然差点高兴得笑出来，表面却还是不肯同意苏方的价格。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东芝公司的职员说：“除了我们东芝，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此种胆量!”据说，这是东芝在对苏贸易中惟一次吊苏联人的胃口。

最后，交易以87折成交，东芝都不相信，4部工作母机能卖到35亿日元。然而，这场交易中真正得利的还是苏联：也们得到的产品是不能以价格来衡量的。因为这些技术的应用在海军舰艇方面使北约和美国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苏日联手借道挪威

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要受到“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由除冰岛以外的北约国家与日本等国组成)的限制。“九余度推进器电脑工作母机”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产品，苏联根本无法自行设计制造。由于该设备可用于加工军用舰艇的螺旋桨，大大减少舰艇的噪音，明显属于被“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向苏联出口的机械设备。

东芝和克格勃都非常清楚这种限制，因此，在商业谈判完成后，双方就开始考虑，如何把电脑工作母机顺利运往苏联。

莫斯科很快指示，把挪威作为转运地。东芝先将工作母机出口到挪威，挪威也是北约国家，这样做不违反“巴统”规定。实际上，挪威早就向苏联提供了火炮自动瞄准计算机，而这种计算机也是“巴统”严格禁止向苏联出口的。可见，苏联和挪威之间早就建立了送交特殊货物的秘密渠道。

根据合同，东芝公司必须负责4部母机的安装、调试，直到正常运转。同时，还要训练苏方的技术人员，直到他们能完全操作为止。苏方扣下l0％的价款，直到东芝完成合同所规定的条款后才给付这笔尾款。但苏联军方后来临时改变主意，只要求东芝公司安装两台机械，剩下的两部坚持由他们自己的技术人员来处理。

在安装第一部机器的时候，日本的技术人员很快发现，参加安装工作的苏联技术人员，常常一太早就疲态百出，这令他们觉得非常蹊跷。几天后，体格强壮的苏联工人眼眶发黑，整个人几乎都要累垮了。后来，日本的技术人员才知道，这些苏联技术人员，白天帮日本人装机器，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凭白天学到的方法去装配另一部机器。

苏联的技术人员对操作程序还不够了解，又不敢完全信赖日本人，便展开了对负责转运这4部机器的挪威康克斯佩鲁克公司派到苏联的电脑技师—波路斯塔特的“争取”工作。这位出身于挪威乡下30岁的技师，由于天生木讷，外貌也算不上英俊，曾被女人骗过好几次，以至于对天底下所有的女人都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但是，当波路斯塔特来到苏联后，很快就遇到了“迟到的春天”，不到两个月，他就跟一位美丽的苏联女性结婚了。

这位挪威技师的婚姻，显然是克格勃导演的“作品”。苏联人想以美色牵住这位在情场上很不得志的技师。当然，这项“人色交易”事先必须得到波路斯塔特的宣誓效忠，因为苏联人不会干“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在波路斯塔特的结婚典礼上，有许多苏联的高官前来捧场，东芝公司的人还被蒙在鼓里，显然，其中有不方便让日本人知道的事。

技术突飞猛进终于招致怀疑

当东芝公司的代表进入苏联海军秘密的波罗的海造船厂装配母机时，才真正感觉到苏联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东芝的这些巨型自动化工作母机制作出来的产品，除了精密之外，还有制作时间极短的特点。这是苏联的机械难以比拟的地方。这4部高科技的工作母机可使他们的新型舰艇建造技术“脱胎换骨”，代价却不足2000万美元!而这些设备和技术生产出来的军舰和潜艇，后来也有相当部分加入了直接面对日本的苏联红旗太平洋舰队。

本来，东芝公司和苏联的交易确实做得相当漂亮，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无一发现从日本装运出去的机械竟然对苏联舰艇的制造技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北约各国的海军纷纷报告，苏联潜艇和军舰螺旋桨的噪声明显下降，跟踪难度加大，这使得美国开始怀疑，苏联是否获得了什么先进的技术，但是却苦于没有什么证据。一直到1985年，东芝公司负责该项目的熊古独因被公司解雇，他向 “巴统”总部报告了这一事件，西方国家才展开对此事的调查。

1986年，西方国家正式确认东芝公司违反了“巴统”限制，秘密向苏联出口限制级设备的事实经过。这次事件的后果非常严重。在日本东芝公司的帮助下，苏联晦军舰艇开始具有了逃避美国海军“火眼金睛”的能力。北约和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结结实实地栽了一个大跟头，此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敏感设备和技术出口的监督和管制。

东芝事件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背着巴黎统筹委员会，向前苏联出售高精密的加工船用螺旋桨的数控机床一事，造成了震动国际政坛的“东芝事件”。背景始于美国和前苏联核潜艇技术的竞争。据统计，前苏联有256艘攻击型核潜艇，而美国只有96艘，但美国的核潜艇噪声小，苏联的核潜艇噪声大。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反潜系统在距前苏联核潜艇200海里时，便能发现它并辨别其特征，因此，前苏联若不尽快设法清除噪声，一旦爆发战争，前苏联的核潜艇将是一推废铁。核潜艇的噪音主要是由螺旋桨造成的。1981年，前苏联谋求从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进口MBP－10铣床。东芝机械公司明知这种机床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货单上是绝对禁止向经互会成员国出口的，便以符合巴统规定的TDP70－110机床申请出口。在装船时，耍个掉包计，骗过日本通产省和海关的所有官员，甚至还派人员到列宁格勒安装调试机床。效果很快显示出来：前苏联新型攻击核潜艇的噪声降到原来的1／10及到1％，美国潜艇必须靠近到20海里以内才能发现并跟踪前苏联潜艇。美国若要保持其优势，必须改进反潜系统，估计需要花费200至400亿美元。事情败露后，日本通产省宣布在一年内禁止东芝机械公司向14 个国家出口产品，仅此一项使东芝机械公司损失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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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8

老寿星100岁了，如果他的儿子，孙子整个家族的任何成员不和他差不多的坚强意志坚持上面的做法那恐怕就会在上面的某些时期株连九族的了，这个时期，老寿星实在见多识广，至于那些明星之类的东西，我们已经明白，在历史上某些时期会被人唾弃，那样就没有必要推崇他们了，免得和他们和他们的推崇者一起被斩尽杀绝。要说有那些独特的东西，那就是间谍毒杀案了。

长影深深的俄国“特工“中毒案

虽然列特维年科中毒身亡的事件还在苏格兰场调查中，伦敦许多人已经定了克里姆林的罪。然而列特维年科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盖因其和两个人的特殊关系 ---他的敌人普京和他的赞助人，流亡的俄罗斯金融寡头别列左夫斯基。而在这个扑朔迷离的圈子里，朋友常常和敌人一样危险。。。

在他生命的最后数年，列特维年科越来越沉迷于对普京的仇恨中。在这个世界的每种罪行中，他都看到普京的阴影---莫斯科的爆炸案、中东恐怖袭击、阿富汗的毒品贩运。。。他在临终前谴责普京谋杀他的声明以及他中毒前和前克格勃官员的会面，更通过英国传媒被传往全球。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列特维年科既非圣徒，也不是传媒想要把他塑造成的‘著名异议人士’。数年前在俄罗斯他曾经小有名气，但很快被人遗忘。“列特维年科一直希望被人倾听，然而人们对他不理不睬。他为此沮丧极了。‘他的朋友制片人纳克拉索夫说。实际上，只有死亡才成就了列特维年科挤身国际名流的渴望，同时也给以伦敦为中心的激烈反普京流亡俄罗斯社区引来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知名度。可以说他的死亡对他的朋友比对敌人更有利。

自从普京上台以来，他所不喜欢的寡头们不是流亡就是被扔进监狱，其他“人民公敌“也常在神秘的谋杀案中死亡。现在管理俄国的精英们多出身于警察和情报机关，而列特维年科就曾经是其中一员。但他从来不是特工，只是名不见经传的警察，专业对付莫斯科黑社会。伦敦商人波士可在1990年代初和列特维年科打过交道，”这家伙，整个一流氓“。从列特维年科的履历来看，没人能猜到他会成为异议人士--参军、上军校、作克格勃线人、加入克格勃。。。直到1994年结识传奇人物别列左夫斯基，列特维年科这才开始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别列左夫斯基是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大量收购国有资产并支持叶利钦而成为巨富的。1990年代早期的私有化充满暴力和谋杀，1994年，别列左夫斯基在一次汽车炸弹谋杀中死里逃生。列特维年科负责此案，两人约谈过数次，逐渐成了朋友。当时别列左夫斯基要在安全部门里寻找同盟，而列特维年科则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在自传“卢比扬卡黑帮“中，列特维年科说此后他们很少见面，直到1998年。此时别列左夫斯基不但成为帮助叶利钦再度入主克里姆林的幕后人物，他还组织谈判结束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但这次停火激怒了某些俄罗斯鹰派。也正是在1998年，列特维年科声称他的某个上司问他是否可接近别列左夫斯基以谋杀他。列特维年科相信谋杀令来自高级将领可可合罗夫，并引用后者的话说，‘这个克里姆林犹太人该杀。”在自传中列特维年科声称这是促成他觉醒的关键，他转身就将实情对别列左夫斯基和盘托出。别列左夫斯基说，是列特维年科救了他一命。列特维年科声称自己的决定完全出于良知，而有些人则认为他不过是趁机倒向俄罗斯的另一个权力中心罢了。无论如何，别列左夫斯基向叶利钦告发此事，叶利钦撤消了可可合罗夫的职务，并在克格勃系统内展开清洗。新的负责人是来自彼得堡名不见经传的官员普京。

普京一上任，列特维年科就提交了整一箱揭发材料给他，然而冷冷的普京对此漫不经心。他的不作为激怒了列特维年科，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召开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声称情报机关的高级官员卷入了贪污和谋杀。其他人都带了太阳镜和面罩，只有列特维年科公布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事后，许多人都相信是别列左夫斯基出钱让列特维年科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但列特维年科否认为此拿过别列左夫斯基的钱。当别列左夫斯基在伦敦的公关经理贝尔爵士被问及是否别列左夫斯基是那次发布会的幕后操纵人时，他微笑着回答：“可能啊。很可能。”1999年，列特维年科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8月后被释放。列特维年科把这一切都归于普京的打击报复。别列左夫斯基却不想得罪普京，并帮助他成为克里姆林的新主人。然上任不久普京就警告众寡头不得参与政治，由此俄罗斯的寡头时代走向了终结。2000 年左右，别列左夫斯基已成为普京的对头，当认识到自己处于下风后他流亡英国，现在是俄罗斯的头号“人民公敌”---他聘请撒切尔夫人的顾问贝尔爵士向全世界警告普京的危险；他还从伦敦向俄罗斯和独联体其他国家的亲民主派团体输送大量钱财以完成颜色革命。而于此同时，他的朋友列特维年科则失业在莫斯科。列特维年科也想逃离俄国，但妻子马里娜不同意。她不会说英文，此前只在巴黎短期旅游过，不想离开。于是列特维年科只身前往乌克兰，并在那里给妻子电话说要全家前往西班牙度假。妻儿到了马德里后，列特维年科告诉他们流亡英国的计划，激烈争吵两天后马里娜才同意。一家人到了土耳其，列特维年科打电话给在伦敦的别列左夫斯基，后者让他的助手，负责他旗下总部设于纽约的国际人权协会的歌德发特处理此事。歌德发特以前是索罗斯的助手，在受命调查俄罗斯监狱人权状况时认识的列特维年科。歌德发特从纽约飞往土耳其并带列特维年科去美国使馆申请政治避难。使馆的工作人员很冷淡，列特维年科气馁地离开了：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歌德发特再带列特维年科一家人前往伦敦，虽然英国官员抱怨歌德发特招来未经允许的避难申请者，他们还是收留了列特维年科。现在，列特维年科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安全了。

此后几年间，他的妻儿学会了英文，一家人加入了英国国籍。列特维年科却始终学不会英文，只是靠别列左夫斯基生活，如果不是别列左夫斯基通过国际人权协会给他钱买楼和提供生活费，别列左夫斯基不过就是另一个失业移民罢了。通过别列左夫斯基，列特维年科认识了同样靠别列左夫斯基发放生活费的流亡车臣前副总理扎卡耶夫，两个原来属于敌对阵营的人成了挚友。

一到伦敦列特维年科就向传媒声称，俄罗斯情报机关是导致第2 次车臣战争的莫斯科楼房爆炸案的幕后凶手，普京借此以重新获得对车臣的控制。别列左夫斯基将他介绍给另一车臣人士，两人一起准备就此题材写书。按照后者的话说，“列特维年科介入这个题目较晚，对此了解不多。” 此后由别列左夫斯基赞助，列特维年科在纽约出版了“内部恐怖”，指控普京是莫斯科楼房爆炸案的幕后凶手。该书被运送到拉托维亚然后通过卡车运进俄罗斯，又很快被俄警方没收。虽然书的反响不大而且缺乏证据，列特维年科的朋友流亡制片人纳克拉索夫还是根据它拍摄了电影“难以置信”，该片在Sundance 电影节放映并获得好评。纳克拉索夫说，他常和列特维年科一起散步，听他倾吐对普京的愤怒。“他们是同时代人，而他把自己看作是普京的‘非我‘‘。纳克拉索夫则把普京和列特维年科看作俄国硬币的两面---列特维年科象征光明、法制、进步；而普京象征黑暗、混乱、暴力。他据此创作话剧，讲述一个克格勃特工流亡西方并警告世界后共产时代俄罗斯危险性的故事。该剧在柏林剧院上演了约一年。但列特维年科的自传却少有人问津，因此他倍感沮丧，并对普京越来越愤怒。他会几小时不停地控诉普京对车臣对寡头等等犯下的罪行。无论是基地攻击还是毒品买卖，他都看到普京的黑手在运作。别列左夫斯基的一个助手说，”他太夸张了。到处看见阴谋。俄罗斯人吗，就这样，明白不？“列特维年科想成为作家。他在亲车臣的网站上发表了许多对普京的指控，包括说普京是恋童癖等。一个朋友劝他不要总为车臣网站写作，”他总是说车臣一个话题，这对提高他的可信度没好处“。

2005年，国际人权协会将列特维年科每月6000美圆的生活费减到了1500美圆。别列左夫斯基的助手说是因为资金流不稳定所以减少开支，另一助手则说是因为马里娜找到了舞蹈教练的工作。谁都没提到的事实是除了忠心外列特维年科已经对别列左夫斯基没有任何价值。换了别人，也许会去找个保镖的工作。列特维年科的梦想却更宏伟一些。他希望自己能做安全顾问。他开始和一些在西方从事安全顾问的前克格勃官员联系。于是鲁格敖易进入了他的生活。

鲁格敖易曾经在克格勃工作，后来负责别列左夫斯基的安全保卫。别列左夫斯基流亡英国后，鲁格敖易留在俄国经商。伦敦的流亡者社区对他颇有怀疑，马里娜也说，“他在俄罗斯混那样好，没保护伞可能吗？“别列左夫斯基对鲁格敖易也不完全信任。“鲁格敖易有时会来别列左夫斯基办公大楼，和大家聊天，拿个电影票一起去看电影什么的。他还是朋友，不过他不属于别列左夫斯基真正信任的核心圈子。”别列左夫斯基的一个助手说。扎卡耶夫也劝列特维年科不要轻信，然而为了钱，他和鲁格敖易合作，从事涉及俄国的商业背景调查业务。

2006年10月，列特维年科的朋友，安娜。蒲列特可付思卡娅在莫斯科公寓楼内被杀。和列特维年科一样，安娜也质疑普京在莫斯科楼房爆炸案中的作用。列特维年科和上百位俄罗斯流亡者一起出席了在伦敦的安娜追思会。会后他和纳克拉索夫说：“你千万别回国，否则你会是下一个。俄罗斯已经是一部杀人机器！”数周后，中毒案发生了。

2006年11月1 日上午，列特维年科先在饭馆和意大利人马力奥会面。马力奥带来另一流亡人士利马若夫的来信，声称由退休克格勃官员组成的组织“光荣与尊严“谋杀了安娜并将谋杀列特维年科。利马若夫从别列左夫斯基处得到资助建设反克里姆林网站。下午列特维年科和鲁格敖易及其助手科福顿一起喝茶，然后回家。当晚列特维年科深感不适，后被送医院。医生们无法查出病因。2周后，歌德发特从纽约飞来。列特维年科的病被流亡人士的媒体报道过，但主流英国传媒置若罔闻。歌德发特马上感觉为别列左夫斯基展开公关攻势的机会来了。通过和贝尔爵士通力合作，歌德发特向大量英国传媒递送列特维年科中毒的消息。然而此时还没有确凿的中毒证据。歌德发特和他认识的某个医生亨利讨论了列特维年科的病情，亨利认为是thallium中毒，歌德发特再把亨利的意见告诉给照顾列特维年科的医生们，他们也表示同意。于是，俄国特工thallium中毒的消息迅速成为众多英国传媒的头条。歌德发特和亨利几乎每小时都在接受记者采访。亨利问是否应把列特维年科从公立医院转到条件更好的私立医院，歌德发特说不用。歌德发特还和贝尔爵士合作，把列特维年科病床上的照片发向了全世界。“艾，那个歌德发特，他可真是善于造势啊！他设计了这一切。那张照片，那些采访，这么多知名度。我实在佩服他的本事。”一个在列特维年科病中前来探访的朋友说。然而列特维年科的情况继续恶化。周四下午，进一步测试证明列特维年科所中的毒不是thallium，而是 polonium 210。一个小时后，列特维年科去世了。扎卡耶夫发誓说，在临终前他的朋友皈依了伊斯兰教。虽然歌德发特对此很不快怕会给公众带来坏印象，最终列特维年科是以穆斯林的葬礼安葬的。

到底是谁谋杀了列特维年科？英国首相和德国总理已经表示要和俄罗斯讨论此事，但克里姆林否认和此有任何关系。早期的报道多怀疑意大利人马力奥，但后来的证据指向鲁格敖易及其助手科福顿。在他俩去过的许多地方发现了polonium 210的踪迹。鲁格敖易说是有人在陷害他，“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已经回到俄国的他和助手科福顿在莫斯科郊外的桑拿浴室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鲁格敖易看上去还算健康，他说他的身体内也有polonium 210，应该是列特维年科传给他的。而科福顿的头发都没了，他说是睡觉时被火烧了。采访后5天，科福顿就住进了医院。苏格兰场认为列特维年科可能被投毒了两次，因为不但在他和鲁格敖易喝茶的地方发现了polonium 210的踪迹，在他更早和马力奥吃饭的饭馆里也有同样的发现。也许第一次投毒没有见效，杀手于是又回来收场。英国传媒几乎已经认定鲁格敖易是凶手，但别列左夫斯基圈子里的有些人却另有看法。“鲁格敖易不象是杀手，他过去在克格勃是作保安的，暗杀这种活在克格勃里另有专职杀手负责。” “光荣与尊严“的负责人也轻蔑地否认和此事有关—“职业杀手从不用polonium。列特维年科事件纯属罪犯之间的纠纷。” 某些伦敦人士相信是流亡寡头如别列左夫斯基等从中获利最多。一位熟悉别列左夫斯基的伦敦高级安全顾问说，“如果不是别列左夫斯基，这事根本引不起任何风浪。顶多在我这样的人中间会有点议论。是别列左夫斯基和他的喉舌贝尔爵士把它变成了国际头条新闻。他们的工作很到家，但我真为英国传媒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贝尔爵士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丝毫不加自己的分析，简直不可思议！稍一检验你就知道这种故事太过完美根本不能相信。看看谁从中获利最多？别列左夫斯基。“别列左夫斯基把这种言论都斥之为克里姆林的宣传。他盛赞是新闻自由让人们发现了普京暗杀列特维年科的罪恶。“在来到英国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媒体！在俄国你只听到一种意见，而这里有这么多丰富的声音，人们很快就发现了真相！”

苏格兰场怀疑鲁格敖易，但俄罗斯不可能将他交给英国方面，除非英国将别列左夫斯基引渡给俄罗斯。别列左夫斯基最近宣称要以暴力革命结束普京的统治，引起俄英又一次外交纠纷。虽然英国外交部为他的捅篓子尴尬，别列左夫斯基却毫不慌张，认定英国不可能把他交给俄罗斯。鲁格敖易最近则表示，英国情报机关曾经试图招募他从事间谍活动，也许是英国情报机关或别列左夫斯基作的案。

在缺乏新证据的情况下，宣传充斥着人们的耳朵。
德国多处发现钋-210 俄特工中毒案恐慌扩大

　　俄罗斯前特工中毒事件近来越闹越大，牵扯的人也越来越多。继在英国伦敦引起恐慌后，上周末德国汉堡也查出放射性物质钋-210，震惊欧洲。据德国《焦点》杂志11日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要求俄罗斯政府予以解释，但遭到回绝。

　　德国多处发现钋-210

　　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中毒案件的调查已经扩大到了德国北部城市汉堡。11月1日利特维年科曾在伦敦市中心的酒店与两个俄罗斯商人——卢歌夫伊和科夫通会面。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汉堡警察在科夫通前妻和前岳母的住宅、他的汽车以及办公室里都检测出了钋-210辐射留下的痕迹。德国有关机构已经开始立案调查，虽然并没有将发现的这一线索直接与利特维年科中毒案联系起来，但是准备以非法携带放射性物质进入德国的罪名对科夫通进行调查。据报道，科夫通10月28日乘飞机从俄罗斯抵达汉堡，曾在前妻家中过夜。

　　这件事情也惊动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她呼吁俄罗斯对利特维年科案给予特别的支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10日晚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时说，俄罗斯警方已经展开调查，他强调“我们也很想知道真相。”

　　德国北部陷入恐慌

　　发现放射性物质在德国北部造成了恐慌。目前，科夫通前妻居住的公寓里约30名居民已经被疏散。在其前岳母居住的哈斯劳镇，人们也纷纷进行检测，很多人出外“避风”。据北德电视台报道，
汉堡旅游业近日也遭到重创，旅馆业、饭店业减了三成。而从德国飞往英国的班机旅客下降明显。德国政府官员表示，“如果外国势力有计划地在德国活动，对德国的安全是非常不利的。”他还说，不能因为冷战结束了，就认为间谍活动就会停止。

　　英国锁定特工中毒地点

　　在英国，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据英国《每日镜报》11日报道，在利特维年科的衣服口袋里发现的公共汽车票以及坐过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检测出放射性物质钋-210，这让英国警方更加确信，利特维年科是在伦敦市中心的酒店与联系人碰面时被下毒的。据报道，该酒店内一个酒吧的多名员工体内也发现了钋-210。

　　另据伦敦警察厅透露，负责利特维年科中毒案调查的两名英国警察也遭受了感染，医生警告他们将来有可能患癌症，这一消息令两位警察感到恐惧和失望。因此有人批评，从利特维年科中毒案件来看，英国应急服务部门对放射性物质的污染缺乏应对手段。

　　欧洲担心俄罗斯在布网

　　德国《图片报》指出，欧洲许多地区出现钋-210污染，让专家们百思不解。因为钋- 210虽然微小计量就足以致命，但是钋-210从体内散发的辐射量不大，可能连一张纸都穿不透，因此理论上只有接触到患者的唾液、尿液等排泄物后才可能被污染。尽管普京已亲自否认了俄政府与此案有关，但如此大面积的钋污染，仍令欧洲人怀疑，神通广大的俄罗斯特工在各国都布下了“天罗地网”，以对付俄罗斯的叛徒们。

克格勃学校里带头买酒的班长：普京的青年时代

普京总统上台执政已经近4年，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只知道他是土生土长的列宁格勒(即今圣彼得堡)人，自打孩提时代就是个体育迷———柔道、摔跤、游泳、滑雪、马术等多项体育运动样样在行。除此以外，他们对自己的这位现任总统迄今仍知之甚少。目前随着普京的人气不断上升、威望日益提高，特别是新一届总统大选日益临近，人们迫切地希望对普京总统有更多了解，尤其是希望知道“过去的普京”。即普京在出任总统之前，他在其熟人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青年时代的普京有何非凡的经历？

　　为满足人们的上述愿望，《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叶利索夫专程前往圣彼得堡等地做了深入调查。调查中，这位记者就普京在克格勃早期的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和生活对其当年的几位战友分别进行了专访……

　　投身克格勃

　　1975年夏，刚过21岁的普京以优异成绩在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毕业，遂被分配到克格勃第401保密学校。

　　普京在401学校只学习了一年。因成绩卓著，他被分配到克格勃某部侦察分队，每天在其特工科上班。特工科担负着特种任务：对外国人和外国使馆外交官进行跟踪。众所周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对外国使馆实施严密监控。

　　当时一般特工人员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和电话。因此，他们好几个人不得不挤在一个房子里，每个房间只有一部电话，这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大家常常因为打电话而发生争执。年轻的普京当时已是中尉军衔。由于争强好胜，他常常处于争执的中心。普京总是毫不客气地抢过这惟一的一部电话和“局外”的朋友聊起来没完。为此，同事们戏称他是“煲电话粥能手”。

　　“普京尽可以这么做，因为领导很器重他，常常对他另眼看待。”普京当年的同事维克托 ·弗罗利科夫说，“他还有分队刑侦科工作证。这可是一种特殊待遇。在我们侦察分队，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充其量也就那么几个。谁也不知道普京在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也不便过问。当时我们有明确规定：不该知道的不问，对同事的工作不准随意打听。”

　　不久，普京进了特工科开办的德语进修班。谁能获此机会，完全由科领导决定。据弗罗利科夫说，只有最有发展前途的人才能被送到该进修班学习。进修班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最初每班为8至10个人，每届四年，进修班严格实行优胜劣汰原则。所以，结业时即便只剩下一半也就算是很不错了。该德语班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书，外语成绩存入个人档案。12

　　“沃洛佳(普京的小名)是我们的一位上级领导向我推荐的。”时任特工科科长的谢尔盖 ·彼得罗夫上校深情地回忆道，“第一次和普京谈话，我就立刻感到他头脑机敏、气度不凡，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情报工作最需要智商高、视野宽的人。我眼前的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没谈几句，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普京了。

　　不久，普京被保送到了红旗学院。对克格勃许多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事。

　　“既然普京在你们这里表现如此出众，那您为何要放他走呢？”记者大惑不解地问彼得罗夫。

　　“的确是我亲自把普京保荐到红旗学院的。”彼得罗夫沉思片刻，满怀深情地说，“说句老实话，像普京这样出类拔萃、风华正茂的军官，我确实不愿意轻易放走。但我知道普京在业务上须进一步提高，虽然那时他已经升任少校。沃洛佳前途无量，日后必成大器、担大任。俗话说，庭院跑不出千里马。我不愿把普京窝在我们这儿，眼睁睁地耽误他的锦绣前程。”

　　练就过硬本领

　　红旗学院是现在的巴拉什哈对外情报学院，而不久前，附近村民和外界还误以为这是国防部下属一个保密的科研所。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普京当年的校友们早已由红旗学院各奔东西，分散到全国各地。所幸的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这位记者仍在这里找到两位熟知普京当时情况的人：一个是普京所在系的原系主任亚历山大·科贝洛夫上校；另一个是普京的同班同学、现为俄联邦安全局少将的格列布·诺维科夫。一听说记者要了解普京总统当年在红旗学院的学习和生活，这两位都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于是，普京当年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便被他们从记忆深处一一地打捞了出来……

　　“要想进入红旗学院，就得去莫斯科进行严格考试。只有成绩合格，你才能踏入这学校的门槛儿，”特地从圣彼得堡远郊赶来的诺维科夫少将首先开口，“录取时，主要看学员的外语知识水平。外语好坏决定整个学习期限。完全不懂外语者学制为三年，粗通者为两年，精通者为一年。普京和我说外语就跟说俄语一样流利，所以我们都在一年制学习。”

　　“正式开学后，普京等新学员被安置在我们学院一幢灰色四层楼里。”坐在一旁的科贝洛夫接过话头说，“楼四周围起一道通有高压电的带刺的铁丝网。便衣警卫荷枪实弹，带着警犬日夜在楼四周巡逻。”

　　乍到一个新地方，这批新学员还未来得及互相好好认识一下，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他们便被派到乌克兰西南波尔格勒的一个空降兵师接受特种训练。说到这次训练，诺维科夫少将至今还心有余悸。

　　“您知道，我们在那里都是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吗？”诺维科夫自问自答，“首先是所谓的 ‘钻坦克’。训练开始，一下子就有好几辆坦克同时对你进行围追堵截。训练场一马平川，甚至连一个壕沟也没有。你站在平展的场地上，眼瞅着这庞然大物直冲你隆隆地迎面驶来。千钧一发之际，你得迅捷、准确地往这坦克下面钻。这里最主要的是要钻得恰到好处，而后紧贴地面纹丝不动、敛气屏息地趴着，以免撞到隆隆行驶的坦克的履带上。稍有不慎或差池，便会丧命。就为这种训练，此前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惨祸。”

　　据记者了解，在新学员训练大纲中，钻坦克其实还远算不上是最极限的训练科目。这些未来的情报官们真正感到可怕的还是接受高地跳伞的考验。

　　“第二项训练是高地跳伞。我们得穿着带有背带、像是降落伞伞衣一样的训练服，然后从高地上跳下。唉，这太可怕了！”诺维科夫继续沉浸在深深的回忆之中，“就是在这高地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普京，我们俩一前一后地纵身从高地上跳下。快要着陆时，我们开始减缓下降速度。我死死地拽着普京。突然间……伞绳断了。我们将要着陆的地面很坚硬，玉米刚收割完，满地都是随便丢弃的玉米秆。普京紧紧地抓着我，我开始坠落。但我在空中居然还来得及翻了个跟头。最后我们歪倒在地，之后才站稳了脚跟。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有惊无险呢？普京不好意思地说，是他使出了柔道运动中的一招，趁势帮了我一把。我们俩就是这样认识的。我也爱练柔道，像普京一样，我也得过我们市里的柔道冠军。顺便说一下，直到毕业的前一天，我们许多人彼此还不知道真名实姓。”

　　当班长的带头买酒

　　在红旗学院，所有学员统统都用化名。起先不少学员因为不习惯，一不小心就走嘴，暴露了真名。但普京从来不失误。当时普京化名普拉托夫。有趣的是，这名字还是系主任科贝洛夫亲自给他起的。

　　每天清早，学员们都得早早起床去跑步，但普京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地躲避，而一个人去校游泳池游泳。

　　“你们学校都教学员们学些什么？”记者冲科贝洛夫问道。

　　“我们的教学原则是学以致用，所教的东西全是这些未来的情报官日后在工作中实用的技能。”科贝洛夫解释说,“这里可没有半点掺假，也没有一丝温情主义，我们的老师教得很具体，目的很明确，要求极严格。在校期间，学员们须学会徒手格斗、空手对付手持刀枪的敌人等全套自卫技能。高级专家还给学员们讲授各国文化、风土人情、民族特征和历史。”

　　“上面说学员们在校要接受特种训练。请问这种训练特在哪里？”记者又忍不住地问。

　　“特在各个方面，也可以说这种训练是包罗万象的。”诺维科夫肯定地说,“就拿驾车术来说吧，身怀绝技的教官既教我们开车，又教我们边驾车边观察，即每个学员既要学会熟练驾车，更要学会眼观六路，准确无误。行驶中，教官可能会冷不丁地问跟在我们后面行驶的汽车的牌号。可在倒车镜里看到的汽车牌号的顺序是反的！教官的话音刚落，你就得一丝不差地读出来！我们都打趣地说，这才叫真正的‘倒背如流’哇。但这不过是小菜儿一碟，更难的还在后头。比如教官还令我们在林间曲折的小道上快速倒车。即使这时天空突然间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种训练也不能停下片刻。起初，你保不住会把车开到路边的壕沟里，但最终换来的却是得心应手的驾车技术。”

　　教官教新学员们掌握开车的过硬本领之后，他们还教他们练习射击，并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年轻的普京是这批新学员中的佼佼者。他会熟练地驾驶任何汽车，能出色地使用任何枪械。

　　“噢，还有,我们每周都一定要踢两次足球。”诺维科夫忽然想起来说,“那球踢得很凶、很野。我和普京踢后卫。我们俩在场上拿脚钩，用肘撞，左冲右突，很少让对手接近我方球门。普京踢球动作协调、方向感强、配合默契。”

　　“您和普京很要好吗？”

　　“是的。我们俩很对脾气。就连我们的生日也是同一天。”诺维科夫又兴致勃勃地说,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俩在学院一起过生日的情景：我们在宿舍摆上桌子，邀同学们齐聚一堂。我们在一起讲笑话，侃大山，吃果酱，喝茶，下象棋。宿舍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大家久久不愿离去……”

　　“你们这样干喝茶，就不喝点酒吗？”

　　“宿舍里严禁喝酒。一旦发现谁喝酒，校方就要把他的名字捅到墙报上，算做通报批评。不过，我们也有对付的办法。我们是这样做的：上完课跟老师请假，假说是去野地跑步，锻炼身体。准假后，我们在班长普京的带领下悄悄地跑到附近的村子，向村民购买私酿烈酒。下酒的鲱鱼是当地老乡白送的。我们躲进茂密的树林里，坐在树桩上，一边品尝烈酒，一边欣赏四周的美景。不过大家还能掌握分寸，尽力克制自己。因此，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喝醉过。”

　　“你们这么干，就没被发现过吗？”记者以好奇的口吻问道。

　　“其实，我们这一招儿学校谁都知道，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诺维科夫莞尔而笑,“在学校这么干实际上是代代相传。老师和我们学生一样。当初做学生时，他们过的也是这种严酷的、苦行僧式的生活。他们向领导请假，谎称是‘去林子里跑跑步，在白桦林的怀抱中活动活动’。可回校时，他们却个个鼻子通红，酒气熏天。我们做的事，老师们都心知肚明，他们只不过是体谅我们的处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乌克兰披露克格勃处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内幕

　　中新网4月26日电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4月25日，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20周年前夕，乌克兰安全局解密了一些文献，披露了乌克兰克格勃分局在消除事故后果方面的行动内幕。

　　乌克兰安全局局长伊戈尔·德里日恰内25日宣布，解密材料表明，在核电站爆炸18分钟后，克格勃基辅分局就向莫斯科做了第一次汇报。报告中指出：“4月26日1点25分，在

第4机组内进行计划中的中等维修并调试7、8号调节泵时，发生爆炸，引起火灾，火势蔓延到了第3发电机组。爆炸结果使4 号机组反应堆罩被炸毁。事故发生时共有17名轮班工作人员，9人住院，4人伤势严重。火势已被控制。核电站地区已被封锁，附近居民点的局势已被控制，搜索和调查人员已赶到事故地点。”

　　德里日恰内局长指出，同时解密的文件还有1986年4月30日至5月2日基辅市辐射强度动态监测表、
乌克兰克格勃分局(第6局)关于1986年5月1日事故地区辐射状况的报告、米-8直升机在核电站第4机组地区坠毁的报告和其他材料。乌局长强调，从这些解密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安全机构的军官们在消除核电站事故后果、密切监督局势进展中的独特作用。

英国禁止俄叛逃特工棺材进入清真寺
环球在线消息：据英国《标准晚报》12月8日报道，出于对公众健康安全的担心，英国官方禁止因放射性物质中毒而身亡的俄前特工利特维年科的棺材进入清真寺。利特维年科的家人原想根据他的遗愿为其举行一个穆斯林葬礼。

　　43岁的利特维年科是在临死前改信伊斯兰教的，他因为大剂量的钋-210中毒而于两周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去世。他的家人曾请求他的朋友们参加在摄政公园清真寺举行的穆斯
林葬礼仪式。按照穆斯林葬礼仪式，利特维年科的棺材应当被放在祈祷大厅里，但是当局以他的遗体可能泄露放射性物质危害公众安全为由禁止他的棺材进入清真寺。

　　这使包括利特维年科的妻儿在内的哀悼者只好在没有棺材到场的情况下在清真寺里进行了一个小型的私人祈祷仪式。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宣布，已开始就利特维年科中毒案和他的商业伙伴科夫通遭遇暗杀企图展开刑事调查。科夫通在利特维年科死亡前数天在伦敦的千年饭店见过利特维年科，千年饭店也发现了钋的残留迹象。

　　清真寺的一位负责人员称：“警方通知清真寺，利特维年科的尸体遭到了放射性污染，为了安共安全，我们不能按传统举行葬礼。”

　　利特维年科的父亲在本周早些时候谈到了他儿子改信伊斯兰教的事情。他说：“当我到
医院去探视他时，我说我在教堂里为他摆上了蜡烛并为他的灵魂祈祷。他说，他想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安葬。我说，他的愿望将得到满足。”在清真寺的祈祷活动结束后，安全人员护送放在一个密封防辐射棺材中的利特维年科遗体前往一个秘密地点下葬。

调查俄特工案的两名英国警察体内发现钋
　　环球在线消息：来自伦敦警察厅12月10日的消息，检测显示，负责调查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科中毒案的两名英国警察体内也被查出了钋-210的痕迹，不过他们受到辐射的程度很轻，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共有26名英国警察接受了相关测试，只有两人体内发现了钋，另外24人没有受到辐射的迹象。这两名警察目前身体状况良好，仍在继续自己的工作。
　　目前伦敦警方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利特维年科同3名俄罗斯人会面的千禧大酒店。据悉，警方已经在这个酒店4层的一个房间发现了钋，另外酒店内一个酒吧的杯子里也发现了这种放射性元素，当天在酒吧内值班的7名员工体内全部发现了钋。

　　英国钋污染范围仍在扩大　　
■俄前特工利特维年科在伦敦下葬，密封灵柩防辐射
■其妻及他当天用餐饭店的7名员工受辐射，俄驻英使馆惊现钋痕迹
　 ■据传涉案嫌疑人受讯问后昏迷不醒

　　

　　新华社今晨供本报特稿俄罗斯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遗体7日在英国首都伦敦下葬。为了防止遗体中的放射性物质外泄，灵柩被彻底密封。英国卫生防护局当天宣布，利特维年科中毒当天到过的一家饭店7名员工体内检测出微量放射性钋痕迹。

　　

　　 A

　　灵柩密封防辐射

　　

　　利特维年科现任妻子玛丽娜、12岁儿子阿纳托利7日下午与50多名来宾一道，出席了在伦敦海格特墓地举行的葬礼。

　　参加葬礼的还有利特维年科的父亲瓦尔特、母亲尼娜·贝尔雅夫斯卡娅、第一任妻子纳塔利娅和朋友亚历山大·戈德法布。

　　戈德法布说，利特维年科的遗体装在橡木灵柩内入殓。英国卫生防护局建议利特维年科的家人，只要把灵柩密封，就不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戈德法布说：“防护局官员之前告诉利特维年科的家人，他们希望把遗体火化，（如果把遗体土葬），他们必须等上22年，（体内）放射性材料才能衰变。”不过，家人一直坚持要求把遗体安葬。

　　利特维年科因放射性物质钋－210中毒于今年11月23日身亡。戈德法布说，利特维年科妻子玛丽娜体内检测出“微量”钋－210痕迹，但无需治疗。

　　

　　 B

　　钋污染范围扩大

　　

　　钋－210污染范围仍在扩大。英国卫生防护局7日说，伦敦千年饭店7名员工接受检查时体内发现钋－210的痕迹。

　　卫生防护局的声明说：“对11月1日在千年饭店松树酒吧工作的7名员工初步检查结果表明，他们似乎暴露在低水平钋－210中。（这些物质）短期内不会对健康构成危险，根据初步检验结果判断，长期危险将非常小。”据估计，7名员工受到的辐射比利特维年科妻子玛丽娜受到的辐射程度低。

　　钋－210是一种可溶解的固体，半衰期约为138天，毒性和放射性极强。半衰期指放射源的放射强度降低一半所需时间。半衰期越长，放射源的放射性越低。

　　利特维年科与俄罗斯商人德米特里·科夫图恩和俄前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11月1日在松树酒吧碰面后出现中毒症状。除松树酒吧外，警方还在伦敦约10处地方发现钋－210的痕迹。与利特维年科接触者到过的地方也发现这种放射性物质痕迹。

　　英国航空公司11月29日宣布，在两架客机机舱内发现钋－210痕迹。英国驻俄罗斯大使馆12月6日说，使馆馆舍内发现钋－210痕迹，但不足以致命。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7日报道说，科夫图恩接受俄检察机关和伦敦警察局调查人员讯问后昏迷不醒，病情危急。不过，卢戈沃伊的律师安德烈·罗马绍夫随后否认了这则报道。

俄罗斯特工神奇死亡演绎真实大片

　　利特维年科神秘身亡

　　2006年11月23日晚，40岁刚出头的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死在英国伦敦一所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利特维年科原本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11月1日在千禧旅馆松树酒吧与两位俄罗斯人喝过茶、在皮卡迪里寿司店与一位意大利人吃过寿司之后感到不适，出现呕吐而被送进附近的医院。开始时，医生、朋友和他自己都以为是普通食物中毒，谁也想不到他走的是一条奔向黄泉的不归路。在医院里住了十来天，利特维年科非但没被治愈，相反病症恶化，头发全部掉光。医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7日将他转到伦敦的一所大学医院。这里的医生在利特维年科的体内测出剧毒重金属元素铊，有关专家说，铊无色无味，但一克的铊足以致人于死地。也就从这时起，媒体开始关注此事，出现“铊杀”、“疑似故意下毒”等说法。21日，利特维年科身着病号服、胸前插着治疗管的一幅半身像出现在欧美各大媒体的头版或重要版面上，此时的他面色苍白，头发光光、形容枯槁。各媒体配发的文字说，利特维年科中的重金属铊毒素已经严重损坏了他的肾和骨髓，几乎杀死了他的全部白细胞，其生存的希望只有一半。与此同时，伦敦警方专门派出大量警力对利特维年科进行昼夜监护以免他再次遭遇暗害。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利特维年科的病情迅速恶化，皮肤开始变黄，生命垂危。与此同时，医生们怀疑除了铊外，利特维年科还可能中了另外一种毒物。最终，利特维年科在亲人的注目下，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利特维年科去世之后，英国卫生防护局的官员在24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利特维年科的尿液里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钋-210，“我们确定，他中毒的剂量很大”。与此同时，英国警方还在利特维年科11月1日与三个人见面的饭店、寿司店以及利特维年科位于伦敦北部的家中发现这种放射性元素的痕迹。钋-210是居里夫妇在1898年发现的一种稀有元素，毒性和放射性极强，进入人体后可迅速分解，不易被发现，但毒性比氰化物高无数倍。根据英国警方的调查，现在基本上可以肯定，利特维年科是被钋-210毒死的。

　　曝出第一人——普京

　　在利特维年科生命的最后几天，电影制片人安德烈·尼古拉索夫一直陪伴着他。尼古拉索夫是利特维年科的密友，或许出于职业的习惯，他与病入膏肓的利特维年科进行了多次交谈。裹着病号服、忍着剧痛的利特维年科告诉他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我想活下去，我想让他们看到我还活着”，“你千万不要回俄罗斯，他们会暗杀你的。我真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利特维年科死后的第二天，尼古拉索夫将这些话讲给媒体，同时还宣读了一封利特维年科的临终遗言。除了对救治、保护他的英国人和自己的亲人表示感谢之外，利特维年科在遗言中特别指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你也许能够成功地让我沉默消声，但这种沉默是要付出代价的。正如你的批评者说的那样，你的行为反映出你的野蛮和残暴。表明你根本不尊重生命、自由以及文明价值。表明你根本没有资格在俄罗斯执政，没有资格赢得文明人士的信任。你也许可以让一个人消声，但全世界抗议的怒吼会一直陪伴着你，普京先生，在你的余生里，这种声音会一直响在你的耳边。”

　　利特维年科说出这番话不是没有缘由的。他本来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名特工，校级军衔。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利特维年科公开对普京当局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最突出的是1998年11月，利特维年科向媒体披露，俄联邦安全部门已将金融巨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列入暗杀名单。这一报料在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招致了普京当局的严重不满。按利特维年科自己的说法，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先被开除出联邦安全局，后又因莫须有的罪名两次被逮捕，不明不白地在监狱里呆了好几个月。2000年初，当听说俄当局要再次逮捕自己的时候，利特维年科在俄安全机构原来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带妻子玛丽娜、儿子安东尼到了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去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申请避难，遭到拒绝后，乘飞机到了英国的伦敦，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庇护。到英国不久，利特维年科出了一本书。他在书中说，俄联邦安全部门1999年故意炸毁一栋公寓造成300人丧生，然后栽赃给车臣恐怖分子，为出兵车臣找借口，而普京因此当上了总统。这样的指责无疑会触怒俄联邦安全部门，更触怒了普京本人。因此，利特维年科死后，西方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利特维年科知道的事太多，是普京让他“闭嘴”。

　　幕后操纵者追踪

　　然而，无论是俄联邦安全部门或是普京本人都坚决否认下令毒死利特维年科。前者表示俄秘密情报机构早就停止使用下毒以及任何其他暗杀手段，而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认为普京卷入利特维年科中毒事件是“无稽之谈”、“一派胡言”。

　　究竟是谁、为什么要下此毒手，众说纷纭，英国的媒体对此炒作乐此不疲。综合起来，关于利特维年科的死因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特工下毒”。英国媒体讲，根据利特维年科临终前提供的秘密文件，俄罗斯情报机构已把他列入“死亡名单”。不过，在具体实施者方面却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曾任俄驻英外交官的高级特工对利特维年科进行监视并实施暗杀的，一说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俄特种部队的老兵下的手。

　　第二种，“好友下毒”。俄罗斯另一名叛逃的特工奥莱格·戈迪夫斯基向记者披露，俄安全机构从监狱在押犯中收买和雇佣了利特维年科以前的一个朋友，让他化装成商人来到伦敦，在一家旅馆中与利特维年科见面时，将毒药悄悄放进了利特维年科的茶杯中。

　　第三种，“寡头下毒”。金融巨头别列佐夫斯基在2000年逃到英国政治避难，一位俄国家杜马议员说，是别列佐夫斯基为了嫁祸给普京当局，才指使人害死利特维年科的。俄总统一位助理说，“看起来，我们面对的是经过周密谋划的一场行动或计划，目的是不断破坏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领导人的信誉”。另有消息说，伦敦警察在别列佐夫斯基家搜出了钋-210 。

　　第四，“自己下毒”。英国警方声称，利特维年科也存在自杀的可能性，其动机是想籍此来诋毁普京的声誉，搞的是 “苦肉计”。也有人说，利特维年科到英国之后，一直干着从俄罗斯偷运核原料的勾当，曾经从俄罗斯偷运了一批放射性物质到瑞士苏黎世。所以，他的中毒是自己所为。

　　另外，还有人提出了“车臣分裂分子谋害”、“黑手党谋害”等观点。

　　正是由于有上述种种说法，英国警方虽然在加强对此事的调查，但没有将它定性为“恐怖行为”或“谋杀”，而只讲利特维年科死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现在看来，利特维年科到底是怎么死的，在技术层面上看来一时半会儿很难有定论。

　　“看不见的战线”的明争暗斗

　　利特维年科事件发生之后，英国警方和媒体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除了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国土这个原因之外，英国人如此热心，是否还有别的考虑呢？对此，国际社会有人提出，英国可能是对它年初“石头间谍案”在俄罗斯被曝光的“还礼” 。1月23日，俄联邦安全局发言人宣布，俄联邦安全局破获一起由四名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为掩护从事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使馆工作人员。据俄方的说法，英国间谍的活动很特别，他们将电子装置伪装成一块石头放在莫斯科郊区一处街心花园秘密接头地点。参加破案的俄特工讲述说：“我们最初以为这是一个普通间谍工具，但后来专家研究发现石头内隐藏有电子装置。”这块石头外形很完整，分量却极轻，里面塞满了各种间谍装置，有蓄电池、加密情报接收机、防止石头受潮的特种保护装置。俄罗斯线人在约定时间来到街心花园，用掌上电脑把情报传送到石头内的电子接收装置，英国间谍则用同样的方式借助掌上电脑读取情报，其传递速度极快，20米距离内1-2秒内全部搞定。经过长时间的侦察，俄反间谍人员当场抓获了英国间谍。还有人提出，进入2006年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已经消失很长一段时间的“俄罗斯威胁论”又在西方媒体中重新抬头。围绕着科特维年科之死所发生的一切，映射出了英俄两国之间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的较量。

　　英国情报部门有这样一种说法，近几年来，随着政治稳定、经济实力大增，俄罗斯在加强与西方国家各方面联系的同时，也强化了针对英国的间谍和情报搜集工作，其规模已经回升到冷战时期的水平。据它估计，近几年俄罗斯在英国至少有40 名间谍，试图获取有关英国军事、技术和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秘密信息。与此相适应，英国也加强了对俄的间谍活动。但不走运的是，英国这方面的努力在今年年初发生的“石头间谍案”中遭受到了重大挫折。这一事件直接后果是俄英之间发生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间谍争端，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损害。吃了哑巴亏的英国情报部门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叛逃到英国的利特维年科无疑就成了他们手中的一张牌。虽然难以知道利特维年科对英国军情六处的贡献几何，但是，英国却可以利用他的死渲染俄罗斯安全机构的“可怕与凶残”，进一步将矛头暗暗指向特工出身的普京的“阴险与毒辣”。比如，《泰晤士报》就声称，“ 在别国土壤上对其公民谋杀，这种方法大家都熟知是俄罗斯人的惯用伎俩”。不过，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对抗程度往往受两国关系的制约，就像“石头间谍案” 一样，利特维年科之死也不会卷起多大波澜。别忘了，俄罗斯与英国都是西方八国成员，普京与布莱尔的关系也算不错。炒归炒，大家的面子和双边关系还得顾及，至少在目前还处于就事论事阶段。

　　后面还有好戏

　　近日，国际上又传来两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一是被称作“休克疗法之父”的俄罗斯前总理叶尔戈·盖达尔在都柏林“ 爱尔兰与俄罗斯：历史、法律与变革中的世界体系”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突然昏倒。《金融时报》说，盖达尔当时表现的症状与利特维年科的中毒时的情况一样。因此，人们怀疑盖达尔同样遭遇了谋害利特维年科的那只“毒手”。盖达尔的一位助手说：“医生们没有发现他是自然中毒，也没有发现任何自杀中毒的因素，因此，他们认为是有人下毒，并且不是自然的原因。 ”另一个消息是英国航空公司的五架
波音767 飞机也发现了钋-210。内政大臣约翰·里德说，其中的三架飞机都曾经飞过从伦敦到莫斯科的航线，在利特维年科中毒后的几周内，这三架飞机共飞过221个班次，搭载乘客大约3.3万人，除了伦敦和莫斯科，飞机还停落过巴塞罗纳、雅典、斯德哥尔摩、维也纳、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等十个城市。还有消息说，利特维年科最后用餐的那家寿司店的女招待艾拉，近日大腿上突然出现了大面积皮疹，那天正是她亲手将寿司送到利特维年科餐桌上。现在的艾拉内心充满了恐惧，“听说11月1日餐厅中所有曾接触过利特维年科的人，都有受到辐射污染的危险。而由于那天我曾直接为他服务，这让我遭到放射污染的风险更高。我现在简直快要晕倒了”。

　　事情更加戏剧化，凡是利特维年科到过的地方都发现了钋-210。这不仅引起人们对健康的普遍担心，比如，英国卫生保护机构透露，光是救治过利特维年科的
医院就有106名医护人员可能受到放射物侵害；而且也使利特维年科之死更加扑朔迷离。英国首相布莱尔表示，“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警方将继续进行调查，我认为，在调查中不会有外交或者政治上设置的障碍。我们一定要找出事件的真相，找出谁该为这起事件负责”。问题的关键还不只是谁毒死了利特维年科，它还涉及钋 -210是从哪里来的。有迹象表明，英国警方调查的矛头开始转向俄罗斯。疑问多，定论少，一切都在朦胧之中，都带有神秘色彩，都处在变化之中。由此看来，重头戏还在后边呢。

俄特工案一名涉案人员受钋210毒害陷入昏迷

　　中新网莫斯科12月8日电莫斯科医疗界消息人士7日透露，俄罗斯商人德米特里·科夫通接受了俄联邦总检察院和英国内务部调查人员讯问后，身体状况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状态。医学检查证实他同样受到钋-210毒害，内脏器官受损。

　　莫斯科消息人士透露称，12月5、6、7日，曾于11月1日在伦敦与利特维年科会面的俄商人科夫通接受了俄英调查人员的讯问，最后一次讯问结束后，科夫通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状态。医生诊断科夫通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病情危急。

　　日前在莫斯科接受辐射检查时，医生证实在科夫通体内同样发现了钋-210痕迹，主要是胃肠道受到放射性物质沾染，证明他也曾被人投毒，可能是吃了或者喝了用来毒死利特维年科的食物或饮料。据非官方消息，科夫通已经出现了利特维年科曾经出现过的症状，其生死攸关的重要内脏器官遭到辐射毒害，特别是肝脏和肾脏受到放射性核素作用，状况危急。

　　科夫通与另外一名俄商人卢戈沃伊一样，是利特维年科案的关键证人，两人现在同一家
医院检查、治疗。卢戈沃伊的律师罗马绍夫7日断然否认科夫通的状况急剧恶化，他说：“我刚与科夫通的律师通过话，他根本没有证实这一消息。几分钟前调查人员还在和科夫通谈话，他当时的状况与他昨晚向俄联邦总检察院和英国内务部特工提供证词时的状况完全相同，我认为这一消息纯属挑衅。不过，我很难评价科夫通现在的身体状况，我不是医生，只知道他感觉不舒服。”

　　俄总检察院官方发言人7日拒绝评论科夫通健康状况迅速恶化的消息，强调在现阶段调查期间，总检察院不会发表任何评论。英国内务部调查人员同样拒绝就此发表评论。

前苏联克格勃第16局情报侦搜系统揭秘

　　2003年9月22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发表声明称，自2001年12月开始的从驻古巴和越南军事基地的撤军进程已经完全结束。一同撤出的还有部署在这两个国家的无线电电子和无线电技术侦察中心。在冷战时期，前苏联克格勃的这些境外技术侦察中心曾侦获了一大批绝密的军政情况，为俄军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可靠的现实依据。

　　系统庞大主要针对美国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苏联无线电侦察的活动领域开始大幅拓展。超短波和超高频信号的侦收技术得到了长足进步，从外国无线电电子设备截获情报的无线电技术侦察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即通常所说的格鲁乌)下属的有关部门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通常所说的克格勃)所属的第8总局。

　　60年代，克格勃组建了第16局，主要执行以下任务：从外国驻苏机构的通信线路上截取有关信息；测定无线电设备所处方位，对截获信号进行解密；对境内外的外交使馆及代表处实施技术渗透；从境外的国家和军事通信线路获取有关信息，必要时通过使用窃听等其它技术手段获取情报。

　　截至70年代末，第16局的工作人员就达到2千人，下辖以下各处：

　　第1处——从事密码破译工作，为此配备了当时苏联最为先进的计算机“大马士革钢”。

　　第3处——从事情报翻译工作，将所侦获情况翻译成俄语，该处后来并入第4处。

　　第4处——对第3处通报上来的材料进行整理编辑，挑选出有价值的情报报送相关用户。通常汇编成两本小册子，一本只呈送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个别成员(在70年代，这些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戈罗梅科、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和乌斯季诺夫等)，另一本则上报克格勃第一总局(情报局)和第二总局(反谍局)的负责人。除此之外，第二本册子中的某些情况会在删去来源的情况下发送到某些相关部门。

　　第5处——从事密码系统的分析研究工作，负责同华沙条约成员国及其它苏联盟国情报机构的协作。

　　另外还有一个分局负责技术窃听、以及其它技术渗透手段。其所属第1处负责分析研究外国的密码通信设备，找出采集其信号的方法；第2处负责信号拦截和分析工作。第3处专司同海关等部门保持联络，同他们合作安放或和拆除窃听器。第5处负责排除对所获信号的干扰。

　　第16局组建之初，就将美国锁定为其主要侦察对象。除此之外，从60年代起，克格勃就在其第一总局驻外间谍机构设立无线电截收站。首站于1963年在墨西哥开通，代号为“雷达”。三年后，代号为“创举”的另一所无线电截收站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开始运行，1967年又在纽约设立了“试样”站。截至1970年，“创举-1”站(站址为苏驻美使馆)、“创举-2”站(站址为使馆住宅区)、 “试样-1”站(站址为苏联驻联合国使团办公楼)、“试样-2”站(站址为苏联使馆在长岛的别墅)已经能够截获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法国、葡萄牙等国外交官拍发的电报，以及通过美国军用通信线路传送的一些信息。其中很多情报得到了时任苏联外长的安德烈·戈罗梅科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里克的高度评价。

　　成功截获美国大量军政机密

　　1970年5月15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批准了将无线电截收站推广至15个驻外间谍机构的计划，至70年代末，境外便已经设立了30余个这样的截收站。除上面提到的“创举-1”、“创举-2”和“试样-1”、“试样-2”站，还有设在圣弗朗西斯科的“春天”站、蒙特利尔的“金星”站、墨西哥的“雷达站”、哈瓦那的“白蚁”站、巴西的“枫”站，雷克雅未克的“岛”站、伦敦的“水星”站、奥斯陆的“北方”站，巴黎的“木星”站、波恩的“半人马座-1”站，科隆的“半人马座-2”站、萨尔茨堡的“蒂罗尔-1”站，维也纳的“蒂罗尔- 2”站、柏林的“埃尔布鲁斯”站、日内瓦的“高加索”站、罗马的“起航”站、里斯本的“阿尔泰”站、雅典的“虹”站、海牙的“郁金香”站、布鲁塞尔的“织女星航”站、贝尔格莱德的“帆”站、安卡拉的“虹-T”站、伊斯坦布尔的“天狼星”站、德黑兰的“火星”站、开罗的“猎户星”站、大马士革的“西格玛” 站、东京的“霞”站、北京的“蟹”站、河内的“阿穆尔”站、雅加达的“海豚星”站、以及内罗比的“克里木”站。可谓是星罗棋布，遍地撒网。

　　所有这些无线电截收站中，最重要的当推设在纽约和华盛顿的站点。1975年，“创举 -1”和“创举-2”站截获了2千6百条信息，1976年猛增至7千条。其中包括美国防部长出席北约核计划小组会议、美国务卿基辛格同英法德和南非领导人会晤情况等重大要情。另外，还成功窃听到美国总统、国务卿等政府要员在出访时在专机上通过安德鲁空军基地同白宫的谈话(“创举-1”站的一名工作人员还因此荣获红星奖章)。在这些截获情报的基础上，向莫斯科发送了800条通报。

　　“创举-1”站和“创举-2”站不仅截取政治情报，还截取军事机密，其中包括“三叉戟”、“潘兴”弹道导弹和其它巡航和防空导弹，以及F-15、F-16、F-18、B-52、B-1等战机的相关资料。自1973年起，设在纽约的“试样 -1”和“试样-2”就开始获取一些非常珍贵的科技情报。他们成功地截获了波音公司、通用公司、格鲁曼公司、休斯、洛克希德、IBM以及其它美国军工巨头的传真信息。还获取了A-10、B-1、F-14飞机以及反导和反潜计划的绝密资料。而1976年开始启用的圣弗朗西斯科“春天”站一直控守着位于美国西海岸的五角大楼承包商和大型公司的电话线路。

　　作为对无线电截收站的补充，克格勃还在华盛顿、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分别设立了“西风”、“火箭”、“红宝石”三个无线电站，用于窃听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通信联络，跟踪他们进行的反谍行动。设在纽约的“火箭”站在70年代所控守的对象就包括：联邦调查局观测车同负责监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机构工作人员动向的6个站点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信道以及联邦调查局间谍使用的无线电通信信道等。

　　到了80年代，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所有驻外谍报机构都设立了无线电截收和监测站。这些站每年11月份都要向中心上报年终总结材料，内容包括其获取的加密和公开信息，破获的新的有情报价值的通信线路、驻在国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环境、保密措施以及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尽管如此，第16局局长克拉萨文还嫌这些情报数量不够。他向克格勃领导层提出了一个更富野心的计划：争取在80年代末之前在苏联各驻外机构再增加40-50个无线电侦收和监测站。这样，所获取的情报数量将扩大5-8倍。

　　窃密装置大行其道

　　除了无线电侦察手段之外，克格勃第16局还在其境内外的外交代表处的办公居住场所内大量安装窃密装置。其中一起成功的行动发生在70年代，当时俄罗斯窃听专家们巧妙地在日本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套新密码设备中安装了窃密装置。

　　1983年1月，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维修馆内的一台电传打字机时发现了安装在机内的窃密装置。后经调查发现，这套窃密装置已经“卧底”了很长时间，从1987年起开始就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克格勃提供使馆收发的所有外交信函，其中包括一些绝密函件。1984年，克格勃第16局的专家们给提供给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和驻列宁格勒总领馆的30台打字机逐一动了“手术”，“植入”了精巧的窃密装置。

　　针对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窃密行动发生在1979年，当时美国人准备重建8层高的使馆大楼。克格勃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将窃听装置直接安装到各种建筑构件上，结果使馆大楼成了一个超级传感器，可以截收馆内发出的所有无线电信号、监听馆内的人员谈话。当然，美国人不是傻瓜，他们成功地排除了一些窃听装置，但是有没有“漏网之鱼”就很难说了……

　　克格勃还在境外大量使用窃密装置。1965年，在美国驻几内亚的一位外交官的寓所成功安装了一枚窃听器，1972年，美国驻该国大使也被克格勃窃听。

　　第一总局纽约间谍处也不甘落后。1969年底，他们成功实施了“紧逼”计划，将数个遥控无线电发射机藏在了安理会主席的办公室。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在联合国秘书长住所安装窃密装置的“螃蟹”计划。

　　也是在1969年，第一总局华盛顿间谍处在美国国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会议厅成功安置了窃密装置，运行了4年多之久。

　　最近一次著名的窃听计划发生在90年代末。当时俄联邦对外情报局的间谍汉森在美国国务院会议厅成功安装了窃密装置。

　　谍报同盟

　　华沙条约组织的盟国在无线电技术侦察行动中给予了克格勃很大的帮助。60年代，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在保加利亚同行的协助下，顺利潜入意大利驻索菲亚大使馆，拷贝了两本密码本。不久之后，法国驻保加利亚使馆内的法国对外情报部门的密码本也遭克格勃剽窃。

　　克格勃同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国家的情报部门在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领域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1975年，安德罗波夫批准了由克格勃第16局起草的《在密码破译领域同社会主义国家安全部门合作的指导原则》，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同盟友之间的合作应置于克格勃领导之下。其二，发送给盟友的信息“不应披露苏联在密码破译领域的最新成果”。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极不平等的情报交流机制，克格勃是在单方面要求盟友提供合作。

　　尽管条件苛刻，但是克格勃同盟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仅1974年一年，第16局就成功地从驻布拉格的8家使馆、从驻索菲亚的5家使馆、从驻华沙的2家使馆，以及驻布达佩斯的2家使馆窃取了馆内的机要资料。

　　辉煌不再

　　苏联解体之后，苏联克格勃也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4日，叶利钦签署命令，将原隶属于克格勃的第8总局、第16局和国家通信局合并成联邦通信和信息局。根据1993年2月19日颁布的《联邦政府通信和信息机构法》，该局的职责范围包括特种信息系统内的情报侦察工作。具体实施部门为在第16局基础上组建的通信手段无线电侦察总局。

　　至于境外的数十个无线电截收站，其命运也于2001年被决定。当年10月16日，莫斯科突然通知哈瓦那，称准备关闭设在古巴境内的无线电侦察中心。第二天，普京在俄国防部会议上证实了这一决定，并补充说俄将撤出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和设在该地的无线电电子侦察站。

　　据有关分析家指出，俄作出上述举措，主要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维持古巴的无线电侦察中心是笔不菲的费用，每年俄罗斯要向古巴支付2亿美元，近10年来的费用高达30亿美元，这还不算中心的技术维护费和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工资和福利。至少越南的金兰湾基地，虽然在2004年前供俄联邦免费租用，但是每年的维护费也高达100万美元。

　　时任俄军总参谋长的克瓦什宁大将对俄政府的这一决定持支持态度。他说：“2亿美元我们可以购置和发射20侦察和通信卫星，或者购买100座雷达站。”他表示，俄罗斯并非放弃对美国本土实施无线电电子侦察，只是将来要通过更为先进的太空卫星来实施。

　　顺便提一下，废除境外无线电技术侦察中心仅仅是个开端——2003年3月11日，俄总统普京签署命令，解散联邦通信和信息局，其所属部门转隶安全局和国防部。解散工作于2003年7月正式结束。无线电技术侦察和密码破译部门划归国防部，其它部门则归属安全局。这一重组方案对俄罗斯情报工作的影响如何，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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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 发表于: 2008-08-25

揭秘古巴导弹危机：双重间谍险引发世界核大战

　　“双重间谍”险些引发美苏核大战

　　一年之间泄露5000多份绝密文件，孤注一掷欲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

　　当今世界依然是一个不平静的世界，在很多的时候，世界的不平静“由核而起，因核而生”。冷战已成历史，这历史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因为这历史给我们以教训，因为冷战曾经险些变成核战。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从冷战到核战的临界点，而引发这场危机的关键人物竟然是一个“双重间谍”！这是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纪录片《核秘密》向人们揭示的真相。

　　前苏联军事情报间谍奥莱格·潘科夫斯基在仕途受阻后，竟然秘密地为美英情报机构当起了“双重间谍”，他在短短一年时间中，竟向美英情报机构泄露了5000多份关于前苏联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绝密文件。正是根据潘科夫斯基告密的情报，美国才迅速发现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从而引发了冷战时期最著名的古巴导弹危机。

　　一些研究者将潘科夫斯基称做是“拯救了美国的间谍”，然而据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核秘密》披露，前苏联“双重间谍”潘科夫斯基事件泄露被捕后，自知必死的他竟想让前苏联当陪葬，他诱骗克格勃特工向美国中情局上司发出了一个代表核袭倒计时的“紧急信号”，差点就引发了一场美苏核大战！

　　而在众多学者看来，假如这场核大战爆发，那无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全人类来说，那将是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可怕的毁灭性大灾难。

　　遭降职通敌当“双重间谍”

　　上世纪60年代，奥莱格·潘科夫斯基是前苏联军事情报机构GRU部门的一名高级间谍，他对前苏联各种军事情报了如指掌，然而令前苏联官员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潘科夫斯基竟会主动向美英情报机构“投怀送抱”，充当了一名双重间谍。更令前苏领导人赫鲁晓夫没想到的是，他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的计划竟间接地毁在了这个“双重间谍”的手上！

　　一切得从潘科夫斯基的出生谈起。潘科夫斯基生于1919年，他的父亲是一名企图复辟沙皇政权的白军军官，潘科夫斯基4个月大时，他的父亲在战场上被红军击毙。潘科夫斯基被亲戚抚养大，并在1937年加入了苏联红军，二战后他就读于军事院校，然后加入了前苏联军事情报机构GRU，当了一名情报官。然而，就在潘科夫斯基企图大显身手的时候，他突然遭到了降职，潘科夫斯基怀疑军方上司发现了他的家庭背景，他认为自己再也不会得到升迁了，在极度失望和愤怒之中，潘科夫斯基决定投向美英情报机构，当一名“双重间谍”。

　　暗中送出5000多份绝密件

　　一开始，潘科夫斯基试图让两名在大街上碰到的美国学生帮他将一封“投靠信”带给美国大使馆，然而美国中情局压根不相信潘科夫斯基，认为他是克格勃设下的诱饵。潘科夫斯基又向英国女王和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写了一封信，要求充当一名“英国女王的士兵”，他请一名英国商人将这封信秘密带给了英国军情六处，“军情六处”高官尽管也心存疑虑，但仍然决定和潘科夫斯基进行接触。

　　潘科夫斯基向军情六处提供的前苏联情报让英国政府欣喜若狂，因为它们是这样机密和重要，美国中情局也打消了顾虑，和潘科夫斯基保持了联络。从 1961年4月到1962年8月，潘科夫斯基向西方情报机构秘密传递了至少5000份有关前苏联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绝密文件照片。

　　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核秘密》披露，潘科夫斯基一般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一名英国情报官的妻子简妮特·奇肖姆保持联络，简妮特经常会带自己的孩子到莫斯科公园中玩耍；潘科夫斯基会到公园中散步，并假装喜欢孩子，在公园中逗简妮特的孩子玩，然后将装有情报胶片的糖果塞进孩子的口袋。

　　导弹情报引发美苏危险对峙

　　事实上，克格勃早就在监视英国情报官妻子简妮特了，所以当潘科夫斯基经常和她接触时，克格勃官员也是一头雾水，但他们并没怀疑他已叛变，而是认为潘科夫斯基也许在执行GRU部门的合法间谍任务。直到后来他们秘密搜查了他的公寓时，才发现了他叛变的证据。

　　然而此时，潘科夫斯基已经将前苏核导弹的最机密情报泄露给了美国中情局。潘科夫斯基的情报显示，前苏联的远程核导弹并没有能力抵达美国本土，赫鲁晓夫可能悄悄将一些核导弹用船运往古巴，布置到了美国“后院”，用来制衡美国在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布置的瞄准前苏联的核导弹。

　　根据潘科夫斯基提供的重要情报，中情局间谍飞机很快就在1962年秋天发现了前苏联在古巴布置导弹的证据，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电视演讲，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撤走导弹。肯尼迪还宣称任何从古巴发射的核导弹都将视为苏联的袭击，美国将“以牙还牙”核袭前苏联。美苏到了最危险的战争边缘。美苏紧张地对峙了一个礼拜后，赫鲁晓夫终于宣布从古巴撤出导弹，而美国作为回应，也秘密撤走了部署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英国的核武器，“古巴导弹”危机有惊无险地得到了解决。

　　诱骗克格勃发“核袭信号”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肯尼迪10月22日发表电视演讲的当天，潘科夫斯基也在莫斯科遭到了克格勃特工的逮捕。纪录片《核秘密》披露，潘科夫斯基此前曾和中情局上司秘密约定了一个紧急情况下发送的“特殊信号”。在美苏爆发核战的边缘，如果他预先得知前苏联将向美国发射核导弹，那么他将在“倒数计秒”阶段通过无线电向中情局上司发出一个特殊紧急信号；中情局上司一旦收到这个事先约定好的“特殊信号”，就会立即知道前苏联将向美国发起核袭击，美国将会“先发制人”，在第一时间内将部署在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核导弹射向前苏联，摧毁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纪录片披露，当潘科夫斯基被捕后，自知必死的他竟生出了和前苏联同归于尽的恶念，他将向中情局上司发送“特殊信号”的方法告诉给了克格勃特工，但却隐瞒了这一特殊信号的意义，而是谎称这是普通的联络方法。潘科夫斯基希望借克格勃官员之手，将他来不及发送的“紧急信号”发送出去，从而引发一场美苏核战。

　　假警报被阻美特工被捕

　　所幸的是，克格勃官员没有完全相信潘科夫斯基的话，当一组克格勃特工将这一“紧急信号”试探着发送出去后，另一组克格勃官员迅速查到了信号的接收方——并将那名藏身在莫斯科的中情局联络官一举逮捕。那名中情局联络官收到潘科夫斯基的“紧急信号”后大惊失色，但他还没来得及向美国总部发出“苏联核袭倒计时”的警告，就被冲进来的克格勃特工包围逮捕。如果这名中情局联络官及时向美国总部发出了那个虚假的“核袭警报”，古巴导弹危机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潘科夫斯基的中情局上司乔·布利克相信，潘科夫斯基当时显然试图孤注一掷，将前苏联拖入一场毁灭性的核战争中。布利克说：“现在我确信他给我们发出那个前苏联即将核袭美国的‘紧急信号’，是希望我们能立即发射核导弹，摧毁前苏联，他知道自己末日将临，知道自己将被处决，所以他将我们用于核战示警的紧急信号透露给了克格勃特工，他希望我们接到紧急信号后，能先发制人发射核弹，轰炸莫斯科和其他前苏联城市。”

　　间谍遭处决尸体下落不明

　　历史学家相信，当时哪怕出一个微小的差错，潘科夫斯基的“诡计”都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那是冷战气氛最浓厚的时期、美苏敌意最紧张的时刻，美国和苏联可说都已到了剑拔弩张的阶段。

　　不过，潘科夫斯基的“诡计”还是失败了，他随后也遭到了前苏联政府的处决。一种最可怕的说法是，克格勃将这名叛国者用钢琴丝绑在了一块木板上，活活焚烧而死。但纪录片《核秘密》援引一些前克格勃官员的话称，潘科夫斯基更可能遭到了枪毙，不过，他的尸体再也没有被找到。

军史上的泄密事件
宴会泄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美国商人途经华沙时应邀赴宴，同桌有一位德军高级参谋傲慢地说，美国支持英国和法国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我们将在凡尔登发动一次决定性进攻。美国商人迅速将此信息报告了美驻英大使馆，美又向法通报。从而使德军在凡尔登战役中遭到惨败。

　　明码泄密　1914年8月20日夜，德国无线电台报务员听到萨松诺夫指挥的两路俄军在无线电里用明码联系作战计划。德军将领兴登堡率军沿铁路线急行军3天，包围了一路俄军，使俄10万人马全军覆没。另一路也遭同样命运。

　　邮票泄密　二战期间，法国炮兵排长腓力每天给妻子去一封信，并叮嘱妻子不可将他的驻地告诉任何人。妻子一女友是德国间谍，以集邮为名，揭去他每次来信的邮票。后来，腓力写信说：“半月中我们换了5次阵地，而敌人大炮总能跟踪射击，部队伤亡很大，我也身负重伤……”

　　报纸泄密　二战期间，一个叫雅各布的英国人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详尽地公布了德军的编制结构、160多名部队指挥官的简历，甚至对德军新成立的装甲师的步兵小分队也作了介绍。希特勒为此勃然大怒，下令追查。原来，雅各布是个有心人，长期搜集德国报纸上发表的涉及军事情况的报道，积累了大量资料和卡片，经过综合研究，整理出了大量的军事秘密。

　　照片泄密　二战前，美国《纽约时报》在柏林设立世界新闻图片机构。葛兹先生数年来每天都光临选购，此人系德国情报机关少校。他从一新照片上认出上面的军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林法”号，他仔细研究其炮径、炮塔、舰形，于是这些军事机密被德国情报机关获得了。

上面的这些革命同志根本没有面部照片可以让人查的，那可以说明什么呢？

西方情报机构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却一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搞不到。正因为此，沃尔夫被西方情报机构称为“无面人”。直到后来，一名前东德间谍叛逃，前联邦德国情报官员才得到了沃尔夫的第一张照片。

民主德国的间谍头子连个老师，同学，大学女朋友都没有捉来供间谍部门严刑拷打问出他长什么鬼样子的，是不是他把老师，同学，大学女朋友全部被民主德国间谍头子自己杀人灭口，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活口了呢？恐怕母校也全部被沃尔夫炸的全部是灰烬。他也从来避免给任何人知道他了解他，那些三好学生要什么总统重要人物给他发奖学金全部是愚蠢透顶的白痴才会有的追求，间谍头子从来不会给任何人发奖学金，即使在街上遇见也会马上把你全家斩尽杀绝。而且总统对间谍头子来说只不过是个随时可以踢下台的傻子，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随时随地随意可以被间谍头子斩尽杀绝，而沃尔夫做位子34年到苏联倒台为止，十足是个皇帝，可以做到驾崩，哪怕是柏林墙敌对西德的总统都被他玩的团团转，不要说民主德国的任何人当然包括了任何今天的奥运冠军，超级模特，歌星，舞蹈明星，诺贝尔奖得主。
克格勃S局第12处那样的生物战炸弹装置就更加奇特了，恐怕全欧洲，美国的情侣去什么地方谈情说爱如果是要长命百岁的恐怕要问过布置炸弹的克格勃，不然什么时候不小心打滚撒欢的时候触发克格勃的微型原子弹！

前苏联克格勃间谍曾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领土内偷偷屯集弹药、通讯设施，甚至微型原子弹！

根据米特罗欣提供的绝密材料，前苏联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重要的目标———政府机构、水坝、城市供水系统、电网、弹药库制定的具体详细的攻击措施。米特罗欣曝光的其中一项克格勃绝密计划是：在纽约、华盛顿或者其它重要的美国城市，白人与黑人社区交接处制造恐怖爆炸事件，从而引发美国的种族冲突，给美国社会造成总体混乱！

最令人震惊的是，克格勃间谍在六十～七十年代曾经秘密勘察了美国和西欧数千处潜在的战略目标，比如说电站、输油管和其它基础设施，并且在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场所埋设了大量的炸弹！这些炸弹多数至今仍在这些目标附近。

在美国，克格勃的潜在攻击目标遍及全国，其中被列为头号攻击目标的是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勃到加利弗尼亚哥斯达米萨的一条输油管；第二个目标是蒙大拿州的亨里·豪斯拦河大坝，因为一旦这个大坝被摧毁的话，纽约州的电力将彻底被毁。

米特罗欣的绝密材料还包括克格勃如何在美国一些秘密场所隐藏武器、无线电台和钱财的计划。但美国有关当局从未发现这些藏宝地。
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美国情报部1996年初将其中克格勃和德国有关联的所有情报转交给了在科隆的德国安全局。　　到了1997年7月，在奥地利又一次透露出了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里的一些情况。奥地利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一份克格勃文件，这份文件在1963年被藏匿在萨尔茨堡郊区的一个死信箱里，它为寻找一个代号为GROT的秘密武器库指明方位，该武器库里藏有地雷、炸药和雷管，以备武装破坏活动所需。这份文件这样写道：　　从萨尔茨堡市出来沿沙勒莫瑟·豪普茨拉塞大道走上158号国道，在离市界8公里处，巴特伊施尔--格拉兹方向前进，那里有一个大石桥横跨山谷。在到这座桥以前，离开国道，向右转向一条沿山谷通向埃伯纳的地方公路；然后继续前行200米到达公路左边金属护栏的尽头。在到达金属护栏尽头之后，马上向左转沿与路标相反方向的一条乡村路前行。武器库就位于离公路和乡村路岔道050米处（约60步）…… 　　虽然这家奥地利媒体并未指明这份文件的出处，但它却是来源于米特罗欣抄录的档案。这份文件还表明在1964年维修公路时，武器库的人口被盖住了，地表也被抬升，周围环境也改变了。克格勃决定不再打开GROT武器库并将之转移位置。奥地利当局在1997年企图找到这个武器库的努力也告失败。米特罗欣的手稿表明与此类似的克格勃武器库和电台掩埋点散布在欧洲和北美各地，有的周围还设有陷阱。

上面提到的地方要长命百岁就千万不要去，不过那些人会去呢，比如美国好莱坞明星拍电影，福布斯500强大企业要在上面提到的国家修建任何工厂，拍任何电影总之要动土的全部恐怕要问过埋炸弹的克格勃，不然什么时候被炸死都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在巴黎时装周上发现这些炸弹就埋在会场下面当真要命，理论上欧洲每个角落都有埋炸弹微型原子弹的嫌疑，也包括每个人家下面，至于苏联为西德乃至于每个国家印制钞票的工作岗位对从事的人来说恐怕也符合长命百岁的要求，苏联自称共产国际，苏联的征服世界自然包括了任何国家，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只有德国这样的优等民族才会把征服世界计划想的如此周到连钞票都印刷好了，从民主德国国防部的档案中发现，30万接管联邦德国的官员的身份证材料已印制成册，甚至取代联邦德国马克的货币也已印制完毕。那作为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制定者是不是应该考虑先拯救芭蕾舞明星还是超级模特，要不是男高音明星呢？或者是整个芭蕾舞学校？
总之整个欧洲，美洲，感觉没有考虑那里那里就会灰飞烟灭的了，当然不包括上面提到的法国国礼工艺品大师一家，他们离开居住地都要向专门官员特别申请的，出什么事当然和在任法国总统撤退时间差不多了，而法国总统不是终身的，那些法国1968红五月闹事的法国学生什么时间被解雇，明天去那里去死都不知道，做上总统获得撤退待遇的更加寥若晨星，还是做工艺大师的稳妥。事实上这就是战略计划制定者最头疼的要求，你也可以知道那里可以不拯救，那里就是可以被牺牲杀死，不可以长命百岁的。那些不知道苏联要把欧洲，美洲整个炸平的白痴示威学生全部都该被辗压成为碎片。
而苏联对东欧的占领当然不是白白让苏联人进去的，对这些东欧人来说，苏联必须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苏联的矿产提供给东欧人活命的，否则东方阵营休想存在一分钟。那样反对苏联控制东欧的人自然会被斩尽杀绝的了，而东欧无疑和苏联那样那些没有干革命的全部斩尽杀绝，活下来的人全部是和干革命的通婚过的有八竿子打的着关系的人了。当然按这样的模式计算，几十年后，暴力精英就会发现，满眼都是兄弟，八竿子打的着的亲戚，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杀手，而苏联阵营内的这些个亲戚朋友，又全部每天要吃饭的，那苏联只好解体了事，一切恩怨情仇一笔勾销，不在为这些穷亲戚负任何责任，我的意思是，苏联那样的国家成立的时候，你可以按梁镇指数的多少，决定要加入的阵营，类似于上面提到的荷兰犹太人写的《和中国人做生意红宝书》那样，在中国广州的造反派也就是暴力精英被荷兰犹太人精心布置的圈套有如时钟般精确的认为按《和中国人做生意红宝书》做的外国人是阶级革命兄弟，把财富大笔一挥给了外国革命兄弟出去支援革命，结果荷兰犹太人写书来笑自己，后来革命结束，自己被人踩下去，还不如一开始就给那些袁隆平那样的发明家，只不过可以说袁隆平水稻的研制成功没有任何可预知性可言，可以说如果不是在1973年出现他发明的水稻农业革命，文化大革命无疑会继续把袁隆平和其他任何知识分子有如时钟般精确的全部碾碎。和柬埔寨知识分子的下场差不多。可以说中国的暴力精英可以对袁隆平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说；“你无论这辈子有什么成就都该有我的一部分好处，因为如果不是我没有把‘一拳打死一匹马，一脚踢死一头牛’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万人敌调来批斗你的话，阁下早被他们一根手指头就从肉体上消灭了。”而被调派来拔秧苗的可以说杂交水稻的成就100％建立在他没有把水稻斩尽杀绝，还剩下五根秧苗的基础上，以他当时的势力当然可以这样做的。事实上，历史上技术精英一切工程师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暴力精英的奴隶，放弃一切参与暴力精英政治斗争的权力，专心搞发明。我们可以设想的最理想状态是；可以说全世界其实应该把镜头盯住袁隆平这样科学家的实验室，一旦研究失败，那些被暴力精英用枪瞄准脑袋的人可以安心的乖乖去被杀死了，因为没有他们生存空间（也就是梁镇指数）了。

你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了吧；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我就是把100年来一切“高压线”做成统计列表，让各位可以看的明白。让各位可以活的到长命百岁，但是有些例子实在极端的让人吃惊；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侦行动受到了苏联的电子干扰。1975年11月，基辛格告诉多勃雷宁称，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由于长期受到针对大使馆的电磁辐射，已经身患白血病。在莫斯科的授意下，多勃雷宁大使回答说，美国大使馆周围的电磁场并没有超出苏联的健康标准。多勃雷宁声称，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曾私下告诉他，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基辛格的抗议没有能够阻止“发端”和“试验”侦听行动的进一步扩大。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美国驻苏联大使被苏联的窃听器激发白血病也就是血癌，这样的差事简直不是人做的，东徳人快乐的例子里如果发生在其他地方会怎么样呢？按古希腊斯巴达的例子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 “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
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２０００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
如果是斯巴达人就可以说；“我可以参加你们的‘克里普提’行动去杀死沃尔夫那个希洛人吗？昨天我已经把他打的遍体鳞伤，沾满沃尔夫鲜血的皮鞭就挂在我家最显眼的地方，要看吗？”
至于印度教的就更加特别了，被逮捕无疑是“刹帝利”国家官员阶层去和其他更加低下阶层之间发生的事情，永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的阶层婆罗门上面，因为不同的阶层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甚至不会在一个房间里出现，也不会一起走路，苏联那样一起吃饭坐车企图密谋这样的诬陷怎么样也不会赖到你的头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有人来敲门。因为敲门的根本不敢走近你所在阶层的社区，否则立刻会被杀死。所以等级隔离制并不是如那些愚蠢的文学大师说的害人而是其实可以对特定职业群体起保护作用，使一切梁镇指数到达上限就马上产生杀死一些人的需求有如时钟般精确的只会去杀死某些特定阶层的人，对其他阶层没有任何形式的伤害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些不被伤害的阶层的人就可以了。
http://bbs.icxo.com/viewthread.php?tid=151267&highlight=%C9%DD%B3%DE%CA%C7%D2%BB%D6%D6%C3%C0%B5%C2
对其中一些概念有详细解释。
上面的文章如果读完了，你恐怕就会对我们的现实世界有更加清楚的认识了，当然不是为了让你更加危险，而是让你更加安全，更加可以安全的长命百岁。你可以统计汇总一下，上面那些职业成为了他人屠戮的对象，不论你接不接受，那些在我们已经接触到的世界企图向我们竭力证明（或者确切的说是企图欺诈我们）看来非常受我们推崇（确切的说是如果不做推崇他们的表示，可能会为此掉脑袋）的家伙在我上面收集的情报却显示他们在克格勃这样的人面前根本就是些和臭虫差不多的废物，如果我们推崇他们无异于在克格勃面前低人一等，甚至随时和他们一样要冒随时被克格勃杀戮的危险，和上面那些愚蠢的职业那样一个水平的话那里可以长命百岁的呢？有心人可以统计上面提到的职业几乎千奇百怪，无所不包。从诺贝尔奖得主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美国总统即使在当选前就被盯上了，简直可以把美国总统当期货来炒，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戏剧里，千金小姐花园赠金，贫穷书生高中状元，衣锦还乡天子赐婚，的故事套路。只不过克格勃的例子可没有这样望夫成龙的浪漫。

苏联情报机构曾精心策划招募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万斯当间谍，但没有成功；也曾密谋把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格尼尔·勃列兹斯基招到克格勃的麾下，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克格勃在里根成为美国总统5年之前就开始研究如何“修理”他！

而剑桥大学居然早就成为间谍横行霸道的势力范围，如果不幸在剑桥大学被克格勃看上，拒绝的下场恐怕不用我多说了，如果是个在铁幕阵营里的到底什么样子的人才会长命百岁呢？最特别的是高尔基居然有个随时可以踩死他的克格勃女朋友，那看高尔基作品的到底是什么货色呢，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里每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有任何值得我们推崇学习的地方吗？何况我已经说明如果不是发明了密集种植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也就是梁镇指数的话，一切识字的知识分子将会有如时钟般精确的被全部杀死。那么如果你还为这样的一文不值的家伙再付出任何东西恐怕真是天理不容。
那是不是没有任何给人安全感的职业了呢？发明家也就是技术精英应该还是安全的,而我们看到暴力精英克格勃在上面的例子里出尽了风头，几乎可以说把整个世界踩在了脚下，但是这样符合他们或是我们的最大利益吗？克格勃几乎可以以“打遍天下无敌手”来自居，我们恐怕都会对他们闻风丧胆，落荒而逃，当然这要求我们有能力识破他们的真实身份，问题是对于以窃取情报和暗杀为己任的间谍来说这样的要求完全不切实际。问题在于这样的间谍老爷是不是真的“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不是可以让全世界一切都对他们避之惟恐不及呢？恐怕绝症不在其中。而偷窃来的技术恐怕可以简单到和上面提到的玻璃搅拌技术那样简单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研究就可以发明出来那样简单，那样间谍的偷窃简直就是在错误的逻辑指挥下的多余行为。间谍冒生命危险偷窃的技术被特权官僚窃取了，在上面的例子里特权官僚可以被间谍们随意斩尽杀绝的。如果间谍们认识到这一点故意延误偷窃的时间，把特权官僚
斩尽杀绝之后再把技术拿来自己国家推广，无疑就可以彻底统治接管整个国家的了，何必让那些只会骑到自己和人民头上的骗人的特权官僚继续100％以自己辛苦偷窃的技术狐假虎威。以克格勃的威力有什么办不到的，如果那些整天爱听特权官僚吹牛的人民反对呢？他们本来就没有任何自由思考的权利，特权官僚吹牛的时代他们就不能看作人，只不过乖乖的把克格勃偷窃来的技术拿去投产罢了，现在只不过还原本质少了个多余的特权官僚阶层罢了，减少了无谓的资源浪费罢了。
如果极端些的话，克格勃们完全可以和技术精英通婚，也就是使用中国古代武侠里的，“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方式进行技术的传播，这样的做法可以说间谍们可以把技术精英变成自己和自己子孙后代的摇钱树，谁知道技术精英会不会继续发明东西呢
，如果有也会成为间谍们也就是暴力精英的家庭财产，也可以说就是梁镇指数可以有如时钟般精确的给技术精英和暴力精英的子孙后代提供生存空间的了。那样的暴力精英也就可以以“盖世太保”这样威风盖世的名字来命名的了。和上面提到的才研发出来就比窃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技术相比。最终，一切技术将以这样的方式传承，因为如果人人去偷窃，那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在发明了，而这个世界唯一的发明家在做什么，全世界当然只能100％围着他转动的了，毫无疑问只有不容易被窃取的技术和技术传播方式才会获得投资，那样以盗窃为生的暴力精英将无事可做，完全只有和技术精英严密合作的盖世太保才能幸存。以上面那些钻天洞地，无所不能的间谍，暴力精英来说，有什么困难的，谁又敢阻止。
最终，可能将会在世界上出现一个超越国家而存在的统治组织，也就是盖世太保和技术精英组成的统治集团，以“传子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的方式进行技术的传播，并精确计算每个发明可以提供的梁镇指数，并严格按照梁镇指数的大小决定让多少人生存。梁镇指数，在上面说明了，可以计算出任何技术发明可以为多少人提供生存空间，也就是保证多少人可以活命。而且梁镇指数是可以超越国家而存在的，在现在可以为间谍计算某个技术的出现可以为多少人提供生存空间，从而不需要把他们杀死；那些技术扩散到那里可以对那里的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而迫使使你的间谍头子不得不发出要你窃取这个技术命令的需求；那些人通过掌握那些技术不能杀死他们否则会使技术失传后果不堪设想，是不会被杀死的；总之任何技术对人类社会将会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影响统统在梁镇指数的精确计算之下了。你无需再效忠任何国家和任何组织，只需要为梁镇指数大的技术效忠就可以了，有了梁镇指数，还怕没有活人，至于那些活人以什么方式生存，采用什么政治制度，组成那种国家全部可以由梁镇指数控制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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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64年制订的一个想定，在遭到“帝国主义分子”袭击后，华沙成员国部队将使用131枚战术导弹和炸弹来摧毁北约武器和西欧的政治和通信中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随后将立刻穿过核放射地带，占领西德的主要城市纽伦堡、斯图加特、慕尼黑。华沙成员国部队将在第9天攻占法国东南部的里昂。

揭秘苏联新世界大战计划：用三百核弹摧毁西欧

　　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披露的冷战档案证实，苏联和美国一样，也为随时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战争计划数易其稿，直到 1986年，即柏林墙倒塌前三年，还在不断完善。按照苏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设想，苏联将先对欧洲发动大规模核打击，然后再从地面进攻德国和法国南部。

　　用太阳能熔化纽约

　　1947年，苏联国防部长会议通过了第874-301号政令。该政令强调，现有500万规模的苏联红军虽可压缩30%左右，但必须确保在“爆发全面反苏维埃战争”的头10天内恢复到1100万人规模，苏联国内及东欧地区应保留能武装70个集团军的武器。该政令充满了“变西欧为战场”的味道，它要求红军战士必须忍受“像法西斯一样凶残的敌人使用非人道武器”，以坦克、火炮和轻型战术轰炸机组成的突击集群沿易北河向西攻击前进，“只要燃料不断，弹药不完，（红军）向西的进攻绝不停止。”

　　实际上，该方案反映出苏联实力尚处下风的“防御性心态”，即当美国将原子弹扔到自己头上时，苏联同样要把战火烧到敌方领土上，哪怕只是美国的盟国土地。有意思的是，当时苏联轰炸机尚飞不到美国本土，于是为苏联服务的德国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看来是天方夜谭的设想，将一面聚光镜送上太空，将收集到的太阳能集中输送到纽约，从而将纽约化为灰烬，苏联政府非常重视，甚至组织专门委员会加以研究。

　　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了其第一颗原子弹，不久，在远程轰炸机和弹道导弹研制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这使得苏联逐步建立起一支能对美国本土实施攻击的核力量。

　　三周会师法国土伦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军事实力开始赶上美国。1970年苏联核洲际导弹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而以装甲突击集团为主体的苏联常规力量也对北约军队形成明显优势。这种“双优局面”使得苏联大战方案转向“积极进攻”。

　　1977年1月，被任命为华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苏联元帅库利科夫主持新的华约总体战略编写工作，这实际上为苏联乃至华约参与第三次世界大战定下基调。根据资料显示，核心目标为“一周渡过莱茵河”的大战方案要求以驻德苏军集群与17万民主德国人民军担任中央突破，随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沿苏台德山区直插“北约突出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3天内拿下联邦德国首都波恩和工业中心斯图加特，7天后饮马莱茵河，然后经阿登山脉与低地国家，直捣法国巴黎。与此同时，由苏联喀尔巴阡、敖德萨军区及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组成的南翼集群则强行穿越南斯拉夫国境，占领意大利，摧毁位于那不勒斯的北约南欧司令部。最终，这两支红色劲旅会师法国里昂，然后华约部队继续朝比利牛斯山方向进发，整个过程不超过3周。按照战役要求，苏联北方、波罗的海与黑海舰队将粉碎北约在丹麦海峡和土耳其海峡的封锁，切断欧洲大陆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并达成华约沿地中海一线迂回包抄北约侧翼的战役目的。

　　在一张与该计划有关的地图上，苏军将领还预防性地标示出华约和北约之间展开“核弹投掷竞赛”的方位。苏联确信北约一定会首先发动核打击，核突袭将集中在易北河至波兰维斯瓦河沿线地区，将波兰一分为二，以使进攻的苏德联军与维斯瓦河东岸的“第二梯队”失去联系。在地图上，苏军将领以蓝色蘑菇云代表北约核攻击目标，以红色蘑菇云代表苏军核弹的落点。按照这些标记，波兰首都华沙、捷克首都布拉格、民主德国重镇罗斯托克、莱比锡等都将被北约核弹炸平。作为报复，苏军将用320枚SS-20、SS-25核导弹摧毁北约总部所在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重要港口安特卫普、联邦德国主要城市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荷兰哈勒姆等重镇。波兰国防部长西科尔斯基称，如果真的爆发地图上所设想的核战争，波兰将至少有200万人殉葬。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解密文件还反映了华约集团调遣兵力的惊人速度。以民主德国为例，17万军队可以在两小时内实施有效进攻，海军舰艇出海准备时间只需 1小时，后备军事力量组织动员两天内就可以完成。从民主德国国防部的档案中发现，30万接管联邦德国的官员的身份证材料已印制成册，甚至取代联邦德国马克的货币也已印制完毕。

　　以古巴为基地粉碎美军援欧

　　库利科夫元帅牵头制定的大战方案，还吸收了一战时德军“总体战”思想，除关注欧洲大陆战局外，还专门为阻止美国跨大西洋增援西欧设计了详细计划。 1978年9月，苏联货轮秘密将47架米格-23战斗机运到古巴，部署在离美国仅咫尺之遥的圣安东尼奥空军基地。这一度在美国政坛上造成重大震动，许多美国议员认为这些飞机违反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苏美签署的协议，因为米格-23的性能明显超过伊尔-28轰炸机，而后者是双方协议所禁止部署在古巴的。

　　事实上，这些米格战机确实是苏联安插在美国门口的“特洛伊木马”。苏联认定欧战爆发后，美军有能力在7天内沿着西班牙、法国海岸登陆5-6个师的增援部队，14天内输送一个军的人员和装备，一旦美军站住脚，华约的地面进攻将面临难以为继的危险。而能关闭这扇“时间窗口”的关键是苏联如何有效利用战略支点古巴及规模居世界第一的苏联海空军部队。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披露，至少在1989年华约崩溃前，苏联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古巴，但这只意味着苏联希望把古巴用在最后的世界大战中。苏联虽然没能将核弹头运进古巴，但苏联提供给古巴军队的米格战斗机、W级潜艇和科尼级护卫舰都具备投掷核弹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苏联远程轰炸航空兵和前线歼击、强击航空兵以新部署的图-22M、苏-24、米格-27等对地攻击机为核心，编排了完整的阻遏美军登陆欧洲的作战预案。一旦开战，苏联空军的米格-21/23等飞机将在战争打响后1个小时内深入西欧腹地300-400公里，突击北约一线有生目标以及美国驻欧第7集团军指挥部、补给中心等目标，而图-22M轰炸机、苏-24攻击机等组成的远程打击力量则从苏联的极地基地起飞，在密集电子干扰掩护下导航至预定地点，随后分散攻击目标。它们将活跃在东起冰岛、西至阿森松岛纵深达1200公里之间的大西洋区域，利用超音速导弹摧毁美国运输舰队及为其护航的航母战斗群。作为配合，苏联海军的213艘核潜艇将成为“大西洋底的狼群”，借助卫星和长波电台的导航，对遭受苏联轰炸机洗劫后的美国舰队实施“最后的枪决”，届时能够登上欧洲大陆的恐怕只有美国船只的残骸了。

　　根据布鲁塞尔北约新闻处的历史学家彼得?卢尼亚克研究证实，华约直到1986年（即柏林墙倒塌前三年）还在不断完善第三次世界大战计划。但自从 1985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表轰动一时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否定“核战争可以打而且能打赢”的观点，并呼吁华约与北约合力共建“欧洲安全大厦”后，苏联的核大战计划便被打入冷宫，所谓的“修改完善”也成为例行公事。

巨大生态灾难竟是克格勃有意制造？——前苏联克格勃特工抖出惊人内情
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个原本可能永远不为人知的秘密。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发生之后的6个月里，德国、瑞士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型化工厂、制药厂及化工品药品仓库，接二连三发生神秘火灾或者爆炸，酿成了欧洲最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其中尤以瑞士巴塞尔“桑托兹化工品储存仓库”的神秘火灾后果最为严重，一度使莱茵河成了“死亡之河”。从那以后，瑞士调查机构会同欧洲各国警方和情报部门倾尽全力，仍不得其解。

　 14年后的今天———2000年11月25日，德国国家电视台ZDF突然揭开了这起灾难的惊人内幕：是前苏联克格勃的秘密特工制造了这起火灾！

　 ■14年前，那场莫名其妙的化学爆炸

　 1986 年11月1日深夜，瑞士北部瑞法边境莱茵河畔的化工重镇巴塞尔，沉睡中的人们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和凄厉的火警声惊醒。当恐慌的人们向外张望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幕恐怖的情景：巴塞尔最大的化工生产基地———“桑托兹化工品储存仓库”烈焰冲天，整个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滚滚浓烟如同阿拉伯神话中刚钻出魔瓶的妖怪，向天空和城镇弥漫；沉闷的爆炸声一阵紧似一阵……电台电视台发出警告：“桑托兹化学品仓库发生特大火灾，全镇居民立即关闭窗户和大门，配合警察紧急疏散！”就在有些人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令人窒息的怪味开始钻进家里。多数人连外衣都来不及穿，穿着睡衣就钻进汽车往城外跑。当年亲历这恐怖一幕的巴塞尔镇居民藤格尔说：“那情景如同外星人入侵了地球一样！”

　巴塞尔镇居民没法不害怕，着火的桑托兹化学品仓库里满满当当堆放着数万吨剧毒化工制品和原材料。然而灾难还是发生了，它造成了欧洲现代史上最大的环境破坏：熊熊大火在耗掉了13000立方米的消防用水后才被扑灭，但剧毒化学物质和水银却在混乱中被排入美丽的莱茵河。由于瑞士境内的莱茵河是整条河流的最上游，也是发源地，所以这就给整条莱茵河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鱼类死亡，15万条莱茵鳗陈尸河面，堆积如山的死鱼使莱茵河两岸臭气熏天；莱茵河流经各国纷纷宣布进入生态环境污染一级危险状态。环境专家当时就预言，莱茵河此次遭受的生态破坏至少需10年才能恢复（这一估计并没有过分，污染后果至今仍在）。更要命的是，在以后的十多年间，这个地方民众各种怪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区，除了这次化学大爆炸之外，医疗专家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解释理由。

　从那之后，瑞士政府调查机构和化学公司一直想设法弄清这起爆炸事件的原因，但却始终不得要领。

　 ■14年后，德国国家电视台揭开惊人内幕

　 2000年11月25日，德国首都柏林，国家电视台ZDF《东德介入的历史》专栏惊曝巴塞尔“桑托兹化学品储存仓库”爆炸事件的内幕：这起爆炸事件是人为的！是有政治目的的！

　向该电视台抖露这一惊人内幕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和一名东德秘密警察问题研究专家。两人在接受ZDF电视台记者专访时称，是克格勃的秘密特工炸毁了这家仓库，目的是为了转移全世界对6个月前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的注意力！

　 59 岁的文森特·肯尼斯特拉罗，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恐怖行动处处长，他透露说，根据中情局反恐怖行动处掌握的准确情报，桑托兹仓库是东德秘密警察奉克格勃之命炸毁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前苏联政府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苏联最高当局将克格勃负责人紧急召到克里姆林宫，责令其“不惜动用任何手段，在最短时间内消除或至少减轻苏联政府承受的压力”！克格勃负责人返回总部后星夜急商对策，大家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核事故已经世人皆知，想在隐瞒掩盖上做手脚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转移人们的视线；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发生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更大的事故！

　 “桑托兹化学品储存仓库”不幸成为目标。就在克格勃急欲搞清仓库情况时，潜伏在苏黎士一家保险公司里的一名克格勃“鼹鼠”碰巧接洽了一桩业务———为“桑托兹化学品储存仓库” 制订一份应急方案，并且因此还被派到现场勘测。这就让克格勃对这家仓库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

　具体负责此次行动的是东德秘密警察局的AGMS（特别问题工作小组）别动队，这个别动队素以实施爆炸而出名。果然，这个别动队不负克格勃所望，他们成功潜入化学品仓库内部，按图索骥在最致命的部位安放了高性能炸药，成功炸毁了仓库，从而酿成了特大环境污染灾难。

　对于这一惊人内幕，肯尼斯特拉罗表示“绝对可靠”，说这是莫斯科一名克格勃前高级官员亲口向他透露的。德国最有名的前东德秘密警察行动研究专家托马斯·奥尔巴克，也证实了肯尼斯特拉罗的这一说法，并且出示了前东德秘密警察局的部分绝密行动令。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通讯窃听网，一直是人们非常好奇却又无法详细了解的地方。它可能不如中央情报局那么有名，但它的人员编制和预算拨款都比中央情报局多，由此可见它在美国的地位。日前，该机构一反常态，让部分游客进入其总部大楼内的一些部门进行参观，以使公众能更好地了解该机构的职能和作用。

　　9月23日，1．65万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作为第一批游客参观了这一间谍机构。美国家安全局部门繁多，包括无线电和无线电技术侦察局，政府通信、远距离通信和电子计算机设备安全局，科研和试验设计局，计划局和总务局等。当日开放的仅仅是其中的少数几个部门。美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 海登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该机构之所以决定让“局外人”来参观，目的是为了让世人、尤其是美国人民了解该机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作用，说明这个机构的存在非常必要。

　　在所有供参观的房间中，有一间13米高的“消声室”尤其引人注目。进入这间屋子，就像置身于科幻电影当中。只见地板、墙壁、天花板上都竖立着各种各样的蓝色锥形体。美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介绍说，这间屋子是用来测试窃听设备天线灵敏度的。每个锥形体都有它自己的频率，而这间屋子没有回声，只要把受检测天线放在屋子一端的一个基座上，屋子另一端的检测设备立即就能得出精确的结果。

　　占地面积6100平方米的秘密印刷厂也引起了参观者的强烈好奇心。该秘密印刷厂每年要印刷超过1．6亿页的密码册，其中以核密码册最为重要。为了核武器的安全，美国政府规定核武器的密码每个月更换4次。随着密码的更换，密码册也跟着更换。在 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核密码每天更换一次，而该秘密印刷厂也每天生产一批新的密码册。有近1000人有权接触核密码册，他们大多是能直接接触核武器的飞行员、潜艇和战舰的军官。核密码册通常被装在一个密封的塑料袋内，里面充满空气。一旦发现有被人动过的痕迹，该密码册立即作废。

　　除以上职能外，美国国家安全局还负责研制一些装置，用于确保美国的通信机密不被敌人窃取，其中包括一种充当“门卫”的保安装置。该装置能精确地识别使用者的眼虹膜、脸和指纹特征，电脑确认了其中的一项之后，使用者才被允许进入。其中，眼虹膜辨认法是最精确的辨认法。据技术人员介绍，该系统的脸部辨认法可分辨双胞胎的脸部不同特征。

　　美国国家安全局根据杜鲁门总统1952年11月的秘密指示成立，全局共有2．5 万人，年预算经费 120亿美元。该局总部有一流的密码编制家和数学家，并备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国家安全局还拥有遍布世界各地固定的和机动的无线电拦截、定位站及中心，负责协调美国情报部门的电子间谍活动，并同北约国家的无线电侦察和无线电谍报机关进行合作。可以说，它控制着整个美国的间谍卫星网和设在世界各地的监听站。

传闻称斯大林曾派美貌女间谍毒死高尔基
　　有人说她是苏联情报机构安插在高尔基身边的特工，有人说她是斯大林派去监视高尔基的耳目，还有人说她是双料间谍，在为苏联工作的同时，还为英国提供情报。不管怎样，这个神秘的女子是高尔基公开的情人，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和高尔基生活在一起，扮演着高尔基妻子的角色。

　　1936年6月18日，身染重病的高尔基死在她的怀里。有传闻说，高尔基是斯大林下令毒死的，而投毒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叫穆拉的女人。

　　高尔基不是被穆拉迷住的唯一的一个男人。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公认她确实拥有倾国倾城的魅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之下的名人有弗洛伊德、尼采、里尔克、威尔斯、苏联肃反委员会领导人彼得斯和雅戈达、甚至还有斯大林本人。

　　高雅迷人令高尔基一见倾心

　　据俄罗斯电视台制作的《名人的秘密》节目介绍，玛丽娅·扎克列夫斯卡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人。贵族出身，受过良好的教育，冰雪聪明又有远见卓识，再加上迷人的外表，难怪52岁的高尔基一见到她会突然心跳加快。

　　18岁的时候，穆拉（玛丽娅的昵称）嫁给了爱沙尼亚的本肯多尔夫男爵，并生下两个孩子。十月革命后，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回到爱沙尼亚，而穆拉本人则留在了莫斯科：她爱上了英国外交官布鲁斯·罗卡特。

　　其实，罗卡特是一名间谍，“红色恐怖”开始后，罗卡特被捕，随后穆拉也被关进了监狱，但很快被释放：她通过色诱著名的肃反工作人员、捷尔任斯基的左膀右臂彼得斯而获得自由。

　　一无所有的穆拉一个人留在莫斯科。

　　1919年4月，她听说丈夫被打死，于是决定把孩子接回自己身边。但是接来后何以为生呢？

　　于是她来到彼得格勒，让熟人帮她找份工作。当时高尔基正因为缺少一名得心应手的秘书而苦恼不已，于是朋友向他介绍了穆拉。穆拉精通英语，这正好是高尔基需要的，他经常给外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写信，呼吁他们帮助俄罗斯那些挨饿的知识分子。

　　崇尚自由拒绝与高尔基结婚

　　不久，穆拉就在高尔基的家里住了下来。她是个非常称职的秘书，很快就把作家的手稿整理得井然有序。寄居在高尔基家的其他女眷不想做家务时，穆拉就把一切都包揽下来。一次，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从莫斯科来看父亲，见状感到非常惊讶：“终于有了一位女主人，而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主人。”

　　穆拉非常自信地承担起女主人的义务，并很快和高尔基的前妻玛丽娅·安德烈耶夫娜（和情人一起仍住在高尔基家）建立起非常融洽的关系。虽然了解高尔基的安德烈耶夫娜已经明白，穆拉不仅在饭桌后面成为当仁不让的女主人，她在高尔基的心中也已经占据了主要位置，但这两个女人并没有争风吃醋。

　　高尔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首先是一个男人。他深深地爱上了穆拉，而且还知道，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段恋情。他虽然并不是很老迈，但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一叶肺片已经没了，年轻时因为失恋他曾开枪自杀，结果子弹没有打到心脏，反而射中了肺部。另一叶肺片也已经被烟熏得差不多了。

　　当年只有27岁的穆拉绝不是一个淫荡的女子，她从来没有勾引过高尔基。深陷爱情不能自拔的高尔基曾向她求婚，但被她拒绝。因为她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不违背自己的生活准则，把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

　　特立独行周旋于几个男人之间

　　1920年9月，英国著名作家赫伯特·威尔斯来到彼得格勒并客居在高尔基家里。在这里穆拉给他留下了最深的印象。威尔斯回忆说：“她是那样高雅迷人。她是我的翻译。在我看来，她是那么美丽、坚强、迷人。我爱上她了，我苦苦追求她，一天深夜，面对我的哀求，她悄无声息地扑进我的怀抱……”

　　穆拉一直喜欢控制男人的感觉。尤其是像威尔斯这样有影响、有名望的男人。不过，虽然她在感情上背叛了高尔基，但一直到高尔基去世，她都保留着对高尔基的那份忠诚。

　　1920年12月，穆拉准备偷越芬兰湾到爱沙尼亚看孩子，但被边防军发现。在高尔基和她的老熟人彼得斯的奔走斡旋下，穆拉被释放。

　　此时，高尔基已经带着一行人来到柏林，不久，穆拉也来到这里。后来又一起到了意大利索兰托。穆拉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她受到高尔基整个大家庭的热爱和尊重，包括高尔基的合法妻子叶卡捷琳娜·普斯科娃。穆拉把高尔基这个大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大家都觉得离开她不行，尤其是高尔基本人。

　　他对穆拉的爱是强烈而痛苦的。在索兰托，高尔基感到，穆拉和他疏远起来。其实，穆拉仍对那位英国间谍罗卡特念念不忘，她每次去塔林看孩子，总会绕道去伦敦看望罗卡特和威尔斯。这一切高尔基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难解之谜高尔基被情人毒死？

　　1925年夏天，穆拉把两个孩子带到索兰托。高尔基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起做游戏……后来，穆拉又把他们带回爱沙尼亚，并给高尔基写来一封信：“我感到不再爱您了……”虽然很快穆拉就回到索兰托，但一切再回到从前已经不可能。他们之间的裂痕已经产生，而且越来越深。

　　1928年，高尔基决定回国。

　　在苏联国内，人们早就对他翘首以待，斯大林更是对这只举世闻名的革命的海燕寄予厚望。穆拉没有回俄罗斯，然而却冒着极大的风险把高尔基的大量档案、他和形形色色的人的通信随身带到伦敦保存。穆拉确实对高尔基非常忠诚，勇敢地为他保存这些档案，并在临终前将其烧毁，以免落到安全部门手里。

　　高尔基刚回到莫斯科后，当局把他奉若星辰。斯大林把他安排住在一幢豪华庄园里，并斥巨资进行装修。但高尔基住在那里感到很不舒服，他说：“那里的主人不是我，而是莫斯科苏维埃。”他在这里过了5年囚徒般的生活。斯大林对高尔基非常不满：他一直期待着高尔基能写出歌颂他这位苏联人民之父的宏篇巨作，轰动全世界，但高尔基让他大失所望。

　　而穆拉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伦敦，和威尔斯以及罗卡特约会。威尔斯锲而不舍地追求穆拉，并向她求婚，但穆拉拒绝了他，不过他们还是在一起生活了13 年牗1933－1946牘。她经常去爱沙尼亚看孩子，并顺路到莫斯科看望高尔基。这究竟是爱情，还是一种依赖感，抑或是对旧主的忠诚，谁都说不清楚。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威尔斯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不放过任何一个女人。而高尔基是这样一种人，当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世界上不再存在其他女人。”

　　1936年，在高尔基身染重病期间，穆拉从伦敦返回莫斯科，并一直陪伴在高尔基身边。

　　6月18日，高尔基死在她的怀里。有传闻说，高尔基是斯大林下令毒死的，而投毒的不是别人，正是穆拉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苏联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
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在这一时期死去的，还有著
名作家A·M·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决定在这四个人的
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诚然，高尔基不是政府成员，更没进入政治局，但斯大林正
是想把他说成是恐怖活动的牺牲品，因为这将更加激起人民对被告们的愤怒。

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是对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
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情况，苏联报刊都分别作过十分详细的报导，还公布过他们的
主治医生写的鉴定材料。因此，全国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来就
一直患有心绞痛，两人都卒于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当六十八岁的
高尔基病危时，政府曾下令将他的病情每天向全国通报二次。而且，人们早就知道，
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工作。

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公布过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再把他们说成是被恐怖分布
杀害的。然而，连死人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斯大林却可以置之不理。要知道，他有
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姓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
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斯大林对惊愕得回不过神来的克鲁普
斯卡妮的解释。

这绝不是开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篡改并用
虚构去代替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干掉见证人，并在证人席上安个假证人。更重要
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实的鬼本领，并能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斯大林确实具有这
些本事，所以能扫清一切障碍。

不错，政府在几年前确实宣布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是自然死亡。
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就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公告。也能够证
明这些人全死于谋杀。那么，还有什么人曾妨碍这样干呢？是那些为死者治过病的
医生吗？难道他们敢对抗斯大林和内务部？况且，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神话：
正是这几位医生，根据托派阴谋集团头子的密令，谋杀了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
这就是斯大林设下的好计。

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
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
生。

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
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

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
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
“别杀人也别作伪证”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之，既然
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罪行。

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
迫其他两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
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始之前就
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国外
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
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
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
头。

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
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女方对这
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奥夫
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曾救过其
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
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象欣赏一
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
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动和取得
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禁。过
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特尼奥夫”
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
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限外，还要把
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
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
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

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
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
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凶，
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
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当权者欲
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有的
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也曾给斯
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
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处境也
同样毫无指望。

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
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
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

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
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毒念头向
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说，这
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的阴谋。
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
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
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拼命支持
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求，
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待，因为
他们得到过许诺：要想保住性命，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
“真诚悔过”。

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
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
夫一人。

在这场虚构的闹剧中，有关谋杀高尔基的一幕，最能体现斯大林这个伪造家的
天才。

斯大林特别重视如何把高尔基说成是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暗杀对象，这不仅是为
了激起人民对反对派领袖的仇恨，更是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他要让人们
知道，“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
科审判处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此外，斯大林不仅要把高尔基塑造成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力图把这位名
作家说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坚强卫士。这一动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
从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来。例如，列文在解释阴谋家们为什么要谋杀高尔
基时，引用了亚果达的这样一段话：“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高领导心
心相映，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本人。
”对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演说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他（指高尔基）
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
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维辛斯基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友谊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把斯大林和列宁、高尔基
紧紧地联在一起。可惜，这一纽带并不牢靠，列宁的“遗嘱”就是明证，在那里面，
列宁首先就建议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对此，还可以看看列宁那封宣布要
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图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亲密朋友，
不仅是欺世盗名，更是恬不知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法庭上，
公诉人、辩护人、以及被告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
这可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由于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给人们造成这种假象。经过第
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威望一落千丈。人民终于看清了斯大
林的真面目——一个残忍无情的，全身沾满国家栋梁之材的鲜血的刽子手。斯大林
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急于利用高尔基的崇高的道德威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一似
乎后者与他同心同德，并热烈拥护他的路线。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高尔基就因一贯坚持为受压迫者和反抗沙皇独裁的志士
讲话而享有盛誉。革命胜利之初，尽管他与列宁情同手足，私交很深，他仍然敢于
抨击列宁，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上抗议红色恐怖，大声为那些遭受迫害的
“旧式人物”辩护。

高尔基在世时，斯大林就一直拉拢他，企图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所有了
解高尔基的坚强意志的人，都能想象到这一企图是何等徒劳无望。但斯大林不认为
这样，因他从不相信人会有坚强的意志。他常指导海外内务部工作人员，要他们在
侦讯工作中立足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收买之人，只是每个人
的卖价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斯大林一直在讨好高尔基。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这场运
动组织得相当艺术。先是由苏联作家协会，接着发动各种团体给旅居意大利的高尔
基写信，请他回国帮助提高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
起来。孩子们在邀请信中问自己无比热爱的作家：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统治下的
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回到衷心爱戴您的俄罗斯人民中来？

好象是迫于群众自发的强烈要求，苏联政府也给高尔基去了信，热情洋溢地请
他回国定居。政府甚至还答应，只要高尔基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意大利过冬，一切
开销都由国家负责。看来，苏联政府确实十分关心高尔基的利益。

在如此热情的召唤下，高尔基回到了祖国。从他一踏上苏联的国立起，斯大林
便开始实施其讨好和拉拢的计划。在莫斯科市内，为高尔基拨了一幢花园洋房，在
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了两幢豪华别墅。高尔基及其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
品，都象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保障。为了方便
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铁路上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车厢。按照斯
大林吩咐，亚果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高尔基的别墅周围，栽
满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草木花卉。他吸的香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高
级烟。他可以得到任何一本书籍，而不论该书出自哪个国家。高尔基生来就是个谦
逊节俭之人，他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品，可听到的回答却是：全国只有一
个马克西姆·高尔基。

政府也实现了自己关于让高尔基会意大利过秋天和冬天的许诺。从一九二九年
到一九三三年，他每年都去了那里，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
行护理。

斯大林不仅关心高尔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委托亚果达负责对高尔基进行“思
想改造”，力图让这位名作家相信：斯大林在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力所能及地
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高尔基回国的第一天起，亚果达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挠作家同
群众的自由接触。当然，作家还是可以会见各工厂或模范国营农场的职工代表，并
通过他们考察人民的生活状况，但这些会见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高尔基每到一
个工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同他谈话的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宣传骨干，他
们都异口同声地赞颂“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列举劳动群众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
伟大成就，而党委领导们则不失时机地带头高呼：“工人阶级的好朋友高尔基和斯
大林万岁！”

亚果达总是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
考的时间。高尔基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行社用来唬弄外国游客的场面。例如，莫斯
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犯组建的公社，这使高尔基特别
感兴趣。那里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拟定的发言来欢迎高尔基。而
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
斯大林。劳改释放犯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切，今高
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些热泪又向伴随他的内务部人员表明：他们已圆满地完
成了亚果达交下的任务。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使高尔基不得空闲，亚果达让作家去领导一个写作小
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维埃建设高潮”。高尔基还要主办《文艺学
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此外，高尔基还参加了无产阶级
作家协会的工作，而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亚果达的姻亲阿韦尔巴赫。
总之，高尔基回到苏联后，一连数月，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只能沿着亚果达预先为
他铺设的轨道，在一大群契卡人员和为内务部服务的青年作家的簇拥下转来转去，
几乎完全脱离了平民百姓。高尔基周围的人都有一项任务：向作家介绍社会主义建
设的惊人成就和为斯大林唱赞歌。甚至连分配给他的花工、厨师等，也承担着一项
义务：拿着似乎“刚刚”收到的农村亲友的来信，向作家夸赞农民们那越来越美好
的生活。

高尔基的这种处境，与一个外国公使毫无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外国公使有自
己的秘密情报员，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这个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各项事业的真实情
况。高尔基却没有自己的情报员，所以，他只能满足于内务部派来的人所讲的一切。

亚果达知道高尔基很富有同情心，便为之准备了一项特殊活动：每年带他去视
察一次监狱。在那里，一些想争取提前释放的刑事犯被挑选出来，专门向作家汇报
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获释后将如何开始新的诚实生活的打算。陪同高尔基前
去的契卡人员（通常都是颇有演员天赋的谢苗·菲林），总是手拿铅笔和笔记本，
征询地望着高尔基，只要作家一点头，就马上记下那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狱方下达
释放命令。有时候，如果犯人很年轻，所说的话又使高尔基特别满意，作家就会提
出请求，要给这位青年犯人在专供劳改释放犯就业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个工作。

高尔基经常请这些“特赦犯”给他写信，讲述他们是如何开始新生活的。于是，
亚果达的部下又多了一项任务：保证让高尔基收到这类信件，并通过这些信件向作
家展现出一幅幅安居乐业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在高尔基面前，甚至连亚果达及其手
下人也似乎成了心地善良的理想主义者。

高尔基无忧无虑地过了好几年幸福生活，直到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带来了可怕
的大饥荒和悲剧：成千上万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尽管亚果达的人想
方设法地淡化灾荒的程度，但高尔基仍然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他开始发牢骚，
并在同亚果达见面时，公开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这些现象他早就在国
内发现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缄默不语。

不是一九三0 年就是一九三一年，苏联报刊上公布了一则枪毙四十八个人的消
息，这些人被指控实施了导致饥荒的犯罪行为。读罢这则消息，高尔基简直怒不可
遏。他马上找到亚果达，抗议政府嫁祸于人，滥杀无辜。亚果达及其手下人广征博
引，费尽口舌，高尔基仍然不相信这些人确实有罪。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高尔基接到来自国外的邀请，请他出席国际民主作家协会
召开的大会。但亚果达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告诉高尔基，政洽局反对他前去参加大
会，因为该协会部份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抗议苏
联不久前判处了许多人死刑。政治局希望高尔基维护自己祖国的声誉，并警告污蔑
诽谤者好自为之。

这件事，弄得高尔基左右为难。不错，他是向亚果达谴责甚至抗议过政府的残
忍行为，但那是“家庭内部”的谈话，而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保护苏维埃祖国的
声誉，使之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高尔基终于致信
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自己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绝加入该协会。他甚至还补充说，
他确信被苏联枪毙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

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可真是慷慨无比。人民委员会议专门发布命令，表彰高
尔基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国内各企、事业争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莫斯科
苏维埃还宣布将市内最主要的街道特维尔大街改名为高尔基大道。

而斯大林本人却没主动去与高尔基打交道。他一年只接见这位大作家一两次，
而且都是在重大节日之时，他要等高尔基主动迈出第一步，向他“靠拢”。斯大林
了解高尔基的弱点，故意装成十分关心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样子，建议作家出任教育
人民委员。但高尔基托口自己无管理才能，谢绝了这一建议。

当亚果达及其助手们确信高尔基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之后，斯大林就吩咐
亚果达去暗示这位名作家：他若能写上一本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
众所周知，高尔基是列宁的挚友，列宁是高尔基的知己，两人私交很深。所以，斯
大林想借高尔基的笔，来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

为了让自己名垂青史，为了使世界驰名的俄罗斯作家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斯大
林有点急不及待了。他决定赐给高尔基最贵重的礼物和最高荣誉称号，以此来影响
作家以后著书的内容和所谓的基调。

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高尔基被戴上了全世界任何作家都得不到也不敢
奢望的桂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工业城市下诺夫戈罗德更名为高尔基市，下诺
夫戈罗德州也相应地改成了高尔基州。高尔基的名字还占据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尽
管这座剧院得以创建和扬名世界并非由于高尔基的努力，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
涅米罗维奇一丹琴科的功劳。斯大林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恩赐，克里姆林宫里都要召
开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宴席上。斯大林总要频频举杯，祝贺这位“俄罗斯大地的
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朋友”。这一切，似乎证明斯大林一贯向内务
部工作人员灌输的那一观点（“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是何等英明正确。
然而，岁月在飞快地流逝，高尔基却始终没写有关斯大林的书。而且，从他正在写
的作品和创作计划上看，作家毫无为斯大林树碑立传之意。

有一天，我正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波格列宾斯基突然闯了进来。他就是
那个因创办了两个劳改释放犯就业公社而闻名全国的老契卡，他同高尔基有着特别
深厚的友谊。波格列宾斯基告诉我们，他刚从郊外的高尔基别墅回来。

“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啦，”他抱怨道，“无论我怎样劝高尔基，他总是一
味地回避写书的事情。”阿格拉诺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肯定有人“把整个事情
都弄垮了”。实际上，这只能怪斯大林和内务部的头头们对高尔基太缺乏了解，估
计太不足了。

高尔基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真、幼稚。文学家的犀利的目光，使他逐渐
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象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
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东西。工人们那一
张张因吃不饱而削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
（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
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
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一九三二年，他因自己
素来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亚果达。
斯大林听说后，为了打消这位名作家的疑虑，赶紧下令放人，让加米涅夫回莫斯科。
据我所知，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
之苦。但作家却并没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他受沙皇的
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他经常找到亚果达、叶
努启则或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发泄自己的指责，表示自己对斯大林越来越感到失
望和不满。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有大批反对派成员被捕，而官方对此却一字不提。
有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碰见一位陌生妇女，经过交谈后得知，这妇女的丈夫，
是他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妇女请求高尔基帮帮忙，因为她和患有骨
结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高尔基追问起驱逐的原因，才知道她丈
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现已在集中营里服刑满两年。

高尔基立即行动起来。他先给亚果达打电话，后者回答说，没有中央指令，内
务部无权放人。高尔基又找到叶努启则，后者便去请示斯大林。这一次，斯大林却
不愿再“开恩”了：他早就因高尔基三番四次地替反对派成员求情而憋了一肚子气。
他只同意不再驱逐那位妇女及其女儿，坚决拒绝有关提前释放其丈夫的请求。

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到一九三四年初，大概连斯大林本人都
已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书是不可能问世了。

于是，内务部加紧了对高尔基的封锁，只允许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接近
作家。高尔基如果提出想会见某个为“机关”所不欢迎的人，那么，这个人立即就
会被打发出莫斯科。一九三四年夏末，高尔基象往年一样，申请出国去意大利过冬，
却被政府拒绝了。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医生们向高尔基解释说，根据他的健康状况，
最好的过冬地点现在已不是意大利，至是国内的克里米亚。至于高尔基本人的意见，
现在已无须尊重：他这个苏联最大的作家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斯大林才有权
决定一切有关其利弊之事。

俗话说，“羊虽长疥，得络毛也行”，得不到一本书，弄篇文章也好……于是，
亚果达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转达了一个请求：十月革命即到，请高尔基为《真
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内务部头头们深信，这一次，作家总不可能
再拒绝中央的“订货”了。然而，结果却使亚果达大失所望：高尔基再次表现出了
大大超出他们预料的原则性。

在这以后，据我所知，斯大林为了利用高尔基的威望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又做
了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即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被诬陷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并被逮捕之后不久。亚果达向高尔基传达
了中央的指示：要高尔基为《真理报》撰文谴责个人恐怖。斯大林认为，在人民眼
里，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作家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高尔基当然明
白问题的实质。他拒绝执行亚果达传达的这一指示，并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
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后来，高尔基再一次，而且是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发给他出国
护照，让他去意大利。不言而喻，他的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如果让他去了意大
利，他很可能真的要写本什么书，但决不会是斯大林所企望的书。就这样，这位驰
名世界文坛的作家成了斯大林的俘虏，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逝世为止。

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读完之后，
亚果达气得破口大骂，最后又嘟哝了一句：“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
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也没公布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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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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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只看该作者 9 发表于: 2008-08-25

当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接替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时，伦敦情报站已基本上掌握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间谍手中，其活动下降到达了最低点。然而，仅一个月后，克格勃驻华盛顿主要情报站就取得了它战后的一项最大的胜利。4 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司的一位资深官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走进了位于第16街的苏联大使馆门厅，递给警卫一封写给情报站站长斯坦尼斯拉夫。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罗索夫的信。埃姆斯说他最初的目的是想揭露在苏联的3 个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他知道这3 人是由克格勃控制的双重间谍，条件是一次性地从克格勃手中拿到5 万美元。他说后来他才指出了戈尔蒂耶夫斯基和其他20多名真正的西方间谍的身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被枪决了。据华盛顿KR线头头维克多。车尔卡申说，埃姆斯4 月16日的信中，除了2 名双重间谍的名字外，还有2 名真正的美国间谍的名字，其中一人是驻华盛顿情报站他的同事，两个人都被处决了。虽然埃姆斯坚持说他直到6 月13日才出卖戈尔蒂耶夫斯基，但很有可能出卖的时间要早些。 1985年5 月中旬，中心得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即他们委任的驻伦敦情报站代理站长是一名英国间谍，不过还不太清楚这条结论是否是基于埃姆斯提供的情报得出的。5 月间日戈尔蒂耶夫斯基接到一道命令，要他在正式接任情报站长前返回中心进行磋商。他在莫斯科被麻醉，并受到审讯，但他没有认罪。5 月30日戈尔蒂耶夫斯基被释放了一段时间，但处于中心继续监视下。无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他在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人接头时抓获他，或者发现其他证据。戈尔蒂耶夫斯基十分清楚，不论中心能否取得对他不利的证据，都早就决定把他作为一名英国间谍处决。然而在7 月20日，戈尔蒂耶夫斯基躲在英国秘密情报局一位官员的汽车行李箱里穿过芬兰边界，成功地逃出了苏联，他是在苏联历史上唯—一位在克格勃的监视下逃跑成功的人。10月，被戈尔蒂耶夫斯基指认的31名苏联情报人员都被驱逐出伦敦。
1952至1986年，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由马库斯。约翰内斯。“米沙”。沃尔夫领导，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个情报头子。沃尔夫是希特勒掌权后被迫逃往莫斯科的一名著名德国共产党医生兼作家的儿子。由于他忠诚于斯大林主义因而受到克格勃的信任，并由于自身的才能，在三十岁生日前不久他被任命为东德国外情报局局长，1947年，他告诉他的朋友沃尔夫冈。莱昂哈特，东德共产党员应当放弃党章中规定的沿“独立的德国道路”奔向社会主义的想法。当工作于党中央书记处的莱昂哈特告诉沃尔夫他错了的时候，沃尔夫回答说，“还有比你中央书记处更高的当权者呢！”此后不久，在莫斯科的 “更高的当权者”果然取消了关于“独立的德国道路”的说法。沃尔夫为人虚伪，从未吃过亏，在退休时他夸耀说，“即使是我的死敌也会承认，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是欧洲大陆能力最强和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无论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中占首位。它是北约主要的战略桥头堡，在西德可以观察到大量集结的敌对军事力量；西方盟国驻西德的武装部队（包括德意志联邦国防军）总计近百万人。这种状况表明联邦德国不同于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该军事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联邦德国国内，原子能、航空、火箭、电子、化学和生物等领域内的军事科学研究正在加紧进行。正如克留契科夫的指示所述，虽然西德的排名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它已成为克格勃X 线行动的主要欧洲目标。1980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收到的科技情报中， 6 1.5 ％来自美国情报源（不是全部在美国国内），10.5％来自联邦德国，8 ％来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可能是一个罕见的年份）半数以上由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获得的情报来自其盟国的情报机构，其中主要是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德国最大的电子公司西门子公司是T 局在联邦德国的主要目标。公司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中有克格勃在东德吸收的特工理查德，以及至少两名苏联间谍——赫尔穆特和卡尔。赫尔穆特并不知道他是克格勃间谍，还以为自己是在为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工作。像其他西方公司的情况一样，从西门子收集科技情报比在苏联，特别是民用经济部门更容易。克格勃总部猜疑心特别重，他们担心偷来的西门子计算机被安上窃听器或做了别的手脚。克格勃一局十五处（注册与档案）计划在一台西门子计算机的卡片存储器上贮存300 万人的信息。由于中心害怕计算机上有某些苏联专家无法测出的暗置的设备，所以一直将计算机藏在贮藏室里未开封达五年之久。最后，不得不用不太先进的东德计算机。除了得益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联邦德国广泛的科技情报行动外，克格勃自己的X 线间谍几乎遍布整个西德的高技术领域。除了在西门子公司的间谍外，米特罗欣的记录还披露了二十九名具有不同程度重要性的间谍，他们之中有的在一些主要的大公司里工作，如：贝尔公司，迪纳米特。诺贝尔公司，梅塞施米特和蒂森公司等。这些间谍活动的绝大多数案例从未受到起诉。仅有的一例是曼弗雷德。罗奇（代号埃米尔），他被T 局的一名法国间谍出卖。联邦德国最大的武器工厂梅塞施米特一波尔科一波隆（MBB ）的计划部主任罗奇出卖了北约的许多秘密，如“旋风” 式战斗轰炸机（由MMB 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制造）；“米兰”反坦克导弹以及“霍特” 和“罗兰”地对空导弹等。罗奇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高级间谍，他用缩微信息与指导员联络。他的伪装也是无懈可击的。当他生活在慕尼黑郊区一个异常普通的几乎是死寂的平静家庭里时，参加了保守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在巴伐利亚地区选举中任基督教社会联盟候选人。米特罗欣有关埃米尔的简短记录表明，早在1954年他装作难民离开东德前就已被克格勃收买。因此，罗奇可能是东德帮助安插在联邦德国的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他1984年被捕，1986年被判八年半监禁，但一年后和一名长期单独监禁的东柏林医生交换。他和妻子一起住在一幢豪华的东德湖边别墅里，但罗奇仍依恋他的西方生活。没有几个月，两人又回到他们慕尼黑附近的别墅里，反感的邻居们对他们很冷淡。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和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办公室里放满了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用剑和盾装饰的契卡纪念牌，还有其他小饰品，这些都是在民主德国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官员们为庆祝反对联邦德国的行动的成功而举行的联欢会上送的。然而，自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和克格勃之间近40年的合作——在苏联集团中最为成功的（虽然形式上确切地说是单方面的）情报同盟，却以东德指责莫斯科背信弃义而告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崩溃后，当前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的官员们以及害怕在西方被告发的间谍们向克格勃请求帮助时，大多数人得到的却是来自克格勃困惑的沉默。1990年10月22日沃尔夫写信给戈尔巴乔夫：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胸前佩带着一大堆你们颁发的勋章。你们说我们为你们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在我们需要的时刻，我想你们不会不帮助我们吧。可是，戈尔巴乔夫正是这么干的。沃尔夫曾向他呼吁过在同意德国重新统一前，必须对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及其国外情报机构来一次大赦。但戈尔巴乔夫拒绝了。沃尔夫痛苦地说，“这就是苏联人，他们最终还是出卖了四十多年来为加强苏联在欧洲的影响而工作的东德朋友。”
冷战初期，克格勃巴黎情报站似乎还是为影响西方舆论和舆论界人士而制定的积极措施的最成功的推动者。1947至1955年间，情报站资助出版了一系列伪造的回忆录和其他宣传著作，其中有：曾与德国人在东线作战的安德烈。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伊万。克雷洛夫”的《我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职业生涯》；发表在《十字路口》周刊上的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伪造书信，铁托在信中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赝品的主要作者是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他是在巴黎定居的一位苏联前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的有些作品，包括两本由子虚乌有的侄子写的关于斯大林的书，其缤密程度甚至瞒过了像E.H.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后者在1955年为伪造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记事录札记》撰写了一篇前言。别谢多夫斯基的欺骗活动后来被1946至1948年间任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站长的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揭穿了。此人后来被任命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于1959年成立的第一个专业化假情报部门——D 局（后来的A 局）的局长。战后的克格勃巴黎情报站实际上还有它自己的新闻周报，即专门关注国际关系的《国家论坛》。《论坛》周刊由安德烈。于尔曼在苏联的补贴下创建于1946年，它的订户包括法国政府机关和外国使馆。于尔曼公开否认与法国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除了收集情报外，克格勃巴黎情报站还不间断地在大力实施积极措施。在1961 年的年度报告中，该情报站自豪地报告说，它负责炮制了230 篇报刊文章、11本书和小册子，促成了32次议会质询和声明、9 次公众集会，并散发了10种海报与传单共1 4000份。除了《国家论坛》的主编安德烈。于尔曼（代号杜兰特）外，情报站有影响的间谍还包括至少两名社会党政治家：吉尔贝和德罗姆。吉尔贝（后称吉莱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于1955年发展（代号罗特），据说与后来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关系密切。克格勃与吉尔贝的接触始于一年后。德罗姆最初接受克格勃培养是在1959年，他于1961年被发展为间谍，并在以后的12年中定期获得1500 法郎的月酬。在戴高乐任第五共和国总统的十年间，巴黎情报站最雄心勃勃的积极措施是资助一家新的新闻社——科学、经济等政治信息中心。该中心由新发展的克格勃间谍（代号佩切林，后称马松）皮埃尔一夏尔。帕泰于1961年成立。此人是一名记者，是创办了帕泰新闻影片公司的影业巨头、百万富翁的儿子。他首次引起情报站的注意是在两年前出版了朴素的亲苏联的《苏联现象札记》以后：斯大林主义的残暴性只不过是一种幼稚病。苏联的胜利是正确的历史进步观的胜利。苏联——社会发展最先进阶段的新思维实验室——将超过庞大的美国。从1961至1967年，克格勃每月支付给帕泰6000法郎，以便由他的中心出版一份新闻周报（代号评论），它既可订购，也免费寄给政界、商界、新闻出版界和外交界的舆论制造人士。在第五共和国初期，帕泰和巴黎情报站其他有影响的间谍实施积极措施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法一美关系，促进法一苏和睦并使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萨尔一德米歇尔报告了所有这三条战线的进展。作为克格勃间谍，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65年3 月访问莫斯科，进行向苏联出售法国塞康制彩色电视的谈判。当时他告诉他的指导员说，戴高乐希望于次年访问苏联。他声称，戴高乐并不在意法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且告诉他说：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欧洲的一个大国。不管共产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如何，俄罗斯人民的优秀品质始终保持不变。目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把这个巨大的多民族联邦团结起来的纽带，不过，起主要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至于德国统一，苏联是坚决反对的，而戴高乐也希望尽可能推迟它：“越晚越好。”毫无疑问，兴高采烈的中心把萨尔一德米歇尔的信息上报给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克格勃认为情况仍不清楚，是爱丽舍宫请萨尔一德米歇尔试探莫斯科对国事访问问题的意见，还是他知道戴高乐的愿望而自作主张。不过，中心声称，戴高乐决定法国与北约保持距离并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这大部分是它的功劳。1966年3 月，法国退出了北约联合司令部。三个月后，戴高乐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国事访问。事实上，克格勃对这两项决策的影响都不大。自从美英在第五共和国之初拒绝了联合法国在北约总部建立三大国主导制度的提议后，戴高乐就越来越想使自己与北约保持距离。他利用苏联作为筹码对抗美国影响欧洲的企图要追溯到他在战时作为自由法兰西领导人时的岁月。当时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不愿跟他平起平坐。在访问莫俾科期间他对勃列日涅夫说：“啊，总书记先生，真高兴我们有你帮助我们对抗美国的压力——正如我们很高兴有美国帮助我们对抗来自苏联的压力一样！”但是如果说——与中心自我吹嘘的相反——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并未决定戴高乐的对外政策的话，那么它们至少在加深他的信念——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气氛日益淡薄的传统大国——方面还是起了一点小作用。戴高乐就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向法国内阁做的报告，与萨尔一德米歇尔表述的观点如出一辙。戴高乐宣称，苏联正“从意识形态建国向专家治国转变”：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是一名共产主义斗士或党的颌导人”，我就不跟他说话……如果撇开他们的宣传言论来看，他们正在执行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转变法国公众舆论可能有较大影响，尽管无疑是非决定性的影响。根据戴高乐国事访问之后的民意调查，35％的法国人对苏联抱有好感（相比之下两年前为25％），只有13％的人怀有敌意。对美国抱有好感的人从1964年的 52％降到了1967年初的仅22％，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越南战争造成的结果。在前些年取得表面上的成绩后，巴黎情报站认为继续资助帕泰的科学、经济及政治信息中心已经没有意义了，自1961年以来已经在它身上花了436000法郎。于是关闭了该信息，周报也停止出版了。不过，帕泰继续从事有影响的间谍工作，用 “夏尔。莫朗”的笔名定期在全国性报纸上发表文章。自1967年1 月至1979年6 月，他总共收到了218400法郎的工资，外加68423 法郎的活动费和奖金。
1973－ 19 75 年间经挑选给予新年礼物的11名法国间谍，使人们对克格勃及其巴黎情报站对他们在法国的主要家底的看法有了深刻了解。 70年代中期克格勃评价最高的，同时也是服务时间最长的间谍是30年前发展的外交部译电员茹尔（代号耶利塔），他被单列出来给予最高奖金。1968－1973年间，他提供了有关法国驻莫斯科使馆以及北约总部的密码情报，使第16（技侦）局得以破译大量的外交通信。1973年，茹尔被派往法国驻外使馆，克格勒与他的联系通过那儿的死信箱维持。茹尔提供的情报很可能有助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2 月对安装在法国驻莫斯科使馆的新式电传打字机的窃听。值得指出的是，这些打字机在通过铁路运往莫斯科的途中有48小时无人看管。在此期间克格勃秘密地给电传打字机装上了窃听器，在以后六年多的时间里它们向克格勃发回了进出使馆的未加密的电文。窃听行动的指挥者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马斯洛夫被授予列宁勋章，后来被撬升为为第16（技侦）局局长。由于茹尔和马俾洛夫的功劳，1983年以前，中心得到的法国对苏政策的情报比法国的任何北约盟友得到的都要好得多。
A 局捏造了一份据称由一个（子虚乌有的）法国亲以色列集团散发的假文件，声称这位女士是被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报复吉斯卡尔数年前担任财长时参与迫害犹太金融家而杀死的。中心不可思议地对整个荒唐行动感到骄傲。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吉斯卡尔以不到2 ％的多数票击败了密特朗。没有证据表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结果有哪怕是极小的影响。 70年代中期／世界报》（克格勃的代号为“信使”）因其所谓的左翼反美倾向卷人了一场论战。主要的保守派批评家雷蒙。阿龙，指责《世界报》把美国空袭北越与纳粹战时的凶残相提并论，但同时却对苏联践踏人权不愿进行严肃详细的批评。索尔仁尼琴受到的待遇尤其不公正，他的《古拉格群岛》是践踏人权的最好的书面证明。1975年7 月／世界报》就索尔仁尼琴在美国的一篇讲话进行歪曲报导，诽谤他是纳粹的同情分子：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上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与苏联联合对抗纳粹德国感到遗憾。无独有偶。上一代西方人，如（大法*）皮埃尔。赖法尔有着同样的思想，而且有人，如法国法西斯分子多里奥和德亚，还把纳粹作为解放者来欢迎。两个月后，《世界报》——同样不准确地——报导说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发出的访问智利的邀请。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诽谤是克格勃散布的。不过，这两件事为与克格勃在西方新闻报刊上散布的假情报完全一致。1976年／世界报》编辑部的一位前成员米歇尔。勒格里俾撰文详细分析了他认为持有同样偏颇观点的亲葡萄牙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报道。对《世界报》70年代报导的偏颇程度至今仍有争议，对它更乐于谴责美国而不是苏联政策的说法也有争议。不过，克格勃档案为《世界报》的评论者的亲苏倾向提出的指责提供了某些支持。米特罗欣有关克格勃与《世界报》联系的笔记表明，两名高级记者和数名撰稿人被利用，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不经意地传播了克格勃的假情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声称曾影响过《世界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例如：美国对伊朗和拉美的政策、美国建国200 周年、美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危险性、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威胁、美国制造中子弹的计划、东西方紧张关系以及阿富汗战争起因，等等。
米特罗欣的笔记指出了该社1956至1980年间被招募的六名间谍和两名绝密联系人的身份。其中最老的间谍兰恩是1969年被商人德拉贡打着假旗号发展的，他每月得到1500法郎，据称是意大利“好利公司”给的，对方渴望获得法国国家政策的内部信息。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任期内，克格勃启动的最大胆的积极措施很可能是其影响间谍皮埃尔一夏尔。帕泰（马松）发行的双周快报《综述》（代号卡克蒂斯）。 1976年6 月，表面上操着左翼戴高乐派腔调的《综述》第一期面世，并免费寄给了5 00位舆论界人士，其中包括70％的众议员、47％的参议员和41位记者。在随后三年中出版的70期《综述》共花掉克格勃252000法郎，使用了A 局的一系列人们熟悉的伎俩。法国被描述成美国“狡诈的”经济战的牺牲品，在这场经济战中，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使华盛顿成为靠其他国家财富生存的寄生虫。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被刻画成未能保护法国利益免受美国剥削的“大西洋主义者”。美国是一个邪恶的“警察国家”，它经常使用暴力对付黑人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所有不顺从它的人。肯尼迪总统遇刺是“美国民主最基本的一面”。与此相反，波尔布特的屠杀要么被大事化小，要么被搪塞过去，而越南船民则被视为中产阶级移民。
帕泰的败落始于1978年，当时法国情报局开始跟踪他在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指导员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萨哈罗夫斯基（别名“库兹涅佐夫”，此人是克格勃第一总局前局长的儿子）。在萨哈罗夫斯基向上级报告了他怀疑被跟踪之后，他与帕泰的会面被暂时搁置。但当他们于两月后再度联系时，萨哈罗夫俾基无意中把盯梢带到了帕泰那儿。1979年7 月5 日，克格勃巴黎情报站的无线电截收员在侦听法国情报局监视小组使用的一个频率时，听到其组长宣布：“演员上场了。表演开始！” 随后，帕泰在从萨哈罗夫斯基手中接受钱和文件时被当场逮捕。1980年5 月，帕泰成为在西方法庭上被定罪的唯—一名苏联影响间谍。他被判处五年监禁，但在 1981年被释放。在审讯中，帕泰承认由于为莫斯科撰写文章而收了少量金钱。事实上，他的克格勃档案揭示，截至他被捕时为止，他已经收到了总共974823法郎的薪金和活动费。几乎就在出版双周刊《综述》的积极措施不光彩地结束的同时，巴黎情报站决定终止资助间谍安德烈。于尔曼（杜兰特）1946年创办的《国家论坛》。于尔曼19 70年去世后，克格勃对《论坛》的补贴一直通过于尔曼的一位同事、间谍南特支付，到1978年总计付了1527500 法郎。70年代中期，南特被认为是情报站12位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他既提供与官方圈子联系获得的情报，也实行积极措施。据他的档案记载，1970至1978年，他提供了119 份情报报告，按照A 局指定的题目发表了78篇文章，并帮助培养了12名间谍。不过，在70年代后期，克格勃开始怀疑他“不诚实”，与法国情报局有来往。1980年，与南特的联系中断了。从此结束了克格勃巴黎情报站曾指挥过的时间最长也是最昂贵的积极措施。有关杜兰特、南特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三名间谍——韦罗尼克、雅克利娜和南希的档案写满了26卷，共计8000多页。如同在国外的其他克格勃情报站一样，克格勃驻巴黎情报站每年都要向中心发回开展积极措施的粗略的统计材料。1979年的统计中有：在报刊上发表了188 篇文章（尽管《综述》停刊）；67次“影响谈话”＊9 次口头散布假情报；七次伪造文件；组织了两次群众集会；在公共集会上四次讲话；出版了两本书和四本小册子。 1980年，主要是由于与南特中断了关系，巴黎情报站用于邀功的新闻报刊文章的数量下降到了99篇。不过，“影响谈话”增加到了79次，而口头散布假情报的行动增加到了59次。情报站还报告了两次涉及伪造文件的积极措施，并把组织两次群众集会，安排16个会议发言和散发一本小册子作为自己的功劳。
克格勃获取的法国和意大利的秘密外交通信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冷战期间的许多关键时刻，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举一动，对苏联来说几乎是公开外交。尽管克格勃在意大利的X 线活动规模只有在法国的一半左右，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70年，一家小型高技术公司的共同所有人梅季尔（“甲烷”）和布季尔（“丁基”），联合向克格勃提供了异丁烯橡胶生产的全部技术资料，这些文献被用于苏联苏姆盖特橡胶厂的建设并导致下卡马联合化工厂和古比雪夫合成橡胶厂生产线的重新设计。T 局计算出他们的科技情报节约了1600万卢布。梅季尔和布季尔得到了5 万美元。70年代中，布季尔还提供了有关化学和石化工艺的其他高级情报，其中有些来自美国。 1970年，克格勃罗马情报站有九名X 线官员，他们指挥着一张约十人的间谍网，主要是商人，但包括少量重要学者。
由于东西方的缓和以及苏联内部实行“公开性”，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克格勃在西欧的积极措施没有取得多大成绩。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显然担心西方对克格勃假情报的揭露可能损害苏联在西方的新形象。8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积极措施之———声称爱滋病毒是由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被莫斯科正式放弃。不过，这一说法继续在第三世界和部分容易轻信的西方媒体上又传播了好几年。在80年代后期，苏联统战组织的欺骗性被越来越多地揭露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在1989年承认它90％的收人来自苏联后，也丧失了大部分信誉。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在一道“克格勃主席令”中承认，积极措施的成效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对积极措施的信心出现了严重下滑：各情报站接触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的机会非常有限，获取新的活动点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与苏联克格勃其他部门以及苏联其他部、局缺乏必要的合作。结束意味着积极措施在西欧或其他地方的重要性将下降的说法。今天，这种观点在国外情报局（第一总局）的高层仍然很有代表性。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诉《教会时报》说，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央委员会的 130 名委员中，42％是西方人，28％是东正教（主要是俄罗斯人），30％来自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罗斯东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体认为，西方人“首先是‘殖民主义’的代表，而且这个词具备了该词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到世界基督教协会的间谍成功地劝阻该会不要严重关注苏联集团对宗教的迫害，并说服它转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国主义的罪恶。1975年，苏格兰圣公会的理查德。霍洛韦牧师在世界基督教协会内罗毕大会上说：我注意到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苏联绝不能受到公开批评。但是众所周知，苏联在侵犯人权方面名列前茅。这似乎不够公正。我认为这一传统应该结束了。苏联应该与我们这些来自白人新帝国主义的人一道向公众忏悔。 1989年末，中心声称，在秘密实施“经克格勃领导层批准的一项计划”后， “世界基督教协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政治方向相一致的公开声明（八项）和公告（三个）”。受派遣去执行访问外国教会领导人任务的东正教领导集团成员，毫无疑问都经过克格勃的认可，他们始终坚称苏联教徒享有宗教自由。
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牧师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甫后来宣称：100 ％的神职人员被迫在某种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传递某种信息，否则他们早就被剥夺了在教区工作的可能性。就在倾听此类讲话或阅读刊登在内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针对教徒行动的文章时，米特罗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赞赏他们的勇气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员。不过，这种赞赏在克格勃的报告上纹丝不露。到了60年代，克格勃领导层才勉强得出结论，无论进行多少迫害也无法扫除所有教派人员。在1959年3 月的一次会议上，领导“针对耶和华崇拜者（耶和华见证会）的斗争“的克格勃高级官员得出结论说，正确的策略是”把压迫措施与破坏手段结合起来“。克格勃开始分化、腐蚀和低毁教派人员，并罗织罪名逮捕他们的最具影响的领导人。 1966年，最大的教派新教浸礼教会的领导人主教格奥尔吉。文斯和根纳季。克留奇科夫被判人狱三年。这两个人获释后，都转人地下继续进行活动。1974年，文斯的活动被发现并被再次逮捕。尽管发起了浩大的国际运动来援救他，他还是被判再蹲十年监狱，但他在1979年的“间谍交换”中被释放并被驱逐到美国。主教克留奇科夫保持自由直至1989年，当时他戏剧般地在一个新教浸礼教会的群情激昂的会议上重新出现在公众中间。他成功地持续秘密传教活动近20年而没被克格勃发现，这是苏维埃地下宗教史上最令人吃惊的成就之一。然而，克格勃明显对耶和华见证会比对新教浸礼会更为关心，而世界上大多数政府对前者漠不关心或心存疑虑，而后者对迫害的英雄般的忍耐赢得了国际上的同情。1962年，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报告说：“神职人员中敌意最大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它自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还没有其他的基督教派能像它那样花费这么多的精力预言世界末日。尽管它的许多具体的预言被否认，天启被一再推迟，但是耶和华见证会基本的千年信息却从未改动过：“末日近了。基督将很快现身把毁灭带给反对其弥塞亚王国的国家和所有人。” 在20世纪，耶和华见证会一直遭到许多国家政府的迫害。数千人曾在纳粹第三帝国的死亡集中营中殉教。不过，没有哪个主要的情报机构像克格勃那样一直对 “耶和华崇拜者的阴谋诡计”极为关注。或许，克格勃高级官员被耶和华崇拜者的惧怕是他们在处理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见时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极端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没有耶和华见证会。然而，当19391940年波兰东部、立陶宛和摩尔多瓦并人苏联时，数千名耶和华见证会分子成了不情愿的苏联公民。由于被控是“一个美国教派”，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68年，克格勃认为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数约为两万人。该会起源于美国，而且其世界总部至今仍在布鲁克林，这些事实使中心许多阴谋理论家疑心重重。克格勃分析人员极端痛恨地斥责耶和华见证会把苏联（如一般国家一样）也描绘成是魔鬼的杰作，在布尔加科夫的《主人与玛格丽塔》一书中就有这样的侮辱性言词：耶和华见证会或圣经弟子教派是外国的一个发明。它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积极拉拢新成员入伙……教派人员称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魔鬼之子”。他们论证说苏联是撒旦创建的。因此，人们不应遵守苏联法律，不参加选举。他们还让人们不要到苏维埃军队中服役。耶和华见证会分子向他们在劳改营或内部流放中的宗教教友提供各种协助，向他们提供钱、食品和衣物。苏联新闻机构还指责见证会的布鲁克林总部组织了一支反对苏联集团国家的侵略性十字军。有报告说，甚至在劳改营中，“耶和华见证会的头头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敌对信念，并在劳改营中继续进行他们的耶和华工作”。中心为这样的报告感到不安。
人们曾普遍认为情报的作用在东、西方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平衡，然而对于苏联时代的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契卡及其后继者对于苏联制度的正常运转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西方国家的政府来说，情报机构的作用却从来都没有这么重要。十九世纪一位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同时也可能是俄罗斯第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曾说过，他担心二十世纪会出现一位“手中握有电报机的成吉思汗”——一位掌握着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的传统的专制君主。在斯大林控制之下的俄国，赫尔岑的恶梦变成了现实。但斯大林的国家政权，正如乔治。奥韦尔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秘密政权。世界上第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在俄罗斯及其 “近邻”地区的建立和生存，有赖于“十月革命”之后建立的前所未有的、能够监视和压制任何形式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系统。在《一九八四年》一书中，奥韦尔描写了一个几乎完全处于监视之下的国家：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在某一时刻是否正被人监视。思想警察监听私人电话的行为有多么频繁或是通过什么方式，你只能去猜想。你甚至可以想像他们在所有时候都在监视所有的人。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什么时候想监听你的电话就能什么时候监听。在斯大林控制下的俄国，成千上万的人感觉几乎像《一九八四年》一书中的温斯顿。史密斯一样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务无处不在，” 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写道，“很多人没有一个他们完全信任的人”。斯大林利用契卡的后继者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实施了欧洲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迫害行动，迫害行动的受害者包括苏共领导层、最高司令部甚至负责实施“大恐怖”的国家安全专员中的大多数人。在很多关注“大恐怖”的西方观察家中，因为无法理解在文明社会居然可能发生这样的迫害事件而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认知失调”的例子。美国大使约瑟夫。戴维斯曾报告华盛顿称，公开审判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表明认定（罪犯）犯有叛国罪的裁决是正确的”。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爵士被很多人认为是他同代人中英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大权威，但直到回962 年他还写道：“几乎所有（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承认曾企图危害斯大林及其他人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必要怀疑他们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和中欧建立新的苏维埃帝国的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其后继部门——国家安全部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作用，据假装客观的苏联官方历史称，是“帮助已解放的国家的人民建立并巩固一种自由的内政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沿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系列驯服的一党专政国家。在所有苏联集团国家，效仿苏联国家安全部而新成立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在建立斯大林式的政权的过程中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告密者的数量比纳粹德国时期还要多七倍。和东德的情况一样，很多一党专政的国家的领导人都不仅是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是前克格勃间谍。尽管斯大林以后时代的“人民公敌”被克格勃降格为“持不同政见者”，而且对他们的压制手段也不如以前那么杀气腾腾，但针对他们的行动依旧是毫不留情的。要理解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方式，必须对克格勃的社会控制手段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米特罗欣所抄录的档案原来源于克格勃各国内局，后来都归人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档案。他的这些记录表明，在现在的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 的档案库中仍藏有大量的高度机密的资料，它们是研究苏联体制运作方式的宝贵财富。在冷战时期，克格勃的一大发明就是使用精神病治疗法来惩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叛者。克格勃从谢尔布斯基法医心理分析学研究所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招募了许多精神病学家，他们受命把持不同政见者诊断为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从而可以把他们无限期地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服用麻醉剂和镇静剂。1975年下半年实施的一项“间谍行动措施计划”就使用了精神病专业方面的四名间谍（克拉耶夫斯基、彼得罗夫、“教授”、沃伊金）和六名眼线（代号分别为BEA 、LDR 、MGV 、NZV 、 NR A和SAB ）。当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间谍还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持不同政见者，即便是经受了克格勃精神病医生的“治疗” 之后，依然保持了心智健全。多尔戈普鲁达尼亚精神病院的一位医生，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沃洛沙诺维奇在1977到1978年间对27名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他们中无一人有任何的心理不正常。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开除。克格勃使用最广的社会控制手段是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恐吓，这种手段较为简单，但却需要大量人力。安德罗波夫在1956年担任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的亲身经历，以及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第一年时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都使他确信克格勃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叛者。“任何一件这样的行为，”他强调，“都意味着一种危险。”再小的反叛行为也会吸引克格勃的注意。花在追查一件批评苏联制度的匿名信或煽动性标语的作者身上的精力和资源常常会比西方花在一件重大谋杀案的调查上的精力和资源还要多。克格勃的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曾载文颂扬了很多追查匿名信作者的成功行动。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追查一个代号为“艺术家”的反叛分子。“艺术家”从1971 年7 月开始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发了多封匿名信，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众多的苏共官员。这些信都是用圆珠笔写的，署名都是“自由党中央委员会”。刑事鉴定显示在一些信的背面有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素描的痕迹，由此克格勃才给信的作者起了“艺术家”这个代号，并猜测他可能在美术学校学习过。对这些信件内容的仔细分析进一步显示出写信者经常阅读《共青团真理报》，并收听外国广播。考虑到有些信件是寄给军队共青团的，克格勃对军事院校开除人员的表现记录和预备役军官的档案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因为“艺术家”的信都是从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罗斯托夫和加夫里洛夫一亚姆寄出的，对他的搜寻主要就集中在这几个城市。在这四个地方，邮政审查机构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寻找与“艺术家”的笔迹类似的笔迹。克格勃还向许多间谍和眼线下发了“艺术家”信件的样本，并向他们描述了克格勃推断出来的作者的心理特征。克格勃还花费了大量精力检查和审阅“艺术家” 可能填写过的官方表格。最后，经过将近三年的搜寻之后，克格勃在罗斯托夫市住宅委员会的一份申请表上发现了“艺术家”的笔迹。1974年，克格勃查出“艺术家” 是罗斯托夫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名叫科罗波夫。经过短时间的监视之后，他被逮捕和审判，然后送进了监牢。如同很多类似案件一样，克格勃在关于旷日持久地追查“艺术家”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但对于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搜寻一个“对苏联现实进行诽谤”（而且这些诽谤还不是公开的）的作者，丝毫也不没有一点儿荒谬之感。《克格勃文集》上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文件经常提醒克格勃官员说，甚至西方的流行音乐本质上也是反动的。各地的克格勃机构花了很大力气调查当地群众对流行音乐感兴趣的程度，而调查的结果通常都令他们感到不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是勃列日涅夫最初加人共产党的地方，70年代中期这里的克格勃对年轻人的私人通信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结果发现在15－20岁的年轻人当中有将近80％的人“经常收听西方广播”，尤其是流行音乐，并表现出其他一些对西方流行歌星的不健康的兴趣，比如想方设法要弄到他们的照片等等。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格勃机构提交的一份关于本地“音乐反叛”行为的近乎离奇的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的不遗余力的追查，时常使得投身于这一“圣战”的克格勃分子忘记了什么叫荒谬：听一听音乐节目也会使年轻人对苏联现实产生一种错误的看法，导致带有叛国性质的事件的发生。沉迷于西方流行音乐和音乐团体，追逐有影响的歌星，可能导致年轻人走上敌对的道路。对西方音乐的沉迷对于社会也有负面影响，导致人们虚荣心膨胀，产生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可能导致有叛国倾向的非正式（未经官方批准的）团体的出现。出于这种认识，很多西方人物被认为是对苏联制度的潜在威胁，迈克尔。杰克逊和平克。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共产党一党专政国家对西方的流行歌星感到非常恐惧，而这正证明了他们作为年轻一代反叛情绪的象征的地位。甚至在阿尔巴尼亚，当欧洲最后一个也是最受孤立（甚至莫斯科也对它采取了孤立态度）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在1992年倒台以后，地拉那市中心绿树成荫的美丽街道上，也到处都是身穿“迈克尔。杰克逊”T 一恤衫的年轻人。而在被砍去了头的斯大林雕像上则被用巨大的红字书写上了“平克。弗洛伊德”。所有苏联公民与西方人接触的地点都被中心认为是潜在的意识形态传染源。克格勃各驻外情报站都设有SK线（侨民处）官员，其主要任务就是防止当地的苏联侨民受到这种传染，而在苏联侨民中无疑存在着大量的克格勃间谍和眼线。70年代中期，在纽约的苏联雇员中有15％是克格勃的专职间谍。众所周知，苏联的国外旅行团总是有克格勃官员严密地看管。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就有大量（经常都超过15％）间谍和眼线负责监视其他团员的一举一动。例如，苏联国家古典交响乐团1974年10－11月间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举行音乐会时，即有两名克格勃官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和彼得。特鲁巴加德——伪装成乐团工作人员随行。在122 名乐团成员中有至少8 名间谍和N 名眼线。在巡回演出过程中，他们收集到了35名乐团成员的“负面材料”，包括“酗酒”、“投机倒把” （很可能大部分也就是想购买点西方消费品），以及与以色列境内人士（指的是犹太音乐家）进行“友好”通信的证据。他们还收集到了音乐家家属的“负面” 材料，如一位小提琴手（米特罗欣的记录中指出了他的名字）的妻子与法国的相识互致生日问候的事等。莫斯科室内交响乐团在1974年也在西方进行了巡回演出，而它的活动也受到了克格勃官员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西佐夫的严密监控。在乐团的三十名成员中有三名间谍，五名眼线。在这八名特务收集的有关其余二十二名成员的“负面材料”中，令克格勃最感兴趣的是他们中一些人与外国友人通信的证据。由于在对付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全方位斗争中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克格勃比西方的情报或安全机构要庞大许多倍。列宁格勒市与列宁格勒州的克格勃部门在1970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是克格勃驻各地机构过分看重意识形态颠覆活动的一个明显例子。据该报告称，该单位在1970年没有发现一桩间谍或恐怖案件，但却有502 人因为涉嫌“政治危害行为”而受到了“预防性训诫”（警告）；41人因为犯有政治罪或有犯政治罪的企图（这其中大部分自然都与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有关）而被起诉；另有34名苏联公民因为企图偷越边境而被捕。他们在高等院校中开展了大量活动以“防止敌对事件”的发生。邮政审查部门截获了25000 份带有“思想上有害内容”的文件；另外他们还在边境没收了1900份此类文件。109 人（1969 年仅有9 9 人）被指控有散发反动传单的行为，其中27人被逮捕。报告称，克格勃庞大的间谍冈比上一年又扩大了17.3％。而关于克格勃的监视行动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方面，该报告称，在行动过程中他们撞坏了27辆车。1980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副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私下说，该局的工作是“一出精心设计的闹剧”，拼命想发现足够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以便证明它们确实存在。 1967fg1982年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试图使意识形态颠覆活动成为苏共领导层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小伙耶和华见证会会员在西伯利亚深处的活动或者一位苏联作家未经批准在巴黎出版一篇短篇小说之类的微不足道（当然是按照西方的标准而言）的事，都不仅会上报给安德罗波夫，有时甚至会上报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尽管哪怕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会在苏联民众中引起多少共鸣，政治局还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商讨如何对待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上面。1977年初，共有32项针对安德烈。萨哈罗夫——他被安德罗波夫斥为“头号人民公敌”——的“积极措施”行动在苏联境内外展开或即将展开。冷战期间，克格勃的间谍和眼线达几百万之众，因而没有哪一个苏联持不见政见团体能够长期避免被一个或更多的间谍渗透。他们进行公开反抗的权利仅限于在暗中散发地下出版的传单或者在红场上张挂一些标语，旋即又被克格勃的便衣扯掉。直到苏联制度崩溃前的最后几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苏联民众中的极少数多很少得到公众的支持或同情。而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在于此，他们在一场似乎永远也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中进行着英勇斗争。在苏联发生重大政治变革似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克格勃的活动正加强了人们的这种观念。广大苏联人民根本就想不到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苏联制度的其他选择。他们有时也抱怨生活水平太低，但他们对苏联现状的几乎不加置疑的接受，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对苏联的态度，从而对西方的对外政策也有重大影响。冷战期间，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都不得不认为苏联现行制度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正因为如此，当198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东欧国家中共产党的统治迅速地土崩瓦解时，以及两年后苏联的一党专政政权几乎同样迅速的解体时，大多数西方人都感到非常震惊。1992年，亨利。基辛格声称，“我不知道有谁预见到了苏联的巨变。” 西方观察家不仅低估了克格勃的社会控制体系对于苏联制度运转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低估了其安全与情报机构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大恐怖时代末期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贝利亚后来成了苏联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斯大林曾称他为“我的希姆莱”。1945年，他受命主管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1953 年俾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成为苏联第一位企图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安全部门首脑。然而，对于他的野心的担心使得苏联其他领导人为了对付他而团结在一起，并在1953 年底将他处决了。从此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苏联其他领导人不会再给克格勃主席篡权的机会。这种想法在亚历山大。谢列平身上被证明是正确的。
很多西方历史学家没有能够认识到克格勃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一件主要武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不符合西方有关国际关系的概念。对于斯大林的外交政策的研究都一概会提到李维诺夫和其他苏联外交官所进行的关于共同防范纳粹德国的谈判，但一般都完全忽略了苏联在国外进行的非常规的活动，例如在巴黎开展的针对白卫军的特殊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实施暗杀弗朗哥将军的计划，30年代后期在西欧消灭托派骨于分子，以及1953年暗杀铁托的阴谋活动，等等。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许多外交政策也不是按照西方模式制定的。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外情报机构——外国科，曾粉碎了一系列与反布尔什维克流亡分子和帝国主义情报机构有关的反革命阴谋，从而一举成名。尽管现有证据表明所有这些阴谋（实际上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而在苏联领导层的想像中它们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同样地，外国科在苏联境外消灭白卫军和托派骨干分子的行动，在斯大林看来也是非常重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斯大林更担心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希特勒。 30年代，苏联的国外情报收集工作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这主要应归功于 “大特工‘们。招募剑桥”五杰“和其他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打开了克格勃对西方国家首都的帝国主义权力核心进行渗透的大门。外国科获得的大量英国文件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文件对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不过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的研究仍非常不够。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联情报机构与其战前的主要目标 ——英国以及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美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英国秘密情报局没有在莫斯科设情报站；而美国在 194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间谍机构。外国科在二战前所遭受的主要失败都是自已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最优秀的情报官员成了“大恐怖”时代的偏执思潮的受害者，惨遭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构对西方的渗透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了解这么多关于自己的盟国的秘密。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掌握的自己谈判对手的底牌，可能比以往任何一位政治家在任何一次会议上都要多。斯大林了解很多高度机密的英国和美国文件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丘吉尔和罗俾福甚至都没让他们的大多数内阁成员知晓。虽然在英国只有六位内阁大臣知道英国高级技侦处的存在，而斯大林却对它了如指掌。杜鲁门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对曼哈顿计划也一无所知，直到他1945年4 月接替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时才知道这一计划（也就是在这时候他才知道英国有个高级技侦处），而斯大林对此计划却早已知晓。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1945年7 月举行的波茨坦会议上对斯大林说 “我们拥有一件杀伤力非同寻常的新式武器”时，斯大林看来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他当然也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比杜鲁门要早得多。美英情报机构在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就是美国人研究成功了 “维罗娜”解码，破译了几百名苏联间谍的代号和关键线索。对此斯大林也比大多数美英决策者知情得多。值得注意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向杜鲁门总统汇报过“维罗娜”一事。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英国除了极少数几个人以外，艾德礼内阁的大部分人也不知道“维罗娜”一事。由于美国情报部门相互竞争，甚至中央情报局也是到了1952年末才知道有“维罗娜”的存在。然而苏联克格勃总部早在1947年初就通过隐藏在美国技侦情报机构——陆军安全局的威廉。魏斯班德得知了“维罗娜” 的消息。这样一来，令人震惊的是，斯大林对于冷战初期美国最大的情报秘密的了解比美国总统或者中央情报局都早了五年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格勃在对苏联的盟国进行渗透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战胜利后克格勃的一些间谍仍然在这些盟国中潜伏了下来，这使得苏联对其情报机构在冷战中针对“主要对手”及其北约盟国的作用给予了过高的期望。克格勃的战后战略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企图之上的，即建立一个庞大的秘密情报站网络，并招募新一代有抱负的意识形态间谍，重现战前“大特工”时代的辉煌。直到1980 年初，中心还计划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的公开情报站之外，再建立6 个秘密情报站，每个情报站都控制着打入里根政府心脏的若干名间谍。事实证明它的计划实在过于乐观了。
苏联的情报分析所以失真，常常被扭曲，究其根源在于其一党专政的体制及其内部对所有反对意见的不信任。因此苏联在解释其搜集的政治情报方面就面临比其西方对手更大的难度。尽管苏联领导层直到冷战结束也没有真正了解西方，但如果他们的曲解受到其情报报告的挑战，他们就会大动肝火。苏联体系内的不同意见总要面临被指责为叛变的危险。30年代后期那些敢于公开表达意见的情报人员一般都死于非命。即便在斯大林以后时期，敢于表达个人意见的情报人员不再面临生命威胁，但他们的前途——像米特罗欣那样——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社会在从人力资源中搜集情报方面比开放性社会具有内在优势，因为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安全与监视方面无一例外地要比共产党国家及其他专制国家首都的水平低。
苏联制度对科技情报的消化吸收要比政治情报容易得多。虽然西方政治在本质上对一党专政国家具有颠覆性，但绝大部分的西方科学技术却没有这种颠覆性。 “外国的技术成就”是在1925年由捷尔任斯基首次确立为苏联的情报目标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已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针对英美制造第一枚原子弹计划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把所需的科技秘密带回给斯大林及克格勃总部，苏联的军事技术才得以不落后于西方。如同核武器的发展一样，苏联的早期雷达、火箭技术以及喷气推进技术等都主要是依靠学习西方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斯大林对西方科学家比对自己国家的科学家更信任，苏联的技术创新一直要等到其被西方的经验证实后他才会相信。在整个冷战期间，西方（特别是美国）科技的大量注人是苏联的一大怪现象的成因之一，人们对这种怪现象有一个著名的描述，即“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一方面它有能力保持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地位，而另一方面它的婴儿死亡率与另外一些社会贫困指标却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苏联武器系统与西方的差距要远远小于它在任何其他经济生产领域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苏联内部对武器的高度重视，而且还在于情报人员在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美国商业部门比美国联邦政府部门要容易渗透得多。1985年，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主动投诚使克格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了一个重要间谍，但在此之前很久，克格勃就已经在美国的国防业务承包商中用金钱收买了一批间谍。伴随苏联间谍渗透而来的是对美国一些头号公司传真通讯的被窃听。在80年代早期，华约集团使用的武器系统大约有70％是基于西方技术发展起来的。冷战的双方都在依靠美国的科技，依靠程度之大令人震惊。安德罗波夫与戈尔巴乔夫（至少后者是在最初时期）都看到科技在非军事领域的作用更大，它是振兴整个经济的关键。然而，尽管T 局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在结构上的缺陷严重地限制了西方科技秘密的经济效益。与苏联体制在意识形态上的掣肘所对应的是，苏联经济的僵化及其对革新的抵制（与西方的市场经济相比）。因此便有了80年代经济上的怪现象：尽管拥有大批优秀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苏联的技术却越来越落后于其西方对手。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这种落后的程度对苏联领导层是隐瞒不报的。第一总局的报告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讲的统统都是资本主义西方的经济问题，而闭口不谈 “社会主义”东方的问题。在1984年2 月完成的一份两年一度的关于对外情报活动的总结报告中，克留契科夫强调了“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加深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但却只字不提苏联阵营中的比这要严重得多的危机。就连戈尔巴乔夫也在苏共第27 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号召对外政策中的“新思维”讲话中，也声称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严重。在冷战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年，苏联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矛盾，即克里姆林宫有能力获得西方的最新技术，却不能把握其自身经济管理不当的性质与程度。戈尔巴乔夫是战后第一位对苏联经济运行情况在统计数字上有了一个较准确把握的苏联领导人。他在改革初期最有名的经济顾问阿贝尔。阿甘别吉扬估算，1981年一1985 年期间苏联经济的“增长率为零”。苏联经济停滞以及相对于西方的长时期衰退的程度暴露出来后，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影响远远胜过搜集西方科技情报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尽管后者以前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80年代末，他已放弃了振兴指令性经济的企图，转而把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因素。冷战的结束非但没有意味着苏联在西方的科技情报间谍活动的结束，反而为克格勃的x 线（科技情报）通过东西方科学交流和合资企业进行情报活动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些正是俄罗俾国外情报局迫不急待地要加以利用的。90年代初期，俄罗斯在英国的X 线大间谍迈克尔。史密斯的复出，是叶利钦时代继续重视科技情报搜集的诸多迹象之一。对于俄罗俾国外情报局来说，如同前苏联克格勃的第一总局一样 J 线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美国。为了构架与莫斯科以及北京之间的桥梁，美国的安全检查措施有所放松，这导致了1994年获准参观洛斯阿拉莫斯与桑迪亚核实验室以及其他秘密研究机构的苏联与中国科学家的数量大大增加。然而，二线却发现俄罗斯国内对其工作成果的热情已不如冷战时期了。俄罗斯指令性经济的崩溃使军工企业 ——以前曾是科技情报的主要用户——陷于混乱。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克格勃在对外间谍活动方面的成绩。
克格勃在英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神经病学家哈罗德。梅尔斯基，他曾为在苏联精神病院的受害者的利益而呼吁。1976年9 月20日，伦敦情报站给梅尔斯基寄了一封信，假称是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人写的，提醒他面临受到不明身份的攻击者袭击的危险，可能会给他造成极严重的身体伤害。通过这种手段，他们希望梅尔斯基会更多地操心个人安全而少花些时间去支持那些被关起来的持不同政见者。由此可见，第一总局绝不是比较传统的对外情报活动机构，与持不同政见者作斗争是其首要任务之一。比如，它在1978年所进行的最重要的行动之一就是确保不要让尤里。奥尔洛夫像萨哈罗夫三年前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后来发给了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这被中心称作是它的一个巨大胜利（事实上这两个人获奖很可能与克格勃的积极措施毫无关系）。政治局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苏斯洛夫被奥斯陆情报站人员深夜叫醒，向他报告好消息。无论对于何种政治体制而言，恐怕很少有能比深夜叫醒一名部长更好地证明一条消息的重要性的例子。国外情报站还非常注意一些主要西方共产党中出现的欧洲共产主义异端邪说。因为它们挑战莫斯科路线的绝对正确性，所以就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克格勃在70年代后期设计的那些不寻常的积极措施中，就有一些是用来搞臭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的。直到冷战即将结束之时，第一总局的首要任务之一还是阻止所有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及叛变者获得国外的认可——即便是在与政治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至少根据西方的理解）。中心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策划破坏鲁道夫。努列耶夫。纳塔利亚。马卡罗娃以及苏联芭蕾舞界其他变节者的前程。到1974年著名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代号“旅行家”）移居西方的时候，克格勃已经不再策划使表演艺术领域的流亡者遭受身体伤害的行动了，但却似乎变本加厉地实施积极措施，使他们在西方媒体上得不到好评。1976年，罗斯特罗波维奇及其妻子——歌唱家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亚被剥夺苏联公民权后，中心要求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协助寻求能够渗透进他们生活圈子的间谍。中心对罗斯特罗波维奇于1977年被任命为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这一职务在他17年后返回俄罗斯前一直为他所担任——深感恼怒，但令它感到欣慰的是《华盛顿邮报》于1978年5 月刊登了一篇不多见的对他在乐团的工作提出批评的文章。中心将这篇评论分发到各情报站，作为他们应鼓励发表的文章的例子，并要求他们唆使人写文章攻击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自负，说他如何辜负了西方的期望，另外还要攻击他如何试图操纵西方媒体。持不同政见的国际象棋选手也是克格勃的主要攻击目标，他们要阻止这些人在与具有正统思想的选手的比赛中获胜。1978年，在菲律宾举行的世界国际象棋锦标赛决赛中，对阵双方是苏联的世界冠军阿纳托利。卡尔波夫与移居国外的维克托。科尔奇诺伊，中心为此组织了一个由18位第一总局行动官员组成的小组，千方百计地要确保科尔奇诺伊被击败。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冠军赛上，克格勃的积极措施对比赛结果还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两人的前七局下成平局，但科尔奇诺伊略占优势。第八局开始时，卡尔波夫拒绝与科尔奇诺伊握手。被激怒的科尔奇诺伊输掉了这一局。人们都知道他在生气的时候是下不好棋的。在接下来的五局中，科尔奇诺伊被坐在观众席前排的一位苏联催眠术师弗拉基米尔。祖哈尔医生搞得心神不宁。此人在整个比赛中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下完17局后，科尔奇诺伊落后3 分。整个比赛结束时，他追回了两分，但还是以一分之差丢掉了冠军。关于克格勃在苏联国际象棋比赛中的插足行为，足可以写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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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魁北克解放阵线炸毁了蒙特利尔市长府邻和提太华国民防卫总部。1970 年它企图绑架美国和以色列驻蒙特利尔总领事未遂，但绑架英国商务官员詹姆斯。克罗斯和魁北克劳工部长皮埃尔。拉波特的行动则取得成功。克罗俾最终获得释放，交换条件是答应将绑架他的一些人安全地送到古巴。拉波特则被谋害——被人用戴在他脖子上的十字架链勒死。虽然保罗或许至少在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间接联系上取得成功，但中心几乎肯定地得出结论，在克格勃与魁北克解放阵线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风险太大。然而，克格勃为了掩盖自己的行踪，却散布伪造文件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魁北克解放阵线有联系。1971年9 月24日蒙特利尔《星报》刊出一幅伪造的美国中央情报局1970年 1 0 月20日备忘录的照片，其中写道：致魁北克：提供消息者建议采取紧急行动暂时切断与魁北克解放阵线的联系，因为加拿大政府的措施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接着在加拿大议会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皮埃尔。特鲁多总理宣称，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加拿大活动，这是“未经政府认可和同意的”。在20年后，这个伪造的备忘录仍为加拿大出版物。甚至被一些学术界权威所引用。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加拿大前夕，一些暗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魁北克极端分子有联系的伪造文章散布甚广。安德罗波夫要开展和平时期的特别行动，而又不愿留下任何克格勃插手的痕迹，这本来就很不容易，加之他错误地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在进行一系列反对生活在国外的克格勃官员和其他苏联公民的特别行动，就更加重了他在这方面的疑虑。在 1970年5 月ZI日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头上标有“极端重要”字样的信中，安德罗波夫列举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或企图进行“劫持”活动的三个事例：1966年3 月17 日企图在东京劫持克格勃官员格奥尔吉。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未遂；1970年 3 月2 9 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苏军总情报部官员尤里。谢尔盖耶维奇。皮沃瓦罗夫未遂；1970年3 月9 日《消息报》记者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兹曼诺夫在德里失踪。安德罗波夫的断言并非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真实的秘密行动计划，而是来自他本人对阴谋理论的盲目迷信。皮沃瓦罗夫是阿根廷右翼恐怖集团曼诺（代号“手”）绑架暗杀活动的牺牲品，该集团声称这是对被阿根廷左翼恐怖分子绑架一巴拉圭外交人员的报复。所谓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克格勃官员采取的特别行动的其他事例大多数实际上是一些叛逃或企图叛逃事件。克格勃一局有些官员承认——而安德罗波夫则不承认一“劫持”一词是驻外情报站用来掩饰可耻的叛逃事件的一种遁词。例如别兹曼诺夫的失踪即其一例。别兹曼诺夫叛逃后，驻德里情报站为了保全面子，向上级报告说他被绑架了，并且给予他儿子以经济补偿。实际上，别兹曼诺夫后来承认：我决定留在印度成为像婊皮士那样的人，并准备了解这个国家。不幸的是，我阅读当地报纸时发现，印度警方正在寻找我。我慌了。我力图与偷渡者打交道把我弄出印度，但他们不是要价太高，就是不相信我。最后，别兹曼诺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上了，先被安排由印度隐蔽出逃到希腊，经过盘问后被重新安居在加拿大。1974年克格勃见到别兹曼诺夫在蒙特利尔参观一个展览会后，遂放弃了别兹曼诺夫被劫持的虚构故事，并且命令他的迷惑不解的儿子交还以前付给他的全部补偿金。然而，克格勃总部的一些阴谋理论家仍旧深信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心要劫持克格勃官员，或劝诱他们“叛国”（换言之通敌）。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为止。当克留契科夫作为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第一把手于1987年访问华盛顿时，当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发现难以使他相信，在西班牙失踪的苏联科学家弗拉基米尔。瓦连京诺维奇。亚历山德洛夫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央情报局绑架的。安德罗波夫1970年5 月ZI日在致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坚持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所以敢于向克格勃“猖狂”挑衅，仅因为“我们缺乏适当的措施”。因而他认为现在该是我们以牙还牙，以同样手段绑架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给美国人一个教训的时候了。为了避免克格勃特别行动出错和公诸于众的风险，安德罗波夫请求勃列日涅夫同意雇用代理人。过去使用I 尼加拉瓜1 桑地诺民族解放军阵线游击队在中美和北美对付美国人的先例鼓舞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五处去考虑使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作为其在中东和欧洲的代理人。主要负责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输往欧洲的是以乔治。哈巴斯为首的马列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第二把手瓦迪。哈达德。1968到1969年间，哈达德干出了数起飞机劫持事件，在欧洲国家一些首都袭击以色列办事处和犹太人开设的企业，博得中心青睐。1970年他被克格勃发展为特工，号称民族主义者。安德罗波夫给勃列日涅夫的报告中称：我们与W.哈达德关系的性质可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对外行动，以一种有利于苏联的形式施加影响，也可在遵守必要的共同秘密条件下通过这个组织实施有利于我们利益的一些积极措施。安德罗波夫请求勃列日涅夫批准利用哈达德开展反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他在报告中说：在我看来，最好进行一次行动，将驻黎巴嫩的中央情报局情报站的第二把手加以劫持……并将他送往苏联，这既可作为报复性措施，也可从他口中获得一些有关美国在中东的计划和特定行动的情报。行动计划拟由我贝鲁特情报站的一个可靠特工“民族主义者”（即哈达德）付诸实施，此人负责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破坏行动并在实施进攻性措施上颇具经验。行动计划的要点是民族主义者的可靠战士在贝鲁特或其附近绑架【中央情报局官员1 ，然后将其秘密送往大马士革地区我们所选定的地方，移交给我们的行动组官员。然后再从大马士革将其秘密地用我们的专机或轮船送往苏联。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组织近来在黎巴嫩加强了对付美国情报机构及其人员的活动，黎巴嫩当局和美国人将怀疑上述行动是巴勒斯坦游击队所为。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在国外仅限于民族主义者知道，在苏联方面，仅限于直接参与计划和实施此行动的克格勃官员知道。我请求你批准准备和实施上述行动。勃列日涅夫于1970年5 月25日批准了上述申请。克格勃驻贝鲁特情报站即传给哈达德一宗详尽的有关这个中央情报局人员（代号“维尔”）经历的档案材料，其家庭地址（在4 层楼上的公寓），汽车（挂有外交车牌的淡蓝色福特营星车），去美国使馆办公来回路线和个人习惯，例如维尔经常牵着一只黑色长卷毛狗外出散步。哈达德同意挑选三名“最有经验和可靠”的枪手来绑架维尔。当他被抓获时，他的嘴鼻立即会被戴上一个充满由五处提供的一张麻醉剂的面罩。在维尔失去知觉之时，将给他注射一针（药剂也由克格勃供应），这样在他恢复知觉后他仍将迷惑不清，并且毫无反抗能力。然后人阵将给他穿上阿拉伯突击队员服装，用车将他沿克格勃事先仔细踏勘的路线送人叙利亚，在扎巴达尼附近一小村庄将他交给来自克格勃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特种行动官员。从扎巴达尼克格勃将隐蔽地把维尔送往苏联。哈达德同意为苏联当特工的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想为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搞到武器。 1970年7 月勃列日涅夫同意了安德罗波夫第一项请求，即由克格勃武器库存中向哈达德提供五具RPG －7 型反坦克火箭筒供恐怖行动之用。后来，五处处长尼克拉。巴甫洛维奇。古谢夫及其助手阿历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萨温会晤哈达德，双方商讨了下一步的武器交接方法，双方同意在天黑后用充气橡皮艇运至亚丁附近指定港口。这个代号为“东方”的行动由五处副处长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拉扎连科（后升任处长）负责。根据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的命令，提供给哈达德的军火装在太平洋舰队停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艘情报收集船库尔索格拉夫号上。由五处的S. M. 格兰金随舰进行交接监督，库尔索格拉夫号驶往亚丁湾与哈达德派遣的汽艇在当地时间21：见点于北纬12O34 ‘与东经45“12’交会点会合。按照约定信号，哈达德用360ort色信号光显示他的到来。库尔索格拉夫号熄灭灯火和锁闭其无线电信标，用信号灯两短闪（并在很短间隔后重复短闪）显示自己的到来。库尔索格拉夫号在收到哈达德回答信号（闪光四下）后，即放下装有武器的橡皮艇并给出” 发出货物“ 的同意信号（闪光三下）两次。哈达德回答相同信号以示也已放下橡皮艇，一俟军火搬运完毕再回以两次一短一长信号。提供给哈达德的武器包括50支西德造手枪门0 支带消音器）和5000发子弹；50 挺缴获的MG－ZI机枪和10000 发子弹；5 支英国造带消音器的斯特林式冲锋枪和36000 发子弹；50支美国造AR－16自动步枪和30000 发子弹；15个用外国材料制成的饵雷；以及5 个也由外国材料组装成的无线电操纵的SNOP地雷。这两种地雷被认为是苏联军火中最先进的小型武器，它们像供给哈达德的一些消音器一样，过去从未向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提供过。这种SNOP地雷在城市中可在2 公里外、在农村可在15到 20公里外用无线电引爆。中心把“东方”行动的胜利完成作为一次重大胜利来庆祝。经克格勃国外情报局推荐并经太平洋舰队克格勃特工部门头子、海军少将拉琴科批准向参与“东方” 行动的7 名海军指挥员颁发了“东方”纪念章（每枚值600 卢布）和奖金600 卢布。这7 名军官是：库尔索格拉夫号舰长V.P.列别捷夫上校；大副A.G.什特洛夫和E. P. 洛帕京上校；二副G.S.巴勃科夫和V.I.阿夫拉缅科上校；海军少校A.V.加尼茨基和A.S.克里姆楚克。中心还给海军参谋长，海军元帅N.D.谢尔盖耶夫发去了正式致谢信。中心认为，利用哈达德和人阵在中东实施的许多特别行动，特别是反对以色列的特别行动（下一章将予以叙述）都是成功的。然而代号为“螺旋桨”的行动，即利用人阵绑架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第二把手的行动则以失败告终。维尔神出鬼没，变化无常，哈达德的枪手难以按原订计划绑架他。1971年五处制订了若干绑架维尔的计划。其中一项简单地建议哈达德暗杀维尔了事。可是全都失败了。银即克行动也同样以失败终告。该行动是企图利用人阵恐怖分子去刺杀两个苏联叛逃分子P.S.布兰丁卡斯和他的儿子（代号“海盗”）。该父子俩在1970年劫持了一架苏联民航飞机逃往土耳其。据此次行动档案记载，此次行动所以失败，是因为“民族分子”对暗杀任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并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许多广泛利用人阵来追踪苏联叛逃分子的计划后来虽然都放弃了，但安德罗波夫经勃列日涅夫批准的关于利用哈达德进行特别行动的决定，仍然标志着克格勃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此，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纷纷仿效苏联，利用或默许利用恐怖分子进行特工活动。五处的特别行动像赫鲁晓夫时代的十三处的特别行动一样，遭到了背叛分子的严重损害。最重要的背叛者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特工奥列格。阿道福维奇。利亚林。此人是一个散打高手、神枪手和跳伞行家，1971年春天在英国被英国安全局收买。利亚林于当年9 月叛逃，在此前的6 个月当中，他向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克格勃在伦敦、华盛顿、巴黎、波恩、罗马和其他西方国家首都详细的破坏计划。除了泄露许多和平时期特别行动的一些准备措施外，他还暴露了五处在国际危机或冲突期间的一些恐怖应急计划，这些计划将由渗透人目标国家的特工和当地间谍来实施。据克格勃卜属的PR线头头和情报站副站长奥列格。卡卢金称，在华盛顿，克格勃下属的F 线“任务繁多，从想办法向首都饮水系统下毒到策划暗杀美国领导人，什么都干”。在英国的破坏计划包括水淹伦敦地下铁道，炸毁北约克郡费林台尔预警雷达站和停在地面上的V 型轰炸机。五处有些计划十分稀奇古怪，与10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的暗杀卡斯特罗的一些不成功的计划差不多。根据利亚林透露的一个计划，由克格勃特工人员扮成送信人和送货人沿英国政府机关所在地白厅要人常走的走廊抛撒无色有毒小胶囊，过往人员一踩破胶囊即会毙命。尽管英国政府很少泄露有关利亚林背叛后的情况，但检察总长告诉下议院说利亚林担负着“组织英国国内的破坏活动”和“消灭被认为与苏联为敌的人”的任务。中心完全没有料到利亚林的叛变和英国政府几乎同时采取的对付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的行动。1971年9 月24日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常务次长丹尼斯。格林希尔爵士召来苏联代办伊凡。伊凡诺维奇。伊波利托夫（克格勃间谍），并告诉他，有90名以官方掩护身份常驻伦敦的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官员将被驱逐出境，另有15名正在苏联休假的官员不得再返回英国。这样被驱逐出境的人员共计为105 名。其实，英国安全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早就知道苏联在英国的许多情报人员，不过在过去6 个月中，利亚林证实了许多人的身份，并在黑名单上加进了一些新的名字。在这期间，白厅的代号为“底座”行动的大规模驱逐苏联间谍的准备工作已在秘密地进行讨论了。外交和内政秘书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和雷金纳德。莫德林在致爱德华特。希思首相的联合备忘录中认为，在伦敦的克格勃和苏军总情报部官员的绝对人数“超过英国安全部门预期的人数”。利亚林揭露的五处一些破坏活动计划的可怕性质加强了英国采取驱逐行动的根据。 9 月24日，星期五，伊波利托夫从英国外交与联邦事务部回来不久，在肯辛顿皇宫花园靠近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英国安全局监视小组报告称，看见一名克格勃官员自对面的驻伦敦情报站疾奔横穿马路，无疑他被电话召唤去参加有关大规模驱逐问题的紧急会议。在短期内，利亚林的背叛或许引起了比“底座”行动更大的关注。中心在周末报告苏联当局说，利亚林可能对五处在其他国家的行动造成损害。9 月 27日，星期一，勃列日涅夫缩短了对东欧的访问，返回苏联，在莫斯科机场贵宾室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其后不久，克格勃属下F 线的大多数官员被从西方各国首都召回，这使五处力量大为削弱，不能在危机时期完成其协调国外破坏活动的任务，中心对伦敦事件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像以往一样，强调背叛者个人的腐化堕落，声称利亚林曾诱*其在伦敦的一些同事的妻子，报告还对前伦敦情报站长尤里。尼古拉耶维奇。沃罗宁进行了严厉批评，说他掩盖利亚林的劣迹，以避免产生丑闻。克格勃第一总局三处处长（其职责是负责包括在英国的一些行动）也是受到降级或撒职处分的克格勃高级官员中的一个。 1961年斯塔申斯基的背叛使中心在下达暗杀命令时更为谨慎，10年后利亚林的背叛给予其和平时期的破坏活动计划以更大的打击。五处从此开始了痛苦的重组，经过三年半的时间，重组才得以完成。米特罗欣记载的档案中未见在利亚林“叛变” 后数年内克格勃有新的“特别政治行动计划”（当然，也可能档案中记录有一些特别行动，而米特罗欣未曾看到）。米特罗欣印象最深的一个说明中心对特别行动的热情下降的一个事例，就是中心对基洛夫芭蕾舞团另一明星米哈伊尔。巴雷什尼科夫在1974年6 月去加拿大访问演出时叛变的反应。巴雷什尼科夫完美无假的古典风格和自然优雅的气质使他成为米特罗欣崇拜的人物之一。米特罗欣在克格勃档案内看到在巴雷什尼科夫背叛后克格勃截获的致他的信件中，有一封来自列宁格勒一个女芭蕾舞迷的信，信上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我亲爱的小兄弟…是我所遇到的最聪明，最漂亮和最帅的人”。所以在巴雷什尼科夫背叛后，克格勃仍对他进行严密监视，这就不足为奇了。克格勃的间谍中还包括另一个代号为“莫里斯” 的芭蕾舞演员，此人过去还举报过努列耶夫和马卡洛娃。然而，使米特罗欣吃惊的是克格勃未制订出残害巴雷什尼科夫的计划，可是在数年前对努列耶夫和马卡洛娃则制订有一些残害计划，不过这些计划未付诸实施。尽管克格勃越来越不愿意承担在西方直接实施特别行动的风险，但它在与美国及其盟国斗争中仍继续使用或默许使用恐怖分子集团作为代理人。不过，中心的态度更加谨慎。1969年＊月爱尔兰共和军通过爱尔兰共产党领导迈克尔。奥赖尔顿提出的提供军火要求，几乎在三年后才由克格勃最终予以满足。苏联满足了提供军火的要求以后不久，爱尔兰共和军就分裂成了两派：卡塔尔。古尔丁领导的官员派和肖恩。麦克斯蒂奥芬领导的临时派。克格勃完全同情马克思主义官员派，而不支持民族主义倾向较大的临时派。尽管古尔丁的长远目标是创立一个非宗派的、非军事的和全爱尔兰的革命运动，但官员派对70年代初期的一些最血腥事件负有责任。古尔丁在1971年宣称：“回答帝国主义和剥削势力的惟一手段就是用最有效的办法使这些贪婪而又残酷的人恢复理性，也就是要用炸弹和子弹来说话”。官员派爱尔兰共和军推行血腥政策的目的在于战胜临时派，结果却使自己的一些支持者疏远离去。 1972年2 月埋藏在伞兵团奥尔德休特司令部里的一颗炸弹爆炸，杀死了7 人，其中包括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五名小卖部女工。民族主义分子于5 月ZI日在特里杀死一名休假回家的英国士兵，导致官方派武装委员会在其后宣布停火8 天。然而，由于官方派保留其所谓采取“防卫行动”的权利，停火并没有带来什么直接效果。在 1972年下半年和1973年，虽然古尔丁在逐渐缩小“军事行动”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当地好战分子仍在继续进行恐怖主义袭击。 1972年7 月3 日，爱尔兰共产党领导迈克尔。奥赖尔顿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说他在1969年11月首次代表爱尔兰共和军请求的军火迄今尚未收到。自此以后，他代表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就输送军火的方法与克格勃的“技术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两年半来，情报点滴未有泄露，这一事实，依我看来，证明在保守秘密方面可以说达到了高度责任心。‘安德罗波夫对此表示同意。8 月对日，安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向爱尔兰朋友输送武器的行动计划“，此项计划代号为” 闪光“ 行动。“闪光”行动是两年前向哈达德和巴勒斯坦人阵输送军火的“东方”行动的翻版。该计划拟输送的军火包括2 挺机关枪，70支自动步枪，10支瓦尔特手枪和416 00发子弹。所有枪支弹药，均非苏联制造，以便伪装成与克格勃无关。这批军火再次由苏联情报收集船“减速器”号运送。所有武器都用防水布包捆，当运到距北爱尔兰海岸90公里的司当登沙滩处时，被放置在水下40米处，系在用来标明水下有渔网的那种标志浮筒上面。克格勃实验室在军火装运前对军火进行了仔细检查，以确保与苏联丝毫无关。瓦尔特手枪用西德油润滑，包装材料均由克格勃驻外特工购自国外，并规定标志浮筒必须是芬兰或日本产品。军火被置放于沙滩水下几个小时后，将由一艘“爱尔兰朋友”的汽艇前来取走，其全体水手都不知道货物是什么。此项“‘闪光’行动”由S 局（其前身为五处）8 处的一位官员在“减速器”号上进行指挥。后来，苏联数次向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提供军火都是用同样的办法运送的。
克格勃对其所提供武器的用途很难作出一些设想，因为从沙滩上收回武器的负责人是官方派最强硬的恐怖主义分子谢默斯。科斯特洛＊年下半年，因与古尔丁发生争执，科斯特洛被赶出官方派后，开展了一场新的托派运动，成立了爱尔兰共和社会党。官方派建立了4 个暗杀小分队来消灭异已分子，但在1975年春天，一系列暗杀活动都无结果。不过他们在当年下半年与临时派改善了关系。1977年，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终于暗杀了科斯特洛。克格勃偷运进爱尔兰的武器，有些很可能被用在共和军两派的内战之中了。克格勃除运送军火给官方派爱尔兰共和军外，还在继续利用第三世界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如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桑解阵游击队作为其代理人。在拉丁美洲，克格勃发现其古巴盟友——古巴情报局暗地里在抢它的地盘，这使它有些不快。中心认为，到1970年古巴情报局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火星” 游击队。1969年古巴情报局资助游击队从监狱中解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曼多吉德罗洛格的行动。丰塞卡是由于抢劫银行而被囚禁于哥斯达黎加监狱的。丰塞卡越狱成功后不久重新被捕，但又再次越狱，并在桑地诺游击队劫持一架飞机后飞往古巴，该机上载有联合果品公司的一些美国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作为交换条件均被释放。古巴情报局还在古巴为桑地诺游击队培训人员，并资助他们10万美元购买军火。古巴情报局长曼努埃尔。皮内罗。洛萨多（他的绰号“红胡子”正好反映了他的暴躁性格）告诉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凡诺夫说：在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中，我们工作最有活力的地方是尼加拉瓜。我们正在援助白卡洛斯。丰塞卡领导的游击队，这个运动已产生影响且能继续扩大下去。 1971年2 月，皮内罗在与丰塞卡的一次会谈中重申，古巴领导确信对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武装斗争是获得解放的惟一途径。古巴仍愿意向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提供“任何种类的支持和援助”，但如果该阵线想避免在过去10年中所遭受的失败和重大损失的话，就需要在组织上作出重大调整。中心认为，今后如要利用桑地诺游击队进行特别行动来对付美国一些目标的话，就必须与古巴情报局进行合作。克格勃在桑地诺游击队内部安插了许多间谍，其中有一个代号“格林”的间谍（在米特罗欣档案中未证实此为何人）专门负责确定哪些行动克格勃能利用桑地诺游击队人员。1974年5 月，桑地诺游击队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并致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援助。桑地诺游击队惹人注目的一次袭击美国目标的行动是得到菲德尔。卡俾特罗本人同意并在古巴情报局协助下进行的，其目的是绑架美国驻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大使、索摩查家族的亲密朋友特纳。B.谢尔顿。值得注意的是，谢尔顿和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拜勒总统的肖像一同出现在1974 年印制的尼加拉瓜20科多瓦纸币上，这位大使的头恭敬地俯向总统。这种纸币很快以“马屁精‘而闻名。最初的袭击计划是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由一小组游击队员强行进人美国大使馆。可是在1974年12月27日，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即前农业部长何塞。玛丽亚（谢玛）。卡斯蒂洛设宴招待谢尔顿。一个扮成招待会服务员的暗藏桑地诺游击队特工打电话给游击队说卡斯蒂洛住处戒备松懈，是绑架这个大使的好机会。然而，谢尔顿却幸免于难，逃脱了绑架。当晚10点50分，桑地诺游击队一个训练有素的突击小组门男3 女）冲进卡斯蒂洛宅邪以前几分钟，谢尔顿离开了招待会。突击队员发现大使已离去，遂杀死招待会主人，劫持其他客人作为人质，并要求马那瓜大主教作为调停人。经过数日紧张谈判，索摩查总统释放了18名关押的桑地诺游击队成员并为释放人质付出了100 万美元赎金，另外还答应发布一篇12000 字的谴责他本人和美帝国主义的文告，提供一架飞机将桑地诺游击队员运往古巴。在桑地诺游击队员飞抵哈瓦那时，古巴人获得了这100 万美元。虽然桑地诺游击队获得了一次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可是在尼加拉瓜后来实施残酷的军事管制期间却有许多游击队员死亡，桑解阵在如何打赢游击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内证。丰塞卡崇拜俄罗斯的革命传统，于是特向莫斯科请教。1975年2 月14日他请求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为他本人和其他一些桑解阵成员安排一次莫斯科之行，以便研究和学习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验和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游击战战术。他还请求苏联继续提供财政支援。1975年末，丰塞卡从莫斯科回来不久，便秘密地前往尼加拉瓜，试图解决桑解阵内江。1976年11月8 日他在一次与国民警卫队巡逻队的枪战中阵亡。1979年桑解阵胜利后，丰塞卡被当作革命英雄重新安葬。 1976年2 月，政治局批准对克格勃第一总局的S 局特工指挥部增加人员和经费。根据1976年4 月12日克格勃第0046号命令，作为重组的一部分S 局扩大编制，五处正式并人S 局，组成八处，到1980年，八处共有400 人，其中仅处领导机关就有23名行动官员。八处处长是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索夫斯基，他为近几年来克格勃特别行动的衰退感到沮丧。他作为一个行动官员的自我形象可以用放在他写字台上的一枚杀伤性手榴弹上安装着的一只打火机来象征。但是，他抱怨道：“我们将文件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八处最基本的任务——消灭逃到国外的叛徒——在目前几乎已成为一个绝望的任务了。但中心无法使自己放弃对克格勃叛徒处以死刑的规定，也不能放弃这些判决终有一天会被执行的托辞。据克格勃第一总局K 局（反间局）局长奥列格。卡卢金称：自 1973 年到197 9 年，克格勃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叛徒，成功的仅有两人，一个在澳大利亚（可能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另一个在美国（可能是彼得。杰里亚宾），此两人都是在50年代叛逃的。“见他们的鬼，目前他们都已是老人了！”安德罗波夫告诉卡卢金：“去逮住奥列格。利亚林或尤里。诺先科，我将批准这两人的死刑！” 大约在1974年，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阿尔塔莫诺夫（代号“拉尔克”），苏联前海军军官，用“尼古拉斯。沙德林”假名混人美国海军情报部担任分析员工作，他告诉克格勃指导员说他能够查出诺先科的藏身之处，他就住在华盛顿附近。1975 年，在美国的俄国天主教神父中的一名克格勃特工找到一名歹徒，他保证能找到诺先科，代价10万美元。但此歹徒未及做此事即以其他罪行被捕入狱。几乎在同时，苏联发现阿尔塔莫诺夫已是一个为美国联邦情报局服务的双料间谍。1975年门月，佯称要他去见新指导员，他被引诱来到奥地利后，被克格勃驻维也纳情报站的行动官员塞进一辆轿车，他们打算把他送回莫斯科受审。他们给他注射了一针镇静剂，以便使他在后座停止挣扎反抗，但因镇静剂药力过大，使他一命呜呼。然而这使克留契科夫很高兴，叛徒最终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问卡卢金：“你要哪种勋章？十月革命勋章，还是战斗红旗勋章？”卡卢金选择了红旗勋章。从1976年到1981年，克格勃反间局官员E.R.波诺马廖夫（代号凯德罗夫）常驻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其惟一的任务就是跟踪叛变者。他的掩护职业是领事馆副领事，这使他有借口去移民局和律师事务所进行询问。波诺马廖夫也有资格到一些俄语书店查阅购书者的资料和访问一些可能与叛徒有接触的学者。他在华盛顿住了五年，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苏联集团内克格勃的一些盟友，尤其是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在跟踪叛徒方面比克格勃总部要松懈得多。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对逃往国外的叛徒进行追捕的力度主要视保加利亚独裁者（东欧统治者中最突出和怪诞的一个）托多尔。日夫科夫对流亡者的批评和嘲笑的忿恨程度而定。最有名的流亡作家格奥尔吉。马尔科夫在 BBC 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世界综述保加利亚语节目中定期评述日夫科夫政权的腐败和暴行，他嘲笑日夫科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令人厌恶的低级幽默感”和 “乡下警察”的盛气凌人态度，他满嘴夸夸其谈，还自以为是一个伟大的猎手。 1974年，鲍里斯。阿尔索夫，另一个敢于攻击日夫科夫政权暴行的背叛者，有一天在他的公寓中突然失踪。两个月后他在索非亚重新露面，被叛处15年监禁。在阿尔索夫受审期间，官方声明实际上是承认了他是被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所绑架的，该声明称：阿尔索夫在玩火。国家安全局的及时行动制止了他的危险活动。这足以表明正义之手长于叛徒之腿。 1975年，官方宣告阿尔索夫已死于其牢房中。大约在同一时间，另外三个保加利亚流亡者——伊凡。科列夫、彼得。奈查莫夫和瓦瑟林娜。斯托约娃——因协助他人叛逃在维也纳遭暗杀。凶手很快由奥地利警察局证实是混人移民团体中的一个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特工，暗杀事成后逃回索非亚。克格勃最终被卷人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的特别政治行动中。早在1978年，保加利亚内务部长兼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长迪米塔尔。斯托扬诺夫将军请求中心协助消灭格奥尔吉。马尔科夫。马尔科夫其时住在伦敦并被控在许多无线电广播中 “诽谤日夫科夫同志”。此项请求在一次由安德罗波夫主持并有克留契科夫，海军中将米哈伊尔。乌萨托夫（克留契科夫的副手）和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局长奥列格。卡卢金参加的会议上予以考虑。尽管安德罗波夫对帮助保加利亚人要冒风险而感到踌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克留契科夫的看法，即如若拒绝此请求，则对日夫科夫将是一个不能接受的藐视，但安德罗波夫坚持说：“但是我们不直接参与。保加利亚需要什么，我们可以给它，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并派人到索非亚对他们的人进行培训。我们只能做到这些。” 中心向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局提供了绝密的毒品实验室资源，该实验室的前身是斯大林时代的卡梅拉，属于行动技术处，由克格勃主席直接控制。克格勃第一总局安全处长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卢别夫（此人是一毒物专家），专门负责与保加利亚人联络。暗杀武器暗藏于一把美国生产的伞中，此伞是驻华盛顿情报站应戈卢别夫的要求在美国购买的，这样此武器一旦被发现，也不会牵涉到克格勃。伞顶尖由行动技术处的技术人员改装成能射发一种小子弹的无声枪，子弹中包含有一种由蓖麻子油制成剧毒蓖麻蛋白的致命毒剂。1978年9 月7 日，马尔科夫在滑铁卢桥公共汽车站候车时，突然感觉到右大腿被叮了一下，他本能地回头见他身后有一人将伞失落于地。陌生人抱歉了一下捡起伞就上了附近一辆出租汽车远去。尽管马尔科夫当时未感到不适，但在次日他感到患了重病，于9 月＊日死于医院。医院在尸检时，在马尔科夫大腿上发现J 一粒小子弹，但蓖麻蛋白据戈卢别夫估计业已分解。马尔科夫被暗杀一事提醒另一个保加利亚流亡者弗拉基米尔。科斯托夫对他8 月26日于巴黎受到的一次莫明其妙的袭击的重视。大约一个月后，即9 月25日，从科斯托夫背部取出了一颗类似于杀死马尔科夫的但未爆炸的小钢弹。此后不久卡卢金访问索非亚时，斯托扬诺夫将军赠给他一支价格昂贵的布朗宁猎枪，以对克格勃协助暗杀马尔科夫表示感谢。
／＼处还对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人以及以色列人对付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方法进行了深人地研究。巴拉什卡特校在广泛使用特种部队和恐吓人民的方法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如在恐吓老百姓方面所使用的方法中有燃烧弹、凝固汽油弹、毒气、从空中布撒的小炸雷以及能残害儿童从而使其父母沮丧的玩具炸弹等。尽管苏联军队和恐怖活动把几乎四分之一的阿富汗人赶进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但是他们还是赢不了这场战争。在里根当总统的最初几年里，冷战日趋激烈，中心担心美国新任总统正在计划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因此安德罗波夫作为克格勃主席和1982年到1984年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人也变得越来越愿意使用或默许使用恐怖主义来对抗美国和北约组织。据安德罗波夫所知（无疑也是他的幸事），东德变成了诚如东德最后一任非共产党员内务部长彼得。迈克尔。迪斯特尔后来所说的“恐怖分子的乐园”。东德特别喜爱的一些恐怖团体中有西德红军团。该团一些训练有素的成员，瞧不起工人阶级不愿进行革命，并受到如“不要争论，只要破坏”一些口号的鼓舞，把自己看成是悲惨的无生气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先锋队，肩负着破坏联邦德国和北约“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重任。西德红军团在70年代中期取得一系列恐怖袭击的胜利后，1977 年策划的一次大进攻却惨遭失败，有四个领导人在狱中自杀身亡。由于东德从1977年起对红军团幸存的一些主要积极分子给以庇护权，西德红军团才得以重新聚集。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为红军团提供训练、武器、资金和假证件，从而使红军团能够在80年代初期发动一场新的攻势。1981年8 月，驻西德拉姆斯泰因的美国空军欧洲司令部遭汽车炸弹袭击，伤17人。一个月后，西德红军团恐怖分子在海德堡用火箭打弗雷德里克。克罗森将军的汽车，未获成功。在1984年至1985 年间，西德红军团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恐怖主义活动，如企图炸毁在奥培拉慕高的北约训练学校，爆炸法兰克福／美因河的美国空军基地，在维施巴顿袭击美国士兵等等。民主德国安全部还纵容恐怖分子爆炸西柏林的拉贝尔迪斯科舞厅，并协助其运送炸药，这次恐怖事件炸死一名美军上士和一土耳其妇女，炸伤230 人，其中包括 50名美国兵。民主德国安全局的其他一些盟友包括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巴斯克埃塔和卡洛斯。 1983年，在“瑞安”行动（克格勃和总情报部联合行动，企图找出美国和北约发动突然核攻击的证据）的高潮时，安德罗波夫命令八处作好用恐怖分子攻击在欧洲的英国、美国和北约目标的准备。他们计划实施一场信件炸弹战役，将信件炸弹寄给唐宁街10号撒切尔夫人办公室以及许多有名望的美国和北约代表。大约在同一时间，克格勃在西德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吧和餐厅布置了许多死亡点，用以放置爆炸物，以便给人以印象，仿佛这些爆炸乃是恐怖分子所为。这些死亡点的位置包括自动售货机背后，洗涤池下端通风空隙，盥洗室上端木头横梁和手纸简下端等。当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985年发现这些死亡点时，“瑞安”行动已告停止，克格勃针对北约一些人的恐怖活动计划也已暂时被搁置起来。 1983年8 月，在“瑞安”行动高潮期间，中心命令其驻欧洲北约各成员国的一些主要情报站加紧侦察北约在以下方面的准备情况：使装备有核、细菌和化学武器的破坏小组渗透入华约国的情况，扩大破坏活动培训和情报训练学校网络的情况；扩大召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和懂得这些国家语言的人的情况，以及建立移民的军事组织和破坏与情报小组的情况，等等。然而，北约并没有这种情报可供搜集，克格勃总部的这些指示只能使人更深入地了解莫斯科的应急计划中八处及其特工组在进攻北约时的任务。
1969年4 月克格勃驻雅典情报站向中心提出的“特别政治行动”建议我们在1969年4 月14HF线24号行动信件中提出实施“百合花”行动的计划草案，目标的代号为“花瓶”。此项行动的代号是“鸡蛋”。此项行动的目的和任务是对北约东南翼造成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损害。希腊和土耳其之间争执不断，已引起美国和北约领导人极大关注，这是美国在东南欧地区政策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对“花瓶”实施“百合花”行动能恶化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此项行动可以一个希腊人的名义实施，此人来自土耳其，对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希腊人）所处环境极为不满（也可利用其他“借口”来进行此项行动）。 “花瓶”是在塞萨洛尼基的一座二层楼房。该房子及其附属建筑物均归土耳其总领事馆所有。屋内没有家具，仅一张桌子。几个铁槽和一架烹任用炉子。该房楼上陈列有阿塔图尔克（土耳其民族荚雄）的衣服和照片。除了有一张桌子外别无任何家具。距“花瓶”约15到20米处，有一座土耳其总领事馆的两层楼。这所房子是领事馆官员的住宅。 “花瓶”和领事馆共用一个庭院（附该建筑物布置和庭院详图）种植花束（埋放爆炸装置）最合适的地方是离距“花瓶”约1 米远的灌木丛。 “花瓶”并不对外开放。但经土耳其领事馆同意，可以参观；一位专员负责照管“花瓶”和陪同参观者参观“花瓶”。 “花瓶”和领事馆由两个警察日夜警卫。警卫哨所不固定，闲人不得靠近“花瓶”。靠近“花瓶”最有利时间是在黄昏时刻。 “花束”详细说明书如下：“花束”大小和重量必须与袭击“花瓶”所拟达到的结果相适应。很明显，目的不是使“花瓶”遭到损坏，而是造成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效果。在估计“花束”的力量时，必须记住洒水（爆炸）处与领事馆生活区的五巨离仅15－20米。…… 为增加影响和获得所需效果，“花束”必须用在土耳其出版、供希腊公民阅读的报纸包起来。塞萨洛尼基的气温，冬季在零下到14℃之间，夏季则在24℃以上，有时有浓雾。园丁【破坏者1 必须在旅游旺季时以国外旅游者身份派往该国（希腊）。旅游者流入该国最多的月份为6 月至8 月。园丁的身份证件必须证明他是希腊友好国家或中立国（美国、英国。西德、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利比亚）的公民，中立国不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荷兰和比利时。到达雅典后，园丁可租用一辆摩托车，游览希腊南部的历史古迹以及一些岛屿。同时，园丁应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气候，并应完全习惯于该国情况。园丁通过死信箱从克格勃驻当地情报站取得花束后，应乘火车前往塞萨洛尼基。进行“百合花”行动以及园丁活动的估计时间范围如下：园丁抵达雅典后的次日，可租用一辆摩托车，在雅典及其郊区花上一两天时间，然后乘汽车沿如下路线进行游览：雅典一派特雷斯一斯巴蒂阿一纳夫普林一块必达洛斯一柯林索斯一雅典。这条线可能要花掉园T4－5 天时间。园丁到达雅典时可在旅馆订一房间。次日他置放一个信号表明他准备进行死信箱行动，以便得外‘花束“。死信箱行动在次日发生。在取得花束后，园丁结清旅馆帐目，退掉房间，乘下一趟火车去塞萨洛尼基。火车于N 时42分自雅典开出，19时29分到达塞萨洛尼基。园丁可乘坐一等车厢。在塞萨洛尼基园丁不住旅馆。为熟悉花瓶周围环境，在确信无人监视后，步行经过花瓶。幕色降临时，园丁拐上自己选择的路线，在最后阶段走进古城堡，将小花【地雷1 插进花束中。园丁从城堡北门走到通向“花瓶”的伊赛尔大街，然后由圣保罗大街走出。这将花15－20分钟时间。园丁走出伊赛尔大街后，经汽车库直奔圣保罗大街。在沿“花瓶”围栏行进时，园丁“洒水”【爆炸）。园丁可把花束掷向靠近“花瓶”围栏的灌木林中，或将花束掷在花瓶围栏内的地上。完成洒水后，园丁走上艾约斯。迪米特里大街并朝体育场方向走去（步行约20 一、25分钟）。体育场内有一些荒地，园丁可在这里将装花束的TWA 或BOAC航空塑料袋埋入地里。园丁可自塞萨洛尼基坐火车或飞机前往雅典（要在起飞前5 分钟购买飞机票，使用任何假名）。如情况不允许园丁把花束放在一起，那末他可把它清除掉……在有一些荒地的体育场地区。如他已为“花瓶”警卫所注意，他必须说他是一个外国旅游者，自城堡前往三角洲旅馆，计划在那里过夜，但由于他第一次到这个城市旅游，他不太清楚去这家旅馆如何走。
战后，秘密情报站人员的首选是科农。特罗非莫维奇。莫洛德（代号本），他是两位苏联科学家的儿子，似乎自孩提时代起就被选为未来在国外活动的情报官。1932年，他年仅十岁时，就经官方许可被送到加利福尼亚与姨妈同住。他在旧金山上中学，1938年返回莫斯科前就已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他加人了内务人民委员会，按一份夸张的偶象化传记所说，“多次突人敌人后方……精彩地展现了他英勇无畏的品质。” 战后，莫洛德取得中文学位，并在1951年开始接受特工训练以前，一直担任中文讲师工作。像某一些被选中派往美国任职的特工一样，莫洛德开始在加拿大建立掩护身份。 1954年他使用加拿大一个共产党员的（活替身）身份证明来到加拿大。迈克是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当他发现一个党员的护照从未在国外旅行中用过时，便说服这个党员把他的护照给他。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虽然这名党员被告知说他的护照是供党来使用，但迈克却通过加拿大一苏联友好协会中一名代号“神甫”的资深成员把它交给了克格勃驻握太华情报站的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鲍布尔金。中心将护照上的照片换为莫洛德的照片，并给他作为去加拿大之用。一到加拿大，莫洛德用已去世的另一个替身得到一本新护照。这个人名叫格登。阿诺德。朗斯代尔（代号基扎），1924年生于安大略省的科博尔特，童年时同他的芬兰母亲一起移居苏联，1943年去世。后来，加拿大皇家调查委员会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护照问题上，加拿大的国际名声不佳。有证据表明，敌对情报机构总是集中力量获取加拿大护照，因为它比较容易搞到手。 1955年3 月，莫洛德以他的新身份——格登。朗斯代尔来到伦敦的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中文。中心选定东方与非洲学院出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由于莫洛德所学课程无需取得学位，他不像英国大学的学生那样通常要出示以往的学历证明；其次，作为一名合格的中文教师和一本俄中课本的作者，莫洛德毫不费力就足以应付课程的要求，从而可以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在英国建立战后克格勃第一个秘密情报站。他在东方和非洲学院的主要问题是需要瞒过他的老师，不能表现出他从他们那里已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了。驻伦敦公开情报站中同莫洛德联系的是一位N 线官员V.A. 德米特里耶夫，他通过死信箱和直接会面向他提供经费，传达中心指示以及转交莫斯科家人的缩影信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他为什么要走？”莫洛德的小儿子特罗菲姆在一封信中问道。“……爸爸干了一件多么没有意思的工作啊。” 在东方和非洲学院时，莫洛德经中心同意开始建立以伦敦商人为掩护的身份。他利用克格勃的经费，将自己假扮成经营几家自动点唱机、售货机和老虎机公司的总经理。据一份克格勃档案记载，他拥有的包括口香糖售货机在内的自动售货机商店，少说也不下200 家，这样就给莫洛德一个很好的借口，能与德米特里耶夫、情报站的其他两名成员和他自己的间谍在大伦敦地区经常见面。一家与莫洛德合伙经营的公司发明了一种电子锁，获得1960年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莫洛德退休后自吹自擂，说自己是克格勃特工的第一个百万富翁。他向一名苏联记者吹嘘道：无需我的任何帮助，所有来自我四家公司的流动资金和利润（几百万英镑）在逐年增加，但我要提醒你的是，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却是真的！莫洛德情报站的无线电员和技术员是资深的美国间谍莫里斯和罗娜。科恩（代号路易斯和莱斯莉），二人均以“住别墅的人”而闻名。罗森堡夫妇被捕后，他们便被匆忙召回莫斯科。1954年5 月，在新西兰驻巴黎领事馆的一名苏联间谍帕迪。科斯特洛（代号龙）（这个人后来成为曼彻斯特大学俄文教师）交给科恩夫妇二人以彼得和海伦。克罗格为名的两本护照。“彼得。克罗格”在伦敦的对外职业是古旧书商。像本恩一样，路易斯和莱斯莉表现得十分外向，社交生活活跃。他们在伦敦图书贸易中的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起在他们位于赖斯利普的家中的许多欢快的夜晚：在这里，你会得到精美食品，上等好酒，最周到热情的款待……彼得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大家也很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他还参加书友们的飞嫖比赛并且能喝酒。他在年度的板球比赛中为古夫诺队效力打比布斯队，他挥动板球拍时像在使用垒球棒，并极力打出本垒打以取悦每个人。乔治。布莱克被关在沃姆伍德监狱，后来科农。莫洛德也被监禁在这里，于是二人相遇。后来他赞扬莫洛德是“驻外特工的榜样，……是一个有强烈的信念和为了伟大事业愿意献身的人”。然而在伦敦的岁月里，莫洛德越来越觉得难以招募到新一代像布莱克这样的愿为伟大事业献身的意识形态间谍。他后来告诉苏联记者说：美国人不关心政治，漠然处世。他们真的不在乎谁来管他们、国家将走向何方、欧洲共同市场是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钱包、自己的工作和让妻子高兴。莫洛德也对克格勃在冷战时期招募新人的方针有意见，他认为克格勃应集中在英国招募新人：
一名好间谍应有如下必备条件：在军事部门工作，具有中级军衔并处在能接触到情报的关键岗位上；他不渴望高升，但对自己的不幸（比如因病未能从总参军事学院毕业）耿耿于怀；嗜酒（当然是个花钱的习惯）；好色（当然花费也会不少）；他对自己的政府不满但忠于特工派出国的政府。
60 年代末被招募的航空工程师埃俾是最多产的。到80年代初去世时，埃斯提供的文件有300 卷左右，每卷都有300 多页。这9 万多页大部分是关于新式飞机（其中有协和式飞机，超级VC－10与洛克希德L －1011飞机）和飞机5 ；擎（包括罗斯一罗伊斯，奥林帕斯593 ，RB－Zll ，SNEY－505 ）和飞行模拟器的技术资料。埃斯提供的关于飞行模拟器中洛克希德L －10if飞机和波音747 的材料是苏联新一代对应产品的基础。埃斯还打着假旗号（可能是以一家竞争对手公司的名义）招募了一位飞机引擎专家（代号斯韦德）。值得一提的是埃斯的月薪只有225 英镑，1980年增至 350 英镑。克格勃和总情报部的已暴露官员被英国驱逐后，克格勃仍能从苏联的大学中送些科技情报间谍和“可靠的眼线”到英国进行科学交流，或去攻读工程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生或博士后。他们大部分去了伦敦地区的大学或综合技术大学，或者去了牛津或剑桥大学。“克格勃的目标”是希望克格勃间谍和可靠的眼线在以下这些地方找到潜在的被招募人：剑桥大学的邱吉尔学院、国王学院、圣凯瑟琳学院、三一学院；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女王学院和三一学院；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大学学院、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研究院以及斯拉夫研究院。某些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的苏联科学家是克格勃官员。例如，1975年5 月，剑桥大学的英国医药研究所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休。赫晋黎博士邀请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主任，弗兰克院士推荐一位研究员来实验室进行研究。赫胥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邀请被克格勃盗用了。送到剑桥的科学家是T 局的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莱德涅夫。就在莱德涅夫着手英国指派的工作时，T 局局长米哈伊尔。洛帕京（曾在60年代中期掌管科技情报收集工作）来到伦敦，建议情报站扩大X 线的活动范围。尽管不是非常全面，但米特罗欣的记录表明，X 线在70年代新招募的英国人少于“富特”行动前的十年。米特罗欣明确记载“富特”行动后最先被招募的是克里斯蒂娜。她于1973年被招募一可能是在苏联。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说明，70年代初在英国活动的其他4 位X 线间谍是在驱逐间谍事件前还是在其后被招募的。由于在伦敦活动很困难，至少有6 位（可能更多）X 线间谍或者与他们的上司在英国以外会面，或者由驻欧洲其他国家的情报站指导。几乎可以肯定，在“富特”行动后的十年中招募的最重要的英国科技情报间谍是迈克尔。约翰。史密斯（代号博格），他是一位电子工程师，共产党员。据70年代初萨里的共产党书记理查德。吉尔达德回忆，史密斯是个百分之百的坦克主义者（即苏联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强硬支持者）：‘不要太在意他，他是个蠢人。有社交活动，但他很少参加。“伦敦情报站X 线的一位官员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奥谢琴科（代号奥泽罗夫）与史密斯在他公寓附近一家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小酒馆里初次会面，那时正值1975年5 月工会会议后，但在英国加人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公民表决之前。在奥谢琴科的指示下，史密斯退出了共产党，停止了工会活动，每天读《每日电讯报》，加人了当地的网球俱乐部，就像他的行动档案中记载的那样，他”尽力对当局表现出他的忠心。由于惊人的巧合：萨里的共产党中还有另一个叫迈克尔。约翰。史密斯的人，同时由于英国安全局的官僚主义，错把代号“博格”的史密斯当成了萨里的史密斯，于是前一个史密斯便于1976年7 月在米德尔塞克斯郡费尔特姆的Thorn －EMI 国防电子仪器厂的质量检查处找到了一份工作，任检验工程师。一年内他就参加了研制和试验用于英国自由下落核弹的雷达引信的绝密项目——XN－715.克格勃把史密斯交来的有关XN－715 项目的文件交给了在一所代号为G －4598的苏联秘密军事研究所工作的N.V.谢列布罗夫和其他核武器专家，他们成功地仿造了一个英国雷达引信。史密斯的情报看上去是如此的完美以至于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令谢列布罗夫和他的同事迷惑不解的是史密斯怎样弄到起爆器起爆的无线电频率的。他们认为这条信息是如此的敏感，以至即使在史密斯搞到手的设计与运行起爆器的绝密文件中也不该出现。。掌握了有关的无线电频率，苏联军队可以放出干扰波阻止英国的核弹的起爆器引爆。专家想到的一种可能性是史密俾提供的频率仅是用于试验的频率，在实际作战中不会使用这一频率。但他们还是对史密斯能提供如此详细的高层机密情报抱有怀疑。中心还对下列一点感到怀疑：一位著名的亲苏共产党员在离开党并从读《晨星报》改读《每日电讯报》后，不久就毫不费力地迅速弄到了英国最高核机密。他们怀疑史密斯弄到雷达引信情报也许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1978年史密斯告诉他的指导员他已失去了安全许可证，暂时不能提供机密情报时，这种怀疑加重了。（史密斯不知道，英国安全局已发现他们早先出的差错，并秘密地通知了Th__EI仪器厂，他过去是共产党员。）为了解除疑虑，中心设计了一系列对史密斯可靠性的测试。第一次测验是让史密斯从西班牙的一个死信箱中提取两袋秘密材料，史密斯看来通过了这次测试。第二次对史密斯的测试更加复杂，还经过安德罗波夫批准。用克格勃的行话说就是 “用非接触测谎器进行心理测试”。这次测试于1979年8 月在维也纳由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斯塔尔诺夫和两名行动技术支援官员实施。斯塔尔诺夫以简短的经过准备的发言开始，这段话载人了史密斯的档案：我本人对我们的工作方式和相互间的关系非常满意，所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祝贺。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组织中真正的一页了。这意味着组织将照顾你。相信我，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得到朋友的帮助。你的参与和对组织的帮助将及时地被承认。我们的组织建立在两条原则上：志愿参与和忠诚。第一条意味着加入组织是你自己的自由意愿，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倘若你事先给予通知，将不会有任何对你不利的后果。第二条原则：忠诚。你必须告诉我们所有影响我们组织利益的事，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利益。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了双方的安全都需要这样做。加入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正式行动。与这相联系，我被要求问你一些问题。我把这视为纯粹的例行公事。你也应当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你简单地回答“是”或“否”，将使任务变得简单可行，并节省时间。接着史密斯被问了120 多个问题，他的回答被秘密地录制下来。接着对录音的分析以及史密斯回答的每个问题的答案使中心相信，无疑也使中心大为放心，他没有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参与英国情报机关编制重大骗局的工作。虽然史密斯被告知 “心理一生理的测试”是例行公事，但克格勃以前从没有在苏联以外地区使用过。中心对这次成功特别高兴，决定用同样的方法检测其他间谍。可是中心仍然决定对史密斯进行第三次“忠诚”测试，显然这是最后一次了。中心指示他从巴黎郊区一个死信箱中拿出一个装有两卷胶卷的容器，转交给里斯本的一位克格勃官员。克格勃无疑能够检测出史密斯或其他情报机构是否企图打开这个容器。 1979年后，克格勃每月给史密斯300 英镑的聘佣费。他的档案中还记载着由于提供的文件额外付给他的1600英镑、750 英镑、400 英镑和2000英镑。虽然米特罗欣的笔记没有记下付这些钱的时间，可能主要是史密斯在Thorn －EMI 国防电子仪器厂的两年期间。为克格勃工作给他带来刺激和兴奋，如复制高度机密文件，从死信箱中取东西，和上司去外国首都执行秘密任务等，这一切好像把史密斯从原先的死气沉沉中拯救了出来。一种外来的因素使他原先枯燥的生活开始充满生机。
1980年，7.5 ％的苏联科技情报来自英国。据称T 局不但为苏联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军事领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更为他们获取的商业秘密感到自豪，这些秘密帮助苏联压低了和西方公司签定合同时的价格。其中和英国的一例最值得自豪。 70年代末期，与戴维能源煤气公司以及克洛克纳＊工业公司签定关于修建两个大型甲烷制品厂的合同时。英国财团最初报价为2.48亿可兑换卢布，苏联部长会议以2 。06亿竞价成功。这次行动由T 局于1977年5 月23日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指挥，并得到克格勃的帮助。这次成功可能依靠的是对西方公司会议的窃听和秘密复印了公司的文件所得到的商业情报。按照外贸部的一份报告的说法，这些手段在合同谈判中使对方做出了0.506 亿卢布的让价。1977年10月24日安德罗波夫正式表彰了这次行动中做出贡献的15位克格勃军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首相詹姆士。卡拉汉在写给他的苏联对手阿列克谢。柯西金的信中，对苏联政府能与英国财团签下这份合同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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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后期，苏联驻纽约和华盛顿情报站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技侦成果。19 69年末，纽约情报站实施的“普里森”行动，成功地将遥控无线电发讯机放进了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使用的办公室。这些装置藏在木板中，被固定在书架的下面，而且为掩盖它们是苏联所造的事实，制造这些装置的材料都来自西方。与此同时，克格勃的“螃蟹”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经过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也成功地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代号布罗德）的办公室进行了窃听。加纳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办公室也被放置了无线电窃听装置。 1969年，华盛顿情报站又成功地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会议室内安装了一个遥控无线电窃听器。这个用西方材料制成的窃听装置在这间会议室持续工作了至少四年的时间。1973年2 月，该情报站从新闻渠道获悉（也许并不准确），在外交委员会会议室的新闻桌下发现了一个窃听器。这个报道让克格勃十会困惑，因为他们的窃听装置是装在一把椅子下而非桌子下，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窃听器似乎还在继续正常工作。考虑到他们的窃听器有可能被发现人局杜撰了一套说辞，称这个窃听器是由法国国外情报局安装的。但出乎克格勃的意料，媒体很快就对这件事失去了兴趣，新闻媒体上并没有出现关于藏匿于椅子下的窃听器的报道。
60年代后期，克格勃技侦行动的增多导致了中心内部的一次重组。在此之前，克格勃第八总局既负责密码和联络，又负责技侦情报。很可能是在1968年，安德罗波夫新成立了一个克格勃十六局，该局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领导，专门负责技侦情报。它的行动在整个克格勃中是最为机密的。十六局与同时期成立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主要负责情报站的侦听站，获取国外代码及密码，并对外国技侦情报站实施渗透。1970年5 月15 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在15个情报站设立侦听站的计划（有些已经在使用当中），这十五个情报站分别是：华盛顿，纽约，蒙特利尔，墨西哥城，东京，北京，德黑兰，雅典，罗马，巴黎，波恩，萨尔兹堡，伦敦，雷克雅未克和贝尔格莱德。1971 年，这15个侦听站就从60多个国家截取了62000 条加密的军事和外交电报，同时还截获了25000 多条普通情报。最重要的侦听站依然是华盛顿地区的“发端”侦听站和纽约的“试验”侦听站，这两个侦听站均由十六局在行动技术支援人员的帮助下负责管理。70年代，“发端” 侦听站最重大的成就是截获了大量华盛顿经安德鲁俾空军基地与正在乘飞机进行海外访问的总统、国务卿以及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之间的联络情况。安顿（ “发端” 侦听站的一名操作员）就是由于在1974年7 月在基辛格访问伦敦期间成功的截取了美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后来当上了首相）詹姆斯。卡拉汉的谈话而被授予红星勋章。中心十分重视这一情报，无疑是因为基辛格访问英国的主要目的是向卡拉汉通报尼克松最近访问莫斯科的情况——这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职前的最后一次外事访问。不久，在土耳其7 月ZI日入侵塞浦路斯引发危机时，“试验”侦听站成功地截听到了基辛格与卡拉汉以及他和土耳其外交部长图兰。居内的电话谈话。这样，克格勃就能够掌握到美国所采取的强烈的反应，正如基辛格后来回忆的：7 月ZI－ 22日夜间，我们警告土耳其如果不停火，我们将把我们的核武器从前沿阵地撤出— —特别是从可能卷入与希腊战争的地区撤出。但并不是所有截获的基辛格的谈话都涉及到国家机密。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基辛格与其未婚妻南希。马金尼斯在他们1974年结婚前不久的一次通话。卡卢金未免有些吹毛求疵地回忆称：很明显他刚刚发表完演讲，他很得意地问她感觉如何。他大意上是这样说的：“我看上去怎么样？你真的认为我讲得很不错吗？”这些记录说明基辛格是一个虚荣而爱吹牛的家伙。有消息从莫斯科反馈回来说，安德罗波夫“十分喜欢这些截获的对话”。他经常向自己的政治局同僚们吹嘘说克格勃能够窃听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私人谈话。苏联使馆屋顶上伸出的复杂的天线慢慢使西方技侦机构警觉到使馆内可能设有侦听站。虽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通信已经被克格勃成功地窃听，基辛格还是于1975年8 月15日就苏联大使馆截取无线电信号及电话谈话内容一事向多勃雷宁大使提出严重抗议。中心起草了一份振振有辞的答复：我们建议，在下次与基辛格会晤时，如果他再提起这个问题，苏联大使应该指出设立在大使馆楼顶上的天线是在（外交）互惠原则的基础上用来保证与莫斯科的联系、同时接收正常的无线电与电视信号的。这些天线与大使馆的身份并不矛盾。我们要提醒美国国务卿，美国政府应制止安装防碍苏联大使馆正常无线电通信的设备的行为，特别是在苏联大使馆附近的大楼上安装这些设备的行为。基辛格没有坚持向苏方提出抗议，因为他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也有技侦行动。1971年，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在《华盛顿邮报》上批露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可以成功截获坐在飞驰在莫斯科的黑色“吉尔”豪华轿车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微波无线电通信和电话联络。但真正令基辛格不安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侦行动受到了苏联的电子干扰。1975年11月，基辛格告诉多勃雷宁称，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由于长期受到针对大使馆的电磁辐射，已经身患白血病。在莫斯科的授意下，多勃雷宁大使回答说，美国大使馆周围的电磁场并没有超出苏联的健康标准。多勃雷宁声称，卡特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务院曾私下告诉他，一项研究表明，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大使馆人员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基辛格的抗议没有能够阻止“发端”和“试验”侦听行动的进一步扩大。根据 “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做出的摘要及抄本从1975年的2600页增加到了1976年的 7000页。在这两年中，就有800 份基于这些截获的情报的报告从华盛顿情报站发给了克格勃中心。1976年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往通信中截获了有关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俾菲尔德1 月和7 月份对北约核武器计划小组的访问、2 月份对欧洲美军司令部的访问、以及基辛格与英国、法国、西德和南非领导人的会晤等十分重要的情报。到1977年，根据“发端”侦听站截获的情报做出的摘要及抄本已经达到了10500 多页，其中包括有关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以及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等人的外事访问活动的情报。在卡特政府执政的大部分时期中，“发端”侦听站还截获了大量的国务院材料，克格勃还给这些材料中提到的每一位官员都设立了卡片档案。由于70年代克格勃在华盛顿没有高层次的间谍渗透，这样一来，“发端”侦听和其他技侦行动很可能就成了中心了解福特和卡特政府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总体的影响可以说是良好的——限制了生性多疑的中心对美国政策的无端猜测。比方说，在1979年由美国抗议苏联在古巴设立“作战旅”的行为而引起的危机中，由于“发端”侦听站截获了五角大楼的电话会议及其他通信联系，使得华盛顿情报站可以十分确定的告诉莫斯科，美国并没有军事干预的计划。然而，“发端”侦听站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很可能还是军事情报。它们截获的高度机密的信息中包括：有关“三*份‘导弹从X 导弹、潘兴一2 导弹、巡航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情报；有关F －15、F －16、F －18战斗机，B －52和B －l 轰炸机以及早期预警系统”机载报警与控制系统飞机“的机密情报。从19 73 年起，设在纽约地区的”试验“侦听站的主要任务也是收集科技情报，特别是军事科技情报。在1973年到1980年间，这些侦听站的最大成就是截获了设在长岛的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与众多大公司间的传真通信，这些大公司包括波音公司，仙童公司，通用动力公司，格鲁曼公司，休斯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斯佩里兰德公司。截获的军事计划传真包括，有关A －10攻击机， B －l 轰炸机，E F －111 电子对抗机和F －14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制方案；反导弹防御计划以及反潜防御系统的重要资料。到1976年，旧金山情报站也设立了一个侦听站（代号春天），该侦听站成功的截获了美国国防承包商及西海岸其他高科技公司的电话及传真联络。克格勃在纽约、华盛顿以及旧金山的情报站同时还设有无线电侦听站（代号分别为“火箭”、“数字”和“鲁宾”），主要用来监听美国联邦调查局（代号菲尔马）的通信，以便随时掌握它的行动。70年代，纽约的“火箭”侦听站不间断地监听了联邦调查局6 个短波无线通信频道。窃听人员很快就熟悉了联邦调查局里的行话。一份克格勃的档案显示：联邦调查局现察站与监视组之间通过简单的代号、但语以及事先约定好的短句进行联络，“火箭”的人员可以轻而易举地破解这些暗号。现察站与监视组之间的交流都是简短的谈话，通过这种对话现察站通知监视组目标的数量以及他正在向某个*路口移动的方向。每天对联邦调查局紧急行动中心的无线电联络进行截听，一幅联邦调查局的行动环境和联邦调查局在纽约采取的行动的全景图由此生动地显现出来。每当（克格勃）情报站在纽约展开一项行动，“火箭”的人员就开始对联邦调查局无线电中心进行监听；如果需要，可以在行动人员前往执行任务的地点之前向他发出警告信号，或者如果他已经被监视，告诉他立即撤出行动。“火箭”侦听站也对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公民进行监听，并将他们的资料输入“联系人”系统（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计算机姓名追踪系统）。有那么几年，纽约情报站一直误以为自己能够发现任何克格勃人员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跟踪的迹象。直到1973年他们才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情报站发现联邦调查局十分了解情报站一些行动官员的活动和三个“发展中的间谍”的情况，于是它终于明白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那些看起来非常简单的监视技巧实际上是用来吸引情报站的注意力的，以便掩护那些更为先进的监视手段，而情报站对这些手段一无所知。因为试图应付对方所运用的一些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监视手段，情报站的行动一时间陷入了混乱。 1979年，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的主要侦听站的运营费用显示，华盛顿与纽约的花费是最昂贵的。＼，瓦那情报站的技侦站的花费排在第三位，而它的主要目标也是美国。其他所有的侦听站也受命在可能情况下把“主要对手”的通信放在优先地位。克格勃用以从美国境外对付美国的最重要的国外侦听站不是设在某个情报站里，而是设在苏军总情报部60年代中期在古巴伦德斯成立的大型技侦基地里。这个基地主要监测美国海军的通信及其他高频通信。1975年4 月25日，苏联政府通过一项秘密指令（第342 －115 号），批准在伦德斯基地再建设一个新的克格勃技侦站（代号“白蚁一P ”），该技侦站于1976年12月投入使用。“白蚁一P ” 由克格勃十六局负责管理，该技侦站安装了一个12米的碟形天线和一个装在伪装的卡车上的7 米的移动碟形天线，这样就可以截取美国卫星的“下行”微波通信或是微波发射塔之间的微波通信。70年代末期，苏军总情报部和克格勃十六局还设立了一些大型技侦情报站，包括在南也门和越南的金兰湾设立的技侦站。但是最大的技侦站还是伦德斯基地，而且在之后的十年中这个基地还在继续扩大。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苏联在离我们边境不至IJI00 英里的情报收集机构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机构。大片大片的天线场以及监视装置都是以美国军事设施和敏感活动为目标。在古巴伦德斯基地配备了1500名苏联技术人员，这里的卫星地面站可以和莫斯科保持实时联络。这个28平方英里大的基地的规模在过去十年中扩大了60％以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1985年的一份联合报告中估计古巴伦德斯基地的工作人员已经进一步增加到了2100人。 80年代初，克格勃所有的情报站都设立了侦听站。每个侦听站在每年N 月必须向中心上交一份年度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必须包括下列方面的详细情况：去年截获的加密及普通情报，其中有实用价值的情报的比例；新近发现的有情报价值的联系渠道；有关国家的“无线电情报环境”的特点；侦听站处理及完成技侦任务的情况；针对情报行动所采取的安全及保密措施；对过去一年表现的总结及对来年工作的建议。 1980年，华盛顿地区的“发端”侦听站报告称，由于美国采取了新的安全预防措施，现在要截取美国联邦政府的联络情况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但是华盛顿情报站却报告了一项新的重大技侦成果。1980年9 月，经过两年的计划，该情报站展开了一项代号“红鹤”的行动，成功地在系统设计公司的会议室内放置了窃听装置，该公司是弗吉尼亚阿灵顿的一家私人公司，为五角大楼从事研究工作。‘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洛森科（代号马文）是华盛顿情报站一位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X 线（科技情报）官员，他注意到系统设计公司的会议室也被作战研究协会用来举行会议，当然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就在他任期结束、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他成功的将一根0.25米长，由电池供电的棒状窃听器固定在这间会议室的一张桌子下。这个窃听装置的信号由设在一辆装有外交车牌的汽车上的指挥点监控，这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装有T 形天线，这样这辆车可以停在离系统设计公司办公室300 － 500 米的九个地点中的任意一个地点进行监控。在之后的10个半月中，“红鹤”行动提供了许多中心认为“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些情报涉及当时以及将来美国在欧洲的核武器部署、美国化学武器、美国海军在核战争中的生存机会以及美国在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等。1981年1 月 2 7 日，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在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美国在中欧地区核力量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秘密报告。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以下问题：美国的国防动员能力；激光制导系统的效能；销毁730 吨已经无法使用的化学武器的计划；美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苏联化学武器的情报以及情报部门在这方面的任务。其他一些在这间装有窃听器的会议室举行的会议也有一些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参加，会议讨论了美军现状以及建议实施的改革。这次行动最后结束并非是因为美国人发现了窃听器 ‘，而是由于窃听器电池能源耗尽了。参与“红曾‘行动的下列四位克格勃官员都被授予红星勋章：洛先科，他选择安装窃听器的地点并安装窃听器；V.I.绍金，他负责指导整个行动；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发端“侦听站站长，在收集与处理这些来自系统设计公司会议室的情报时发挥了主要作用；尤里。瓦西里耶维奇。格拉齐安斯基，作为情报站技术支援组组长负责这次行动的技术保障。情报站的其他三名人员也受到了级别低一些的表彰。苏联的技侦情报行动，和美国一样，也得到了盟国情报部门的协助。1948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UKUSA 安全协议划分了各成员国的技侦部门情报收集的任务，并规定要互通所获情报。而克格勃却决意严格限制它的盟国接触自己的密码分析秘密。1975年1 月，安德罗波夫批准了由十六局起草的 “与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机构在解密行动上的合作原则与方针”。其中两条指导原则是，第一，与“朋友”（盟国情报机构）进行的合作行动必须置于克格勃控制之下；第二，向盟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密码情报“不能泄露苏联在密码分析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必须牢记，我们盟国的情报部门现在在利用电子（基于计算机的）密码分析法对（技侦）目标展开工作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很有可能用这些方法对其他目标展开独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十六局与盟国相关情报部门的合作至关重要，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在不被我们控制的行动中使用电子密码分析法，而对十六局造咸不可挽回的损失。 “盟友”根本不知道克格勃有一所高度机密的密码分析学校。给他们的印象是，所有的训练都是在中心进行的。虽然，有时候盟国情报部门也会得到克格勃十六局截获的短波通信中的密码联络信息，但是从来不允许他们接触来自苏联情报站的侦听站、卫星通信或是苏联境内的电话线路的技侦情报。尽管十六局不愿意与盟国情报机构共同分享大部份技侦秘密，但是它却有赖于这些情报部门的协助。由于电脑生成的密码系统越来越复杂，苏联密码分析家越来越依赖对外国使馆进行渗透以盗取密码材料，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密码机和电传打字机进行窃听。1974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与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通过一系列的联合行动至少从驻布拉格的7 家大使馆，驻索非亚5 家大使馆，驻布达佩斯2 家大使馆和驻华沙2 家大使馆窃取到了密码材料。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部门还把它们暗藏在西方使馆和外交部门内的一些间谍提供给克格勃使用。在这些人当中，克格勃十六局最看重的是一名代号埃皮尔的保加利亚间谍，他是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在1966年招募的一名希腊外交部安全官员。在被招募后的10年中，他帮助盗取了希腊外交部12000 多页机密文件。 1981年5 月召开的一次克格勃于部会议，把招募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中国的密码人员作间谍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接替勃列日涅夫当上总书记后，在一份特别指令中重申这一工作必须优先考虑。安德罗波夫还同意秘密授予为克格勃服务时间最长的从事密码工作的间谍——法国外交部密码官员尤尔——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他在过去37年中“长期与富有成效的合作”。由克拉萨文领导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十六处计划在80年代末以前，在世界各地的苏联机构内再建45－50个侦听站。他们乐观地预测，如果照现在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截获情报的数量将会比现在多4 －7 倍。依照1980－1986年在十六局工作的维克托。马卡罗夫的说法，这段时间内，丹麦、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瑞典、瑞土和西德等欧洲国家的外交通信均经常被克格勃破译，只不过频繁程度不同而已。但他相信这段时间内克格勃没有能够对英国的密码系统进行高层次的渗透。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1980年包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和乌斯季诺夫——每天都会收到一份最重要的技侦情报摘要。而克格勃第一总局和第二总局的主要领导每天也会得到一份范围更大一些的情报摘要。虽然目前这些精选的情报还不能用于研究目的，但终将会有一天它们会成为研究苏联外交的历史学家们的重要资料来源。除了那些显然相当重要的情况——如基辛格、万斯与外国领导人的会晤——外，挑选给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圈的技侦情报无疑还包括（只要有这种可能）西方对他们的公开言论的反应。1991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局长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维奇。古尔格涅夫（化名阿尔乔莫夫）公开抱怨称：过去，我们的情报部门为了收集对我们的领导人的每一项“英明的”意见的反应可是吃够了苦头。这种工作很容易对那些起初以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的人造成很坏的影响。世界各地的克格勃情报站被要求迅速提供对苏联领导人的每一次重要讲话的积极反应的报告。如果没有这种反应，为了防止政治局不高兴，他们通常会编造一些这样的反应。到60年代末，由于十六局已经可以破译70多个国家至少是部分的外交通信，在每周截获的成千份电文中找出这种反应的机会比那些最积极的情报站能搜集到的反应还要多。在80年代，东西方的技侦机构都面临着两种可怕的新的技术挑战：光导纤维在全球电信中的使用和非常先进的加密系统的广泛应用。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其他技侦部门都没有设计出一种系统，可以截取在光缆中像光一样传输的信息。80年代末期，英国安装了连接200 多个军事设施的、非常安全的光纤传输系统，代号“拳击手”。同时，麻省理工学院和以色列魏茨曼学院的数学家们研究出了公开关键码加密系统，后来这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如菲尔。齐默尔曼的PGP （“非常保密”）系统，使得任何人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调制解调器，都可以创建密码。而这种密码是技侦情报机构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破译的。米特罗欣所看到的与技侦情报有关的档案截止到1982年底，其中还没有提到克格勃是如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但有其他证据很清楚地表明，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的技侦行动仍在继续加强，至少是在数量上。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美国。北约及中国军队的苏军总情报部的技侦行动的规模比克格勃还要大。到80年代末，苏联红军已经拥有40个技侦团，170 个技侦营和700 多个技侦连。自从1967年 “宇宙一189 ”号卫星被发射上天之后，苏军总情报部的空间情报局已经将130 多颗技术侦察卫星送人预定轨道。有60多艘苏联水面舰艇和20多种不同型号的飞机被用于技侦情报搜集。同时，苏军总情报部和克格勃在苏联国内和世界各地还有大约 500 多个地面技侦情报站。总的算起来，苏军总情报部及克格勃的技侦网大约雇用了35万名侦听员、情报处理员、密码分析员和其他专门技术人员，他们大部份都来自军队。而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军事密码局的人数加起来才大约6 —7 万人，只是苏联的五分之一。苏联情报部门1991年重组之前不久，一位克格勃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技侦行动花去了克格勃总预算的四分之一。 1991年12月，以前的克格勃八局和十六局重新合并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俄联邦国家通信与信息局（俄语缩写为FAPSI ），负责通信安全、密码与技术侦察。现在俄罗斯的技侦行动与前苏联比起来规模已经小多了。苏联集团解体引起的后果中有一条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苏联在前华约国家内的150 个地面站大部分都被拆除了。但一些在俄罗斯联邦之外的十分重要的地面站却仍然保留下来，其中有爱沙尼亚的塔林附近的大型技侦中心和在古巴的伦德斯基地（虽然到1993年该基地人员已经减少了一多半，大约只有1000人）。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国外情报局的情报站仍然没有侦听站。虽然俄罗斯国家通信与信息局资源有所减少，面对的目标也更难于对付，而且很可能发觉自己越来越难以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最新技术相匹敌，但是俄罗斯技侦行动的触角仍然遍布全球。
格里古列维奇自告奋勇要求暗杀铁托。1953年2 月初他在维也纳与苏联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官员举行秘密会面，并向他们建议了四种干掉“乌鸦”（铁托）的方法：1.他与铁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时，在衣服内暗藏一种无声喷雾器，向铁托喷射一种足以致命的肺炎病毒（当然这之前，自己要先接种抗毒疫苗）。 2.在铁托访问伦敦时，先从格里古列维奇的朋友——南斯拉夫驻英大使那里弄到一张为欢迎铁托来访而举行的招待会的邀请信，然后格里古列维奇用无声手枪射条铁托，之后喷射催泪瓦斯制造混乱，掩护自己逃跑。 3.上述方法也可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交招待会上使用。 4.送给铁托一盒珠宝，珠宝盒的盒子可以在瞬间弹开，当盒子被打开时，盒内将释放出一种致命毒气。
斯大林时代后，第一个主要的国外暗杀目标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他是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劳动联盟主要领导人之一。国家安全部原打算让尼古拉。霍赫洛夫执行暗杀奥科洛维奇的任务。对霍赫洛夫的训练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亲自负责。霍赫洛夫的教官中包括苏联柔道冠军米哈伊尔。鲁巴克和全国射击锦标赛五次冠军古德列夫斯基中校。霍赫洛夫使用的武器是一把电动手枪，藏在香烟盒内。这件武器装有消声器，所用的子弹是由中心设在哈贾因斯特沃一热列兹诺沃的秘密武器研究所研制的氰化物子弹。然而，霍赫洛夫的思想却没有斯大林时期的刺客那样坚定。在准备暗杀奥科洛维奇的过程中，他阅读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的刊物，思想受影响而发生了动摇。 19 54 年2 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奥科洛维奇在法兰克福的寓所，他的自我介绍颇有些令人吃惊：“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他对格奥尔吉说，“我从莫斯科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我暗杀你。”然后他告诉目瞪口呆的奥科洛维奇，他已经决定不杀他了。后来，他叛逃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开始中央情报局对他还有些怀疑。 4 月20日，他举行了一场引起轰动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和盘说出了这次暗杀计划并向世界媒体展示了执行暗杀任务时要使用的神奇武器。中心对霍赫洛夫闹得沸沸扬扬的叛逃进行了长时间的事后检讨，在这之后，19 55年4 月，“特别行动”成为重组后的第一总局十三处的职责，各情报站中成立了一个新的F 线（特别行动处）来履行十三处的职能。十三处的主要职能就是配合总情报部准备并实施破坏行动；实施使用武力的其他“特别行动”，包括绑架和暗杀；偷窃西方军事技术（1963年第一总局T 局成立后，这一任务成了T 局的职责）。在赫鲁晓夫时代以及其以后时期，破坏活动取代暗杀活动成为十三处最主要的 “特别行动”。这些行动的主要任务包括：鉴定要攻击的西方目标，并为苏联破坏与情报小组（特工组）以及东西方冲突中的当地共产党“抵抗力量”消灭这些目标做好准备。特别行动处最早的一项任务是在1955年5 月四大国在维也纳签署“奥地利国家状态协定”之后（该协定结束了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占领状态）。在苏联红军撤出之前，克格勃接到指示，在事先挑选好的地方藏匿军火。据米特罗欣所看过的档案记载，这些地方包括：梅叶林村、莫尔拉姆村、韦纳斯多夫村、海利根克罗伊兹村、塞默灵村；施蒂夫特一格特韦格修道院以及两个古城堡（施塔海姆城堡和梅肯施泰因城堡）。克格勃的档案中记录有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及对上述和其他地区的书面描述。施塔海姆城堡的藏匿计划显示，在位于一棵古老的松树右侧1.5 米处的外墙墙缝里藏有一支7.6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ZI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另外，在城堡院中距一棵老梨树1.5 米的地方藏有一支6.3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ZI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在梅肯施泰因城堡，一支7.65毫米口径、带有弹夹和ZI发子弹的毛瑟手枪被藏在拱形门左边的大石头下的洞里；而一支带有弹夹和25发子弹的瓦尔特手枪则藏在墙上的裂缝里。 1964年5 月，克格勃维也纳情报站对梅肯施泰因城堡的第二个藏匿地点进行了抽样检查，结果发现藏匿这些武器的包装已经腐烂，这令他们深感不安。ZI发子弹中有4 发已经不见了，检查人员推测是掉进了裂缝中更深的地方；而其他门发子弹则已经损坏，不能再安全使用了。但是瓦尔特手枪，只要把铁锈除掉，还可以再用。为了谨慎起见，中心决定不再对其他藏匿地点进行检查。与秘密藏匿武器的地点一样，克格勃档案中关于潜在的破坏目标以及苏联破坏与情报小组（特工组）的着陆地点记录都非常详细。1959年（可能还更早一些），克格勃已经开始系统地侦察大部分——如果不说全部的话——北约国家电力系统、输油管道、电信系统及重要的工业设施中最脆弱的环节，并将这些地点标明在第一总局十三处的地图上。1959年夏天，一名克格勃间谍在沃尔姆斯附近的变电站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以协助做好破坏通过莱茵河的输电线路的计划的准备工作。1959 年12月2 日至30日，一个以苏联电力建设部副部长为首，成员中包括克格勃官员的苏联能源专家代表团利用在美国访问的机会对美国电站及输电线路中预定要破坏的目标进行了侦察。关于将要执行这些或其他攻击任务的特工组的空降地点及基地，档案中都有十分详细的资料，包括地形、陆标、不同季节的气候、流行风、人口聚居地和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如果特工组从海上到达目的地比飞机更合适的话，则还有关于海岸线、海潮及潜艇和船泊作业的条件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部分由驻当地的间谍和获准去西方国家与家人团聚的苏联人提供。克格勃十三处曾经试图在主要北约国家和日本招募一些间谍来帮助特工组。十三处的档案中有如下记载：适合从事F 线行动的特工年龄应该介于20至45岁之间。来自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人不予考虑。而从事以下职业的人是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对象：电工、技工、工具制造工、药剂师、持证工程师，技术员和熟练工人——特别是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的公民。那些坚持宗教教义与教规的人是不适合的，同时，那些有酗酒、吸毒和不良性倾向的人也是不合适的。鉴于所要执行的任务的性质和程序的特殊性，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挑选那些经常在自己国内及别的国家旅行的人，有自己的房子，有两个住处，有乡间别墅，农场和大片土地的人。十三处为战时破坏计划所做的准备工作不可避免地会与总情报部所做的同类工作有所重叠，而这两个部门之间传统的敌意及不信任使得这种重叠情况变得更加严重。1960年4 月7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第P －274 －XIVI号决议，要求克格勃与总情报部更加密切地合作。但是，这一告诫以及其他类似劝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19 63 年9 月冲心抱怨说，总情报部的领导没有认真地与克格勃协调行动。相比之下，克格勃发现，与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情报部门合作反而要更容易一些。这些国家的情报部门通常情愿扮演一种被领导的角色，并在克格勃的多次特别行动中提供了大力协助。据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国外情报处处长马库斯。沃尔夫称，1952年至1986年期间，中心曾向其盟友提供致命的神经性毒剂和毒素，以便开展“特别行动”之用，而这种毒剂只要一接触皮肤，可以立即致命。沃尔夫声称自己曾拒绝接受这些东西，而只是要了少量“能使人吐露实情的迷昏药”，并让一位情报局的医生进行了分析：他回来时恐怖地摇着头说：“如果不在医生的时刻监管下使用这种药品，那么你想从其嘴里听到真相的人随时可能像一只渡渡鸟一样糊里糊涂死去。” 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试图表明，自己与克格勃的暗杀计划没有任何关系。比方说，他声称，克格勃暗杀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在西柏林的领导人亚历山大。特鲁什诺维奇，而他们原本只是“试图绑架他”。克格勃的档案记载却与此完全不同。 1954年4 月，一位隐藏在西德的名叫海因茨。格勒斯克的民主德国安全部官员将特鲁什诺维奇引诱到自己家中，绑架了特鲁什诺维奇并把他交给了在卡尔斯霍斯特的克格勃。然后，格勒斯克发表声明，称特鲁什诺维奇对西方已经彻底失望，并且“主动”叛逃到了东德。中心因为此事授予格勒斯克一枚红星勋章。在赫鲁晓夫时代，虽然克格勃能够得到其盟友的帮助，但它针对社会民主劳动联盟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特别行动”却不都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所派遣的刺客有疑惑，不坚定。为了掩盖自己与暗杀社会民主劳动联盟主席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的阴谋有牵连的事实，十三处雇用了一位德国职业杀手沃尔夫冈。维尔德普雷特。但和霍赫洛夫一样，维尔德普雷特也怀有二心，决定不执行 “特别行动”，并于1955年12月将此事通知了西德警方。1957年12月，十三处曾试图使用放射性物质钻（据信这种物质可以很快分解，验尸时可以不留痕迹）毒杀霍赫洛夫，但也遭到了失败。然而在遭遇了这一系列失败之后，克格勃却成功的暗杀了两位著名的乌克兰流亡者：1957年10月暗杀了社会民主劳动联盟的主要思想家列夫。里贝特，1959年10 月暗杀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执行这两次暗杀任务的都是十三处的杀手波格丹。俾塔申斯基。他在暗杀里贝特时只有25岁。他在卡尔斯霍斯特接受了克格勃的全面训练。他的暗杀工具是克格勃武器研究所特别研制的一种喷射枪，其喷射出的一团氰化物气雾可以使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中心认为，没有特别疑心的医生将会诊断这种死亡是心脏病突发而造成的，而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为了检验这种枪的威力，斯塔申斯基曾将一只狗带到卡尔斯霍斯特附近的树林里，把狗绑在树上，然后向它开了一枪。这只狗马上全身痉挛，很快就死了。有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作保证，斯塔申斯基等候在昏暗的楼梯里，成功地暗杀了里贝特和班德拉。1959年12月，斯塔申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在中心的欢迎仪式上，当时的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宣读了一份嘉奖令，表扬斯塔申斯基“完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国家任务”，并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在派往西方执行3ygs年的“特别行动”任务之前，他将被送去强化他的英语。但是，和霍赫洛夫及维尔德普雷特一样，斯塔申斯基在其西德女友英格。波尔（他们于1960年结婚）的鼓励下，对自己的杀手职业也产生了二心。1961年8 月，就在柏林墙封锁从东德逃往西德的路线的前一天，这两个人叛逃到了西方。斯塔申斯基供认了自己暗杀里贝特和班德拉的事实，于1962年10月在卡尔斯鲁厄受审并被判处8 年徒刑。法官宣布，真正的罪犯是把政治谋杀作为一种惯用手段的苏联政府。这件事也导致了克格勃领导层的迅速变动。据在斯塔申斯基叛逃四个月之后也投奔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称，这件事直接导致了至少17名克格勃官员被撤职或降职。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的叛逃使得克格勃领导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暗杀行动的风险。由于惧怕再引起霍赫洛夫式的记者招待会和对斯塔申斯基的审判所造成世界性的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把暗杀作为在苏联集团国家外惯常的政策手段，而只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加以运用，例如1979年12月暗杀阿富汗总统哈菲祖拉。阿明。克格勃不再热衷于搞暗杀活动，而这一改变的最大受益人可能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承认，1964年，密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势力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召见了他，要求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特内采取行动让赫鲁晓夫“消失”。谢米恰俾特内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他同意监听赫鲁晓夫的秘密电话线路。在克格勃的帮助下，这些密谋者们成功地对赫鲁晓夫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1964年秋天当赫鲁晓夫去黑海度假时，他的同事们还面带微笑为他送行。但当他在10月13日被召回参加主席团紧急会议时，只有谢米恰斯特内和一名克格勃高级安全官员在机场迎接他。谢米恰斯特内告诉他：“他们现在都聚集在克里姆林宫等您。”赫鲁晓夫无力回天，没有进行任何反抗便投降了，同意以“年龄和健康原因”辞职。这之后，他成了一个被完全忘记的人物，媒体上再也看不到他的消息，直到1970年《真理报》上才出现了一则宣布他死亡的消息。虽然暗杀减少了，但中心在60和70年代却对与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队与恐怖组织的合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最受克格勃重视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是新近在尼加拉瓜成立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这个组织非常希望能以古巴革命为榜样，推翻亲美的、残暴的索摩查王朝。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卡洛斯。丰塞卡。阿马多尔，代号“水文学家”，被中心描述为 “一个值得信赖的间谍”。桑解阵游击队构成了1966年克格勃在美墨边境上建立的破坏与情报小组的基础，该小组还在休达华雷斯城，蒂华纳和恩塞纳达三地建立了支援基地。该组织的领导人曼努埃尔。拉蒙。德赫苏斯。安达拉。乌贝达（代号 “普里姆”）还去莫斯科接受了特别行动训练。在美国边境地区，他们的主要破坏目标是军事基地，导弹发射场，雷达站和从德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斯塔梅萨的石油管道（代号“斯达特”）。他们在美国沿海挑选了三个地点作为特工组的登陆点，在那里还准备了大容量的“窝点”，用以藏匿地雷，炸药，雷管和其他用于破坏行动的材料。一个代号“土星”的援助小组被赋予了一项任务，利用到美国打短工的墨西哥人的来往过境活动来掩护情报人员及武器的过境。“土星”行动的指挥部设在下加利福尼亚半岛距美国边境50英里的恩塞纳达镇的一个旅馆里，这家旅馆由一名在苏联出生的代号‘老板“的间谍所有。”老板“的两个儿子都出生在墨西哥，但都被克格勃认为是”爱国俄侨“，他们俩在美国拥有一家加油站，这家加油站成了隐藏特工组人员及其装备的地点，同时也是在美国境内实施破坏活动的基地。十三处（1965年重组为五处）还想把在美国北方的邻国加拿大，也像美国南方邻国墨西哥一样，作为特工组进人美国进行破坏活动的另一个基地。1967年，克格勃侦察了加美边境的几个人境地点，其中包括伍兹湖和明尼苏达州的美加大瀑布附近地区，以及蒙大拿州国家冰川公园地区。克格勃认为他们在蒙大拿州的目标就是弗拉特黑德大坝——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第五处在大坝下游三英里的南福克河上找到了一个地点（代号“多里斯”），打算破坏建在这儿的陡峭山崖上的几座高压电线铁塔，要修复这些铁塔将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计划在执行这项破坏任务的同时，由特工组的突击队在夜里对亨格里霍斯大坝进行袭击，控制该大坝几小时，并破坏大坝水闸。但是破坏目标最多的州很可能还是纽约州。在这里，特工组沿特拉华河设有基地，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附近的春天公园以及其他地点也设有基地，他们计划破坏整个州的电力供应，然后躲进阿巴拉契亚山脉。在查看十三处与五处的有关这些攻击目标的档案时，他们对所有目标进行的侦察的详细程度总是让米特罗欣十分吃惊。以纽约港（代号“花冈岩”）的档案为例，所列资料包括轮船停泊处、仓库、通信系统、港口人员以及安全程序的详细情况。而且像其他类似档案一样，该档案还详细标明了港口最薄弱的环节。加拿大作为克格勃开展针对美国的“特别行动”的基地的同时，本身也是克格勃的一个重要目标。1959年，克格勃设在握大华的情报站开始实施“雪松”行动，用了12年的时间对加拿大的炼油厂及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横穿整个加拿大到蒙特利尔的输油、输气管道进行了规模宏大而且十分详细的侦察。对每一个目标都从不同角度进行拍照，并且标明了其最易受攻击的地点。同时在小比例尺地图上还清楚地标明了破坏行动最适合的进人路线及行动结束后的最佳撤退线路。在北美开展的F 线行动只是一个更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已。在与北约的较量中，莫斯科计划在这些国家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分裂活动。他们还设想在仅次于战争的危机（在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并没有给出具体定义）中，采取一些规模相对小一些的破坏活动。在欧洲，设在北约国家及一些中立国家（奥地利，瑞士及瑞典）中的情报站被要求每年制定破坏4 到6 个主要目标的详细计划。例如，1964至 1966年，在西德的F 线（特别行动处）的“特别行动”计划包括以下目标：从威廉港到韦瑟灵的石油管道；威廉港和下普法芬霍文的油库和润滑剂仓库；设在布劳魏勒和罗默斯基兴及法伊诺村的主要变电站；不莱梅港的北约军事运输基地；联邦德国政府的战时掩蔽部；基尔的霍尔瓦德斯维夫特船坞和不莱梅在威悉河上的船坞；以及设在米绍的美军主要武器库。在中心的指示下，波恩情报站购置了联邦德国国防军士兵制服以及铁路职工、林场工人、猎场看守人及修路工人的工作服，以供执行破坏任务的特工人员伪装之用。特工组的空投地点选在黑森林和巴伐利亚地区。破坏活动所用的武器与无线电设备则被藏在目标附近的“窝点”里。特工组的标准武器装备装在专门设计的、能够长时间保存的贮藏箱中，这些武器装备包括：炸毁铁轨的装备；一个“乌龟”型地雷和三个备用炸药包；4 个乌戈洛克装置（米特罗欣笔记中并没有指明用途）；专门设计的用来破坏高压电传输塔的主要支撑架的炸药；36米长的引爆导火索；2 个可延迟2 小时的“铅笔”型起爆器。每个隐藏武器的地方可能不止藏有一个武器装备贮藏箱。而无线电发射器与接收器通常是藏在不同地点，有时他们还为特工组提供当地的货币。例如，1965年8 月，在波恩附近的特雷祖贝茨窝点即放置了10万德国马克；十年后克格勃曾多次试图寻找这个地点，但一无所获，最后这笔钱也就只好注销了。意大利被中心分为四个行动地区，每个行动地区都设有特工组的两个空降点和基地，这四个地区是：阿尔卑俾山山麓地区（空降地点设在威尼斯附近和米兰一都灵地区）；其余的北方地区（空降点设在阿尔诺山谷和里窝那一比萨一佛罗伦萨地区）；中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特工组的所有空降地点都必须有大约IXI.5 －2 公里面积的平地，且不能有高大建筑。在每个行动地区，大量的武器装备都被藏匿在经过考验的间谍所拥有的土地或建筑物中。无线电设备和钱则被藏在窝点里。罗马情报站受命去购买军人、警察、猎场看守人、铁路工人及林场工人的制服，以及空降地点附近居民的典型服装。为便于特工人员在意大利最北部地区的活动，当地的情报站受命设法弄到意大利军队驻阿尔卑斯山部队的徽章。特别行动处负责准备每个空降地点方圆120 公里内的所有电力传输线、石油管道、大桥、隧道以及军事设施的详细资料。中心还希望意大利战争期间的抵抗组织成员能协助克格勃的破坏行动，为此特别行动处还准备了有关他们的四大卷资料。
按照给背叛者起侮辱性的代号的传统习惯，克格勃用“饭桶”这个名字取代了马克斯原来的代号。与在他之前的其他叛逃者一样，他在缺席情况下被秘密判处死刑。为了追踪并除掉龙格，在几个苏联集团国家的情报机关的协助下，克格勃展开了“特列佐尔”行动，为了这次旷日持久的行动克格勃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却没有成功。克格勃对龙格在苏联和东、西德的50多个朋友及亲友进行了监视，他们经过苏联集团国家的通信都被打开进行检查，他们的家都被窃听并被秘密搜查。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启动了一项代号“眼镜蛇”的支援行动，企图感化瓦连京娜。拉什的姐姐雷娜塔。路德维希和她的一个住在西柏林的亲戚恩斯特。布赫霍尔茨。但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他们仍没有成功，“眼镜蛇”行动最终只好取消了。克格勃同时也在寻求其他苏联集团国家情报机关的帮助，希望找到一个能在北美对龙格实施暗杀的杀手，因为克格勃认为他藏身在北美。中心比较满意的是一位出生在匈牙利的西德罪犯，代号“美洲虎”。他是被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招募来对反共的匈牙利流亡者开展“特别行动”的。1968年7 月1 日，“美洲虎”炸毁了在慕尼黑出版流亡者刊物的“多鹅河印刷厂”。同时他还在两家匈牙利移民报社的编辑部里放火，致使其中一家停业。为此，他从匈牙利安全与情报局那里得到了4 万匈牙利福林和1000西德马克的报酬。克格勃对“美洲虎”在慕尼黑的“特别行动” 十分满意，决定雇佣他进行“特列佐尔”行动。“美洲虎”看了龙格和他妻子的照片，同意为克格勃服务。但是，当他去了美国后，就拿着克格勃给他进行活动的钱失踪了。在他失踪后，中心向东德国家安全部和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部询问他们是否与美国的黑帮或是黑手党有联系，看看能不能收买他们当中的人去干掉龙格。但是东德国家安全部和保加利亚安全与情报部都找不到合适的杀手。在消灭主要背叛者的同时，十三处和五处同时也负责对那些罪不致死的背叛者实施轻一些的处罚行动。1962年11月，他们制定了一项针对背叛者，世界著名芭蕾舞演员鲁道夫。努列耶夫的行动计划，这些行动也被称为“特别行动”。努列耶夫是1961年随基洛夫芭蕾舞团进行巡回演出时，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叛逃的。在他叛逃之后，克格勃立即展开了恐吓行动。在他为西方演出公司进行的第一场主要演出的晚上，他要出演的是一部巴黎版的《睡美人》中的“蓝鸟”角色，这时他同时收到了他父母和他的芭蕾老师的信，恳劝他不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但努列耶夫去意已决，演出时他发现有人在干扰他的表演：我刚一出台……就有人开始大喊大叫，几乎淹没了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声。我跳“蓝乌”舞时，舞台脚灯根本照不到我身上… …我很清楚是有一些共产分子企图破坏我的表演。我基本上听不到音乐，而且可以看到有人往台上扔碎玻璃片状的东西，但我还是坚持跳了下去。克格勃初步的恐吓行动失败了。1962年2 月ZI日，努列耶夫与玛戈特。芳廷联袂在伦敦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举行浪漫芭蕾舞剧“吉赛尔”的首场演出。这场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对那些看过这场令人难忘的演出的人来说，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舞蹈史上最伟大的一对搭档已经诞生了，从他们不得不谢幕23次的事实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令中心十分生气的不仅仅是人们居然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叛徒给予了这么高的赞赏，更可气的是努列耶夫几个月后就发表回忆录，声称自己在西方“投奔了自由”。虽然1962年11月制定的针对主要背叛者的计划并没有具体针对他的“特别行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该计划的内容来看，以后发生的事肯定将要比向台上扔碎玻璃片严重得多。后来，克格勃第一总局的主要领导还讨论过弄断努列耶夫的一条或两条腿的计划（但并没有得逞）。 1970年夏天，与努列耶夫同时代的一位著名舞蹈家纳塔利哑。马卡罗娃，乘基洛夫芭蕾舞团在伦敦皇家节日剧院演出时叛逃了。克格勃在她的叛逃报告中把她描述成一个“政治上不成熟，思想品质低劣”的人。但实际上，她出逃的主要原因和努列耶夫一样，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更大的自由。克格勃第一总局与第二总局的主要领导在一份联合备忘录中建议，如果可以找到对努列耶夫下手的方法，而且在这个方法中又没有明显的克格勃参与的痕迹，那么对马卡罗娃女士也应该实施相似的行动。当然，像通常一样，在他们的备忘录中，对这些身体伤害的描述用的都是非常委婉的官僚语句：根据对努列耶夫先生采取的旨在降低他的职业技能的特别行动的结果，（克格勃）应该考虑对马卡罗娃女士也采取相似的行动，以便对她即将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演出造成消极的影响，并使得这种影响显得是她所投奔的国家造成的。如果英国宣传机构积极行动起来点利用她提供的资料抵毁苏联的话，则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中心找到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希望能够得到一名隐藏在马卡罗娃要去演出的公司中的间谍的帮助。有一次，由于后台布景中的一根横梁突然落下，致使马卡罗娃受了一些轻伤。但是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这次事件到底是克格勃针对叛逃的芭蕾舞演员采取的第一次险些成功的“特别行动”，还是只是幕后工作人员笨手笨脚造成的失误。 1960年，由于原本就犹豫不决的、执行暗杀任务的杀手鲍格丹。斯塔申斯基的叛逃，致使克格勃针对居住在西方的背叛者展开的行动遭到了彻底失败。虽然付出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去追踪这些背叛者，并准备暗杀或致残他们，但实际上中心所宣传的唯—一次成功的暗杀行动——暗杀海哈年——也完全是一个骗局。而纳塔利姬。马卡罗娃的轻微受伤与克格勃有关也只是一种可能。然而更可能的是，克格勃在一直到1970年的60年代对这些叛逃者的追踪是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的。
安德罗波夫时代及其以后 1967年，安德罗波夫当上克格勃主席后，立即宣布他打算恢复克格勃的“特别行动”，作为冷战时期推行苏联政策必不可少的工具。他宣称克格勃一局（国外情报局）“必须采取进攻，使敌人行动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在不利状态下卷人斗争”。两年前，由于对负责克格勃第一总局特别行动的十三处的最近一些成绩不甚满意，将其改组为五处。为响应安德罗波夫“发动新的进攻，使敌人的行动陷于瘫痪” 的号召，五处的的工作重点便成了“政治性的特别行动”——和平时期运用破坏行动和其他形式的暴力推行苏联政策。各驻外情报站特别行动处的官员被要求在策划特别行动时必须发挥更多的独创性，使克格勃的插手不被察觉。所有新策划的破坏行动在被提出时都使用统一的标准代号和暗语。如称每一次破坏行动为一支“百合花”，炸药为“一束花”，雷管为“小花”，爆炸为“洒水”，行动人员为“园丁”，等等。安德罗波夫时代初期最重要的一次特别行动是在希腊进行的。1967年4 月希腊一群陆军上校夺取了政权，架空内阁并宣布军事管制。希腊共产党被迫转人地下，其领导人与莫斯科一度失去联系。1967年7 月克格勃正式接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令，要求恢复与地下党的联系（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早已开始），并给予“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物质援助”包括财政补贴（通常交给驻布达佩斯的党代表）并协助准备开展游击战。克格勃总部决定五处1968年的主要任务是在希腊领土上建立一些破坏和情报小组（特工组），以便准备进行暴动，推翻军人统治。五处还作了在意大利开展游击战的准备。
尽管克格勃不断向希腊共产党输送大量金钱，但其在希腊境内建立特工小组的事却没什么进展。在希保边境成功偷运的主要物资不是运人希腊的破坏设备，而是从希腊运出的希腊共产党档案。材料总重14吨，装满1598个大包裹和4 只柳条箱，由30个希腊共产党员押送。材料从保加利亚运抵罗马尼亚，然后再运往苏联，被安全地封存在伊凡诺夫镇。 1968年，在五处最有雄心的特别行动建议中，有一个代号为“联系”的建议，目的在于破坏一条主要输油管线，以转移西方舆论对镇压“布拉格之春”的注意力。这条输油管线靠近博登湖的奥地利一侧。中心认为它在意大利和西德之间每年的输油量达一千万吨。据五处估测，如在穿越莱茵河水道处将管线破坏，可能污染博登湖，从而污染西德和奥地利边界的主要饮用水源。为了携带炸药，克格勃维也纳情报站买了4 只西方产的容量为1 升的旅行用热水瓶，还有10支圆珠笔（估计用来藏匿雷管）。爆炸造成环境灾难的替罪羊将是意大利的极端分子，他们将被怀疑是报复奥地利南蒂罗尔恐怖分子的破坏行动。代号为“联系”的破坏活动成了五处和平时期大部分特别行动的模式：经过大量艰苦和细致准备工作后，由于担心政治上的风险，尤其担心在采取了周密措施后，克格勃的手脚还是可能会被觉察出来，而下不了付诸实施的决心，这次行动一再推迟，经过若干年的审查，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了事。很多（或许是大多数）建议在欧洲开展的特别行动目的在于引起北约内部发生纠纷。一个典型的例子（本章终了时还将述及）就是1969年4 月克格勃雅典情报站建议：用炸弹袭击塞萨洛尼基的土耳其总领事馆，并驾祸于希腊极端分子。克格勃总部赞赏雅典情报站的建议，但又一次不敢冒险将其付诸实施。相反，它于1969年 5 月12日，发出了如下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我们同意你站收集材料，准备一支 “百合花”【破坏活动1 对付雅伊卓【土耳其总领事馆1 这个目标。我们已将这一目标记录在案，如有需要，我们将会令你们对其采取“百合花”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监视“雅伊卓”，收集更多材料并注意可能的变化。克格勃第一总局局长萨哈罗夫斯基批准五处的一个重大特别行动可能就是对英国采取的“艾丁”行动。该行动的目的在于破坏准备于1969年7 月1 日为加封20岁的查尔斯王于为威尔士亲王而举行的仪式。此仪式在卡尔那封城堡举行，届时女王将在4000名应邀出席的嘉宾和全世界5 亿多电视观众面前将王冠、权杖、戒指、佩剑和办公室的披风授予查尔斯王子。仪式本身的保安措施十分严密，特别行动难以得手。可是，在仪式举行约一个月前，五处计划用英国生产的硝酸炸药炸毁由扑俾马多格到卡尔那封的公路上位于A487号和A498号公路交*点附近的一座小桥。在爆炸前夕，向威尔士民族主义者、国会下院议员格威福。伊文思发送一信，警告他英国安全局和伦敦警署正在计划一起“挑衅事件”，以损害威尔士民族主义者的声誉并为强制执行在威尔士的主要安全措施提供借口。如果爆炸发生，伊文思和他的同僚们必然会揭露“英国当局”意欲破坏威尔士自由活动的阴谋。虽然艾丁行动被克格勃一局撤销，但将计划推迟实施的却是最高当局——安德罗波夫或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未具体指明是谁）。毫无疑问，这是害怕克格勃卷人会被曝光。中心1969年的一份报告对十三处和五处的工作进行了严厉批评，仅对特工小组的训练感到满意。事实证明有些特别任务是十三处及其继任者五处无力胜任的，更不必提其他一些任务了。该报告认为，特工组为破坏美国和北约军事设施目标而进行的精心策划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些军事设施也是苏军总情报部更多的特种部队的打击目标，同时，大部分也是苏联核导弹部队的打击目标。该报告指出，最近三年来，仅有一次成功的“政治性特别”行动，这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灰烬行动”（具体情况不详）。报告没有提到和平时期使用特别行动搞破坏活动或其他形式的暴力活动，这是由于安德罗波夫对向他呈交的一些建议一概未予批准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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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 月27日，在莫斯科对亚基尔和克拉辛进行了公审。索尔仁尼琴在审判之前就预测这场审判将是“一幕沉闷的。拙劣的模仿斯大林一维辛斯基时代的闹剧” ：在30年代……这些闹剧，尽管编剧技巧极其拙劣，演员的化妆极其丑陋，台词的提示极其直白，但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思想的（‘看来仍然是巨大的成功。但是如果没有（国外）记者被允许参加公审，那就意味着公审还要被降低两个档次。西方记者倒是被邀请参加了一个克格勃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招待会上，亚基尔和克拉辛都对着摄影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忏悔。克拉辛的转变是如此的剧烈，许多持不同政见者甚至都错误地认为他本来就是克格勃的间谍。在中心，这次公审被认为是一次重大胜利。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专案官员因为受到上级的赞扬而洋洋得意，他们在克格勃内部刊物《克格勃文集》L 发表了一篇自我表扬的文章，介绍“周密筹划的审讯被告的战术”和训练有素的卧底“经过深刻思考在狱室中巧妙地感化被告的方法”，并解释这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造成了本案听证会上出现的积极效果”。但是，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却仍然逃脱了克格勃的处罚。当对亚基尔和克拉辛的审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就公开指责美国以缓和东西方关系为名对苏联做出让步的行为，从而加大了他们斗争的赌注。
最令苏联当局担心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克格勃给他的代号是“蜘蛛”）还没有遭到被逮捕的厄运。这其中他的名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描写劳教生活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使得他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数学、物理老师变成了世界知名的大作家。经赫鲁晓夫亲自同意，这本小说于1962年出版。
1974年2 月7 日，安德罗波夫又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法令草案，要求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同时，他还亲自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个人信函，暗示说如果这个法令不能通过的话，党内及军内将产生强烈的不满：我们无意破坏国际关系，但我想解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否则将在我们国内产生极坏的后果。这次克格勃向勃列日涅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官员强制送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苏联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转过身对着自己的祖国深深鞠躬，因为他可能再也看不到这块故土了。到法兰克福后，索尔仁尼琴又转机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在市中心租了一套房子。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克格勃在瑞士比在苏联时更容易打入他的周围。在国外，索尔仁尼琴发现自己比在苏联时更难区分陌生人中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克格勃利用索尔仁尼琴对“布拉格之春”的幸存者的同情心，很快就用捷克移民中的捷克特工取得了他的信任。
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后，西方对他的兴趣越来越小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仅其平装本在美国的印数就达200 万册。
索尔仁尼琴的隐居生活（偶尔也外出参加一些活动，如在1978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或正式发表一些有关东西方问题的见解）也许确实使克格勃停止了像在苏黎世那样对他周围的渗透活动。在此之前，安德罗波夫于1975年8 月23日批准了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局长克留契科夫和五局局长博布科夫联合提出的命令草案（第150 ／S －9195号），把派至少一名苏联特工渗透进索尔仁尼琴的亲信圈当成针对流亡者的行动的首要任务。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之后，纽约情报站KR线官员L.G.博尔博肤科就受命负责针对他的行动。虽然设计了很多“积极措施”来低毁索尔仁尼琴的声誉，并使他和其他流亡者牵连在一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个特工取得过他的信任。尽管没有能够对索尔仁尼琴在弗蒙特的堡垒进行渗透，但是到了70年代末这位著名作家的名誉在西方迅速下降似乎令克格勃十分满意。1978年夏天，克格勃第一总局和五局在克格勃首脑和苏共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安排放映了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录像。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时刻。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这样一群听众集合起来听一位主要的反苏人士的演讲。在哈佛广场上，哈佛的学子们不顾小雨打湿他们的毕业礼服，聆听索尔仁尼琴述说着一个不折不扣的“痛苦的真相”，而此刻莫斯科的要人们也在倾听他的演讲——而且很可能听得很专注。索尔仁尼琴谴责西方那些习惯于沉默和无为的人们实际上成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帮凶”，使那些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倍受折磨。西方人被实利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腐化，在精神上已经十分贫穷：“250 年以前，现在想来好像是完全不可能的，在美洲，个人被给予了无限的自由，没有其他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他自己突发的奇想……”虽然在哈佛广场的许多人都对此有所怀疑，有些人情绪甚至还十分激昂，但是他们还是按照惯例对索尔仁尼琴的致词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放映完索尔仁尼琴的演讲录像后，克格勃国外情报局和五局的官员还作出一些评论。虽然米特罗欣简短的记录中只有他们的结论，但他们很可能引用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索尔仁尼琴所谓的“痛苦的真相”充满敌意的评论。《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认为，“索尔仁尼琴先生的世界观比那种在他看来令人愤怒的随遇而安的精神危险得多”；而《华盛顿邮报》则谴责他“对西方社会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克格勃的评论者们都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反动观点以及他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毫不留情的批判”疏远了他的美国听众，而‘这一点无疑将对他在西方人眼中的威信以及他在反苏宣传中的利用价值产生消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克格勃的首脑及苏共领导人也同意不需要针对索尔仁尼琴的哈佛讲话展开什么“积极措施” 了。他们显然相信，索尔仁尼琴已经自毁了自己的声誉。
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萨哈罗夫 1975年8 月1 日，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战略性的错误。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赫尔辛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加拿大以及所有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安道尔两国除外）都同意保护一系列的基本人权。但是葛罗米柯自信地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说了算”，也就是说苏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赫尔辛基协议”的内容，他的观点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尽管安德罗波夫警告了这样做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那样，这个协议“使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处于守势”。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辞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这些批评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而且这种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克格勃看来，因为萨哈罗夫在1975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世界舆论面前把他搞臭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也随之增加了。奥斯陆情报站原先曾接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萨哈罗夫获奖，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无力影响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认为这个委员会全部是由“反动分子”组成，其中为首的就是委员会的女主席，劳动党的代表奥瑟。利奥内斯。而萨哈罗夫本人则宣布这个和平奖“不仅仅是给予我个人的，而是给予整个人权运动的崇高荣誉”：我觉得我应该与我们的政治犯分享这个荣誉，——他们通过公开的、非暴力的方式捍卫别人的自由，但是却牺牲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自由。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仅一个星期，萨哈罗夫就在哥本哈根召开了听证会，为召开此会他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在一年前就提出了呼吁。大会听取了苏联践踏人权的证据——几乎所有都违背了赫尔辛基条约。 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批准了一项题为“揭露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背景的联合行动措施”的文件。该文件所提出的积极措施的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表明，名声越来越大的萨哈罗夫已经成为克格勃的首要目标。克格勃第一总局奉命在必要时可以与其他局协作开展下列行动：——鼓动挪威、芬兰、瑞典、丹麦、英国和联邦德国的公众及政治人物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发表文章与演说：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是某些政治势力阻碍东西方缓和进程的企图；——组织一批克格勃掌握的芬兰、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公众界及政治界的代表发表文章和演说，揭露把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与与全欧（赫尔辛基）会议的某项决议联系起来的荒谬性；——向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及西方各国有影响的媒体发送信件和声明，抗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向丹麦、瑞典及芬兰的媒体提供有关萨哈罗夫的材料，暗示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资助的反动组织有联系；——采取措施说服西德《明星》杂志的首席政治评论员卜哈夫纳，让他对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发表批评言沦。在1973年萨哈罗夫被提名为和平奖候选人时，哈夫纳就曾在联邦德国的媒体上发表过严厉的批评言论；——向移居西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散布消息，挑拨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两人的关系；——利用知名的智利侨民（移居在阿尔及利亚和墨西哥）中有影响力的间谍，散布皮诺切特将军（此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总统）就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向其发出的贺电（伪造的）电文； ——一鼓动在意大利、联邦德国及法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智利侨民发表言论，对授予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表示全体智利爱国人士的愤慨。萨哈罗夫曾在1973年对推翻阿连德的统治表示欢迎，并为此被皮诺切特授予“荣誉公民”称号；——鼓动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活动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诺贝尔委员会授予萨哈罗夫和平奖，并将此描述为萨哈罗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交易。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为萨哈罗夫在犹太人移出苏联问题上的声明而给予他的回报（萨哈罗夫被授予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诺贝尔委员会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还要指出，哥本哈根的“萨哈罗夫听证会”实际上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萨哈罗夫亲以色列行为的一种报答；——通过苏联《消息报》在国外发表题为《谁是萨哈罗夫的蔽护人？》的系列文章，揭露那些被苏联判刑的有嫌疑支持萨哈罗夫的罪犯，其中有犯受贿罪的施特恩，犯偷盗罪的列维耶夫，以及犯煽动恐怖主义活动罪的布科夫斯基和莫罗兹。用于将萨哈罗夫个人名誉搞臭而编造的主要内容——他与西方情报机构的瓜葛，他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支持以及他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阴谋——都在随后几年中的积极措施中被进一步渲染。然而，在米特罗欣看到的档案中，有关1975年N 月被安德罗波夫批准的积极措施行动成功的记录却不多。在煽动挪威人反对萨哈罗夫获奖的行动中，奥斯陆情报站至多不过是促成了一篇发表在一家报纸上的文章来嘲笑他的妻子叶莲娜。邦纳。她于1975年12月在丈夫的人境签证申请遭拒绝后，代替自己的丈夫领奖。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邦纳是个烟鬼，不断为“烟草业做免费广告”，她应该被授予一个打火机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目睹邦纳代替丈夫萨哈罗夫领奖的有苏联移民弗拉基米尔。马克西莫夫，他是《大陆》杂志的主编，该杂志用俄语、法语、德语以及意大利语发表有关全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新闻。1974年9 月在该刊物的创刊号中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响亮的创刊辞：东欧的知识分子们在用同一个痛苦与知识的声音说话。能够让这一声音为世人听见是《大陆》杂志莫大的荣誉。而如果西欧充耳不闻，它自己将遭受灾难（这不用很久就会来临）。《大陆》很快就使马克西莫夫成为克格勃的流亡国外的敌人名单上仅次于索尔仁尼琴的二号人物。在1976年搞臭马克西莫夫的一系列积极措施行动中，最出色的一次是在克格勃发现纽约情报站行动官员爱德华。米哈伊洛维奇。谢尔迪诺夫（代号特加乔夫）的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安装了窃听装置之后。克格勃决定炮制一段谢尔迪诺夫与一位来自苏联人社区的克格勃间谍的谈话，希望以此蒙骗联邦调查局：谢尔迪诺夫：对了，索尔仁尼琴的好友马克西莫夫也越来越不像话了。他正逐行成为我们公开的敌人。间谍：你说的是哪一个马克西莫夫？谢尔迪诺夫：就是那个巴黎人——《大陆》杂志的主编。间谍：唤，不要理他！据这里的“可靠人士”讲…… 他是他们的特工，他在离开苏联前接受过他们的特殊训练。克格勃还使用了其他积极措施来加强马克西莫夫的克格勃间谍形象。但是，至于这些措施中是否有哪一个真正成功地蒙骗了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西方情报机构，至今仍是一个迷。不过，令中心十分恼怒的是／大陆》杂志在1976年至1977年期间公开发表了派驻莫斯科、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赫尔辛基观察组”监督苏联遵守“赫尔辛基协议”各条款的情况资料。在1976年克格勃管理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将萨哈罗夫定为“头号人民公敌”；这个帽子一扣就是9 年。几年中，对付萨哈罗夫的一系列积极措施一直在扩大，其中对他的妻子叶莲娜（被克格勃称为“刁妇莉萨”）的攻击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1977年2 月，针对萨哈罗夫策划的一系列当时就要执行和将要执行的积极措施中包括＊次“低毁‘苦行僧’（萨哈罗夫）的行动”，7 次“切断‘苦行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分歧” 的行动；8 次“阻止‘苦行僧’与莉萨进行敌对活动的行动”，还有4 次是“分散 ‘苦行僧’与莉萨从事敌对活动的精力”的行动。这些积极措施都使用了含意精确的专门术语，例如，“阻止性”行动与以“分散精力”为目的行动就有严格的区别。指挥与协调这32次行动的主要任务落在了克格勃五局九处处长V.N.沙德林的头上。这确实是对萨哈罗夫和邦纳勇气与品质的考验，他们在克格勃千方百计试图伤害他们的行动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在13次“低毁”行动中克格勃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像往常一样，他们捏造了大量事实，其中包括：伪造了一份美国国务院的评价材料，将萨哈罗夫贬低为一个破落的三流政客；伪造了一封《自由广播电台》中的苏联工作人员写的信，指责萨哈罗夫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关系。令人感觉更为荒谬的是，克格勃还曾试图将萨哈罗夫与同性恋自由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带有伪造的萨哈罗夫及一个白俄罗斯 “同性恋者组织”的签名的信件寄往英国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同性恋权力组织，旨在促成这些同性恋组织的回信。克格勃向西方的“资产阶级媒体”以及它们驻莫斯科的记者提供消息，说什么萨哈罗夫家族患有遗传性的精神病，他的孩子和弟弟都染有这种病，而他本人也因其统治欲很强的妻子而沦落为“一个疲惫而意志薄弱的人”，“无法自己拿主意”。但显然这一举措没有多大收获。克格勃还邀请容易上当受骗的西方记者会见S.I. 古谢夫将军，后者向他们提供了就“苦行僧”的挑衅行为官方向他发出的警告的性质的客观信息。积极措施中最为恶毒的攻击是针对叶莲娜。邦纳的，这样做是因为萨哈罗夫世人皆知的个人品质使攻击他不如攻击比他名气小的妻子容易，还因为攻击邦纳对萨哈罗夫造成的伤害要比攻击他本人更厉害。在萨哈罗夫被迫害的15年中，他唯—一次诉诸暴力的行为就是打了尼古拉。雅科夫列夫一记耳光，此人是克格勃利用的诽谤邦纳的作家之一。对邦纳的人格攻击始于1976年7 月发表在一份纽约的俄文报纸《俄罗斯之声》上的一篇题为《邦纳夫人——萨哈罗夫的魔才》的文章，这是一名代号“亚克”的苏联间谍写的。与此同时，邦纳开始不断收到由克格勃A 局伪造的属名为“谢苗。兹洛特尼克”的信，寄信人声称知道她“肮脏的过去”的秘密，并以此敲诈钱财。在此后的几年里，克格勃编造的关于她的所谓“肮脏的过去”全是些赤裸裸的性与暴力。据称，‘在邦纳放荡的年青时代，她掌握了勾引人的绝技，并以此榨取一些比她年长而具有相当地位的男人的钱财。“战争时期，她勾引了诗人弗谢沃洛德。巴格里茨基，并用不堪人耳的电话使他妻子受刺激而死。据克格勃的诽谤材料，她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一位十分有名的工程师”莫伊谢伊。兹洛特尼克“（那位虚构人物谢苗。兹洛特尼克的”叔叔“），他受邦纳的唆使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因此而被判刑。他们又编造说，邦纳为逃脱罪责，来到一个战时列车医院做护士，但很快就被开除了，因她勾引年长的主治医生被这位医生的女儿发现了。在给邦纳编造的被她在战后所征服的人当中，还有她的年长的法国叔叔莱昂。克莱曼。据说在她” 迷住“萨哈罗夫后还继续与克莱曼勾搭。克格勃花了很大的力气编造这些离奇的故事，据说就是为了渲染她那所谓的淫荡不羁的形象。他们甚至在1977年还派遣了一名特工到法国去搜集莱昂。克莱曼（5 年前已死）的材料，以便帮助A 局编造故事。不足为奇的是，几年来克格勃一直很难在西方的“资产阶级报纸”上刊登这一诽谤她的材料。这些材料只是在西西里的报纸《七天》报上以“世界独家新闻”的形式刊登了出来。据罗马情报站称，该报社里有一个代号基里尔的“秘密关系”。 1980年4 月12日，《七天》报发表了一篇耸人听闻的题为《叶莲娜。邦纳是何许人？ ——著名学者萨哈罗夫的夫人，几桩谋杀案的凶手》的文章。据说这是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编辑在巴黎度假期间见到了那位神秘的“谢苗。兹洛特尼克”，这些消息就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七天》报用较长的篇幅援引了A 局的一系列伪造材料，其中有一封“莫伊谢伊。兹洛特尼克”写给邦纳的信，责怪她唆使自己杀害了妻子：“你表现得如此果断、冷酷而理智……你要求‘将她干掉’就像要求我记住要在你生日时送你最爱吃的巧克力一样自然。”文章还引用了一篇伪造的日记，据称是莱昂。克莱曼所写，记述了他自己如何被邦纳勾引，并且谴责她的那种“让别人服从自己意志”的强烈欲望。罗马情报站自豪地向中心送去了50份《七天》报上登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些谴责邦纳的读者来信，而其中的大多数都出自情报站自己之手。在向苏共中央汇报情况时，估计克格勃不会说《七天》报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发行量只有2 万份的地方报纸，。为了增加对邦纳的压力，并通过她将压力转移到萨哈罗夫身上，克格勃还采取措施，使她失去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在1977年初克格勃设计的第一套旨在“切断‘ 苦行僧’及莉萨与在其反社会主义活动中联系紧密的人的关系，并在他们之间制造分歧”的积极措施中，列举了7 种不同的手法来骚扰她刚刚结婚的女儿塔尼亚和女婿叶夫列姆。扬克列维奇，迫使他们移居国外。这些骚扰得手了。1977年9 月5 日，邦纳在谢列姆图耶沃机场送别了塔尼亚和叶夫列姆。中心的高明手段在离间萨哈罗夫夫妇与其朋友的关系方面也得到了体现。潜伏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间谍们受命散布据称是出自萨哈罗夫和邦纳之口的贬损其他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以“挑拨他们夫妇与其在反社会主义活动中结交的人之间的不合”。克格勃的两种“阻止‘苦行僧’和莉萨的敌对活动”的积极措施还有一个未明确表述的目的，那就是让他们两人无法过正常生活。“阻止”行动的目的是通过一切手段来“制造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虽然克格勃还不敢取消萨哈罗夫的驾驶执照，但无论是萨哈罗夫家还是邦纳家的其他任何成员都无法获得或者持有驾驶执照。一名代号莫尔维科夫的间谍受命在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之间制造矛盾。“分散精力”行动包括用大量的假求助来困扰萨哈罗夫夫妇，寻求帮助的人都是一些所谓触犯了苏联法律的人，甚至还有一些人为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来向他们咨询。克格勃这一系列积极措施合在一起为萨哈罗夫夫妇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特别是影响了邦纳的健康，她当时患有心脏病。有的时候，邦纳后来写道：“我连100 码都难以走下来，坐在打字机前我浑身出冷汗。”一想到那些对她私生活的诽谤言论，她就难过，甚至感到自己要犯心脏病了。对萨哈罗夫夫妇的暗中迫害所以如此厉害，部分原因是克格勃目前还不敢拘捕他们。苏联科学院院长郑重地向他的美国同行保证“哪怕萨哈罗夫博士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受到损害——当然，正如邦纳辛辣地讲道的那样，这个承诺没多大意义，因为萨哈罗夫的头发几乎都秃光了。1977年，另外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纷纷被捕，其中就有“赫尔辛基观察组”的两位最著名成员：老兵权力运动倡导者亚历山大。金茨堡，他是1968年那幕公开审判丑剧的受害者；另一位是物理学家尤里。奥尔洛夫，他是莫斯科观察小组的创建人。像往常一样，安德罗波夫对政治局的情报报告别有用心地将这两个人与所谓受西方情报机构操纵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联系在了一起：敌人的特工部门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正在努力鼓励和扩大反苏分子在苏联国土上的敌对活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特工部门正在将反对苏联现行制度及社会秩序的人组成一个团体…。。咽此，现在已经到了以现行法律为依据，彻底终止奥尔洛夫、金茨堡和其他人的活动的时候了。奥尔洛夫和金茨堡于1977年2 月被捕。一个月后，犹太人权运动的领导者、被拒绝移居国外的阿纳托利。夏仁斯基也遭到逮捕。在随后的一年中，这三个人都经受了考验，克格勃各审讯组对他们进行威胁与利诱，试图要他们在公审时合作。1977 年12月29日，奥尔洛夫的主审官雅科夫列夫上校的表现等于正式承认了失败。在雅科夫列夫向奥尔洛夫出示正式起诉书后，奥尔洛夫对此做了些笔记，但是“拒绝签名，因为他完全反对这一指控”。当天的审问记录（附在本章后）表明，在被捕10 个月后，奥尔洛夫在与审问者的交锋中完全占据了上风。当问到他是否明白对他的指控时，奥尔洛夫回答说他并不清楚，也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的行为具有破坏或削弱苏维埃制度的动机”。他在一份书面申诉材料中写道：“从来没有人准确而清楚地向我解释过‘破坏’、‘削弱’甚至‘苏维埃制度’这几个词的含义”。主审官雅科夫列夫对此没有做任何解释。而后奥尔洛夫便接着开始指责雅科夫列夫的审问方式：‘你首先自己下一个断言，然后再来问我这是不是事实。这是典型的诱供。“奥尔洛夫声称自己代表”赫尔辛基观察组“而散发的材料产生了积极影响。一些“西方进步力量”——如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研究了这些文件，“他们的批评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明显地改善了苏联的人权状况”。送进劳改营及在精神病医院受虐待的人减少了，未注册的基督教派的子女被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的情况也减少了。像前面一样，对此雅科夫列夫也没有做答。奥尔洛夫还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书，抗议他提出将雅科夫列夫调离本案的要求被拒绝。在1978年5 月对对奥尔洛夫的审判中令人难忘的一幕是：除了他本人无畏地反抗外，15个诉方证人都声称苏联公民享有“赫尔辛基协议”所规定的所有自由。而奥尔洛夫却正是为争取这些自由被判处7 年监禁外加5 年流放的。金茨堡在两个月后受审，他知道，作为一个再犯，他会被判10年徒刑。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他们和我玩了一个把戏。起诉方告诉法庭他只要求判我8 年，因为我曾经在夏仁斯基案中协助过警方。他们在撒谎，但对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可用于宣传的毁损我人格的好材料，并能使我在劳改营的日子不好过。而与金茨堡同时进行的对夏仁斯基的审判不仅夹杂着蛮横，还时而出现闹剧。当一位名为普拉托诺夫的证人被问到：“你对夏仁斯基一案有何陈述？”时，他回答说：“没有，我对此案不熟悉。然而，金茨堡的表现是非常差的”。大家很快意识到普拉托诺夫走错了法庭。审判以夏仁斯基获得巨大的精神胜利而告终。夏仁斯基在最后陈述时宣称：我很自豪能与安德烈。萨哈罗夫、尤里。奥尔洛夫及亚历山大。金茨堡这些人结识并共事，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苏联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传统。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投身于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苏联犹太人在全国范围的复兴并返回自己的祖国以色列。
在苏联境内，克格勃五局展开的“12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明，镇压是有作用的：契卡人员已经知道要把那些不良的敌对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已为事实所证明。去年镇压的15580 人当中，只有107 人再度进行了敌对活动。到了1980年，即便是萨哈罗夫也不再是碰不得的人物了。l 月22日，他在坐车去科学院的途中被捕。被带到检察官办公室后，他被告知他和他妻子将被流放到高尔基市——一个不对西方人开放的城市：“不许你越出高尔基市范围以外。你们将受到监视，禁止你们会见或接触外国人或犯罪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五局在高尔基市组织了一系列现场会，同时还通过当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传，目的就在于让萨哈罗夫和邦纳两人在他们的整个流放生涯中始终处于一种被贬的低贱地位。但是让克格勃感到难堪的是，在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后，很快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与此事没有联系的社会动荡，他们担心这一情况会被西方知道。 5 月月p 里一家汽车制造厂发生了罢工。9 月和10月，在连续发生了四起谋杀案后，整个高尔基市谣言四起，说什么其实每天都有凶杀案发生，只不过官方没有公开罢了。这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学校暂停了一些课程，工厂取消了夜班。当局收到大量来信，要求将凶手绳之以法。让中心欣慰的是，高尔基市的动乱并未被西方注意到就过去了。 80年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似乎进人了自其60年代出现以来的最低潮。持不同政见者领袖大多被送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而那些仍能自由活动的人则被克格勃严密监视着。地下出版物也所剩无几。然而，80年代后半期，令持不同政见者们惊奇的是，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从“反社会主义分子‘变成了”改表’的先驱。促成这个转变的首要人物正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在我成为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感到将萨哈罗夫院士从流放中解救出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然而从他任苏联领导人第一年里的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1985年8 月29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他收到了“一位萨哈罗夫先生的来信，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不会不熟悉。他请求我们允许让他的妻子邦纳去国外治病并探亲。”克格勃主席维克托。切布里科夫汇报说萨哈罗夫的健康状况也不好： “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而且最近我们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新动向。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允许邦纳去国外待三个月。”切布里科夫似乎对克格勃在过去十年中不遗余力地为邦纳所炮制的宣传形象信以为真：“我们不要忘了萨哈罗夫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受邦纳的影响……她对他有着百分之百的影响力。”戈尔巴乔夫打趣地说道：“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给你带来的东西”。切布里科夫接着又说，邦纳离开后，萨哈罗夫或许还可以与我们达成某种形式的妥协。
1989年5 月25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了，到会的代表是自1917年以来首次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在所有竞选出来的代表中，萨哈罗夫“无疑是最突出的人物”。但在那时，戈尔巴乔夫对萨哈罗夫却是怀着一种既恼火又崇敬的心情。萨哈罗夫要求大会废除一党专政，限制克格勃的权力并确立一个由人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如果我们以前能多听一听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后来说， “我们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戈尔巴乔夫却并不准备结束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萨哈罗夫抱怨说，戈尔巴乔夫无法断定自己到底“是官僚体制的领袖，还是‘ 改革’的领袖”。当发行量很大的周刊《论据与事实》报道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萨哈罗夫是现今苏联国内遥遥领先于他人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后，戈尔巴乔夫简直气急败坏，甚至威胁要将那个编辑解职。萨哈罗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在1989年 12月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再度紧张。萨哈罗夫试图将成千上万封呼吁结束国家一党专政的电报展示给戈尔巴乔夫，但戈尔巴乔夫对此不予理睬。几天之后，萨哈罗夫因心脏病突发而骤然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戈尔巴乔夫和政治局成员站在这位曾被安德罗波夫视为“头号人民公敌”的人的敞开的棺枢前默哀了几分钟。不可否认的是，萨哈罗夫的瘁死要部分地归咎于以前对他与邦纳的迫害而对他造成的折磨，以及在高尔基市流放期间得不到适当的治疗。“他很可能就是被这个极权制度害死的，”民主派记者维塔利。克罗蒂奇这样说道：“令我欣慰的是，在萨哈罗夫去世前，他给了这个制度致命的一击。”1990年，一封20年前由萨哈罗夫和另两位持不同政见者写给苏联领导人的要求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长信（以前只能在地下刊物上见到）被从苏共中央的档案中发掘出来并首次公开发表。自从戈尔巴乔夫当上了总书记后，曾出现于70年代的“颠覆性”呼吁几乎每件都被提上政治日程并得以实施。与此同时，1974年被禁止出现在书店和图书馆书架上的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问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 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很多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着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附录1977年12月29日对尤里。奥尔洛夫的审讯根据莫斯科的官方声明，克格勃五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问记录已被销毁。米特罗欣的这份材料也许是仅存的有关奥尔洛夫审讯的文字资料。克格勒五局还向第一总局送交了一份准备在对付奥尔洛夫的积极措施中使用的个人档案，积极措施的目的是把奥尔洛夫在西方搞臭，不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米特罗欣对持不同政见者已经越来越同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仅进行摘要复印、笔记一些要点或写一份纲要，而是将这一材料完整地复印下来，而且还复印了其他一些与对他们的迫害有关的文件。审问是由雅科夫列夫海军上校主持的，他是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莫斯科州和克格勃莫斯科局调查处负责特殊重大案件的高级主审官，他的助手是莫斯科市助理检察官契斯佳科夫
苏联的技侦情报工作相当分散。苏联总情报部负责截取与破译军事方面的情报，而克格勃则负责破译外交及其他民用通信。早在冷战初期，苏联曾一度合并了这两个情报部门的技侦工作，但是没有坚持多久。直到60年代末，克格勃的技侦、密码破译和通信工作主要由克格勃八局负责，向苏联领导上报的技侦情报相当多。1961年初，克格勃呈报赫鲁晓夫的年度报告指出，1960年八局破译了sl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发出的 209000份外交电报。其中有133200多份被呈报给了中央委员会（无疑主要是上报国际部）。到1967年克格勃已经可以破译72个国家所使用的152 种密码体系。虽然这些破译材料都保存在克格勃八局和十六局的档案库中，外人不得而知，但是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中都包含有关克格勃的技侦行动和技侦工作所取得的一些成果的重要信息。
冷战期间，窃听和间谍渗透活动对苏联技侦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比密码分析还要多，而他的这一结论可能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克格勃第二总局一直在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使馆进行窃听。1933年苏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30多年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直是克格勃最主要的窃听目标之一。1944年，一位海军电气技师对大使馆进行了第一次电子检查，结果发现了120 个暗藏的麦克风。有一段时间，据一位使馆职员称，窃听器“无所不在，在新送来的椅子和桌子腿里，在墙上的灰泥里，什么地方都有”。由于冷战初期没有发现更多的窃听器，美国大使馆似乎以为已经很安全了。但实际上，至少直到60年代中期，大使馆还是非常容易遭到越来越先进的苏联电子窃听装置的窃听。 1952年美国新任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下令对整个大使馆及自己的住所进行彻底的检查。华盛顿派来的安全专家建议大使在自己的书房念一段过时的外交文件，以便帮助他们发现那些由声音启动的窃听装置。当大使在念文件时，一位安全专家突然开始不停地敲击木制的美国国徽复制品后面的墙壁。但是他在墙壁里并没有发现什么，然后他用小木锤敲击这个国徽复制品，并成功地发现了藏在其中的一个铅笔状的微型窃听器。这个窃听器把凯南大使（毫无疑问还有前任大使们）的每句话都转发给了苏联的窃听者。第二天，凯南大使注意到苏联警卫及在使馆工作的苏联职员脸上有一种“新的严峻的”表情：“愤怒和敌意气氛是如此浓厚，仿佛都可以用刀切割一般。” 1953年，美国在莫斯科市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兴建新大使馆。在使馆建设期间，为防止苏联人安放窃听装置，特别是为了防止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站、大使办公室及密码室所在的最高两层被安放窃听装置，建设工地上每天都有美国安全人员担任警戒。但是这种警戒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警卫人员在夜间就撤走了，从而给克格勃人员提供了在大使馆安装大量窃听装置的机会。接替凯南担任美国大使的查尔斯。“奇普”。波伦后来将新使馆建设中晚间不设警戒的决定归咎于“粗心”（估计是他自己粗心）和为了“省钱”。直到现在，安全方面的“粗心大意”仍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种传统。 1962年，在与美国大使福伊。科勒的激烈辩论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令克格勃感到十分沮丧——他知道这位大使本人反对为建设中的苏联石油天然气管道提供西方生产的钢管。虽然科勒可能推测出赫鲁晓夫知道他发给华盛顿的一些电报的内容，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都是来自对美国大使馆的窃听。但1964年，根据克格勃叛逃人员尤里。诺先科的情报，大使馆发现了40多个藏在大使馆暖气管后面的墙内的窃听器，窃听器放在竹筒里。之所以要这么隐藏是为躲避金属探测器的检测。令人深思的是，在绝大多数有关美苏关系的研究材料中，对30年来苏联几乎是不断地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窃取外交机密的情况却没有任何的提及。从60年代起，克格勃也对设立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的美国和英国使馆以及打着使馆外交幌子的情报机构进行了成功的窃听。对苏联境外的目标放置窃听装置是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行动技术支援局（也称克格勃十四处）负责的，其派驻各情报站的官员的职责范围很广，包括提供偷拍秘密文件的器材，短距离无线电通讯，以及制造可以用来藏匿胶片和其他间谍工具的、表面上什么也看不出来的物品（如梳子和装剃须液的小瓶子）。技术支援局的窃听装置通常都是远程遥控的，而且全部都是单独制造的，以便于在目标区域内藏匿；而目标区域事先都经过仔细的侦察。窃听装置都是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行动官员或是当地的间谍人员来放置。这些当地的间谍人员通常都是以清洁工、电工、管道工人、木匠以及电话公司的技术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给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中东的主要情报站安装窃听器是克格勃第一总局针对英国驻外使馆展开的最成功的窃听器放置行动之一。该情报站设在驻英国贝鲁特大使馆楼内（代号“峡谷”）。60年代初期，一位在大使馆工作的黎巴嫩少女伊丽莎白。阿加。莎帕特。加扎里安被亚美尼亚东正教一位主教发现是个人才，该主教于 1947年被苏联情报机关招募为间谍，代号“奥拉夫”。他于1964年将加扎里安发展为苏联间谍，代号“灰姑娘”。到1966年1 月，加扎里安已经成功的在大使德里克。里奇斯爵士的办公室里放置了一枚无线麦克风（STEREO－I 型人2 月4 日，她又成功的在英国秘密情报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彼得。伦恩（代号不死鸟）的办公桌后放置了一枚火柴盒大小的无线麦克风。当时彼得。伦恩的外交掩护身份是英国大使馆的一秘。中心从伦恩以前的同事吉姆。菲尔比那里得知了他的背景及职业生涯。吉姆。菲尔比原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从1956年起他以记者身份在贝鲁特工作，1963年叛逃到了莫斯科，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刚刚掌握了他叛国的证据。伦恩是英国的一名顶尖的滑雪运动员。他曾在193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担任英国代表团团长，并编写过一系列滑雪指南。1941年，他和菲尔比几乎是同时加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菲尔比叛逃到莫俾科后，告诉克格勃伦恩曾经成功地策划并实施了在东柏林地下挖筑一条500 米长的地道的行动。在1955至1956年间，英国秘密情报局利用这个地道，对苏联与东德之间的电话进行了窃听。伦恩因此被授予国会勇敢勋章（这是给予英国秘密情报局除局长之外的官员的最高奖赏）。中心非常欣赏伦恩的职业素质和他那种冷静、自信的作风。据1967年有关“鲁宾”行动的一份报告称：彼得。伦恩手下有许多间谍。他们收集的情报非常广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机构以及他们派驻中东的代表；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的短暂联盟）情报部门的活动；关于石油政策（通过一个不断变动的情报网）；关于阿拉伯国家与苏联的关系等等。此外，他们还在埃及情报官员中培养发展对象。在情报工作上，伦恩谨慎而老练，并且高度重视与间谍联络时的安全。与不知道他的使馆掩护身份的间谍会面时，他会使用约瑟夫这个化名，与他们在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或是他的秘书的办公室里见面……而对于那些他熟悉的间谍，他则在家里或者城市中的商业场所与之见面。伦恩要求很高，总是力求给手下的间谍下达死任务，要求他们必须彻底地完成。伦恩对于自己手下的间谍的奖励则非常吝啬，他严格按照以下原则办事：第一，只有在不付钱就得不到情报的情况下才付钱去获得情报；第二，只为那些有积极利用价值的情报付钱。伦恩唯一的重大弱点，在中心看来，就是他对情报站安全持一种十分松懈的态度。克格勃的窃听器曾经窃听到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向他建议增加新的安全防范措施。当他们听到伦恩回答说不需要再增加安全措施时肯定大舒了一口气。
冷战后期，苏联对美国外交使团采取的最野心勃勃的窃听行动要数对美国大使馆1979年由苏联人在莫斯科开工建设的一幢八层新大楼安装窃听器的行动。1980年，克格勃八局的叛逃分子维克托。谢莫夫警告美国中央情报局说，“克格勃打算把这个建筑变成一个能够窃听一切的巨大的传感系统”。但是华盛顿的官员却轻率地认为，他们有能力在传感器被投人使用之前检测到克格勃安装的所有传感装置并拆除它们。五年后他们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经过进一步的检测后，他们发现在建筑材料里安放有一系列相当高级的窃听装置。这样一来，用一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的话说，整幢楼就如像是一个“与苏共中央政治局相连的一个八层楼高的麦克风”。混凝土中的加固钢筋被设计成了天线。而一种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蝙蝠翼的”电源则被安在水泥墙中，据估计这个电源大约可以用整整一个世纪。《华盛顿邮报》采访了一位美国官员，他说：“我们的技术人员对这种先进程度十分惊讶。中情局有人说：‘这些东酉我们现在还只在设计板上画画而已。” ’但是，对于克格勃来说，也和美国国务院一样，这次行动是一次代价高昂的失败。新建的使馆大楼一直没有投入使用。通过在外国大使馆或国外目标中安放窃听装置而进行的窃听行动大部分都是短期的，一般不会超过几年。到60年代后期，克格勃第一总局最重要的、也是长期的技侦行动都是通过设在外国首都的情报站内专门的侦听站窃听当地电话与无线电通信来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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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和西方国家震惊的是，前苏联克格勃间谍曾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领土内偷偷屯集弹药、通讯设施，甚至微型原子弹！

根据米特罗欣提供的绝密材料，前苏联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重要的目标———政府机构、水坝、城市供水系统、电网、弹药库制定的具体详细的攻击措施。米特罗欣曝光的其中一项克格勃绝密计划是：在纽约、华盛顿或者其它重要的美国城市，白人与黑人社区交接处制造恐怖爆炸事件，从而引发美国的种族冲突，给美国社会造成总体混乱！

最令人震惊的是，克格勃间谍在六十～七十年代曾经秘密勘察了美国和西欧数千处潜在的战略目标，比如说电站、输油管和其它基础设施，并且在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场所埋设了大量的炸弹！这些炸弹多数至今仍在这些目标附近。

在美国，克格勃的潜在攻击目标遍及全国，其中被列为头号攻击目标的是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勃到加利弗尼亚哥斯达米萨的一条输油管；第二个目标是蒙大拿州的亨里·豪斯拦河大坝，因为一旦这个大坝被摧毁的话，纽约州的电力将彻底被毁。

米特罗欣的绝密材料还包括克格勃如何在美国一些秘密场所隐藏武器、无线电台和钱财的计划。但美国有关当局从未发现这些藏宝地。

不知是米特罗欣带来的情报不准，还是他对美国的执法部门留了一手。

不过，米特罗欣去年曾小帮了瑞士警方一把，结果找到了克格勃在瑞士境内的数个“藏宝地”。这些秘密武器通讯器材及活动经费隐藏地布满了饵雷，如果没有米特罗欣指点的话，那么，就算找到了“宝贝”，那些“寻宝”的警察也已经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瑞士警察在打开一个“消防水龙头”的时候，整个地区发生了大爆炸。

米特罗欣说，克格勃制定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一旦东西方爆发大战，克格勃特工将全面引爆这些预先秘密埋设在欧美的爆炸物，破坏当地的战略目标，制造社会混乱，从而支援正面战场作战。

克格勃五处对他们所有的目标国家都制定有类似的破坏计划。所有特工组的空降地点被称为“跑道”，而所有基地都被称为“蜂窝”。冷战最危险的遗留物就是克格勃为其特工组所准备的、暗藏的武器及无线电设备，这些武器装备至今仍散布在北美、西欧及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以色列、土耳其、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米特罗欣的笔记中有克格勃在某些国家中的武器装备藏匿地点的详细记载。一些藏匿地点装有“闪电”爆炸装置，用以在藏匿点被别人强行打开时炸毁其中的武器装备，这种装置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实际上，可能已经有一、两个藏匿点引起了爆炸，只不过爆炸原因被错误地归咎于其他原因罢了。 1998年下半年，瑞士政府开始拆除米特罗欣所说的设在伯尔尼附近树林中的无线电设备藏匿点，在用水炮冲洗时发生了爆炸。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警告说，如果发现了这种藏匿点，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任何想移动（克格勃）贮藏箱的人都可能被炸死。”在比利时，三套无线电设备被安全地从克格勃的三个贮藏箱（代号分别ALPHA －l ，ALPHA －2 和ALPHA －5 ）中取出。由于克格勃在冷战时期藏匿的数目不得而知的无线电及武器贮藏箱十分危险，现在俄罗斯国外情报局已经没有理由不对藏匿品所在国的政府说明具体的藏匿地点了。十三处及其继任者除了利用克格勃情报站的特别行动官员执行特别任务或监督其特别行动外，它们另外还有一小批受过破坏技术和其他“特别行动”训练的特工，他们被不停地从世界各地的一个个破坏目标地送往另外的目标地。这其中最为活跃的是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沃伊泰茨基（代号保罗）。他从1956年就开始接受特工训练，当时他年仅23岁。沃伊泰茨基的父亲，格列布。帕夫洛维奇。什利亚津在 1937年苏联大恐怖时代的最高潮时期自杀了。他的母亲，索菲妞。达维多夫娜。鲁德尼斯卡妮是一名音乐教师。帕夫洛维奇自杀后她又和维塔利。潘捷列耶莫诺维奇。沃耶泰茨基——一位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导演结了婚。据沃伊泰茨基说，他真名叫“埃米尔。埃夫拉尔特”，他的父亲恩斯特。埃夫拉尔特是比利时人，他的母亲名叫黑德维希。马尔塔。阿尔特哈默，是个德国人。恩斯特。埃夫拉尔特从19 33 年开始就住在俄罗斯了；而黑德维希。马尔塔。阿尔特哈默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一位代号“拉格”的在比利时的埃诺省贝勒库尔社区工作的克格勃间谍为他们伪造了一份社区记录，这份记录显示保罗和他的这个并不存在的母亲从1943年10月15日至1944年12月14日期间在此地居住。有了这份有力的记录以及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情报局）特工处提供的伪造的身份证明，保罗于1962年门月8 日用埃米尔。埃夫拉尔特这个名字获得了比利时护照，并且持此护照来到了英国。 1963年1 月30日，沃伊泰茨基在多佛注册办公室与另一名克格勃特工尤利姬。伊万诺娃。戈兰科娃（代号弗吉尼亚）注册结婚，这样后者就可以申请真实的比利时身份文件，用来代替她以前持有的伪造的西德护照。在戈兰科娃的协助下，沃伊泰茨基开始全力为第十三处服务。他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北爱尔兰，任务是在那里为特工组挑选空降和登陆地点。然后他侦察了在苏格兰的降落地点，同时还为苏格兰共产党的战时“抵抗运动‘组织找到了非常合适的基地，准备了可以容纳大量破坏设备的窝点，查明了输油管道的薄弱环节和其他目标，并挑选了执行破坏行动的间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沃伊泰茨基还在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希腊、香港、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美国执行过类似的任务（这很可能是执行破坏活动的特工的第一次世界旅行），1975年他成为特工教练。虽然克格勃第一总局在60年代显著加强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但却越来越偏离了 “特别行动”处的传统职业——消灭住在国外的“人民公敌”。米特罗欣所看到的克格勃档案所记录的60年代到70年代的主要暗杀目标都是克格勃自己的背叛者，这些人都是在缺席秘密审判中以叛国罪名被处以死刑。尽管追捕这些人可能在西方造成更多的不利影响，但中心仍决心不让这样一种信念在克格勃人员中扩散，那就是背叛者能够逃过他们应受的惩罚：克格勃必须加强对敌人及通敌者的憎恨情绪。那种认为情报部门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损失的怀柔政策已经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拆除“闪电”爆炸装置指南克格勃第一总局S 局向各情报站下发的从装有爆炸装置的贮藏箱中取走无线电发射器的正确程序如下：l.从土里将贮藏箱挖出时，注意千万不要轻易碰到手柄。挖掘时，要将贮藏箱的带有手柄的表层全部露出地面；取走盖在贮藏箱上的木板和胶合板。 2.只有在拆除了爆炸装置后，才能转动手柄，使贮藏箱倾斜，将其从洞中取出。 3.为了拆除爆炸装置，必须有一节3.5 伏以上的可装在0 袋中的电池。在电池两端接上两根大约30－50厘米长的电线，电线头上装上探针（钉子或针）。 4.在没有将贮藏箱从洞中取出的情况下，将电池的一端接在贮藏箱箱体上，而另一端则接在贮藏箱左边（从贮藏箱盖正对操作者的角度而言）的锁上。在接线之前必须将贮藏箱及锁上的油漆除掉。 5.与电池接通之后，将会听到贮藏箱内部发出“咋《‘一声；这说明爆炸装置已经被成功拆除。如果没有这种声音，检查连线的接点并重复拆除程序。 6.如果拆除程序重复后，仍没有听到“十哈”声，严禁从洞中取出贮藏箱，而且洞必须重新掩埋好。 ——打开贮藏箱拆除双向无线电中的电子起爆器；——打开挂锁，并用藏在贮藏箱内的钥匙打开贮藏箱的盖子。拧开四个螺丝，拆除包在几10T 包装内的双向无线电装置上方的金属罩；——切断贮藏箱与ALIOT 包装之间所有的电线，将整个包装盒从贮藏箱中取出。附录2 ：伯尔尼情报站设置的装有爆炸装置的无线电设备藏匿点示例1966年5 月15H ，克格勃驻瑞士伯尔尼情报站展开了一项行动，将一个装有爆炸装置的、号码为62447 ／2329的BR－3U型间谍用无线电发射器藏到在一个代号“第三窝点”的隐藏点。1972年7 月，该情报站接到命令要求检查发射器隐藏的地区并筹划将这一装置取出的行动。S 局将通往这个窝点的路线以及窝点的具体位置通知了伯尔尼情报站：第三藏匿点沿阿旺什公路离开弗里堡。离弗里堡大约6 英里远的地方，该公路穿过贝尔福镇。当你离开贝尔福镇时会发现在路的右边有一个农场。在离农场大约100 米的地方，右边有一条小路直通一座小山上的树林。这条小路的入口刚好正对着一个铁路 *路口。沿小路一直走到树林边，那里有一个被树木掩盖的小教堂，教堂里有一幅圣像以及供人们坐的板凳。在树林边上有一条小路从教堂旁穿过。从小教堂左边（从正对小教堂的方向而言）沿小路走55步。就在这里，你会发现你的右边有一个刻有FC字样的石柱，在石柱的左边有一棵大松树（，J 、教堂与石柱间仅有的一棵）。现在从，J 、路边上开始数步。从，J 、路的右边走，穿过松树和石柱，走36步后，你将会发现自己在两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之间，这是这里仅有的两棵大树。两棵大树相距仅3 步。两棵大树之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藏匿点。如果没有汽车，可以从弗里堡乘火车，在贝尔福下车，然后步行到藏匿点。从贝尔福火车站到藏匿点大约有1500米。藏匿点内有三样东西：一个手提箱，一个防水包裹和一块石头。手提箱上装有爆炸装置，在被放入藏匿点之前，该爆炸装置已经由“闪电”系统启动。在手提箱的上面有一块木板，在藏匿点被打开时用来保护手提箱的手柄不受碰撞。在靠近藏匿点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玻璃坛子被埋在地下30厘米处，在手提箱上方有一根15厘米长的金属线垂直插入地下，金属线上端距离地面5 －7 厘米。放置这些东西的特殊作用就是用来检查是否有第三者打开过藏匿点。同时，也可以在挖掘时作为标i 己。整个藏匿点的深度是1 米。手提箱中装的是BR－3U无线电发射器。检查过该地区之后地尔尼情报站向中。G 报告说，因为缺少用来覆盖的树叶，很难掩盖挖掘的痕迹。而且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借口让实施操作的官员在藏匿地区呆上一、两个小时，因为那很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S 局最后向克格勃第一总局的领导建议放弃这个藏匿点，部分原因是难于挖掘，部分原因是因为“闪电”爆炸装置的保存限期已过，这可能会使得取出无线电发射器的工作十分危险。中心最后批准了这个建议。 1998年12月瑞士联邦警察按照米特罗欣档案中的上述搜索指南，最终挖掘了这个藏匿点。正如特工处所预料的，“闪电”爆炸装置已经很不稳定，用水炮一冲就爆炸了。附录3 ：罗马情报站设置的无线电藏匿点示例1.通往“梅热泽尼”藏匿点的路线及藏匿点具体位置说明1962年4 月15日，一台号码为609072／9126的BR—3U无线电发射器被装在防水包裹中，藏进了“梅热泽尼”藏匿点。 “梅热泽尼”藏匿点位于z 巨罗马30公里的阿尔巴诺湖和内米湖之间的一片树林中，具体位置在从罗马到韦莱特里的公路的右侧，距离维亚代拉吉大约50米的地方。从亚壁古道离开罗马，出行17公里后（钱皮诺机场的最南端）向左转，进入通向韦莱特里的维亚代拉吉。沿着维亚代拉吉向前直到13公里里程碑处，然后再沿同样方向从里程碑处往前走120 米，那里有一条大路向右直通一片树林。沿着这条路走90米会有一处*路0 ，选择右边的那条，右边的这条小路的入口处距离大路上的四块大石头10米。这两条小路分别通向小山的两侧。从*路口选择右边的小路走15米后向左转，向山上爬7 －8 米。山顶和山坡上到处都是挖完树后留下的大坑，其中有四个大坑紧紧相连。放置贮藏箱的藏匿点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坑，旁边是一个不规则的8 字形的大坑。从大坑的底部，朝着小路分*处的方向挖有一个小洞，装有双向无线电设备的大箱子就放置在洞里。坑里填了一些泥土和石头，厚度为55－60厘米。在洞里藏好箱子后填土到25厘米时设有第一个标记：两条斜插过该点的绿色电线，然后又填上 50厘米的土，放着一根斜插过该点黄色电线。然后上面再填上55－60厘米厚的土。在坑的对面有一块大石头。如果从罗马出发，维亚代拉吉和阿里恰一罗卡迪帕帕*路口到通往树林大路的距离是1450米。（考虑到藏匿点所藏物品可能已经开始损坏，已不太安全，罗马情报站于1970 年2 月6 日掏空了这个藏匿点。） 2.通往马里诺藏匿点的路线及藏匿点的具体位置1662年9 月20H ，有两件东西被放入了马里诺藏匿点：一本记载着取出及包装双向无线电设备的方法的笔记本，一个装有双向无线电操作指南及双向、单向联络计划的胶囊。所有材料都用英文记载在软胶片上。马里诺藏匿点就在一棵古树的巨大根系的缝隙中。藏匿点位于离开罗马后沿维亚代拉吉前行6 ／k 里处。顺着罗马到阿尔巴诺的公路，然后左转进入维亚代拉吉，前行6.3 公里。从6 公里界碑处，公路在马里诺村前有一个急转弯。在弯道中部，公路左右两边各有一条没有铺碎石的乡间小路。公路与右边的小路之间有一块地方长满了高高的灌木。在这些灌木当中，距公路约 25米处有一棵古树。马里诺藏匿点就在这棵大树下，在背向公路的一边的树根下距地面约25厘米的地方。两样东西都用玻璃纸包着，放在一个18X10X4 的金属盒中，盒子的边上已经被用绝缘胶带封起来。所有东西都被泥土覆盖，上面还压了一块石头。（1970年2 月7 日，罗马情报站腾空了这个藏匿点）由于数目不得而知的藏匿点都设有爆炸装置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出于对公众安全的考虑，我们不能公开克格勃无线电设备及武器装备藏匿点的具体位置。

1992年的一天，一位长得相当粗壮的俄罗斯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踱”进了美国驻拉脱维亚里加的大使馆，然后向派驻美国使馆的中情局官员提出了叛逃的要求。

此时的美国中情局已经被成千上万个以种种借口要求“叛逃”到西方的俄罗斯人弄得腻烦了，他们断定这又是一个想到西方国家淘金的“投机者”，于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特别是当它们了解到此人只是克格勃档案馆的管理者时，就更不感兴趣了。只有时任中情局反间谍部门负责人的保罗·雷德蒙德力主收留这名俄罗斯人，但他的意见没被接受。

遭到拒绝后，那个俄罗斯人脸色煞白，仓皇逃出了美国大使馆。他并没有逃远，而是匆匆溜进了与美国大使馆仅一墙之隔的英国大使馆。在与这个俄罗斯人经过几个小时的长谈后英国人大喜过望：钓着了一条“大鱼”，当即同意他的叛逃要求，并且帮助他把6大箱的绝密情报资料一起弄出了拉脱维亚。

那位仓皇出逃的俄罗斯人就是克格勃绝密档案局局长米特罗欣！

他所带的6大箱绝密情报资料是他1972年至1984年任克格勃绝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一点一点带回家的。他把这些记录着克格勃重大间谍活动的“小纸条”或者复印件塞在鞋底或者裤子里偷偷带回家，然后又把它们装进几个金属箱里埋入自家住所的地下。

叛逃到英国之后，英国反间谍部门立即给他找了一处安全的住所。

考虑到俄罗斯反间谍部门可能仍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英国情报部门一直封锁一切有关他的消息，并且给他换了新的身份。

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特工戴维·梅杰说：“米特罗欣堪称我所知道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叛逃者之一。”

美国司法部前法官约翰·马丁说：“米特罗欣带来的这些秘密情报档案为我们了解很长一段时间来苏联间谍活动的规律和秘密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比尔·布莱恩特说，米特罗欣带来的绝密档案解决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间谍案。

那么，瓦西里·米特罗欣叛逃时带走的6大旅行箱的绝密情报都有一些什么内容呢？

让西方情报机构目瞪口呆的是，6只大箱子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和“复印件”，然而，这些“小纸条”和复印件几乎件件是“宝贝”，因为它们每个都披露了克格勃最绝密的间谍活动，其中最惊人的有：

克格勃的绝密招募计划———苏联情报机构曾精心策划招募后来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万斯当间谍，但没有成功；也曾密谋把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格尼尔·勃列兹斯基招到克格勃的麾下，但最终也没有成功；克格勃在里根成为美国总统5年之前就开始研究如何“修理”他！

克格勃的谣言散布计划———克格勃谣言散布计划曾进行得维妙维肖，以至于愚弄了美国所有的情报机构和反间谍机构，甚至连当事者本人也被蒙得一愣一愣的。其中最典型的计划是：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克格勃立即秘密指使特工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耸人听闻的书———《奥斯瓦尔德：刺客或者替罪羊？》，紧接着又仿造奥斯瓦尔德的笔迹给前中情局官员霍华德·汉特写了一封信。

信和书的内容都有意无意地把肯尼迪的遇刺与中情局的阴谋联系起来！克格勃伪造的书信实在是太像了，连奥斯瓦尔德的妻子都没有认出是假信来；克格勃还散布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的局长胡佛是同性恋者。办法很简单，克格勃的特工们不断向美国的主要媒体寄发告发信，指责胡弗是同性恋者，信寄多了，谣言也就成了事实；克格勃还有过毁坏美国民权运动领导人马丁·路德金声誉的计划。

根据这项计划，克格勃将散布谣言说，马丁·路德金实际上跟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勾结，想要出卖黑人的利益。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同时损毁马丁·路德金的声誉，散布谣言说，马丁·路德金跟共产党有秘密关系！

克格勃秘密窃听计划——前苏联克格勃还窃听过美国高级官员，比如说当时还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与他的未婚妻之间情意绵绵的电话；克格勃还把窃听器安装在美国国防供货商的电话机或者传真机里；纽约港也是克格勃的重点破坏目标，克格勃的秘密档案详细记录了纽约港工作人员的工作与生活规律以及纽约港的安全薄弱环节。

克格勃的武器窃取计划——更惊人的是，这些文件还说明，苏联有一半以上的武器设计是从美国那里偷窃来的！许多美国的新飞机或者新坦克的设计图纸刚一出来就落到了苏联间谍的手里。

克格勃的消灭叛逃者计划——克格勃还制造一些“教训”苏联叛逃者的计划。比如说克格勃曾经制定了一个对付叛逃到西方的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伦道夫·纽列耶夫的秘密计划。根据该计划，克格勃特工要打断他的双腿，使他从此上不了舞台。不过，这项秘密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有消息透露说，米特罗欣的6大箱子情报绝不只此，其带来的详细资料最早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最近可以了解到八十年代时苏联重大的间谍活动。这些资料的曝光可以让十多桩尘封许久的美国间谍大案水落石出。

根据英美两国情报和反间谍部门官员的估计，米特罗欣绝密档案的公开还将导致超过12名超级克格勃间谍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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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时代的传统，凡购买《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读者都被要求用“一把小刀或剃须刀”将有关贝利亚的条文挖掉，代之以一篇关于白令海峡的文章。

美前任高官披露CIA“软件炸弹”炸毁前苏联经济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7日报道，1982年夏天，前苏联西伯利亚一条堪称国家经济命脉的天然气管道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通往西欧国家的输油线大面积中断，前苏联的国内经济几乎因此一蹶不振。20年来，世界上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次大爆炸的真正原因，直到日前，前里根政府高级官员托马斯·C·里德在一部将于下月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在深渊：一个知情者眼中的冷战史》中披露内幕∶这场让前苏联经济蒙受巨额经济损失的大爆炸其实是由美国中情局策划的，不过，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并非毁于真正的炸弹，而是毁于美国人在技术控制软件中故意隐藏的“软件炸弹”！

　　“再会档案”惊呆中情局

　　据里德回忆称，早在1970年，前苏联就设立了一个新的克格勃部门，名字叫做“科技理事会”(或称T理事会： TechnologyDirectorate的缩写)，“科技理事会”的成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专门从西方窃取最有用的高科技研究成果，并为苏联所用； “科技理事会”名下的“X线”小组，则负责专门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执行窃取科技情报的任务。而1981年7月，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各国首脑经济峰会上，法国总统密特朗向美国总统里根展示的被称为“再会档案”的秘密资料显示，克格勃间谍已经渗透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各个实验室、工厂甚至政府机构中。

　　里根总统将计就计

　　里德在新书中称，“再会档案”中还包括前苏联正在来谋求的高科技技术名录，其中就包括天然气管道控制系统。1982年1月，中情局专家威斯向中情局局长威廉·J·凯西建议，可以在克格勃需要的技术名录上，挑选出几种软件或硬件设备，将这些软硬件进行适当篡改，然后再故意将其作为“最新科技”泄密给克格勃间谍。这些被修改过的软件中事实上已经隐藏了漏洞——俗称“软件炸弹”，这种软件能正常工作一段时间，但随后就会引发灾难。

　　里德回忆道：“当凯西将这个计划报告给里根后，里根总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该计划。带有设计缺陷的天然气管道控制软件很快从一个加拿大公司顺利地落入到克格勃间谍手中，并立马被前苏联用于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道系统上。”

　　前苏联“经济命脉”被炸毁

　　果然不出所料，1982年夏天，前苏联西伯利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突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美国专家评估这次爆炸等级相当于3000吨TNT。里德回忆道：“那次爆炸的结果是非常惊人的，它是除了核爆炸之外最壮观的爆炸之一，腾起的熊熊大火甚至从太空中都能看到，并已被卫星拍摄了下来。由于爆炸地点位于西伯利亚荒野，因此这次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却对前苏联的国内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害。甚至可以说，这次爆炸的结果带来了冷战的尽早结束。”

　　意识到上当，为时已晚

　　据里德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向克格勃“X线”间谍“送出”了众多虚假的软硬件技术。里德道：“自那次大爆炸发生后不久，前苏联官员就意识到克格勃窃取来的很多都是‘假冒的技术’，然而此时，他们却已经无可奈何，因为克格勃窃取来的西方技术已遍布前苏联工业的每一个领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哪些软件和设备是正宗的，而哪些又被秘密修改过。克格勃窃取来的所有西方技术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一些工程被迫停了下来，数千名前苏联科学家为此提心吊胆，对他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而这正是中情局整个行动最终想达到的目的。”

“契卡”对付反对派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恐怖。尽管没有具体的数字来说明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契卡”的牺牲品，但是很明确的一点是，无论是对付其政治敌人的残忍程度，还是杀害政治敌人的数量，“契卡”都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沙皇保安队。然而，在内战期间，大概有25万人遭“契卡” 处决，这远远超过了死于战争的人数。　　
许多“契卡”成员都把对其阶级敌人的残忍当成一种革命的美德。据一份莫尔普斯克的“契卡”的报告称：　　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　　甚至在苏维埃为其政权存亡而进行殊死斗争的内战期间，也有很多支持苏维埃的人对“契卡”的残暴感到极端厌恶。很多“契卡”成员（他们很多人只有十几岁）都曾使用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手段来折磨人。在哈尔科夫，他们将受害者手上的皮剥下来做成人皮手套；在沃罗涅日，他们剥下罪犯们的衣服，把他们塞进钉满钉子的木桶里，然后转动木桶；在波尔塔瓦，他们将神父钉死在木桩上；在敖德萨，他们将抓获的白军军官捆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地送人熔炉；在基辅，他们把成笼的老鼠固定在罪犯身上，然后再慢慢加热，直到老鼠钻进他们的腹腔为止。　　尽管列宁不赞成这种残暴行为，但他对由捷尔任斯基来纠正这种“过度暴力” 表示满意。他对“契卡”的残暴行为置之不理，反而对其在内战中所起的作用大加赞赏。

尽管当时美国还没有和平时期的情报机构，但是“契卡”却说美国救济协会负责处理欧洲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的300名工作人员中有200名实际上是秘密的情报官员，“他们很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暴动的一流的指导者。”“契卡”还说，美国救济协会当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巨大的食品站，以便“在政变中随时为白色政权提供食品援助”。列宁把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对付美国救济协会上，而对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约500万俄罗斯和乌克兰人的生命却置之不顾。1922年，美国救济协会每天要为1］00万名饥民提供食品，如果没有美国救济协会的这种大规模的食品援助，饥荒所带来的影响就会更大。甚至在美国救济协会离开之后，苏联情报机构还一直认为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间谍组织，而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在此后的25 年中，所有幸存的曾受雇于美国救济协会的俄罗斯人都被迫承认他们曾经为美国当过间谍。

　克格勃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英国期间，多伊奇共发展了20名间谍并与另外29人有联系。这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五位年轻的研究生，他们是这些间谍中最出色的，到二战时他们已被中心称作“五人帮”。他们是：安东尼·布伦特、盖伊·伯吉俾、约翰·凯恩克罗斯、唐纳德·麦克莱恩和吉姆·菲尔比。《七杰》这本非常畅销的西方小说在1960年发行以后，布伦特他们就经常被称作“五杰”了。多伊奇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经中心批准采取了新的招募策略，即在著名大学里年轻的激进分子掌握权柄之前就对他们进行培养。在给中心的信中，多伊奇曾这样写道：　　在这些大学里，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开展得很广泛而且来来往往的学生的数量也很大，这样，我们从党员中挑选个别人出来并不会引起党和其他人的注意。人们会忘记他们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经历。而且即使有时有人想起来他们曾经是共产党员，那么也只会认为那是他们年轻时的一时冲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接班人的人。我们要做的只是给这些人（招募对象）一个新的（非党员的）政治身份。　　由于英国政府里最有抱负的年轻人都来自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因此自然而然地这两所大学而不是其他地方的新兴大学，就成了多伊奇寻找发展对象的根据地。可能只是机遇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多伊奇招募的间谍多出自剑桥而不是牛津大学这一现象：在剑桥特里尼蒂学院就读的吉姆·菲尔比是第一个引起多伊奇注意的人。其他 “四杰”都是菲尔比被发展后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布伦特、伯吉斯和凯恩克罗斯也是特里尼蒂学院的学生．而第四人（麦克莱恩恻来自特里尼蒂教会学校。　　多伊奇的招募策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五杰” 都成功地打入了英国外交或情报机关。他们提供了大量的高级情报，以至于莫斯科有时几乎都应接不暇。　　1933年6月，菲尔比带着“把一生奉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走出了剑桥的大门。

米特罗欣记录的档案里并没有包括对给在剑桥发展的间谍造成的损害的评估报告，但是，由于马利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姓名，中心无疑会担心他们也已经被出卖了。11月份，驻荷兰的特工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的叛变更加重了中心的疑虑。虽然克里维茨基不知道剑桥五杰的名字，但是他了解关于他们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他们当中曾经有一个人以记者的身份被派遣到西班牙执行暗杀弗朗哥的任务。　　在多伊奇被召回莫斯科之后，留在英国的五杰中的三个人--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与中心的直接联系中断了九个月。但是，他们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即使在无法得到情报站连续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伯吉斯这位被多伊奇和马利允许把自己看作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而不是完全依靠指导员的间谍，继续按自己的意愿发展着间谍。他把自己视为多伊奇的间谍发展策略的继承和发扬者，不断地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招募杰出的、能够渗透到政府部门中去的大学生。　

在英国情报机关“军情五处”工作过的资深特工彼得?赖特（Peter Wright）在退休后移居澳大利亚，他曾写过一本回忆录《抓间谍者》（Spycatcher），该书虽然在英国遭禁，但最终在澳洲公开出版。书中内容据报披露了“军情五处”的众多内幕。但是，英国政府和“军情五处”却驳斥了该书内容，否认诸多事件,CCTV也曾经报道。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些能够在大恐怖中幸存下来的人都是些道德败坏的家伙。那些越快给自己的同事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人，就越有机会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大恐怖时代初期担任驻柏林大使的雅科夫·苏里茨是少数几个幸存下来的高级外交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就是因为他非常善于谴责别人。
对于那些晚上回到家里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来说，清晨的敲门声可能就意味着恶运的来临。
外国科的绝大多数官员在斯大林及其内务人民委员会头子的各种反叛理论之下，于30年代后期都因遭受审讯和残酷折磨而未能活下来，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位能够幸存下来，并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的第一个大特工就是德米特里·比斯特罗列托夫。1937年，他被派到柏林，与一位潜伏在德军参谋部里的苏联间谍联系。临行前，叶若夫拥抱他，并告诉他说：“你应该为我们给你提供的这一最棒的情报来源而感到骄傲。斯大林和你的祖国不会忘记你。”然而，在1938年初，比斯特罗列托夫的任务被中止了，并被调到了莫斯科商会，直到9月份被捕前，他一直在那里工作。一次，索洛维约夫上校对他进行审讯的时候，叶若夫走了进来，并询问指控他什么罪名。当得知他被控替四大国从事间谍活动后，叶若夫的反应是“太少了！”然后，他脚跟为轴，来了个向后转，接着就离开了审讯室。　　当比斯特罗列托夫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的时候，索洛维约夫和他的助手就用绑在铁丝的一头上的球形物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断裂的骨头刺穿了一片肺叶。他的头盖骨被包着棉花和绷带的铁锤打成了骨折；审讯员在审讯中时常踢他的腹部，造成了他腹部肌肉的撕裂。在意识到如果刑讯持续下去，他可能被打死以后，比斯特罗列托夫在索洛维约夫交给他的认罪书上签了字。绝大多数屈打成招的外国科的官员“认罪”后，都会被带到离审讯室不远的一个行刑室里，接着一颗子弹会从后面击中他的头部。但是，比斯特罗列托夫却幸免此难，而且还记录下了对他的审讯过程。虽然，他在1939年的时候被判处20年徒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却逐渐恢复了健康。到他被释放的时候，他的妻子谢尔马托娃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早已被送进了劳改营，她用一把菜刀割断喉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年迈的母亲也已经服毒自杀了。　　马利的死和多伊奇被召回导致了伦敦情报站的瓦解。中心计划利用设在肯辛顿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中的情报站来继续操纵其在英国的间谍。1938年，新任情报站站长格里戈里·格拉夫潘走马上任了。由于外国科里绝大多数有经验的官员都遭到了清洗，这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质量带来了戏剧性的影响。
8月20日，最后一次去拜见托洛茨基的时候，他拿出了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请求托洛茨基给他提些意见。正当托洛茨基在书桌前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梅尔卡得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冰凿，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刺进了托洛茨基的头盖骨。　　本来，他以为托洛茨会立刻安静地死去，然后，他就能够逃到停在附近的车里，他的母亲和情人艾庭根都在车里等着他。但是，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了致命伤，仍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般的惨叫”。（“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叫声”，梅尔卡得后来说。）他被捕了，并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1940年后几个月中，随着托洛茨基的死和外国科里最残酷的放血的结束，中心准备重新建立对外情报工作网。在大恐怖之前，有新发展的外国科工作人员都要在莫斯科的秘密地点接受单独训练，而且彼此之间绝对没有任何接触。但是到了1938 年，外国科里有许多官员都被打成了（臆造的）“人民公敌”，为了加快补充新成员的速度，中心决定对新发展的人员进行集中训练。10月3日，内务人委员会第006 48号命令决定建立苏联第一所对外情报工作学校。　　为了隐蔽，学校建在距莫斯科环形公路以东15公里处巴拉什卡的一片树林里。学校的正式名称叫特殊任务学校，但是人们更熟悉由学校名称的首写字母缩写而成的名字--特校。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来自党员、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团员和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地方毕业的大学生。　　由于新学员们只经历过城市居民区、集体农庄和兵营里那种狭窄、肮脏又拥挤的生活环境，因此为了使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西方国家“高尚社会”的生活，学校尽力给他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关于他们的住宿条件，官方的历史记录中记载道： “房间里都铺着地毯，摆放着舒适而漂亮的家具，墙上挂着品味高雅的绘画，床上用品相当高级，连床罩都十分昂贵。”即使有足够的空间安排新学员们住单间，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个人隐私，他们恐怕也会感到十分迷茫，因此学校安排两个学员住一间宿舍。课程表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有四个小时的外语课、两小时介绍情报工作技巧的课程、另外还安排了苏联共产党党史、历史、外交理论、哲学、宗教和绘画等其他辅助课程；这种折衷的安排是为了在强化他们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同时，丰富他们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认识。学校还定期组织音乐晚会。曾经在西方国家生活过的教员们还举办资产阶级行为举止、外交礼仪、时装和“高雅品味”等方面的速成训练班。
1942年间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了轴心国部队的苏联红军认为被包围的部队大概有8． 5万到9万人，而实际上，真正的数字是这个估计数字的三倍。　　在斯大林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不是提供有用的情报，而是在红军部队中执行严厉的纪律。13500名苏联士兵因存在“失败主义情绪”和在作战中违反其他军事纪律而被处决。执行枪决任务的通常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别动队的一个班。行刑前，绝大多数受刑者都被下令脱光了衣服，因为军装和靴子还可以供别人使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邮政审查部门对士兵们寄回家里的信件也要进行审查，其中非正统或者在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都会被当作叛变的证据。一个中尉在信中写道：“德国人的飞机性能很棒……我们的防空部队很少能把它们打下来”，结果，这名中尉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
1938年，由于担心自己也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列人了死亡黑名单，奥尔洛夫叛逃到了美国。此前，他在组织消灭“人民公敌”的行动中，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名国际旅的青年战士奉命到他的住所去办事。这位年轻人闻到了房间里浓重的科隆香水味，更让他羡慕不已的是，一位身穿白领制服的服务生用餐车推进来的丰盛的早餐。他已经二十四个小时没吃过东西了，可是，奥尔洛夫没有给他一点赏赐。　　虽然奥尔洛夫经常被人们提起，但是由于后来的叛逃，因此他永远也不可能被奉人克格勃的英烈词。国外情报局更不愿意对外公开关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资料，因为那样会有损于苏联对外情报部门里一些英雄的名誉，例如斯坦尼斯拉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沃普沙索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勇敢地在敌后开展破坏活动而闻名的沃普沙索夫，曾经四次荣获列宁勋章，两次荣获伟大卫国战争勋章，他获得的奖章足以挂满衣服的胸襟。他是苏联最推崇的情报战线上的英雄。1990年，苏联还专门出版了一套他的纪念邮票。然而，他在战前从事的暗杀活动至今仍然被国外情报局当作不能公开的秘密。20年代中期，他曾经领导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下属的一支秘密武装力量，他们经常穿着波兰和立陶宛军队的制服，袭击这两个国家边境的村庄。1929年，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同事而被判处死刑，后来被改判为10年徒刑。然而他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具重新开始了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暗杀专家的职业生涯。他在西班牙的任务之一是修建和管理一个火葬场。内务人民委员会用它来处理被害人的尸体，那真是连碴都不会剩下。许多暗杀对象就是被引诱到这座建设物中之后，惨遭杀害并被当场火化的。　　负责火葬场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间谍是何塞·卡斯特洛·帕切科（代号何塞、潘索和特奥多尔）。他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1910年出生于萨拉曼卡，1936年，被奥尔洛夫的副站长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发展为间谍。卡斯特洛去世几年后，他的一个侄女于1982年写信给克格勃要求抚恤金，并声称卡斯特洛生前曾向她交代过“如果你遇到困难又没有办法时，也就是说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能与我的苏联同志联系。”虽然卡斯特洛的档案显示，他发过誓，绝不泄露半点自己从事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但是，很有可能，他的这位亲戚已经掌握了他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火葬场工作的情况。因此，中心认为拒绝她的要求会造成“不良后果”。 1983年1月，她被召到苏联驻马德里大使馆领事部，那里的官员告诉她，她本无合法权利要求抚恤金，但苏联决定给她特殊优待，给了她5000可兑换卢布，在当时相当于6680美元。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卡斯特洛曾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过这件事了。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关于斯大林时期的令人尊敬的研究成果都没有涉及苏联在西欧秘密进行的残酷的追杀“人民公敌”的行动。结果使苏联经常能够对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外交政策进行冠冕堂皇而又苍白无力地解释，否认暗杀是它的重点任务之一。除西班牙以外，内务人民委员会开展暗杀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战场是法国，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暗杀对象是列夫·谢多夫和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库捷波夫的接班人、俄罗斯军人协会白色卫队的领导人）将军。1937年夏天，谢列布朗斯基制定了消灭这两个人的两份相似的计划。他计划在巴黎先绑架这两个人，然后偷偷地把他们带到事先等候在英吉利海峡海边的船上，再把他们引渡回苏联，在苏联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决他们。
国外情报局下属的T 局（科技情报局）为自己取得的成绩，特别是针对“主要对手”的成绩而感到骄傲，它希望这些成绩能够引起苏联领导人的重视。1972年，勃列日涅夫得到的报告显示，在过去几年里科技情报为苏联节约了1 亿多可兑换卢布。呈送勃列日涅夫审阅的成绩报告包括：美国正在进行的宇宙飞船研制和为不载人的火星飞行所做的准备工作。勃列日涅夫被告知，这些情报将解决目前苏联宇航计划所面临的许多困难。苏联科技间谍还窃取了种子粒化技术。有人告诉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技术能使苏联的粮食产量增加2 —3 成，并可以缩短成长期，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1973年，T 局的报告称，它共搜集到26000 份文件和3700件“样品”。虽然这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机密材料，但这些机密材料中包括土星火箭、阿波罗宇航计划、海神导弹、诚实约翰导弹、红眼导弹。罗兰德导弹、九头蛇导弹及眼镜蛇导弹、波音747 大型喷气式客机等绝密情报，以及后来苏联在设计明斯克一32型计算机时参考使用过的一些计算机技术。 1977年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国外情报局在雅瑟沃汉开办了契卡荣誉室。这里陈列着苏联间谍在科技情报搜集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T 局的展览称，在过去五年里，它共搜集到14万份科技文件和2 万多件“样品”。有信息称，这些情报为苏联经济创造了10多亿卢布的经济价值，并使有些科技领域里的研究工作提前了2 —6 年。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这位于1975年上任、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T 局局长主张，应该允许T 局脱离国外情报局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局。他说T局只需要它每年给苏联工农业部门提供的科技情报价值的1 ％作为活动经费就够了。
在整个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搜集科技情报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它在 “主要对手”境内开展的政治情报搜集活动。对美国国防工业承包商和研究机构的渗透比对美国联邦政府核心部门的渗透容易得多。科技情报也很少受到政治上的正确性的影响
负责向T 局下达任务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当时已经对美国以外的目标开始显示出比冷战初期更浓厚的兴趣。但是，美国仍然是苏联窃取科技情报的主要目标。1980 年，军事工业委员会获取的情报中有61.5％来自美国（有些在美国本土以外），10.5 ％来自西德、8 ％来自法国、7.5 ％来自英国、3 ％来自日本。1980年，军事工业委员会共下达了3617项“情报搜集任务”，其中108 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科技情报的成果使苏联3396项研究和发展工作受益。绝大多数情报都是科技情报局提供的。 T 局顺利完成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下达的多项任务，这主要归功于苏联科学界中数不胜数的合作者：20世纪70年代，苏联科学界有共约90位间谍招募人员、900 名间谍和350 位可信赖的关系。其中一些是苏联的顶尖科学家，他们在科技情报史上构成了或许可以说是最大的“内行侦探”网。凡是从事与T 局“搜集任务”相关工作的西方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科学家都是克格勃的潜在目标。

1979年，苏联一半以上的国防工业都依靠从西方获得的科技情报。1981年，安德罗波夫曾声称，下达给克格勃的科技情报搜集任务已经全部圆满完成了。一份主要依据80年代初弗拉基米尔。韦特罗夫（代号“再见”，国外情报局T 局的法国籍间谍）提供的材料形成的美国官方报告称：据估计，由于使用了美国F －18战斗机的有关资料，苏联航空和雷达工业节省了5 年的发展时间，并在人力投入和其他开发成本方面节约T3500 万卢布（1980年相应的研究活动约需要5500T 美元）。其节约的人力可能相当于一千多人年的科学研究和一项西方科技领域里最杰出的个人发明。有关F －18上使用的大控雷达的资料被用作苏联新一代战斗机上使用的俯视／下射雷达的技术基础。美国在内容设计、快速傅利叶算法转换、地形匹配技术和实时分辨率增强技术上使用的方法被当作关键要素应用在了苏联的类似产品上。科技情报在其他军事项目上的成功应用包括：苏联仿制了AWACS 空中雷达系统并参考美国的BI－B 战略轰炸机研制成了海盗旗型轰炸机。从7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越来越重视科技情报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T 局估计苏联的主要民用工业比西方落后十年。1980年1 月，安德罗波夫指示T 局制定一项情报搜集计划，以解决苏联在农业、冶金、发电、机械和先进技术领域里存在的问题。1980年J 局搜集到的5456件样品（包括机器、零件、微型电路等）中，44 ％被用于国防工业，28％通过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应用到了民用工业上，另外28 ％被用于克格勃和其他政府部门。
在这个或许有些异常的年份里人局获得的情报中有多一半来自苏联盟国的情报机构——主要是东德国外情报局和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民主德国国外情报局在获取科技情报方面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对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进行了渗透。据国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讲，东德微电子公司罗伯龙公司‘严重依赖于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窃取的先进技术，实际上这已成为了该公司获得技术补充的秘密手段“。虽然与西方比起来还处于落后状态，但罗伯龙公司在开发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计算机技术方面比苏联同行先进得多。克格勃的姓名跟踪系统”松德“（”运算及设立数据系统“）使用的就是东德生产的计算机。

80年代后期，东西方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给T 局创造了新的机会，一年内，它总共提交了2.5 —4 万份科技“情报报告”和l.2 —l.3 万件样品。1986年，它对这些材料的估价是5.5 亿卢布；1988和1989年，它又把搜集到的情报估价为10亿美元／年。 80年代后期，西方专家们认为，苏联有150 套武器系统是依靠从西方偷窃的技术开发成功的。

1972年苏联宣布对移民征收移民税。从理论上说，这样做是为了收回移民享受义务教育而消耗的国家资源，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犹太移民的数量。
1984年1 月举行的国外情报局高级干部会议再次确认了国外情报局的工作重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意图… …我们必须换而不舍地努力揭露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一重点自二战结束以来就没有改变过。许多用“揭露”这一委婉表达方式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A 局（国外情报局中负责执行“积极措施”的机构）故意制造的假情报，这些情报通过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传达给国外情报站。
直到冷战结束时，试图在美国激化种族矛盾仍然是A 局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例如，1984年洛杉矾奥运会前夕，驻华盛顿情报站PR线（政治情报处）官员伪造了3K 党给非洲和亚洲奥委会的信件。信中充斥着A 局编造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骂：奥运会——只属于自人；非洲的猴子！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洛杉矾等着你们呢！我们为奥运会所做的准备就是射击黑色移动靶。在洛杉矾，我们自己的奥运圣火将把你们烧成灰烬。对于一个真正的美国爱国者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让他去处决一只非洲猴子。黑克们，欢迎来参加洛杉矾奥运会！我们给予你们的欢迎会让你们终生难忘！这些信件与其他同一目的的积极措施，在许多国家成了头条新闻。当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谴责这些信件是克格勃伪造的时，莫斯科还假惺惺地表示对华盛顿的反苏诽谤非常愤慨。

伪造有损美国的文件和捏造中央情报局阴谋的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除了向塞古。杜尔和世界上其他容易上当的政治领袖秘密展示” 莫须有的伪造品“外，克格勃还使用伪造材料来开展宣传攻势：其中包括1987年，克格勃伪造了一封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写的关于推翻印度总理拉基夫。甘地的计划的信；1988年，克格勃又杜撰了里根下达的在巴拿马制造混乱的指示；1989 年，克格勃编造了南非外交部长”皮克“。博塔撰写的一封有关南非与美国达成的一项有害的（根本不存在的）的秘密协议的信。在戈尔巴乔夫时代，通过综合利用公开宣传和A 局的秘密行动，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反美积极措施或许就是编造了艾滋病病毒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生物战专家“制造”的这个故事。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东德物理学家雅各布。西格尔教授称，根据“间接证据”（后来证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艾滋病病毒是在迪特里克堡将VISNA 和HTLV一互这两种自然病毒人工合成而成的。由于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这个慌言听起来似乎相当可信，不仅在第三世界中广为流传，甚至把西方一些媒体也给骗了。1986年10月，带有保守色彩的英国《星期日快报》把它放在了头版。仅仅在1987年的头6 个月里，就有四十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然而，就在克格勃最得意之际，来自西方的抗议和苏联对外政策“新思维”结合到一起，揭穿了关于艾滋病病毒的谎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自豪地宣称：“我们讲真话，只讲真话”。面对美国官方对艾滋病病毒慌言进行的抗议和国际科学界对此的批驳，克里姆林宫第一次面对一个成功的积极措施而显得有些困窘。1987年8 月，美国驻莫斯科的官员接到通知，关于艾滋病病毒的消息已经被苏联正式否认了，苏联各媒体对它的报导也嘎然而止。但是此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很快就出现了其他与这个谎言一样卑劣的反美积极措施，其中一些还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兴趣。在这些无中生有的宣传中，关于“婴儿器官移植”的报导应该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它声称美国富人们为了在美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而屠杀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1988年9 月，在欧洲议会一次没有多少人参加的会议上，用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了法国共产党人（代号迈普）提出的对走私 “婴儿器官”行为进行谴责的动议。冷战的结束也未能降低1988年起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契科夫和继他之后成为国外情报局局长的舍巴尔申对“积极措施”的热衷。舍巴尔申在1975至1977年间担任驻印度情报站站长时名声大噪，部分原因就是他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他常常留恋地“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回忆那些假情报——伪造文件如何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但并不是克格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和他们的领导一样对积极措施保持着热情。 1990年9 月，克留契科夫抱怨说，在莫斯科和国外工作的一些国外情报局官员 “过低地估计了旨在造成影响的行动的重要性和这些行动的作用。”他签发了一道正式的“克格勃主席令”，要求“改善驻外情报机构在积极措施方面的工作”，并且强调“‘积极措施’在情报工作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实际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考虑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的利益，都要求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在实施积极措施时更加具有灵活性、创造性和保密性，只有这样才能强化行动的效果……应该把实施积极措施当做克格勃驻外情报机构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国外情报局的学校（安德罗波夫学院）奉命准备开办新的“积极措施专家班”。积极措施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使用恫吓的办法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放弃对波罗的海沿岸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重要的是，要让西方国家政府、政界和有影响的移民团体确信，任何冒险主义的企图分裂苏维埃联邦、破坏苏联国家领土完整的赌博，都会导致当代国际关系的破裂，并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1日报道，北约历史学家最近发现了苏联的核战计划。计划显示，苏联将对欧洲发动大规模的核打击，随后将对德国和法国南部发动地面攻势。
与那些没有在苏联集团国家以外工作的亲身经历的苏联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同，这些特工非常了解西方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现实情况，以至于他们都无法使自己相信，他们是在进行一场维护社会主义价值观、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第一总局S 局里时常有人抱怨，被派遣出国的特工在回国后时常会对苏联生活产生“不正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的态度实在错误得令中心无法接受，从而导致了他们间谍生涯的提前结束。1966年，克格勃驻布达佩斯联络处向中心汇报了在莫斯科休假后返回加拿大工作的女间谍埃尔娜的一系列政治上有错误的看法，据说这些看法甚至让她的克格勃同事“感到震惊”，其中包括：在莫斯科我不敢坦诚地发表对一些事情的意见。毕竟，我能想象得到，他们认为我的思想里不仅仅是存在着一点点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党会允许再次出现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呢？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个人就能决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呢？其他的中央委员都在干什么？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难道在他们的记忆中已经不够清晰了？现在发射这么多人造地球卫星干什么？关注地球上发生的更重要的事情不是更好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20年T ，可是老百姓还是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也是他们应得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西方，就连最卑微的人也早就享有这些东西了！极少有哪个特工敢公开宣扬这些煽动性的言论。但实际上有不少人明显存在这些思想，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而这就使得他们身上的悲观主义越来越严重，有时候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身经历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情绪。
1963至1972年间，在国外情报局和哥本哈根情报站N 线（特工支援处）工作的奥列格。安东诺维奇。戈尔蒂耶夫斯基写了一本关于他哥哥格罗莫夫——“布拉格之春”期间最早受命向“右派”组织进行渗透的五个特工之———的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出格罗莫夫的一些真实看法。1933年出生的格罗莫夫，用奥列格的话说： “成长在一群因战争而变得残酷无情的男孩子中间”，长大后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崇尚物质利益的人。与在捷克斯洛伐克相对贫困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生活在西方。奥列格在受训期间被告之要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和瑞典语中作出选择时，他哥哥对他说白痴才不选择瑞典语呢：“如果你选择捷克斯洛伐克语，那么你将坐在破烂的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或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里度过你的余生……（但是）瑞典可是个很好的国家……从那里你可以到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去。”费奥多罗夫给中心的报告里也有对捷克人的冷嘲热讽的评论，虽然他的态度表达得没有那么明目张胆。他说到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用时写道：“苏联的武装力量扮演了一个站在交通拥挤的十字路口的警察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而这就足以使得交通变得井然有序了。”换句话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因为害怕而不得不屈服。对于少数特工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经历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加深他们的悲观态度要严重得多。几年后，阿拉曾试图自杀。虽然她的克格勃档案对这件事的解释只是因为她的姘夫抛弃了她，但是很难相信，背叛那些她有过密切交往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没有加深她感情上的伤害。而有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经历之后，苏联特工的一种更普遍的反应是借酒消愁。格罗莫夫甚至在到东南亚执行任务得了乙型肝炎之后也无法戒酒，于1972年去世时年仅39岁。博贡和他妻子也变成了酒鬼。 1976年，他被送到布尔坚科军事医院接受“全面戒酒治疗”，他的妻子则在克格勃中心医院精神一神经科接受戒酒治疗。几年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欧国家执行大量的“进步行动”任务给博贡造成的心理打击，比他在美国当特工时承受的精神压力大得多。国外情报局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情况则无疑证明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某些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对于格罗莫夫的弟弟，当时在哥本哈根工作的奥列格。戈尔蒂耶夫斯基来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那可怕的一天对我以后的生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使他认识到苏联这个一党专政国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一股破坏力量。在以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暗自琢磨如何去推翻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最后下定决心做一名潜伏在克格勃里的英国间谍。
仅在 80年代，苏联长期缺乏硬通货的这十年当中，苏联共产党向苏联集团以外的兄弟党提供的资金就达2000万美元。在档案被没收之前，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曾试图销毁这些捐款记录，但是装文件的金属合页夹卡住了碎纸机，使一些文件得以保留下来。尽管在冷战时期，苏联共产党给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共产党提供的资金援助最多，但如果按人头计算，最多的要数提供给每个美国共产党员的资金。
到60年代后期，苏联每年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一百万美元，10 年后，这个数字增加到二百万。杰克（马拉特）总是在下午3 点零5 分，在纽约事先约好的地点，从克格勃行动人员手中拿到这些经费。经费交接行动被称为“快速传递”。 1974年，他们曾在曼哈顿南区的四个地点进行过“快速传递”（后来用代号瓦尔迪），这四个地点是：松树街10号第10层（代号迪诺）、百老汇街11号第9 层（代号弗雷德）、华尔街120 号第7 层（代号波斯特）和新街sl号第2 层（代号罗兰）。这四个地点全是由纽约情报站挑选的，因为它们都有好几个出人口。马拉特和前来交钱的克格勃官员从交接地点不同的门进出。鉴于装载要转交的钱的钱袋越来越大，为了改变这一现象，1974年使用的钞票面值从原来的20元币改变成了50和 100 元币。
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共产党的确在金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蔡尔兹兄弟汇报说，金的一个顾问斯坦利。利维森是共产党秘密党员。利维森是纽约的一位律师和业主，曾为金1958年出版的《迈向自由》一书撰写了部分内容，并在1960 年帮助金准备辩护材料，反击有关他在亚拉巴马的纳税申报单问题上作伪证的诬告。利维森还把黑人秘密共产党员亨特。皮茨。“杰克”。莱德尔介绍进了金的班子。对利维森进行了监视的联邦调查局汇报说，利维森与克格勃官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特别助理维克托。勒西奥夫斯基见过面。利维森对金的所谓的影响，导致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签发了对金的旅馆房间进行窃听的命令。虽然通过窃听获得了一些林登B.约翰逊总统非常感兴趣的、金与他的性伙伴的通话录音，但是并没有取得能够证明共产党人对金有影响的证据。 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美国共产党夸大其辞地宣称其对金的前任行政秘书、刚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安德鲁。扬产生过重大影响。霍尔说：“扬自己都不知道，他在亚特兰大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一些是秘密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他对他们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必要时，在遵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美国共产党可以小心地对他施加影响。”吴丹助理的身份使勒西奥夫斯基有许多和扬交谈的机会。他虽然宣称在交谈中得到了“重要的情报”，但是他的报告并不像霍尔的那样乐观。
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苏联每年给予美国共产党的经费高达200 万美元。 1987年，霍尔提出要大幅度增加这个数字：我只能说，因为我党是在腐朽的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开展工作，我们为影响美国的事态而做的任何努力，对全世界的发展都会产生影响。而且，由于里根政府面临着深刻而长期的危机，我党的工作已经，并将继续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在与美帝国主义和里根政府的政策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我党必须被视为一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力量。第二年，美国共产党从苏联得到的经费增加到了300 万美兀O 莫里斯。蔡尔兹认为，苏联能够如此慷慨地在经费上支持美国共产党（1987年达人均200 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克里姆林宫对格斯。霍尔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的说法至少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可笑地过高估计了美国共产党的影响”。这种慷慨还可以归因于霍尔和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的惟命是从。
1967年10月至1968年5 月，3 名意大利无线电操作员完成了四个月的克格勃训练课程。意大利党派去的其他人员参加了制作假身份证明文件的训练班，按照训练计划要求，他们用96个小时学习制作橡皮印章和文件封条，用6 个小时学习人造树脂的压纹技巧，用6 小时学习更换身份证明文件照片的技术，用6 小时学习填写文件的笔迹，最后还用了12个小时进行“理论研讨”。这些训练班和其他一些秘密训练班至少一直开办到70年代末。
1972年5 月，意大利确定提前一年举行大选，这时隆哥最需要经费的支持。在1972年选举年中，苏共最初给隆哥提供了520 万美元的经费，比1971年多200 万。后来应隆哥的要求，苏共又提供50万美元。但隆哥还嫌不够，再次写信要求增加经费。勃列日涅夫于4 月4 日亲自给隆哥回了一封信，通过罗马情报站站长很纳季。费奥多罗维奇。博尔佐夫（化名“贝斯特罗夫”）转交。信中写道：亲爱的隆哥同志：我们收到了你的来信，信中要求增加援助，以保证意大利共产党有足够的资金参加竞选活动。我们很清楚大选的严峻形势，也明白你们需要积极开展活动去赢得大选和抵抗反对派力量。你知道，隆哥同志，我们已经又拿出了50X 美元来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参加竞选，使今年援助的总额已达570 万美元。 1976年援助意大利共产党的经费共达650 万美元。
1979年，意大利共产党挑选出3 名党员赴莫斯科接受国外情报局S （特工）局的训练，分别学习电台和密码操作、伪装术和伪造文件的技巧。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与苏联集团国家中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并不都是公开的。 70年代后期，最严重的暗中的分歧表现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向西方恐怖组织提供援助这个问题上。用已故非共产党员的东德内务部长彼得一米夏埃尔。迪斯特尔的话来说，民主德国是“恐怖分子的天堂”。而这时最让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担忧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对意大利红色旅的支持。1978年3 月16日，他们的担心应验了。这一天，红色旅的人在罗马市中心袭击了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的汽车，莫罗的司机和警卫被枪杀，而莫罗本人被绑架到另一部准备好的车子里。在以后的54天中，莫罗被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而政府却在是否应与红色旅进行谈判以解救人质的选择中倍受煎熬。虽然意大利共产党主席团在公开的场合仍然坚持绝不与恐怖分子做交易，但私下里，也非常担心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支持红色旅的消息会泄露出去。主席团的发言人阿图罗。科隆比对捷克斯洛伐克驻罗马大使弗拉基米尔。考茨基抱怨说，当意大利共产党访问布拉格的代表团提出关于捷方支持红色旅一事时，他们被搪塞过去了。代表团的成员认为，一些红色旅的成员曾被邀请到捷克斯洛伐克。 1978年5 月4 日，阿门多拉警告考茨基说，一旦绑架莫罗的人被抓到并受到审判，那么捷克支持红色旅的事就会“水落石出”。这一次，苏联大使雷若夫与意大利站在了一条战线上。他告诉考茨基：“他已经就与红色旅的关系一事向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发出了警告，但是他们没有听他的。”雷若夫相信捷克安全与，情报局驻罗马情报站仍然与红色旅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你们可能会（从红色旅）得到一点点好处，“ 他对考茨基说，“但你们所造成的损害却比所得到的好处要多一百倍。” 意大利未能及时找到莫罗被关押的地点。1978年5 月9 日，莫罗被绑架者杀害，尸体被遗弃在停放在罗马市中心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总部之间的一辆汽车的后箱里。对莫罗的遇刺，人们无比哀伤，并对此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令主席团着实松了一口气的是，没有人提到捷克斯洛伐克安全与情报局与红色旅之间的关系。
莫斯科最不信任的欧洲共产主义分子要算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卡里略。在卡里略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他就已经表现出了领导者的潜质。1936年，年仅19岁的卡里略发起了一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大联合，他自己当上了这个组织的主席。而当时，他还被他的反对者们嘲笑为“戴着眼镜的蚕蛹”。西班牙内战时期，他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著名特工，专门从事破坏和暗杀活动的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他还让约瑟夫。格里古列维奇当他儿子的“教父”。1939年，弗朗哥在西班牙获胜后，卡里略来到莫斯科避难。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卡里略给他父亲写了一封极端狂热的、自以为是的信，谴责他父亲说：“一名共产主义者和一个叛徒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后来，他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如果说在苏联存在对斯大林的任何恐惧的话，我倒没有看见。许多年以来，只有少数人知道发生过审判和清洗这回事。”
由于依赖苏联提供的秘密经费，许多受到侮辱的强硬派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只能屈尊辱贵。1987年6 月，马歇卑躬屈膝地对戈尔巴乔夫上个月对他的接见表示“深深的感谢”，并请求1000万法郎（165 万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以备1988年的总统大选之需。虽然苏共中央政治局注意到1987年法国共产党已经得到了200 万美元的资助，但还是决定通过克格勃再给它提供100 万美元的经费。对于格斯。霍尔这个曾经忠于苏联的美国共产党的强硬派领导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最终令他实在无法忍受，使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公然与莫斯科的意见相左。1989年他公开抨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结果只是导致苏联突然停止了对美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经济援助的中止给美国共产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使它立刻陷入了财政危机。1990年，它不得不第一次减少党报《人民世界日报》的发行次数，由一周五次减少到两次，后来于脆改成了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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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1988

这个时期由于有农业革命的出现，粮食危机解除，才会有现在开始的经济发展情况出现，这样那些文艺作品才会获得生存空间，而老寿星已经70多了，难道不会知道坚持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在多几十年没有问题，可能那天爱听的和创作文艺作品的又会有同样下场而被斩尽杀绝，自己那里能被牵连进去的。干脆来个禁止任何形式的接触也没有什么的。
1976唐山大地震，三年后的1979才公布死亡数字，并允许哀悼，如果是老寿星100岁也就是今年2008年才宣布允许哀悼，老寿星才会和其他那些平庸愚蠢的人那样哭的泪人似的。那就说明，个人的感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是愚蠢而多余的，表达完全受政府的严密管制，如果不允许表达就绝对不被任何人公开允许表达，那样只有把感情彻底埋藏起来的人才可以长命百岁的了。
1986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有可以让我们再次取得教训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前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共有4台机组。4月，在按计划对第4机组进行停机检查时，由于电站人员多次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反应堆能量增加。26日凌晨，反应堆熔化燃烧，引起爆炸，冲破保护壳，厂房起火，放射性物质源源泄出。用水和化学剂灭火，瞬间即被蒸发，消防员的靴子陷没在熔化的沥青中。1、2、3号机组暂停运转，电站周围30公里宣布为危险区，撤走居民。事故发生时当场死2人，遭辐射受伤204人。5月8日，反应堆停止燃烧，温度仍达300℃；当地辐射强度最高为每小时15毫伦琴，基辅市为0.2毫伦琴，而正常值允许量是0.01毫伦琴。瑞典检测到放射性尘埃，超过正常数的100倍。西方各国赶忙从基辅地区撤出各自的侨民和游客，拒绝接受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进口食品。原苏联官方4个月后公布，共死亡31人，主要是抢险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少将；得放射病的203人；从危险区撤出13.5万人。1992年乌克兰官方公布，已有7000多人死亡于本事故的核污染。
5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布利克斯应苏联政府邀请，乘直升飞机从800米高空察看核电站的情况，他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
灾后两年之中，26万人参加了事故处理，为4号核反应堆浇了一层层混凝土，当成“棺材”埋葬起来。清洗了2100万平方米“脏土”，为核电站职工另建了斯拉乌捷奇新城，为撤离的居民另建2.1万幢住宅。这一切，包括发电减少的损失，共达80亿卢布(约合120亿美元)。乌克兰政府已作出永远关闭该电站的决定。
白俄罗斯共和国损失了20%的农业用地，220万人居住的土地遭到污染，成百个村镇人去屋空。乌克兰被遗弃的禁区成了盗贼的乐园和野马的天堂，所有珍贵物品均被盗走，也因此将污染扩散到区外。近核电站7公里内的松树、云杉凋萎，1000公顷森林逐渐死亡。30公里以外的“安全区”也不安全，癌症患者、儿童甲状腺患者和畸型家畜急剧增加；即使80公里外的集体农庄，20%的小猪生下来也发现眼睛不正常。上述怪症都被称为“切尔诺贝利综合症”。
土地、水源被严重污染，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切尔诺贝利成了荒凉的不毛之地。10年后，放射性仍在继续危胁着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约800万人的生命和健康。专家们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后果将延续一百年。
事发当天，基辅市以及整个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尤如进入了战争时期的紧急状态。前苏联政府将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中心的方圆三十公里的所有居民，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撤离，牲畜也带走。鸡、鸭、鹅等家禽可以留下，狗或带走或打死，否则比较危险。第二天凌晨，对隔离区中的居民开始紧张疏散，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汽车运输部门调集了大型公共汽车一千二百一十六辆，各种型号的卡车三百辆，组成的汽车车队达十五公里之长。警察和地方官员在隔离区中来回奔走，挨家挨户地催促人们立即上车，撤离家园。距核电站最近的三万多居民最先被疏散了出去，随后，又疏散了周围的十万多居民。整个基辅一带，各个中、小学校一律停课放假，学生们被全部远距离送往千里之外的黑海海滨。看来似乎只有这些孩子从这次事故中得到了一次绝好的游玩机会——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受到了致命的辐射伤害，其可怕的症状将在不久显露出来。与此同时，各医疗救护队一千三百多名医护人员对撤离的居民作了严格的检查治疗，二百多名重伤员被直接北运莫斯科。”

按当时的报道，撤离者全部被克格勃命令禁止带任何私人物品，包括任何私人照片，钥匙，财产，和自己死亡上天堂带的东西一样多，上汽车离开后到安全地带后，马上在克格勃监视下脱掉衣服，用水清洗掉一切核辐射尘埃，原来衣服马上焚毁，换新衣服，要知道克格勃要你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要你活而不是要你死。要不马上杀死你也可以的。对克格勃的话无条件绝对服从恐怕是活命的基本要求，当时最早得到撤离命令的是苏联的洲际导弹基地工作人员，也包括他们的家属。而不久后的事情更加特别，乌克兰的苏联国庆阅兵庆典继续在核辐射灰尘满天飞的情况下进行，当然参加庆典的人不知道这个的，包括乌克兰军区司令，政委这样的人也去了，结果乌克兰党委书记吃了核辐射，以后自杀身亡，乌克兰党委书记，军区司令会在墓志铭上写上“不要被政府看得起要你参加任何庆典“吗？红色高棉已经把识字的墓志铭作者斩尽杀绝了，不过在没有文盲的苏联行不通所以继续老寿星允许识字，只不过不能让人知道就还可以长命百岁了。
另外苏联据说有个克格勃喝醉酒被苏联莫斯科警察当社会盲流杀死，而克格勃把警察全部杀死报复的新闻如果你记得，你就要在这个克格勃墓志铭上写；“要在苏联安全在街上走路；1，是克格勃；2，不要喝醉酒，走到长命百岁也没有问题的”。

1988～1998

时间太靠近没有太多好说的，我只提些容易被遗忘的细节，1988加一年如果被大学生拉拢去搞活动恐怕这辈子要毁了。赔性命也有可能，辈分上应该是老寿星的孙子辈了，老寿星不如一开始就切断和一切学校的联系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大学生这样的东西，杀光了随时培养再填上就是了，根本就是些一文不值的奴隶臭老九，随时可以被杀死的。要是那个热血青年说；“你不去游行我就不当你是我的同学（或者，朋友，男朋友）。”马上把她们一脚踢飞，要不然根本一开始就切断和一切学校的一切联系就是了。
苏联在民主德国的间谍头子倒是值得一提。

前东德情报头目马库斯·沃尔夫9日在其位于柏林的家中安然离世，享年83岁。这个冷战时期的传奇人物，在数十年时间里曾被西方情报机构称为“无面人”，因为一直无法搞到他的一张照片；而他最值得一提的一项
“业绩”则是将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拉下马。

　　沃尔夫从1956年起担任前东德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的对外情报局局长，在这一职位上任职长达30多年时间。他组建了一个由大约3万名间谍组成的庞大间谍网络，渗入西欧国家、前联邦德国政府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引诱官员，收买政客，搜集情报。

　　在东西方冷战期间，沃尔夫成为一个神秘莫测而又极具影响的人物，但就是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西方情报机构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却一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连他的一张照片也搞不到。正因为此，沃尔夫被西方情报机构称为“无面人”。直到后来，一名前东德间谍叛逃，前联邦德国情报官员才得到了沃尔夫的第一张照片。

　　用女人和金钱做武器

　　在间谍生涯中，沃尔夫可谓“业绩辉煌”。他用女人和金钱诱惑前联邦德国的政客以及商人。他十分中意的一种间谍手段就是，派遣年轻的间谍前往前联邦德国首都波恩，与前联邦德国的单身秘书们发生浪漫关系，借机获取那些秘书的老板所掌握的机密文件。据沃尔夫后来称，这种浪漫关系多数都以背叛和伤心收场，不过也有几段浪漫关系最后变成了幸福婚姻。

　　沃尔夫还策反了一些前联邦德国间谍，再将他们送回前联邦德国为其效力。他控制的一名前西方间谍雷纳·鲁普，代号“蜂鸟”，在北约总部工作了25年，向他提供了大量机密文件，直到冷战结束后的1993年才被发现。

　　不过，这还算不上沃尔夫最大的“成就”。在沃尔夫的安排下，前东德间谍冈特·纪尧姆曾渗入前联邦德国政府，最后成为前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的私人助理。1974年，纪尧姆的间谍身份暴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

　　对东德情报机构来说，这一轰动世界的间谍事件算得上是冷战时期一项空前的“战果”，但沃尔夫后来却表示，在勃兰特身边安排间谍,导致这位亲东德的联邦德国总理下台,是前东德情报机构所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

　　1923年1月19日，沃尔夫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人家庭。1934年，随着纳粹开始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沃尔夫与家人一道逃往前苏联。沃尔夫的父亲弗雷德里克·沃尔夫是犹太医生、剧作家和共产党员。他们在前苏联一直生活至二战结束，随后沃尔夫回到东德，成为一名记者。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们一家人辗转流亡到了苏联。在俄罗斯，马库斯·沃尔夫读完了中学，之后，他被送到“共产国际”一所学校接受政治和情报业务的训练。1945年希特勒灭亡之后，沃尔夫回到德国。 1957年，不到30岁的沃尔夫当上了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总局局长，后来，又升任该部副部长。

沃尔夫一共当了34年的间谍，凭借出色的表现，他最终成为东德间谍组织“秘密警察署”的首脑，手下掌握着约4000名间谍。事实上，这个组织是一个共产党团体，配合当时在德国的共产党组织渗透进入西德，获取重要情报。

沃尔夫曾一手策划了“冷战”时期多起行动，秘密派遣3万名间谍进入西德地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当时的西德总理勃兰特身边安插了一名间谍。1974年，该间谍身份曝光，勃兰特被迫下台。此外，他还曾收买多名政客，抓住他们的“小辫子”。沃尔夫与委内瑞拉的游击队员“豺狼卡洛斯”也有所往来。

豺狼卡洛斯

伊里奇·拉米瑞兹·桑奇士 (Ilich Ramírez Sánchez，1949年10月12日－)，委内瑞拉出生，信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当桑奇士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后，他被给了个绰号－卡洛斯。卡洛斯声名大噪的案子莫过于1975年维也纳OPEC突袭事件，之后陆续干下多起绑架等恐怖事件，不过卡洛斯已于1994年被逮捕，现正于法国北部克莱尔沃监狱服刑。
早年生活

拉米瑞兹·桑奇士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父亲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律师，他的名字伊里奇也是父亲根据苏联领导人列宁的父名而取的名字 (他的两个弟弟名为列宁及维拉帝米尔)。他在卡拉卡斯的一所当地学校毕业，在1959年也参加了国家共产派对。据报道，桑奇士除了当地官方语言西班牙语，还会讲阿拉伯语、俄语、英语及法语。后来桑奇士的父母离婚之后，他随着母亲与弟弟到达伦敦继续完成学业。1968年，桑奇士的父亲想让桑奇士与弟弟进入索邦大学就读，不过桑奇士最后还是选择入学莫斯科的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就读，不过桑奇士最后还被逐出校园。
后来桑奇士加入了解放阿曼与约旦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PFLP)，他也得到了卡洛斯这个外号，最后当约旦内战过后，卡洛斯离开了约旦前往伦敦，进入西敏大学选修课程，不过还是持续为PFLP工作。
卡洛斯豺狼的外号，是根据腓特烈·佛西斯的小说《豺狼之日》由记者赋予卡洛斯的外号。

恐怖份子生涯

OPEC突袭事件

1975年，卡洛斯参与了闯入OPEC位于维也纳总部的计划，12月时，他组了四人小队闯入了石油输出国组织部长会议，挟持了超过60名人质，在12月22日，42名人质被送往了阿尔及尔，而一名驾驶Neville Atkinson被交付载卡洛斯及其他的恐怖份子离开，他们快速的抵达巴格达，30名人质脱离控制，另一方面DC-9飞到的黎波里，在飞回阿尔及尔前人质被释放，反抗者也被准许庇护。至于卡洛斯则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前往利比亚、也门，为了要为自己辩护处决两名人质的失败 (伊朗财政部长、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而且卡洛斯很可能侵占了人质赎金，卡洛斯则是因为这次人质挟持的失败而被逐出了PFLP。

事件之后

逮捕与服刑

卡洛斯在1994年8月14日熟睡当中被自己的个人警卫交付给了法国干员，并且飞往巴黎。他被指控谋杀两名警察以及一名法国潜藏于PFLP的干员－Michel Moukharbal。卡洛斯被关在La Santé监狱中等待审判。
审判从1997年12月12日开始，12月23日结束，他被判有罪以及无期徒刑。
2003年6月，卡洛斯在狱中出了一本关于自己狱中生活的书，其中还声援了奥萨玛·宾拉登攻击美国的行为，以及萨达姆·侯赛因，卡洛斯还称萨达姆为“最后的阿拉伯骑士”。

书籍电影角色

* 在腓特烈·佛西斯的《豺狼之日》 (1971年)，是描写一名代号为“豺狼”的杀手，被雇用去暗杀夏尔·戴高乐。不过有人认为豺狼正是根据卡洛斯所写的。
* 在电影《魔鬼大帝：真实谎言》，阿诺·史瓦辛格教训假扮间谍的赛门时，便诬赖赛门为代号“豺狼”的恐怖份子，这也是根据卡洛斯的绰号而成。
* 在电影《魔鬼谍报员》 (1997年)，美国政府所要缉拿的对象也是真实世界的豺狼卡洛斯。
* 在汤姆·克兰西的书《虹彩六号》，恐怖份子尝试从监狱中将豺狼卡洛斯放出并且攻击一个西班牙的游乐园。
* 在劳勃·勒德伦的《神鬼认证》书籍当中，豺狼卡洛斯是男主角杰森·包恩的死对头，两人都是世界顶尖的杀手，卡洛斯并且有强大的组织系统，不过两人之间的最后对决是在《神鬼通牒》中分出胜负。
* 在詹姆士·庞德007的游戏当中，豺狼卡洛斯被雇用去杀死庞德，最后则是掉到大型电扇而死。

“豺狼”卡洛斯真名为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1949年10月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他冷战时期横行西方，制造了多起震惊世界的恐怖事件，夺去了超过1500人的生命。“豺狼”卡洛斯1994年在苏丹被逮捕，后被引渡到法国受审。法国司法部门以他谋杀两名法国特工的事实判处其终身监禁。

　　卡洛斯的原名是“伊利赫-拉米雷斯-桑切斯”。他于1949年10月12日出生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一个中等收入家庭，后来进入莫斯科的帕特里斯-卢蒙巴大学学习，1970年由于“事业需要”离开苏联。

　　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卡洛斯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数十起轰动一时的恐怖事件，使他成为一个令人言之色变的“超级杀手”，而他自己则一直以“职业革命家”自居。

　　卡洛斯进行的恐怖活动以欧洲为最多。据报道，在70年代中期50年代初期，卡洛斯涉嫌在巴黎、柏林和马赛等地制造了多起恐怖爆炸事件。1994 年被捕前，卡洛斯曾对黎巴嫩的一家报纸吹嘘说，他一共杀死了83人，造成几百人受伤。其中包括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暗杀了11名以色列运动员；1975年，率手下将石油输出国组织11名部长劫为人质；他还利用星期日接连在巴黎郊区的奥利机场附近用反坦克火箭弹袭击往来航班。

　　接连不断的恐怖事件使卡洛斯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个阴险冷酷、恐怖无比的杀人恶魔，他的照片经常出现在电视镜头、杂志的封面或报纸的头版。欧美警方多年来将其列为“世界头号通辑犯”，并撒下了追捕的大网。
间谍卫星将他的一举一动拍下来
　　卡洛斯是1994年被法国特工抓获的。虽然法国官方至今尚未对卡洛斯被捕过程的有关资料解密，但是就在卡洛斯受审的前一天，一本有关卡洛斯的著书--《卡洛斯--秘密档案》在法国正式面市，这本书披露了卡洛斯被法国特工擒获的内幕。

　　两名作者说：“我们可以透露，他日夜受到一颗美国HK-11型高肩晰度间谍卫星的监视。”据他们称，这颗卫星可以把小至15厘米的物体拍摄下来。

　　书中说，卡洛斯利用署名阿都拉-巴拉卡特的黎巴嫩护照，和新娶的约旦籍太太拉娜于1993年8月在喀土穆落户。在这之前，他们已辗转到过好几个阿拉伯城市。

　　在喀土穆，卡洛斯夫妇先是住进一家酒店，后来由于感到不安全，便以每个月800美元的租金租下机场附近的一间小公寓住下来，随后便深居简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安全无忧。殊不知，他头顶上的那颗美国间谍卫星却将他的一举一动都拍摄下来。美国很快将这一情报通知了法国方面。

　　8月13日，卡洛斯由于一个睾丸静脉曲张而被迫接受手术治疗。当天晚上，苏丹高级保安人员说服他转移到军方医院，以保证安全。据两作者透露，保安人员把他带到国家保安局总部，然后再转移到一栋别墅。8月14日夜里，躺在手术台上的卡洛斯突然被10名左右的男子铐住双手。没容他回过神来，一只口袋已罩住了他的脑袋。随后，几名“不速之客”给他打了一针，他顿时浑身软弱无力，很快失去了知觉。“不速之客”们后来又把他装进一个更大的布袋，送上等候已久的飞机。当他在飞机上醒来，以为自己是在美国特工的手中，所以拼命用英语和他们悦话，但没被理睬。当飞机快要降落到巴黎郊外的维拉库布莱基地时，一名 “不速之客”口出法语，他才如梦方醒。另一个说法是，他的保镖涉及一起枪击事件，被捕后将他供认出来；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名埃及“记者”拍下了他的行踪，然后把录像带转交给了开罗；也有人说，他经常打电话到委内瑞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此人的鼎盛期在70-80年代末，现在已渐渐被社会遗忘，
　　但卡洛斯作为国家培养出来的一流特工，代表了恐怖行动的极高水平
　　，率十余人冲入警卫严密的会场，绑架欧偑克组织11名部长，在面对特警的围攻时，亲手击毙3人，后成功离开。
　　在巴黎被特工包围，此人竟枪杀2人，重伤一人后安然离去，胆略、枪法和意识无出其右，
　　曾逃脱西方国家二十多年的追捕，最后被苏丹国家保安局诱捕并引渡法国。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德文简称叫“斯塔西”（Ｓｔａｓｉ），于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职责主要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对内主要是掌握民众的动态，打击反对派，维护国家政权；对外承担情报搜集任务，主要是与当时苏联的情报组织“克格勃”协作，开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西德和美国的情报侦察。

“斯塔西”是前华沙条约组织中最强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机构，不论是资金、人员和设备都属世界一流。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员达 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斯塔西”还有大量不在编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种机构、各种组织中的17．3万名被称为“眼线”的告密者。两者交织一起，形成了一张遍布全国的巨大特务网。

通过跟踪、监听、审讯，前东德国安部系统形成了大量的纸质档案、音像档案和实物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 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1988加一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

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

过境东德，一个外国人常常能看到、听到一些触目惊心的景象如边境线上由东德千家万户的屋顶上伸出来的一片片电视天线，九个藏在小汽车的引擎盖里逃亡西柏林的东柏林人身上仿佛没有骨头，像可以随意变形的橡皮泥，将身体一点点地塞进引擎与前盖的空档中……

　共产党政权在东德垮台以后，曾经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的人士占领了前秘密警察大楼，要求国会公开里面的档案。在大档案上签名索取自己的档案的前异议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不再惧怕那份档案。但是他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当年是谁出卖了我？

　　于是，一部现代哈姆雷特开场了。今年一月二日，国会决定公开秘密警察档案。那些受害者们震惊了!在出卖他们的人里面，除了吃官饷的警察、党官和干部外，还有他们要好的朋友、熟悉的邻居，甚至家里最亲近的人：丈夫、妻子、父亲、子女。德国人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休克。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从事反对运动的现任国会女议员维拉沃伦伯格，一度被秘密警察逮捕。一九88+1年她成为推倒柏林墙的重要领袖之一，并于九０年当选为统一后德国的国会议员。维拉推动通过了法案，为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人寻求正义。于是公开了秘密档案。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查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像其它人一样，维拉被档案中的秘密震骇了。

　　她的案卷共有六十个特务和线民提供的报告。其中一份最详尽的报告包括了她私生活的最细节的内容。她不加思索便知道，这个化名的线民是她的丈夫努得，她们有两个儿子。丈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发誓那种事不是他干的，可是最后不得不承认了。维拉与努得离婚。努得没脸见人，自己搬到乡下隐居起来。

　　档案公开后，许多德国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悲剧，那是旧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是肮脏而又无奈的故事。每天德国的报纸都登载出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秘密。许多昨日的异见人士都干过出卖同志的事情，从而辞去了民选的职位。包括第一位非共产党总理德迈西亚，也被揭出了做线民的历史。

　　那是历史上最庞大的案卷。在前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秘密警察备案了六百多万人口。也就是说，每三人中就有一个人被警察监控。这样规模的情报工作，造成了夫妇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到处都是警察的线民。档案中的材料，大多数由非专业的线民提供，而非由职业秘密警察提供。线民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在压力的逼迫下或在利益的诱惑下，出卖了别人，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

　　 ”爸爸你干了什么？”这是五十年代战后儿童质问他们做过纳粹的父亲所用的一句话。今天，后共产时代的德国的孩子们又一次问成年人同样的问题：”爸爸你干了什么？”多么严峻，让你无法回避。不幸的德国人又一次受到命运的捉弄。

　　每个前共产国家都有秘密警察。秘密警察的凶残在冷战结束前便为世人所知晓。

　　但”恐怖档案大公开”后，令人震撼的是德国秘密警察的工作效率。他们存放了一百二十五英里长的档案，藏有二十一亿两千五百万页案卷，重达六千二百五十。

　　九０年十月德国统一后，波恩国会就秘密档案如何处理犹疑不决。一些议员警告，档案中的秘密太具爆炸性，以致于不宜公开，并建议烧毁。另一些人则建议为了社会安全的理由，必须封藏若干年后才可以公开。或者经处理后部份公开。

　　然而东德当选的议员则反对这些意见。他们说服国会公开档案的名字，每个被专政监控迫害的人，都可以去查阅自己的卷宗，而不对第三者公开。西德报纸评论称，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将如此浩繁的警察记录公开给如此众多的人口。

　　在逃的前东德秘密警察销毁了一部份最恐怖的档案，如东德支持西德恐怖主义分子—赤军旅的档案。还有一些被带走，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有的是为了拍卖或用之威胁敌对者。但基本上，档案保存得相当完整，可为历史学家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文史资料。

　　档案公布后，人们发现许多过去最受尊敬的东德人士，原是秘密警察的长期线民。如勃兰登堡前总理斯托斐，冷战时代的公开身份是东德天主教堂行政总管，为秘密警察做过二十五年的线民。前柏林国际知名的洪堡德大学校长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提供报告，汇报教授和学生们的政治态度。此外，还有足球球星、知名作家、教师等，可以说每一个角落都有警察的”线民”。

　　阅读了自己档案后，许多人对秘密警察的智商表示怀疑。因为他们收集的所谓”情报”无所不包，如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工具放在何处等等。秘密警察甚至把一些监视摄像机装在公共厕所中，每日都要去公厕一趟，检查录像中有无情况发生。例如，档案中这样记录：

　　 ”他穿过马路，在肉店买了一条香肠，然后他同店员交谈。’我买一条香肠’’带芥茉的吗？’’是的’。” 东德歌星比尔曼发现，他的档案一共四万页。他自己怎么也读不下去，太无聊了。当然，卷宗内还录下了他与女朋友调情的每一句话，回味起来蛮有意思的。

　　东德的秘密警察收集如此众多公民的、如此无聊的秘密档案。充份反映了那些统治者病态的恐惧。他们把每个公民都视为潜在的敌人，记录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但结果他们还是不能及时发现与控制住有组织的反抗运动席卷全国，推倒他们的专政。

　　不屑说，秘密警察组织不是档案馆，他们收集情报的目的在于惩罚政权的敌人和一切潜在的反叛者。物理学家，人权活动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骚扰了二十年。她失去工作，时常被拘留。从档案中帕皮斯知道警方计划破坏他的婚姻，使他的朋友疏远他，甚至鼓动他的儿子反对他。他们要他的妻子离开他，条件是可以获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和获得一笔金钱，还可以获得到其它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旅行的签证。为此目的，秘密警察派遣了一位美男子，设计与帕皮斯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帕皮斯看过档案后对记者表示：”秘密警察从个人和事业全面地设法摧毁我的生活，这是犯法的，比犯法更坏，这简直是魔鬼的行为。”

　　过去认为秘密警察努力唯一未能摧毁的反对场所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异见人士到处受到监视，但却能在教堂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东欧反对运动不同于中国的特点。因此，88+1年和平革命的许多组织者都出自宗教界人士。但秘密档案公开后，历史被重写了。事实证明有数千宗教工作者，牧师甚至高级主教与警察合作，充当警局的线民。最令人惊奇的是东德唯一的非共产党总理得麦西尔。他是东德天主教高级教务主管，一九88+1年成为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参与了推翻政权的组织工作，并在共产党垮台后被选为总理。他的传奇是矛盾的，人格是双重的，最终因为被揭发了过去的线民历史而退出政坛，隐居起来。

　　另一方面，拒绝与当局合作的主教艾格特，则受到秘密警察的无情打击。特务们全天二十四小时监控跟踪他，让他长期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常态的痛苦中。警察派了女人去勾引他，并用匿名信的方法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

　　一九八三年一名医生突然告诉他，他患了一种罕见的疾病，必须从现在起一直吃药才能维持生命。否则他的体力将逐渐丧失。接受医生的治疗后，艾格尔果然开始丧失体力，这使他一度想自杀。结果他在绝望后不再遵医嘱吃药，他的健康竟自动恢复了。从秘密档案中，艾格尔终于发现他几乎不能想象的秘密：他根本没病，那名医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员。秘密警察指使医生用抑制精神的药品，企图破坏艾格尔的健康。

　　艾格尔评论他的遭遇说：”东德政府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声誉，他们不能使用毒气室、暗杀队。于是他们暗地里进行最恐怖的勾当，他们使用了一切可能想到和不可想象的手段去打击反对人士。”艾格尔后来带著档案找到那名秘密警察雇佣的医生，发现他已经精神崩溃，但还在撒谎说他曾试图保护艾格尔不受警察的迫害。艾格而没有拿出档案同医生对质。他已经受到良心上的打击，迷失了正常的神志。

　　在某些情况下，秘密警察的镇压目标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被认为对国家有危险的人中所有的人。不管你从事反对运动与否，你属于某个圈子，便是危险分子，例如，几乎所有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警察相信，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职业人士，都不愿顺从东德的统治方式，从而一定是危险的，必须被监控和加以打击的。

　　从六十年代起，东德许多前卫艺术家，开始迁入柏林的一处衰落的街区。那里租金便宜，啤酒也便宜，自由的气息浓厚，好像纽约曼哈顿的东村。艺术家们一到周末便聚集街头，朗诵诗作，展览绘画，演奏音乐，同时以幽默的方式表达对共产党的不满。一种反叛性文化生长出来。

　　言论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没有谁相信他们的长发、酒吧和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前卫艺术可以威胁当局的统治。他们甚至脱离了一般的柏林市民，标新立异，形成一个孤立的社会岛屿。但是他们的存在便表示了一种独立和异端倾向，秘密警察对此不能容忍。

　　秘密档案暴露了，这是一个秘密警察最关注、最仔细监控的一个社区。许多艺术家，包括一些知名的代表人物，定期、详细地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朋友所说、所做的一切。这里的警方特务总管是安德森，一位才气横溢的作家、发行人、设计师和音乐家。安德森的特务身份公开后，一大群文化界人士口瞪目呆，他们太了解他，太喜欢他，以至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东柏林：城市的另一面》的作者，知名作家鲁兹拉热诺便是安德森负责监控的文化人之一。他对记者谈到看档案的感触：”我的反应越读越不同。那些报告是我过去的详细记述，虽然丢失了一半，但还有五千多页。早期的事情我可以平静地读下去，越晚近的事情越让我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出卖我的人，多数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们怎么会作这一切让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使你沉思人，沉思人性。安德森干的事，让我到现在还不愿意相信。也许他有精神分裂症，竟然能同时充当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角色，他在两种世界里都扮演得如此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安德森则为自己辩解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不相信制度是可以被改造的。他不否认为秘密警察工作，但是他坚持说，那只是一种无奈，”秘密警察并不能控制我。”他承认他有恐惧，如果不合作，会被拷打甚至致死。”我存在下来，这对我是一种胜利。”

　　但是尽管他秘告了许多艺术家，但从不相信这些人真的威胁著政权。安德森没有忏悔之感。”因为告密是件平常的生活，如果别人受到伤害，那我承认我作了恶。

　　因此，告密和作恶还是有差别的。”

　　安德森不是什么特殊的例子。在艾尔福特市，三十万人口中有五万人充当了秘密警察的线民。线民们打别人的小报告，同时自己也被别人告密。一些线民们自己表示，实在不理解自己在干什么？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互相告密，比比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呢？难道东德人民喜欢这个制度，或特别忠于国家吗？

　　的确有一部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自愿为秘密警察工作。多数人是机会主义者，通过为秘密警察工作赢取一些实惠。还有许多人相信，要让自己不成为专政的牺牲品，唯一的办法是与当局合作。另一些人则在受到胁迫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干了。足球健将奎斯高在十八岁时受到胁迫，别分配到远离自己未婚妻的地方。

　　许多评论者把东德秘密警察制度与纳粹的盖世太保相提并论，指出充当警察线民的人犯了罪，应当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但是如何处罚这么多的特务呢？难道要把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人都治罪，造成一个特务阶级吗？但是主使这场犯罪的元凶们一定要受到惩罚。德动头子昂纳克已经逃到智利驻莫斯科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下级警察们则表示他们只是国家公务员，一切按照宪法和责任行动。他们没有违法。

　　东德受到迫害的人士们希望他们至少能够知悉，他们是怎样受到迫害的，这一点现在做到了。第二步是要求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警察，甚至线民。德国政府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调查秘密警察的罪行。

历史上真实的斯巴达人

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帮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一批叫做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８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长达１０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首诗中写道；像驴子似地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一半要送进主人的仓屋。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３．５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再加上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 “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
"
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２０００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
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
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斯巴达的婴儿呱呱落地时，就抱到长老哪里接受检查，如果长老认为他不健康，他就被抛到荒山野外的弃婴场去；母亲用烈酒给婴儿洗澡，如果他抽风或失去知觉，这就证明他体质不坚强，任他死去，因为他不可能成长为良好的战士。男孩子７岁前，由双亲抚养。父母从小就注意培养他们不爱哭、不挑食、不吵闹、不怕黑暗、不怕孤独的习惯。
７岁后的男孩，被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
男孩到１２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２０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３０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６０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斯巴达女孩７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的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
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３０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有５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

http://www.qiwen.cn/2005/5-21/02518.html
前克格勃生化间谍披露：苏联生化武器险灭北约
上图：库兹米诺夫的新书《生化间谍》

　　前克格勃“生化间谍”新书披露内幕

　　据加通社和俄罗斯媒体19日报道，现旅居新西兰的亚历山大·库兹米诺夫曾是一名前克格勃高级“生化间谍”。日前他在其新书《生化间谍》中首度惊曝内幕：从冷战直至苏联解体之后数十年间，前克格勃下属机密机构———“特别行动部12处”一直进行着一项绝密任务，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生化实验室中窃取病毒样本以及秘密文件，用于苏联秘密研究生化武器，以便随时对“敌对国家”来一次致命袭击。

　　克格勃盯上西方实验室

　　据库兹米诺夫在其新书《生化间谍》中介绍，从冷战直至苏联解体之后数十年间，为了打赢一场可能席卷全球的生化战争，前苏联以及俄罗斯一直将侦察目标锁定在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以色列等国的数十个生化实验室。为此，前苏联克格勃及其继任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专门下设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分支机构———“特别行动部12处”。

　　样本秘藏驾驶舱空运回国

　　让“特别行动部12处”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所有北约国家中那些具备一流实验设施的全封闭式生化实验室。因为在那里面，往往保留着大量流行性的致命病毒、细菌以及衣原体的样本。

　　据披露，为了让那些从西方实验室千辛万苦窃取到的生化样本以及大量技术文件安全运回苏联，“特别行动部12处”当年特地为此开辟了一条代号为 “波浪”的紧急通道。通常这是某个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国际航班，那些装有致命病毒、衣原体和细菌的保藏箱往往就存放在该航班飞行员所在的驾驶舱内，因此既保密又安全。

　　西方国家竟然浑然不知

　　据《生化间谍》一书中披露，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特别行动部12处”便基本摸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西方并未有一个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生化战争计划。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前苏联已经批量生产和储存了一大批“高效”的生化武器。库兹米诺夫这样写道：“我们不无吃惊地发现，如果苏联当时针对这些主要敌人———美国以及北约国家，率先发动一场生化战争，那么后者将因毫无准备而没有任何还手能力。”

　　绝密机构至今仍未解散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了解冻迹象。然而即便如此，“特别行动部12处”也没有任何解散的迹象。

　　据报道，1994年底，库兹米诺夫辞职离开了俄罗斯，与妻子双双移居新西兰。现在，他成了新西兰卫生部的一名高级顾问。2001年“9·11事件”之后，库兹米诺夫意识到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的巨大危害，于是决定出书披露自己当年绝密工作的详细内幕。在他看来：“生化恐怖主义给全球造成的潜在威胁更加可怕。”

俄暗防西方基因武器

　　俄罗斯海关部门宣布，根据俄罗斯卫生部的建议，从6月上旬起，禁止向国外出口俄罗斯人的生物材料，包括血液样本和头发等。俄媒体称，这是因为俄政府担心西方国家会利用这些材料研究对付俄罗斯人的基因生物武器，从而威胁到俄罗斯民族的生存。

　　紧盯西方生物战情报

　　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称，有情报证实，一些西方医学中心正通过非法渠道购买俄罗斯公民的器官组织样本，以研制用来对付俄罗斯人的基因生物武器。尽管俄媒体没有披露其情报来自何处，但据国外媒体报道，俄情报机构一直对西方生物细菌战研究极为关注。英、美等国生物战的秘密数十年来一直被俄国人掌握着，即使是目前也还有大量俄间谍潜伏在西方国家高度敏感的生物技术部门。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曾是苏联克格勃高级间谍的亚历山大·寇兹米诺夫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生物间谍》的书。寇兹米诺夫透露，他的小组隶属克格勃S局第12处。该处是克格勃管理绝密间谍的部门。12处把主要谍报工作放在了搜集生物战情报上。

　　寇兹米诺夫说，英国威尔特郡的波顿当生物武器实验室和美国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的秘密都已落入俄罗斯人手中。一名长期潜伏的代号为“罗莎”的间谍已经接触到英国生物武器发展计划的核心。另一名12处出身的高级间谍可能是英国人，或是以英国为基地展开活动，而这个人曾混入北约总部的高层。寇兹米诺夫还透露，过去，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内也曾存在12处成员“经营”的间谍网。

　　寇兹米诺夫表示，苏联时期有大约60名负责搜集西方生物武器项目情报的间谍。每个月至少有一个装有活生物样本的包裹从英国或德国发往莫斯科。他确信作为克格勃的继承者，俄对外情报局仍在从事其前身所进行的某些活动。

　　基因武器研制计划大揭秘

　　据专家介绍，基因武器简单地说就是用DNA重组技术改变细菌或病毒，使不致病的成为致病的，可用疫苗或药物预防和救治的变得难于预防和治疗。俄《生意人报》报道称，俄基因安全研究所主任巴拉诺夫表示，目前，西方一些国家确实正在研究基因生物武器，并且这一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消灭一个种族的阶段。俄情报人员认为，世界上有10~15个国家已经制订或正在制订基因与生物战计划。

　　国外媒体报道称，在美国科学进步协会的一次年会上，生物学家莫瑞诺披露，在前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统治时期，南非军方曾致力于研制一种专门针对黑人的生物制剂。他们对如何使有色人种的妇女绝育特别感兴趣。这种新式的基因武器还可以影响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发病率甚至农作物产量。而通常在受到这种生物武器袭击数十年后，它的后果方才显现出来。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以色列军方早先曾研制一种专门针对阿拉伯人而对犹太人没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种炸弹”。研制计划由以色列的尼斯提兹尤纳生物研究院负责。该研究院是以色列研制生化武器的秘密中心。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每年用于生物工程研究的经费均为数十亿美元。自1983年以来，美国人已用现代生物技术繁殖成功炭疽杆菌、A型肉毒杆菌、霍乱弧菌等基因。他们还在普通酵母菌中接入一种在非洲和中东引起可怕后果的裂谷热细菌的基因，从而使酵母菌可以传播裂谷热病。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军事医学研究所其实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的研究人员已经研制了一些具有实战价值的基因武器。

　　美国情报部门称，苏联一直处于世界基因武器领先地位。目前俄罗斯仍有4个主要实验室在从事生物战剂包括基因武器的研究工作。西方情报部门透露说，俄罗斯的基因武器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使作战人员腹泻不停或泪流不止，以致不能使用武器进行作战，并且可以穿透北约目前正在使用的防化设备。从不造成人员伤亡的角度看，俄罗斯的基因武器比西方国家要先进得多。普京上台后，多次表示要研制储备更多的 “撒手锏”武器，以对抗北约和美国对自己安全的威胁，其中可能就包括基因武器。

　　“世界末日武器”2010年前问世？

　　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基因组全球宣言》，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基因组拥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因此研究人员在收集基因样本时，必须获得其所有者的同意。专家表示，大量个人基因样本被一些国际项目取走，其实就是国家基因资源的流失。由于人类不同种群的遗传基因不一样，基因武器的制造者可以针对特定人群的基因缺陷，生产出只杀伤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要研制这种基因武器，关键就是获取指定人群的基因密码。

　　2006年5月18日，英、美科学家公布了人类第1号染色体的基因测序图。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西蒙·格雷戈里说：“公布最后一个人类染色体的基因测序图，不仅标志着人类基因组计划全部完成，而且也标志着建立在人类基因组测序图基础上的生物和医学研究的浪潮将日益高涨。”然而，也有人提出疑问，历史上任何新的科学发现都可能会被人们用作军事发展的工具。如20世纪初科学家发现了细菌，不久以后便出现了细菌武器；科学家发现核分裂现象后，不久就出现了核武器。现代基因工程会不会例外呢？

　　专家指出，一旦基因武器运用于战争，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有人估算，用5000 万美元建造一个基因武器库，其杀伤效能将远远超过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因为拥有这种武器的人不必顾虑对自己及对地球整体环境的破坏。基因生物武器的使用者也不必兴师动众，而只需在战前将基因病菌投入他国地域，或利用飞机、导弹等将带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投入他国地域，让病毒自然扩散繁殖，就会使对方人畜在短时间内患上难以治愈的疾病，从而导致一个种族的灭绝。国外有科学家称：“只需20克超级热病毒基因武器就足以使全球60亿人全部死于非命。”从这个意义说，把基因武器称为“世界末日武器”或“终极武器”毫不夸张。

　　英国生物学家断言，基因武器的问世不会晚于2010年。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远见的生物学家向全球发出强烈呼吁，各国政府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制与扩散。人类千万不能打开基因武器这只“潘多拉盒子”。

从事抗生素、生物制品和发酵工业的企业均可转产生物战剂,且原料易得,生产较容易,成本较低廉。据WHO的专家计算,为杀伤居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袭击,每平方公里所需成本费分别是:常规武器2000美元,核武器800美元,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仅需1美元。联合国的《化学和生物武器极其可能的作用效果》(1969年)一书中指出:一架分别载着核、生、化武器的B－52轰炸机对全无防护的人群进行假设性的袭击,所造成的面积效应分别是:百万吨级的核武器是300km2,15t神经毒剂是60km2,10t生物武器则为100000km2。生物武器是穷弱国家的“撒手锏”
生物战剂使用后,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大规模的原发感染区和二次以上的再感染区。随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交流使得疫区扩大,给救治带来了困难,且生物战导致的传染病,在救治上又无有效的方法。如是烈性传染病,死亡人口将会增加。从理论上讲,1g炭疽热病原就足以杀死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口。如果在一个圆顶体育馆内通过空调系统释放28g炭疽热病原,那么约有8万人将在1h内被感染。如果在纽约这样的大都市里投放这样的病原,至少会有60万人的生命被夺走。肉毒毒素是自然界中最致命的生物毒素之一。1g肉毒毒素就可以杀死5000万人。

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的检查官员在伊拉克发现了58.5万L(13万加仑)的肉毒毒素,这个剂量足以杀死相当于目前世界人口4000倍的生命。

世界末日”系统控制数百枚核导弹
　　　1997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因患心脏病入院做手术，为防不测，他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交出了核武器按钮权，此举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其实，俄罗斯核武器的最高操纵权并非由个人所控制，而是一套神秘的“世界末日”系统。
　　据悉，这套系统的作用在于：当俄罗斯军、政领导人全部被杀死的情况下，还能够自动向敌人发射核导弹进行最后反击。该系统控制着俄罗斯境内的数百枚核导弹。
　　“世界末日”系统是俄罗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北约在欧洲部署了“潘兴”导弹后才开始研制的。由于“潘兴”导弹能在20分钟内准确命中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其附近的目标，所以20分钟是俄罗斯发起报复性还击所需要的时间限度。这是最终促使“世界末日”系统诞生的原因，美国中央情报局证实：俄罗斯将花费数百亿卢布来改进它，使之更加完善。
　　该系统是全自动化无人系统，平时隐藏在莫斯科近郊与乌拉尔山脉的秘密基地内，如果俄罗斯遭到核攻击，境内辐射感应器探测到异常现象后，系统将自动发出还击的指令，把核导弹发射至攻击者身上。
　　“世界末日”系统是对俄罗斯总统、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三者手中的核武器按钮装置的补充。该系统将适用SS－25型机动式导弹，这些导弹在首次遭到核攻击后，生存率最高，它们能通过无线电发射机升入太空，按照卫星发出的指令，再启动地下发射井内的SS－18型与SS－24型核导弹以及其他战略核武器进行报复。“世界末日”系统的出现，引起美国的强烈关注，因为迄今为止，美国还没有一种足以抗衡“世界末日”系统的还击技术。令人担心的是，如果“世界末日” 系统出现故障而失控，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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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68

在这样的时间越南有位范春安，是四重间谍
范春安结识了爱德华·兰斯代尔上校。心战专家兰斯代尔刚被CIA派到越南不久，很快就发现范春安很有前途，便和同僚开始向其传授间谍技术。“我是谢尔曼·肯特的学生。”范常调侃说，肯特是帮助CIA开创战略情报的耶鲁大学教授。战略情报是一种基于研究政治领袖人格的“报道式”情报工作，简单说就是“必须知道领袖们的性格和野心、观念和弱点，他们能施加的影响，以及在何种影响下他们将变得脆弱。必须知道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活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这种“报道”手法在范后任《时代》驻越南记者时用得更为得心应手。一次他对一位越南作家说：“我的记者间谍双重职业既互相矛盾，又有相似之处。情报工作要求你收集、分析信息，然后像小猫掩盖排泄物一样保密。新闻工作也要你收集、分析信息，不过却是将其公之于众。”

　　当上法国、越军、CIA和越共的四面间谍后，范开始生活在噩梦边缘。“我一分钟也放松不了，当间谍迟早要被逮住受折磨，就像池子里的鱼。这是我最可能的命运。”为了舒缓压力，范经常和同僚一起抽鸦片。

到《时代》后，范春安依旧在晚上撰写情报，有些长达百页。这些情报随后被翻拍成未冲洗的胶卷，由信使送至古济地道里的越共地下司令部。从古济地道出发，信使在武装护送下翻越Ba Den山，进入柬埔寨，开车到金边，再飞往广州，最后将情报送到北越政治局。这些情报如此翔实细致，以至于胡志明和武元甲为之欢呼雀跃，“我们现在是在美军的作战指挥室里！”

范春安在西贡新闻界无人不晓，所有西方记者都认识他、信任他。他是西贡新闻界同仁们在同起路和黎利路交汇处Givral咖啡馆里互通信息时的中心人物。他被视为向美国人民解释越南的最佳本地人选。在南越时代，几乎所有在西贡的美国新闻媒体都会聘请一到两位越南本地人来克服语言障碍与文化差异，这些本地雇员通常不会在文章上署名，可是范春安极其出色的工作让《时代》杂志主动将他的名字放在杂志版权页上，并且给予他全职记者的待遇与职权。他是美国各大主要新闻媒体正式雇佣的第一位越南裔全职记者。

　　1975年西贡解放后，范春安以为自己会被疏散到美国，继续他的情报生涯。越共也认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美国的军事政变和贸易禁运将随之而来，没有谁比范春安更适合在美国搜集报道这些动态了。因此，范春安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先行一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安了家。范则紧张等待进一步指示，让其前往美国。然而政治局传来的话却是，不允许他离开越南。

　　随后，范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四枚军功章，并被擢升为准将。但也被送到劳改营，禁止与西方访客会面。一年后，他的家人都被带回越南。在越共看来，范的问题在于，他喜欢美国和美国人，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的客观性。

但范春安依然没能得到上司充分的信任。他被迫在劳改营接受了“再教育”、被软禁、限制出国，他不再被托付以任何重要的工作，他服务的祖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美国问题情报分析人员来使用。范春安的北越同志们怀疑他的革命动机、决心与意志，因为他是那么喜欢美国人与西化的生活方式，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完全不像一名“忠诚的马列主义战士”。1997年，官方甚至拒绝了范春安以嘉宾身份到纽约参加越战新闻记者聚会的申请。
　　1986年越南改革后，政府允许范春安会见一些西方游客。1990年，范由准将升任上将。1997年，越南政府仍不允许其离境前往美国开会。直到2002年3月，74岁疾病缠身的范春安才被允许退休。“他们想要控制我，所以才让我在军队中呆那么长时间。”

这位四重间谍可以说美国那些反对越南战争的大学生，示威者，全部是受越南间谍范春安有如时钟般精确控制的傻子，白痴，范春安如果有必要可以在《时代》的报道里加入让这些大学生武装背叛祖国的事情来，叫他们马上自杀也没有问题。如果是个标准的美国爱国者，恐怕要把美国一切大学生斩尽杀绝，才可以避免这些愚蠢的知识分子不去反对越南战争。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而范春安无疑是为越南打江山的最大功臣，怎么说越南今天有座城市，或者大街要范春安的名字命名是最起码的要求，西贡就叫胡志明市，如果在古代不把越南江山和切西瓜那样切一大半给他说不过去的，早知道下场这样就没有人做间谍了。

上海孤儿，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後一段時期——一般指1960年至1963年间——被抛掷在常州、无锡、苏州和上海一带各大城市、之后又被转移至华北地区的大量弃婴。
从1959年开始，中国各地均陷入不同程度的粮荒，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由于人口稠密，尤其受到影响。在许多农村，家庭所分配到的粮食定额，已不能满足全部成员的生存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选择将幼年子女遗弃到城市之中。到1960年，该地区各大城市的福利机构均已收留了数倍于正常年份的弃婴，加上粮食形势日趋严峻，各福利机构已经无力抚养这些弃婴。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为此问题找到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希望他能从牧区调拨一些奶粉。但是乌兰夫在请示了总理周恩来之后，做出了更加重大的决定：发动整个内蒙古，将一批孤儿接到牧区，交给牧民抚养。此后，仅仅在1960年一年，内蒙古就安置了2000多名南方来的孤儿。牧民们将他们统称为上海孤儿。
之后，陕西、河北、河南、山东乃至江苏北部等省份和地区也陆续接受了大批江南地区转移来的弃婴。这一次大转移，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形势好转之后才逐渐停息。由于档案材料的缺失，具体人数已无从得考，但是根据有限的材料来推断，总人数当在万人以上。
目前，这批孤儿的养父母大部分均已去世，使得他们掀起了大规模的寻亲浪潮，也出现了描写他们生活的文学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30年代号称冒险家乐土的上海突然有如时钟般精确的变成了，排斥外来人，乃至于任何上海本地人在上海谋生的地方，当然是当地的梁镇指数达到了极限，自然30年代全国排斥的人逃亡到欢迎外来者上海争夺生存空间的情况转化为逃出上海逃走到中国的其他地方争夺生存空间，比如人口的梁镇指数还没有开始紧张的香港就是这个时代靠吸收其他地方排斥驱逐的人口而发迹的。

1968～1978

1968年3月，美国夏威夷海军监听站记录到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信号，经判断，认为这是来自大洋深处的一艘潜艇发出的。

　　美国海军派出一艘超机密的现代化测量船“米扎尔”号开赴潜艇失事海区，准确查明潜艇沉没地点。在进行了两个月的勘察后，终于找到了失事潜艇，并对海底潜艇进行了照相侦察。

　　这以后，美国海军高层领导多次开会讨论是否打捞苏联潜艇，因为除了打捞技术问题，还要顾及苏联人的反映，因为面对的毕竟是一艘核导弹潜艇，在世界上尚无先例。然而，这里也有值得冒险的理由，如果打捞成功，美国海军将成为珍贵军事情报的拥有者：潜艇残骸、核弹头导弹、武器装备、船上的密码本......

1974年初开始，中情局授意休斯·苏玛公司以开发海底资源为名招收船员，招工条件十分苛刻，必须是纯种盎格鲁－萨克逊人，犹太人、黑人、东方人，苏联人，东欧人以及与这些人结婚的人都不录用，以避免他们中间混有间谍。经过几个月的筛选，休斯·苏玛公司从1000多个应聘者中，录用了265人。

上面提到曼哈顿计划由于由于有苏联移民加入而导致原子弹机密被彻底出卖，美国人更加抛弃践踏了，人人平等的口号，当然是在精英里，贱民智商太低的除外。当然也可以看出那些是次等民族，至少这些人的祖国文化是些会强迫他做窃贼的文明。
在中国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更加明显，任何文艺作品均可以被摧毁践踏，清华大学的校门被炸药炸毁，北京大学的一切学生老师停课并被打的满地找牙，任何人均避免以任何形式和任何学校和任何文化产生任何形式的联系，而原因是世界粮食生产到达极限，这样一切人类文学艺术，知识文化均由于无法提高梁镇指数即粮食产量而显的多余随时可以被斩尽杀绝。而袁隆平的水稻提高产量从而在相同的土地上制造出更多的食品，才使减少人口变的没有必要，从而中国的自相残杀时代宣告结束，

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世界做出了莫大贡献。并于1976年推广。这一成果，为解决世界人口的粮食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此，袁隆平获得了中国“特等发明奖”和8个国际大奖，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看到了吗1976年推广的时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间，可以说中国有如时钟般精确的从驱动暴力精英消灭包括知识分子乃至于其他任何按照爱好和平善良的人转变到解除内乱的状态，杂交水稻这样的农业成果可以说在转化这样的状态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在不食用水稻的外国就是小麦的密植技术开始推广导致粮食供应紧张状态解除，我们在现在的资料里可以看到美国纽约在70年代，犯罪奇高类似30年代大萧条时代，黑社会，犯罪，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自相残杀无所不在，《蝙蝠侠》的时代背景就是这样混乱无比的大萧条时代。人人都以抛弃一切美好善良杀死对方为唯一任务。

在赫鲁晓夫时代之后，苏联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力相对减轻了。但是，统治阶层依然把知识界看作心腹大患。

　　安德罗波夫是历届克格勃主席中最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他爱好文学、音乐和绘画，甚至还写一点诗歌，与许多作家、画家、演员和科学家都是私人朋友。他曾经关心过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案件，允许七十二岁、身患重病的老学者回到莫斯科，继续其学术生涯。然而，在更多的时候，安德罗波夫还是向知识分子们张开了尖锐的袭击。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克格勃首领，却向中央倡议成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思想颠覆”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随便就可以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可怕的帽子。一九六七年，克格勃的一个新部门--第五局成立起来，它专门对付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部门成立伊始就接手了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件，安德罗波夫亲自注视着事态的推进，并要求文化和外交部门“顶住西方的压力”。

　　俄罗斯著名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一书认为：“克格勃的威力和影响力从来没有像安德罗波夫领导它的十五年间那么大。当时不仅就一般工作人员和情报员、各总部和特工小组、派驻机构和特殊部门的数量来说，甚至就工作效率来说，这个组织都达到了各国特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安德罗波夫在对付他所不喜欢的知识分子时，一个最为恶劣的做法就是大大发展了“政治精神病学”，十多年间有八十万人被戴上“精神病患者”的帽子--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仅没有精神病，而且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批评苏联社会的现状而被当作精神病人，强制送进由克格勃管辖的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为黑暗、最为龌龊的一页。从“非人道”的程度上来说，可以与纳粹德国和日本在集中营中实施活体解剖的暴行相提并论。而安德罗波夫正是这种无耻行径的积极的实行者。

对精神病学史和监狱史都有深入研究的米歇尔·福柯，对精神病院以及精神病学的政治应用——“精神病学政治”或“政治精神病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精神病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镇压功能，精神病院实际是具有医学外表的软禁之所，“禁止发疯如同禁止发言”。他认为皮内尔不是“解放”而是“异化”了精神病院的病人，皮内尔的精神病院虽然不对病人使用司法中的刑罚，但是把医疗方法当作惩罚手段来使用，“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对苏联利用精神病院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福柯也给予了批判，并曾声援一个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符拉基米尔·波里索夫从列宁格勒精神病专科医院解放出来的运动。

苏联在这个事情上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不知克格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精神病学运用于政治斗争的。我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材料。似乎斯大林时期不怎么爱用这种手段。有资料显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才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地用精神病学方法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后，像他的前任一样对异己毫不留情，但他改变了策略，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对持不同政见者实行法律惩罚，而是更多地把那些人关进精神病院。1967年，安德罗波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晓洛科夫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精神病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报告列举了一些 “闻所未闻的”向苏维埃政权挑衅的例子：克雷先科夫希望在红场用自制的炸弹炸死自己；某人钻人列宁墓，差一点就要砸开列宁的石棺；杰久克，一个探寻“真理”已走火入魔的人，在克格勃大楼前的广场自焚。报告令政治局委员大为震惊。在这之后，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又增加了5所精神病院。1978年，苏共中央责成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个委员会了解苏联社会的精神状况。该委员会得出结论：近几年精神病人的数量有所增加。结论是，除了80所普通精神病院外，还必须建造8 所专门的精神病院。1983年苏联精神病学家抢先一步退出了世界精神病学会，从而避免了因为故意虐待病人而被动地被该学会开除。

在70年代末，群众出版社内部翻译出版的《谁是疯子》叙述了一个实例。《谁是疯子》的作者是苏联遗传学家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在这本书里，若列斯·亚 ·麦德维杰夫讲述了自己被精神病学家诊断成精神病人的过程。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著有《李森科的反遗传学理论给苏联农业造成的危害》《李森科兴衷史》、《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国界》等书。也许是这些书触犯了一些人，1970年5月的一天，一小队民警和两名医生一起来到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家里，医生说他有接受诊断的必要，于是将他带到精神病院。以莫斯科谢尔布斯基犯罪心理学研究所的伦茨博士为首的精神病学家进行了诊断，他们发现的症状有：若列斯·亚 ·麦德维杰夫从事本专业科学之外的研究，表现出双重人格；自身评价过高；近年来科研成果质量降低，而其它写作则过分繁琐，缺乏现实感，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表现出“固执的寻求真理的妄想”，“思维周密但对现存情势缺乏批判态度”，“偏执狂性的改革妄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时讲话很多而且讲得很热情，驱使对方相信”，“具有专制者的派头”，“行为突出，积极……把一些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叫喊要为民主和真理而斗争”。结论：“带有偏执狂性改革妄想的、病程发展缓慢的精神分裂症”，需要隔离治疗，以体现政府对不幸者的关怀与爱护。幸好有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的孪生弟弟，历史学家罗伊·亚·麦德维杰夫积极奔走，一批苏联科学家纷纷对上述结论的置疑。因为他们“有损于苏联精神病学的声誉”的“非爱国主义行为”，终于使若列斯·亚·麦德维杰夫获得释放。

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转变。内务部把16所监狱精神病院移交给卫生部，有5所被取缔。约有80万人被匆忙摘掉了精神病患者的帽子。1998年，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斯库拉托夫、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列别捷夫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一书中承认：“过去曾发生过将精神健全，但表现出异己思想的人，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事情，这曾引起国际上民主舆论界的谴责。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终止了，而刑法典第128条规定了将他人非法关入精神病院的刑事责任。”

其实，在俄罗斯，克格勃并不是“政治精神病学”的始作俑者。在沙皇俄国，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被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俄国著名学者恩·弗列罗夫斯基（别名瓦·瓦·别尔基，1829～1918）就有这种遭遇。1861年，弗列罗夫斯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向沙皇请愿，但其整个抗议活动被当局宣称为精神病发作所致，他被关进疯人院。不过还好，他在那里只呆了6个月，并最终被公认为精神健全的人。顺便说，马克思1858年在《布尔韦尔-利顿夫人的囚禁》一文中曾猛烈批评把没有精神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并称之为“罪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所描写的一个沙皇时代的精神病院，里面关押的人中也有对社会不满而并不真正疯癫的。“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愤怒地说：“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上似乎明白地写着，不经审判就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暴力！专横！”列宁看过这篇小说后说：“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我自己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似的。”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在前苏联发起了一场诋毁、歧视精神病学的运动，当时的世界精神卫生协会在强大的压力下驱逐了该协会在前苏联的会员单位— 精神科医师与麻醉科医师联合会（AUSPN）。那时的诋毁、歧视是真实的，在后来的一次WPA的会员大会上，AUSPN对此进行了报道。虽然AUSPN在 1983年和1991年曾两度退出WPA，但WPA从没有真正开除过AUSPN，1989年在停止了对精神病学的诋毁之后，AUSPN再度加入WPA， 1991年有关方面的国际专家获准进入该国访问。
实际上，出于一个国家对精神医学进行政治诋毁、歧视的原因而取消该国WPA会员资格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决定并不能使其自动结束对精神医学的诋毁与歧视，反而会使其失去结束这种诋毁与歧视的所有机会。WPA所关注的不是国际政治，而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命运以及精神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因此，WPA对待所谓精神病学歧视的方法是大力宣传“夏威夷宣言”(1977/83)：一个反对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对精神病学进行歧视、迫害的行动指南。此外，WPA还建立了一套机制，通过同当地的会员协会进行密切合作，以调查一些诋毁、歧视事件。

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克格勃不但加强了对外的谍报活动和颠覆破坏活动，而且加剧了对国内的控制，克格勃建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即第五管理总局，专门负责抓捕犹太人，迫害宗教信徒，消灭地下出版物和压制不同意见，肃清思想意识方面的异端邪说。这些活动比斯大林逝世以来的任何时期进行得更为系统、有效和彻底。正如安德罗波夫自己所说：“我们竭力帮助那些思想混乱的人，竭力使他们改变自己的想法，
消除他们的混乱思想。”
　　在当时的苏联做一个犹太人真是倍受各种折磨，甚至“犹太人”这3个字本身就是污辱。克格勃对犹太人实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他们不能被派往国外工作；不允许他们参加机密工作；禁止他们参加国防工程的工作；年轻的犹太人在高等院校经常无立足之地。
　　瓦列里·潘诺夫是列宁格勒的基洛夫芭蕾舞团的一流舞蹈家，在国内享有很高声誉，并且多次在国际上得到过种种大奖。不幸的是他还是个犹太人。1972年 3月21日，潘诺夫表示了移居以色列的愿望，请求芭蕾舞协会发给申请移居所必需的证件。18天之后，芭蕾舞协会指责他是叛徒，剥夺了他的会员资格，取消了他为苏联公众演出的权利。接着降级和减薪的处分又落到了他年轻漂亮的妻子、芭蕾舞演员加琳娜·罗戈齐娜的头上。
　　5 月26日，正在散步的潘诺夫突然被两个民警拦住，他们指责他往街上吐痰。于是，潘诺夫便因“流氓行为”的罪名而被判刑，带到了列宁格勒一所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关进了一间挤满四肢不全的残废者的牢房。潘诺夫马上明白了克格勃的暗示——自己也可能被弄成残废。6月5日，他被释放出狱。但5天之后，两个便衣警察和一个民警在大街上跟踪他，又指控他吐痰。潘诺夫再次被关进监狱达半月之久。西方
艺术家给潘诺夫寄来的捐款遭到扣押，潘诺夫囊空如洗，陷入贫困之中。甚至以前的许多朋友都避开了他，一听说他打来的电话就马上放下听筒。当局通过芭蕾舞协会禁止潘诺夫从事他所熟悉的唯一职业，同时又以再不就业，就要强制劳动的话来威胁他。正如他的一位诚实的友人所说：“这位杰出的舞蹈家，这位想要离开苏联并获得过最高荣誉的艺术家，现在正被逼迫成为一个走投无路、身处绝境的动物。”
　1973年，安德罗波夫亲自签署了题为《关于对被拒发去以色列的离境签证的犹太族人开始实行业务观察》的命令。申请前往以色列的离境签证人，被克格勃视为敌人。克格勃把他们置于24小时的监视之下，收集可以利用的情报，以便让他们蹲班房。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克格勃滥用精神病学进行政治迫害已经成为制度。1967年以后，克格勃建立或接管了大批的精神病院，用不着出示证据，用不着正常的法庭审判，也不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克格勃的精神病学家们想把一个公民监禁多久，就可以监禁多久。他们只需要说，这个神智不正常的人患了“改革社会的妄想病”，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或表现为“不能理解现实”，就都构成了关押的理由。在精神病房里，克格勃可以任意折磨受害者，用损坏大脑和神经系统的药物使他们变成真正痴呆的傻子。由于这种滥用精神病学的情况，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成员在1983年的大会上提议把苏联人赶出该国际组织。1983年2月，苏联人突然自己宣布退出该协会。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院长肯尼思·罗恩斯莱对美联社的记者说：他认为，苏联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出现在“众目睽睽的公开辩论中遭到屈辱性失败的可能性”。
　　陆军少将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格里戈连科，一个荣获过一枚列宁勋章、两枚红旗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和一枚卫国战争勋章的荣誉显赫的人物，他敢于批评苏联领导人，几度受到克格勃的迫害。1964年起克格勃就已把他在精神病院里关押了两年时间。然而，这并没有使这位将军折服。他从精神病院放出之后，继续进行他个人对苏联政权的批评。他抗议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迫害，主张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苏联军队。
1969年5月7日，他被克格勃逮捕，塔什干精神病院只是认为少将精神不大正常。当他被送到莫斯科一座古老的、用铁门和武装哨兵保护着的谢尔勃精神病研究所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在这个精神病研究所，克格勃上校达尼埃尔·L·伦茨来到这里，一换上白大褂，他便成为了伦茨博士。他领导着一个专为苏联公民治疗所谓政治上不服从病症的“特别诊疗科”。
　　异常乖戾的伦茨博士诊断少将患了“偏执型分裂症”。1971年1月17日，决定把他转到专门收容精神病患者的、臭名昭著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克监狱医院复诊。
　　医生问：“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您的信念改变了吗?”
　　将军回答：“信念和手套不同，它是不能轻易换掉的。”
　　医生告诉他：“那么，您还需要继续治疗。”
　　诊断结束后，格里戈连科少将被送到政治犯单身病房，进一步接受治疗。
　　待到这位以前的将军被折磨得半人半鬼时，他终于在1974年夏天获释。这样全世界才得以看到他的脸上发疯的迹象。
　　格里戈连科将军一案是由克格勃的伊凡·塔拉索维奇·希连科上校和其他一些军官处理的。后来，希连科调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68年到1971年，他在那里任近卫军第二十集团军克格勃特工部副部长。他曾为特工部军官举办一次业务训练班。训练课程是“同苏军中的反苏分子作斗争”。谈话转到了格里戈连科将军一案时，有一位军官问希连科，格里戈连科将军是否患有精神病，希连科直截了当地说，他从未患
过什么精神病，但是他是反苏分子，他不赞成政治局的政策。希连科解释说：几乎不可能因犯有反苏罪行而审讯一名将领，因为这会引起世界舆论界的注意。为此，就宣布他不正常，把他送去接受精神病治疗。在那里，他们会使他变成疯子。
　　安德罗波夫担任克格勃主席15年，苏联成了秘密警察的天下。在外表上看，这个国家用一层薄薄的民主外衣伪装起来。宪法里充满了“新闻自由”、“个人自由”、“信仰自由”这样一些字眼，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是写给世界舆论看的，而不是真的想让苏联公民享有这些权利。对苏联公民来说，不存在宪法保障的这些自由，只存在克格勃。

而这位问希连科的克格勃军官后来叛逃到西方，写回忆录揭露了这一切，在中国可以卖到，是公开出版的，各位可以自己买来看作为自己安全长命百岁的参考行动手册。

在亚洲的柬埔寨就更加明显。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法语名： KHMERE ROUGE）是世界上所有激进的这些政治力量中坚持武装斗争最久的军事组织之一。它具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具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拥有严密的军事指挥系统，实行着世界上最为秘密的政治制度。在60 年代它登上柬埔寨政治舞台以来，它在20世纪的70 年代执政不到4 年，但是这个组织和政权的影响却延至整个世界，红色高棉和它的领袖波尔布特也深深地改变了柬埔寨这个贫穷落后的小国。

　　　　波尔布特一直作为红色高棉无可争辩的最高领导，同时也是世界上最为神秘的政府首脑，曾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为“不可接触者”。曾经有人将他比作东方的“希特勒”与“斯大林”，因为这个神秘的历史人物，给人们关于革命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关于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与“试验”，留下了深刻反思与沉重的历史教训。
1953年，在平息了新国王班底内部的矛盾之后，西哈努克开始谋求彻底的独立。

与此同时一群年轻的柬埔寨人正在法国留学。和所有殖民地前往宗主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这些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往往出身中上层阶级的富裕家庭，其中包括胡宁、英萨利、乔森潘、切春，以及萨罗沙———也就是后来的红色高棉头号人物波尔布特。

这群年轻人后来成为亚洲共运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领导人———其中最杰出的“大脑”乔森潘拥有巴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胡宁则于1965年获得金边大学的法学博士。很难相信，这些出身上层的知识精英们后来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自我屠杀。

“安卡”时代

西方媒体习惯称红色高棉掌权的1975-1979年为“波尔布特时代”，而柬埔寨人则更愿意称之为“安卡”时代———波尔布特对自己的身份极为保密，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 “安卡”的同志们想尽一切办法清洗不纯洁的“新人”。会说法语当然是死罪，识字的，即使是柬埔寨文字，也难逃后脑勺上一铁锹，戴眼镜的更应该彻底消灭。曾有西方留学经历者，最后只有15人幸存。

除了劳动以外，所有的“新人”和“旧人”都必须参加长时间的政治学习，这被称为“生活会”。在这些生活会上，干部们鼓励“新人”忏悔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有些“新人”们这么做了，他们得到了所有同志的掌声和鼓励。当天晚上，他们就消失了。

为彻底切断对下一代的恶劣影响，“安卡”决定消灭“家庭”这一概念。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接受新的教育。在集体农庄里，男人、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而孩子们则以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为工作。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于是，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

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某些具有专业知识的“新人”开始自制一些较为复杂的农具，“安卡”制止了这一资产阶级的腐蚀伎俩，那些想偷懒的“新人”则被消灭。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

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非正常死亡，并没有一个得到公认的数据，一般估计从100万人到300万人不等。无论哪个数据，对这个战前仅仅拥有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都是惊人的。

集中营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会最终承认他们为 CIA做间谍，当越南人的走狗，暗中反对中央，甚至是强奸幼女。接下来，他们被要求供出新的名字———其他同党，然后他们就被杀害了，而另外一批人又有了新的罪名，于是再被带进来，重复这一过程。

红色高棉对自身组织的纯洁追求近乎偏执，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党内的异己思想，“它们”无处不在，所以党的眼睛必须时刻睁开。红色高棉在马不停蹄的大清洗中，先后宣布破获了越南、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台湾国民党4个特务系统。

与历史上所有大清洗不同，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对象可以使用“全称判断”，即清洗对象可以是某个地区党政组织、军队系统的全部成员甚至总人口。譬如1978年对东部大区地方干部和军队系统的大清洗半年内处决了10万人。

夺取全国政权后，波尔布特迷信武力，推行极端狂热的左倾政策，到处是严密的监视网，宣称"革命组织有千百双眼睛"；旧政府官员、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商人和憎侣等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毒害的人，全部肉体消灭；旧知识分子也通通全部被清洗。

　　在1976年年底，波尔布特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一大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 。波尔布特在不到4年的执政时间里，就组织领导了4次大肃反，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同志和社会平民，惨无人道，灭绝人寰；而且极为恐怖野蛮的是，红色高棉不制定法律，只有内部的秘密保卫组织，而却没有司法机构，对惩处者无判徒刑一说，认定有罪的所谓特务、破坏者以及异国战俘只有一种对待——处决。在民间则采取警告，三次警告以上也是处决。

美国的一位记者说：阿尔巴尼亚自1945年到1985年这四十年间的历史就是一个对内不断屠杀，对外不断绝交的历史。

１９７７年，西德恐怖组织“赤军”在德国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４月７日期，联邦总律师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及其司机被暗杀。７月３０日，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也成为牺牲品。９月５日，“赤军”再次劫持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勒耶尔，并杀死了他的司机和四名警卫。西德民众因此人心惶惶，

成立于1969年9月，主要活动在1970年代，以“为解放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而浴血奋战”相号召的日本左翼极端组织。
与意大利红色旅、爱尔兰共和军等恐怖组织齐名。
成员多为1960年代日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学生运动中最极端激进的分子，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其中骨干成员30多人，普通成员100多人，头目为重信房子和冈本公三。本部设在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地区，如贝卡山谷；其他成员分散于叙利亚、利比亚、欧洲和东南亚等地。与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法塔赫革命委员会”等和国际头号杀手卡洛斯有密切联系。
该组织的纲领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注2]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他们主张以城市游击战为主要斗争方式，相信实现革命的途径就是进行恐怖主义暴力活动。由于目标是崇高的，所以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无论多么残忍、鲜血淋淋，也无论是何人受害，都无可非议。
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失败以后，该组织制造了一系列劫持、谋杀、袭击等恐怖事件。如：1970年9月劫持日本航空公司淀号民航客机；1972年5月袭击以色列特拉维夫路德机场，杀害无辜旅客数十人（作案人奥平刚、安田安之、冈本公三，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便骄傲地宣布为这一事件负责）；1973年7月劫持日本航空公司波音747客机一架（作案人丸冈修等）；1974年2月突袭新加坡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同时占领日本驻科威特大使馆；1974年9月攻击法国驻荷兰海牙领事馆。 1975年8月突袭美国领事馆和瑞典大使馆，扣押包括50名外交官在内的52名人质，迫使日本政府释放5名在押赤军分子；1977年9月劫持日本航空公司民航客机到孟加拉，要挟日本政府释放5名在押同伙，并索取600万美元赎金。1988年4月，攻击美国在那不勒斯的劳军联合组织的俱乐部，造成5人死亡。

上面的例子可以一起证明，中国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全世界都面临相同的威胁，也就是食品危机，只不过我们现在的媒体避而不谈罢了，可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在那个时代每天只能饥饿的眼冒金星的离开家们，那他的唯一做法就是抛弃并践踏一切人间道德以及法律规范，把任何他能见到的人当成该杀的东西，搜肠刮肚的寻找一个自己和其他和自己有同样想法的人可以不负任何良心道德谴责的理由把对方杀死就是他们的最大任务，并且在杀死足够的人后（这个数字现在可以通过梁镇指数计算出来）和同样想法做法的杀戮幸存者在被消灭者的尸骨上共享这个世界，以至于长命百岁，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模式。
而上面提到的柬埔寨居然有人通过假装不识字来保命，那如果真的有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是不是也会这样做来完成保命安全送情报的任务呢？而外国留学经历者和知识分子只15人幸存那凡不是这15个人的专业就避免以任何形式接触恐怕就可以保命到长命百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称呼是“不可接触者”

古印度的种姓制度涉及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表现之复杂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种姓制度是古印度的一种等级制度，种姓一词为印度梵语“瓦尔那”的汉译，欧洲人称卡斯特，最初以区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故有雅得安种姓与达萨种姓之分。其实最为古老的、土生土长的印度文化早已被人遗忘，如今剩下的仅存几处遗址。今日我们所熟悉的印度文化，来源于一个半游牡民族“雅利安人”。大约公元前2000年后期，雅利安人从中亚侵入印度，打败了当地的土著居民，占领其土地，毁灭其文化。而达萨初意为“没落的人”后有了奴隶之意。当雅利安人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期间，形成了四大原始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教是由最初的吠陀宗教统一而来，该教以崇拜贺摩(梵天)而得名，他们认为梵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一切万物皆由梵天所造。在其统治过程中，为了加强最高种姓(婆罗门)的政权，捏造了所谓的不洁理论，声称“人体至肚脐以上，被宣布为较为干净的部位，而口则被认为最为清净的部位”，而婆罗门正是由梵天的口所创造的，即“生来与梵天一体”，便理所当然的自认为是人类中最优秀、最高贵的人，享有世上的一切。第二等级：刹帝利，由梵天双手创造，即王公贵族与武士集团。一、二等级掌握着国家的祭祀与军政大权。第三等级：吠舍，由梵天双腿所造，属于普通的劳动者阶层，包括商人、手工业者、自由农民等，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并负有向国王纳税的义务。第四等级为没有任何特权的首陀罗，由梵天双足产生的，是最不洁的。主要由雅得安人所征服的土著居民构成，从事奴隶与雇工等劣等、低贱的职业。虽然，首陀罗已是处在最低的社会阶层，但有相当一部分人地位更可怜、更悲惨，这便是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派生出的亚种姓与杂种姓人(旃陀罗)，他们被称之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意为严格禁止与各种种姓成员发生任何肉体上的接触，在最极端的时期，甚至不能进入某些人的视线。他们只能从事被认为不洁的行业，如刽子手、屠夫、掘墓人、清洁工等，因为这些行业玷污了宗教的某些仪式。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在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如一个百岁的刹帝利看到一个10岁的婆罗门，也要向儿子对待父亲那样毕恭毕敬。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特权制定了许多法律，而《摩奴法典》不能不说是集大成者。从这部法典里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古印度各阶层人群的生活状态。高种姓人犯罪，一般只处以罚金，等级低种姓犯罪，特别是侵犯高种姓的人生安全，则给予相当严厉的制裁。如杀害婆罗门者与伪造国王布告等罪相同，处以死刑；首陀罗奸淫高种姓女子要判处火刑，反之，如婆罗门杀害“操行可嘉”的吠舍，仅受一年的戒行或捐赠一百头牡牛和一头牝牛便算了事。而低等姓对高等姓稍有不敬，并处以各种肉刑，倘若首陀罗乱讲前三个等级的坏话，要处以断舌刑；如胆敢唾骂婆罗门应切去双唇；向婆罗门放尿，切去其阴茎；在婆罗门面前放屁，切去肛门。高种姓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旃陀罗)，贱民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他们不能与其它阶层的人居于同一处所，若要进城，则必“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所以在古代印度的城市里，经常会听到一阵阵的敲击瓦罐的声音，路上行人就会像要避开瘟疫一样纷纷躲在路旁，就连死了，也要埋到人迹不到的地方。
印度社会由古自今，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但种姓制度却仍保存至今，固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但如今在各种政治力量与社会因素的相互驱动下，仍是不可动摇。而现如今贱民的生活状态又是如何呢？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报道，摘下来以便大家了解其种姓制度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印度学者告诉记者，农村是印度种姓制度最为顽固的堡垒。在印度广大农村和许多经济落后地区，由于长期封闭，宗教色彩浓厚，加上村社内部结构一直被牢固地保存下来，种姓制度带来的等级差别难以从村民的意识中彻底根除。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有着“宗教赋予的神圣性”。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不少贱民的视野狭窄，他们中有很多人虽然认为种姓制度不合理，但又认为这种制度如肤色一样难以改变，使得他们只能每天不停地在神像前祈祷，在自我否定中生活，寄希望于来世。

“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是处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四个等级之外的一个阶层，约占20世纪初叶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最早的“不可接触者”，是第四等级首陀罗中那些从事屠宰、制革、埋葬、清扫等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人，因此他们也就被视为不洁者，不能与非贱民住在一个村里，不能去公共水井汲水，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不能仰头正视非贱民。
所谓“贱民”，在印度又称“达利特”，是其种姓制度之外的一个地位最低下的社会群体，在印度教中被视为“不可接触者”，他们不能和其他种姓的人坐一辆车、喝一口井里的水，甚至连影子都不能接触到别人。

今天，在某些依旧保守的印度农村，你会看到有些人走路要避着人，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影子落到路人的身上；更有甚者，有的人带着扫帚，边走边扫掉自己的脚印。他们为这个村子的人工作，却不允许住在村子里；他们不能到村子的井里打水，小孩就算能上学也必须上专门的学校。
令印度教种姓制度臭名昭著的是它的种姓隔离，而最严苛的隔离正是施加在被称为达利特（Dalit）的人身上。传统上，达利特被认为是肮脏的，并且这种肮脏还可以借由接触传染给别人，因此他们要躲大家远远的。

“不可接触者”又叫“必须被侮辱的人”“恶魔的子孙”。他们根本不被上述四个阶层的人当人，据说任何人不但不能帮助他们，还有义务去侮辱他们。而且他们出现的时候，喉咙中必须发出一种奇怪的‘咕卤’声，好让其他等级的人有时间走开，避免和他们太靠近或接触。方才的这些人，很可能便是这种贱民。各等级的人接触很少，严禁混淆。贱民自然就更是界线森严。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波尔布特的评定“不可接触者”错在那里呢？我们什么文学大师一切学校学生，甚至看的懂现在我这篇文章的人见了波尔布特还能活命的吗？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的间谍如果真的在那里潜伏的话，恐怕也会严格按波尔布特的要求让波尔布特什么漏子也查不出来，和长命百岁的人那样活到安全离开回国为止，只不过长命百岁的人是永远不会离开的，永远在那里呆到死亡为止，无论上面什么人发布任何千奇百怪的杀戮命令都安然无恙，这也正是本文要探讨的。上面对“不可接触者”的方案如果你识字的话就记下来，严格执行，特别是看见上面提到的被随意杀戮的职业的从业人员恐怕用上面提到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才是长命百岁之道。如果你不想成为斯大林口里的统计数字的话。
而中国这个时代有查祖宗三代全部贫下中农才可以当干部的制度，那前面提到的百岁老寿星，到这个时代应该坚持不以任何形式和上面提到的职业进行任何形式的联系，到这一代就可以有资格做中国干部的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人为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坚持3代人固守这样的一个信念恐怕会被人当疯子，而从现在开始就坚持这样的信念做法坚持3代后就成为理想的职业，更加可以让现在那些平庸的人不可思议。要么上面提到的这些职业要长命百岁的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参加，是危险而愚蠢的；要么我们听到宣传的统统是错误的，是这几十年才开始有人刻意捏造一些错误的观念灌输给我们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袁隆平，可以说他的水稻研究根本没有中国政府的指令执行，即使有也被当时的执政府宣布失效了，他自己也处于行为被管制状态，根本他搞的研究严格意义上属于非法不受政府保护不被政府承认与之有任何关系的行为，他的成功没有任何可预知性可言，也就是说，99％的可能杂交水稻不成功，而一切知识分子被杀光是可以被预知的，就是杂交水稻侥幸成功了，我们才可以看见没有被斩尽杀绝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活到向我们哭诉他们的悲惨遭遇。

1960年大饥荒犹如洪水猛兽席卷中国大地，袁隆平和他安江农校的学生们同样面临着饥荒威胁。袁隆平对记者说：“我亲眼看过5个饿殍，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桥下，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田里，还有一个倒在大路旁”。那悲惨的场景真的刺痛人心啊。“不解决吃饭问题不行！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
1966年6月“文革”像暴风雨降临，安江农校也被卷入运动的旋涡。。。。。。来到试验田，眼前的景象使袁隆平大吃一惊：昨天傍晚还好端端的秧苗，只过了一夜就全部被（红卫兵）拔光了，实验田里布满了乱七八糟的脚印。袁隆平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浑身发抖，两眼发直。实验材料被毁，杂交稻的研究难道就这样被断送掉？在泥地里坐了许久，袁隆平回过神来，忍着悲愤，走进烂泥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秧苗。在田埂边的污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就连泥带根把它们抱回家，插在试验盆里，悉心照料。沉重的打击丝毫没有动摇袁隆平继续从事杂交稻研究的决心。。。。。。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
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
个旱烟袋，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
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学校里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

“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间，“打倒袁隆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 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
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坏
之别，两极之分，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间派也是
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桩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对待
事物的态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捣毁一切，没有传承性，没有相容性。
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来。

因为他有一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旧社会读过洋书的
“洋奴”母亲，他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
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
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
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因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提前播种，结果秧
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
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
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 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
示”、反对伟大领袖，是什么？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
悄悄地记上了“黑账” 本。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向造反派供应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
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他袭来！

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他充分
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公正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
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他了。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
感到杂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
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是与人为善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
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
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远了原
本敬爱的袁老师。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
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说话，人们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人天生是
要说话的，可是，当被人孤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他像一个哑巴，整
天保持沉默。

可以说袁隆平水稻的研制成功没有任何可预知性可言，可以说如果不是在1973年出现他发明的水稻农业革命，文化大革命无疑会继续把袁隆平和其他任何知识分子有如时钟般精确的全部碾碎。和柬埔寨知识分子的下场差不多。可以说中国的暴力精英可以对袁隆平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说；“你无论这辈子有什么成就都该有我的一部分好处，因为如果不是我没有把‘一拳打死一匹马，一脚踢死一头牛’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万人敌调来批斗你的话，阁下早被他们一根手指头就从肉体上消灭了。”而被调派来拔秧苗的可以说杂交水稻的成就100％建立在他没有把水稻斩尽杀绝，还剩下五根秧苗的基础上，以他当时的势力当然可以这样做的。事实上，历史上技术精英一切工程师几千年来一直就是暴力精英的奴隶，放弃一切参与暴力精英政治斗争的权力，专心搞发明。我们可以设想的最理想状态是；可以说全世界其实应该把镜头盯住袁隆平这样科学家的实验室，一旦研究失败，那些被暴力精英用枪瞄准脑袋的人可以安心的去被杀死了，因为没有他们生存空间（也就是梁镇指数）了。
如果袁隆平这样的农业革命没有成功的话，相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杀戮情况肯定会继续下去的。那中国肯定会和前面提到的那样把一切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物种斩尽杀绝，而我们恐怕也不会在现在看到任何幸存者活到向我们抗诉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悲惨经历了。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为争夺霸权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猎取对方先进武器的秘密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上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特工人员就曾将当时美国最先进的F－111战斗机搞到了手。这一美苏间谍战中的经典战例，终于被一位德国记者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神秘来客惊动美国警卫

1967年6月，法国巴黎附近的小镇布尔热非常热闹，两年一度的巴黎国际航展在这里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航空专家、航空爱好者络绎不绝。展览第4天，美国展区最新式战斗机F－111前，发生了一起小小的骚动。两名美国警卫将一位外国参观者推到一旁：“离飞机远一点，不准拍照！”“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热心的外国观众！”后者高声抗议道。“热心？你也热心得太过头了吧。”警卫挥舞着拳头讥讽地说。这位抗议的男子只好悻悻离去。望着他逐渐远去的背影，一名警卫气愤地说：“哼，这个狡猾的俄国佬，想打我们飞机的主意，没门儿！” 　　

此时，那个被驱逐的苏联人脸上却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其实，他对这架飞机已经看得够多了。展览第一天，他就远远地拍下了F－111；第二天，他挤进人群，近距离对飞机的各个部位拍照；第三天，他端着相机踱到飞机更近处，边拍照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结果引起了警卫的注意。第四天，当他又准备拍照时，两名警卫突然冲过来，将其赶离了现场。但此前，他早已拍了不下100张照片。

F－111是航展上的超级明星，难怪苏联人如此关注。它配有先进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可以超低空作战，可进行地形匹配飞行，是世界第一种实用型可变后掠翼飞机。在同类型飞机中，其续航时间极长，速度高达每小时2700公里。美国人研制它用了9年，耗资数十亿美元。当时，美国媒体吹嘘它是20世纪最好的武器。

冷战时期，美国的高技术武器难免引起苏联的高度注意。于是苏联派出空前庞大的专家和设计师组成代表团，参加巴黎国际航展。代表团在航展上看到F－111后，当即决定好好“学习” 一下。于是F－111战机旁频频出现苏联专家的身影。被美国警卫驱赶的神秘人物叫奥莱格?萨莫伊洛维奇，他就是著名的苏霍伊设计局的飞机设计专家。苏联人盯上F－111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装备苏式武器的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惨败给以色列。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抱怨苏式武器不如美制装备，此事震动了苏联最高领导层。苏联领导层很快做出集体决定：“如果不能超越美国，至少可以赶上它”。而赶超的捷径就是复制国外样品。要是能搞到一架F－111 的话，将大大缩短这一进程。

1974年以后，苏霍伊设计局造出了世界著名战机Su－24,人们惊奇地发现它与F－111战机惊人相似，同为可变后掠翼，相同的机头，相似的电子设备……两种机型诞生于“冷战”铁幕之下，当然不可能是美苏交流的产物。十几年后，一位德国记者揭开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苏联人真是在越南战争中弄来了美军飞机啊！”德国记者叶夫根尼阅罢《苏联专家研究美军装备的特别报告》后，大为感慨。这份珍贵的档案写于1967 年，被苏联驻越南大使的秘书标注为“高级机密文件”。该报告曾一度解密，叶夫根尼通过熟人搞到了它，并复印下来。由此，他揭开了苏联在越战中研究美军武器装备的秘密。

1965年5月，一个苏联军事科学专家小组被派往越南。此前，苏联国防部和越南国防部达成协议，让这个小组挑选并研究越南人民军从美军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同时研究美军在越南的战术。越南领导人不但爽快地批准协议，还向苏联老大哥表示：越南已经准备好提供样品。到1967年1月1日，专家小组共挑选了700多件美军武器装备运回苏联。

有趣的是，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与航空工业部为争夺荣誉，展开了对美军F－111战斗机与F－4“鬼怪式”战斗机的猎机竞赛。在专家小组活动同时，总参情报总局在越南精心策划了猎取F－111的行动。F－111弄到手后，给总参情报总局带来了巨大声誉，时任该局局长的彼得?伊万诺维奇擢升将军。这引起了时任航空工业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的嫉妒，他决定也要弄一架完好无损的“鬼怪式”，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于是，美国一些海外航空基地的酒吧附近，出现了苏联航空工业部的情报人员。他们放出金钱的诱饵，“鱼儿”上钩了。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达成“买机”协议。苏联特工向一个“鬼怪式”机组美国飞行员付了定金。很快一架“鬼怪式”战斗机按约定时间飞往苏联边境。飞机沿海平面作超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探测，最后降落在指定的大海上。飞行员向苏联人发出信号，一直跟踪前来的苏联渔船迅速把飞机和人运回国。之后，苏联人按约定向美飞行员付款并将其释放。

叶夫根尼在寻找专家小组时，问当年参加过猎机行动的一名上校：“你们怎么搞到F－111的？”上校坦率地回答：“我不太清楚，有人说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米格战斗机，逼F－111降落在越南机场。我大约在1975年见过那架飞机，在西伯利亚一个秘密机场里。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委员会批评苏军空中防御系统有漏洞，在中东战争中表现很差。所以军方弄了架F－111,这样，如果再有人说什么，就让他们亲自去看看，我们的防空系统是不是有漏洞，我们完好无损地缴获了一架美军最新战斗机！”

猎机比赛的直接结果，就是苏－24战机的迅速诞生。此前，虽然苏联人在法国航展上弄到了F－111的照片，解决了外部的模仿问题，却无法搞到最有价值的部分：电子装置和计算机。猎取一架F－111,让一切大功告成。
猎取F－111的机会终于来了！1967年底，美军准备在越南发动一个新的军事行动，代号为“收割机”，并派出6架新型F－111A战斗机对越南北部进行秘密打击。6架F－111A到达泰国空军基地的同一天——1968年3月17日，苏联人就通过在泰国的越南间谍知道了“猎物”的情况。不久，苏联专家就在越南北方进一步体会到了美军F－111A的威力。该机经常无声无息地出现，投下炸弹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被称为“悄无声息的死神”。

为确保在越南战场上获取F－111A，苏联决策层决定替换援越军事专家小组的领导，派飞行员出身的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夫将军到越南担任防空小组领导。之所以派他，是因为F－111A经常在夜间执行任务，而他被认为是苏联最优秀的夜航专家。阿布拉莫夫将此任命当作高度的荣誉，于是欣然接受。为了照顾身体虚弱的阿布拉莫夫，苏军高层还破例允许他可以带妻子一起去越南，以便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根据苏联方面的资料，1968年3月，格奥尔吉?季奇科将军来到越南，他负责指挥雷达技术部队，该部队的特长正是雷达干扰。而F－111A则是被苏联专家电子干扰后，被苏联战斗机迫降到地面的。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因此，叶夫根尼得出了最终结论：苏联人“拦截F－111”的说法完全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掩盖苏联防御系统的缺陷。苏联军方猎获F－111的办法和猎获F－4,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猎取米格－25的办法一样，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办法———贿赂飞行员：苏联人在美空军基地附近的酒吧找到飞行员后大加贿赂，先付定金，事成之后付给其余的钱。美飞行员在“出事地点”布置飞机残骸碎片，放烟火信号，这样苏联人就可以救起飞行员。

可见，“猎取F－111”其实是美军飞行员一次监守自盗式的劫机，完全不需任何复杂的武器和技术！

遭遇荷兰“红宝书”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我收到了一本荷兰人寄来的 “红宝书”，书名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

这个故事发生在1967年，当时我在驻荷兰使馆工作。彼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红卫兵手捧红宝书的镜头常常出现在欧洲的电视荧屏上。欧洲人当时把《毛主席语录》称作《毛的圣经》或简称《小红书》。不少欧洲人，特别是青年人常常来使馆索要这本《小红书》，有的是为了研究它，也有的纯粹是出于好奇心。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荷兰商人来到使馆，说他即将去参加广州交易会，希望能得到一些介绍中国的有关资料。他特别提出想要一本英语版的《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我满足了他的要求，他很高兴。突然他神秘地问道，“当今中国究竟是政治重要还是经济重要?”我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于是只做了一般的解释。他对此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就起身告辞了。当我送他到会客室门口时，他回过头来真诚地对我说：“我还有另外一本‘小红书’，改日寄给你，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可以读一读。”我说，“那你就寄来吧。”当时各种各样的《语录》翻译本在欧洲很多，我以为大概又是一种新的版本，对此没有十分在意。果然，三天后我收到了一本大小式样及装订都与《语录》相仿的《小红书》，但书名却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

书的扉页上有一段文字，大意是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 的狂热之中，一切都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按常规的办事方式已经行不通，你必须根据新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策略和活动方式。为了使你能及时捕捉贸易机会并取得成功，本书收集了这个国家的最新情况并告诉你一些诀窍，供你参考……”书中的条目有：文化大革命由来的背景，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革委会的性质和职权，对外贸易情况，以及当时流行的一些政治口号和样板戏简介等等，最后还有一部分专门谈“诀窍”。“诀窍”告诫说，”不论你心里是否同意‘文化大革命’，但口头上你一定要表现出你是赞成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你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当地的革委会一定要装出十分敬重的样子，你不能只谈生意，一定要谈点政治，最好能引用一二句毛的语录，这样效果更佳……”在具体活动方式方面建议你采取以下做法．

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希望这次来中国能有机会实现这一夙愿。这样既通报了你已经抵达，同时又表示了你政治上的友好态度，会使对方一开始就对你留下一个极好的印象。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此点如果你实在感到别扭，也可不办)，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在你拿文件时也可“无意地”亮一下你公文包中所装的那本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诀窍”最后说，”你这样做也许会感到这是在进行表演，但不要忘记这是目前在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手段，要克服自己的心理反差，始终要记住这样一句至理名言利益是不变的，手法是可以变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我读完了这本所谓的”小红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知道从我手中取走《语录》和像章的那位商人是否按这本“小红书”中所指点的程序去做了，他是否真正达到了目的。我想既然有人写这样的书就会有人如法炮制。但令我掩卷深思的还有该书对当时我国社会状况的深刻洞察和入木三分的剖析，而“诀窍”所体现出的那种实用主义哲学，也确实到了淋漓尽致、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除了观点差异，还有一种文化和思维上的差异。

读过这样的书你就可以从中国大捞一笔了，而这些做法和一个间谍的表演没有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上面的这个荷兰犹太人的书是公开出版物，你也可以理解我在写什么东西的了，我写的就是可以让你捞回自己性命，长命百岁的东西。你必须绝对无条件严格执行我的指令就可以长命百岁的了。
而这个时代在台湾，居然有大学生整个宿舍因为反对台湾反动统治而向往中国大陆集体自杀，如果去大学被分配到这样的学校宿舍简直是倒八辈子的霉，如果是个要长命百岁的人，宁愿永远自己和自己的一切亲戚朋友切断和一切学校的联系。
法国当然有“红五月”这样的大学生毛派运动，那些大学生同样抛弃了一切社会规范，造任何人的反，但是我也查到，法国有些工艺大师，据说祖传手艺几百年世代秘传，比如一个玻璃艺术品大师，据报道要训练20年才可以出师，而他们的作品可以被法国作为国礼馈赠贵宾，而他们衣食住行和一切我们可以见到的法国人完全不同，离开居住地居然要向专门官员提出专门申请，不知道是怕被任何人窃取技术还是怕失传，可以说“人人平等”的概念在他们这里完全就是垃圾，而普通法国原子弹机构的人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就和007电影里这样的机密要员通常一离开工作地点就会被马上杀死或者捉去严刑拷打套取情报，上面提到的法国工艺大师的离开居住地要向专门官员提出专门申请的制度无疑可以绝对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而现在那些大学生什么时候又要担心自己失业每天忙着游行示威的，而工艺大师无疑无需担忧这个，毫无疑问长命百岁只不过看他们个人意愿罢了。要长命百岁最理想就是成为可以这样生活的工艺大师。
苏联窃取美国飞机的例子可以看出来，无论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是苏联，全部把这些专家教授在大学里训人的看成猪猡，骡子差不多的东西，他们的移动完全就是为了做他们职业训练过的份内应该做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苏联奴工不是和小说家那样去西贡约会老情人，写什么流芳千古的诗歌，画下什么可以在今天索斯比拍卖的超级山水画，克格勃要这些专家奴工扁，奴工就不敢圆，根本不用把他们当人来看，把他们当机器使唤。只要把抢劫来的东西扔给他们分析就可以复制生产了，如果牙缝里蹦半个“不”就上面提到的方法伺候，知道害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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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 发表于: 2008-08-25

1938～1948

基本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法国人，发现拷打他的德国人居然是以前和平时期法国人通过慈善活动资助的德国家庭困难儿童，而另外的情况就是苏联的前总书记、托洛茨基。

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书房里发出一声尖叫，杀手雅克松趁托洛茨基不备，用登山冰凿重重地凿在他的头上，托洛茨基的尖叫和顽强反抗使杀手未能再打第二下，随后，杀手被闻声赶来的警卫制服。第二天，8月21日晚7点25分，一代革命伟人、两次俄国革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领袖、红军的缔造者和统帅在与死神搏斗了22小时后逝世了。

这次对托洛茨基的行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三个月前，还有过一次未遂的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5月24日凌晨4点，二十多个身穿警察和士兵制服的人偷袭了在托洛茨基位于墨西哥城郊外科约阿坎住宅外边担负保卫工作的警察，未发一枪就制服了他们，然后走近大门，其中一人上前与值班警卫谢尔顿·哈特说了几句话，后者刚一开门，偷袭者便拥入院内，不费吹灰之力制服了熟睡的警卫们，刺客们在托洛茨基夫妇和他们的外孙（托洛茨基长女季娜伊达之子）的卧室周围架起机枪，对这两间卧室扫射达20分钟之久。在他们确信屋内人均已死亡，扔下了几颗燃烧弹和一颗重磅炸弹（没有爆炸）后，坐上停在院内的托洛茨基的两辆汽车，扬长而去。这场策划得如此精密的刺杀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射击的火力如此猛烈，在20分钟的时间内，仅对托洛茨基的卧室就发射了二百多发子弹，其中有一百多发打在托洛茨基的床上和床的周围。然而，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夫妇和他们的外孙及时躲到床下而死里逃生，托洛茨基夫妇毫发未损，他们的外孙只是左脚受了轻伤，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怪后来负责调查此案的墨西哥秘密警察首脑萨拉扎尔上校曾一度怀疑是托洛茨基自编自导了这次袭击，旨在给斯大林脸上抹黑。他下令逮捕了几个托洛茨基的警卫和秘书。在托洛茨基向墨西哥总统提出抗议后，警方的调查才转入正轨。事后查明，参预这次袭击的是墨西哥共产党员，其中有墨西哥著名画家、共产党员西凯罗斯。

事隔三个月后，开始了本文开头叙述的那一幕。在这三个月中，托洛茨基的住宅院内虽然风平浪静，但刺杀他的准备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就是在此期间，死神在一步步地逼近托洛茨基。这个死神就是化名为雅克松的杀手，此人是西班牙共产党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简称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的特务，他的真实姓名是拉蒙·梅尔卡德斯。

在格别乌的精心策划下，他早在1938年就结识了美国托派成员西尔维娅·阿奇洛芙。后者师从西德尼研究哲学，懂俄、法、西班牙三种文字，是托洛茨基非常倚重的秘书。西尔维娅·阿奇洛芙是老姑娘，年轻英俊、一掷千金的雅克松向她大献殷勤，使她很快坠入情网。起初，雅克松还只是通过西尔维娅·阿奇洛芙获取托洛茨基以及美国托派活动的情报。在5月24日刺杀行动失败后，雅克松才正式受命刺杀托洛茨基。5月28日，雅克松送托洛茨基的朋友罗斯默离开墨西哥，他借此机会第一次跨进托洛茨基住宅的大门，初次与托洛茨基见面。后来，托洛茨基示意他的夫人娜塔利娅邀请雅克松与阿奇洛芙同他们一起喝茶。据托洛茨基的卫士们回忆，从5月28日至8月20日之间，杀手进入这座院落只有三四次。8月17日，杀手巧妙地利用托洛茨基愿意亲自指导同志们提高理论写作水平的特点，请他指正文章。两人一起走进了托洛茨基的书房。尽管二人独处时，托洛茨基有所觉察，提出今后不再在家中接待雅克松。但在三天后，当雅克松再次请他修改文章时，他又一次与杀手一起走进了书房。
1917年5月托洛茨基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马上进入决策核心，在列宁不能公开露面（为躲避临时政府的追捕）、布尔什维克上层部分反对起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部分消极观望（斯大林本人也包括在内）的情况下，是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斯大林同样不会忘记，在内战期间，是托洛茨基缔造了红军，并率领这支军队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消灭了帝国主义支持的白军，挫败了外国军队的武装干涉，捍卫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

在上面的托茨斯基被杀事件里，苏联派出的的暗杀专家通过引诱托茨斯基的秘书，诱发秘书的感情，从而达到杀死托茨斯基的目的，完全没有任何托尔斯泰，高尔基故事里的爱情故事那样的所谓浪漫，只有那位苏联间谍为了暗杀的成功而做的野兽般的动机而做的准备，可以说文艺作品看的越多越容易成为受害者。结合上面的例子，在文艺作品中被不惜代价鼓吹人类的一切情感简直就是廉价而且多余的，只有为自己的生存空间即梁镇指数而有如时钟般精确的杀死任何人以便为自己获得生存空间才是唯一真理。而作为苏联第二号人物的托茨斯基，作为他的武装警卫，副官恐怕全部不是什么好事，恐怕会随托茨斯基倒台而一起被杀，那样不是长命百岁者的追求。那托茨斯基那位为暗杀者付出廉价感情秘书会在墓志铭上说明“要人放弃一切廉价情感”的忠告吗？
另外的故事里说的是一次，斯大林找个超级厨艺大师给他做烧烤，大师在最后拿出一个小包药物放入羊肉，马上奇香扑鼻，但是大师马上被克格勃杀死，而克格勃对大师药物的分析化验结果是，没有毒药。调查结果是，这位大师施展生平绝技，满世界采集奇药香料，调配的超级香料被克格勃当下毒药当场杀死，实在是个错误，不过负责分析药物的克格勃恐怕得到这个超级香料配方恐怕可以发达了。而这位大师恐怕是少数没有被斯大林刻意杀死的人了，如果不是因为没有说明药物用途，而被克格勃误解当成暗杀者马上杀死，这位大师恐怕可以长命百岁的。而唯一安全的工作恐怕就是写墓志铭和挖坟墓的人了。
而苏联由于执行屠杀高于梁镇指数的人诱发德国的恐惧而打入苏联，苏联在反击里在苏联军队后面布置克格勃用机关枪把苏联士兵杀死，而德国散发的宣传单如果有苏联士兵脑袋往地上看就马上以看敌人宣传单杀死，并杀死其全家，在消灭文盲全世界最普及大学的苏联，苏联人说自己是文盲不识字要宣传单只不过是为了做卫生纸是行不通的。除非把脑袋往天上看才可以保命了。

而德国的失败据说是由于犹太人把德国密码机卖给英国而导致的，事情缘由是；德国密码机被一名为德国工作的犹太人出卖给英国。

纳粹在获取德国政权后，使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所有国家使用的新的军事密码，这种军事密码是由一台机器编制的，人称“埃尼格马”。

　　1938年6月，英国情报六处的副处长孟席斯上校接到了他在东欧的一名特工吉布森少校的报告：一名拒绝说出自己真实姓名的波兰犹太人通过英国驻华沙大使馆同吉布森接触，声称他曾在德国首都柏林制造“埃尼格马”机器的秘密工厂当过技术员和理论工程师。后来因为他是犹太人，被驱逐出德国。现在，他提出可以凭自己的记忆为英国制造一部最新式的军用“埃尼格马”密码机，而作为报酬他要求一万英镑以及给他及其亲属颁发英国护照，并允许他们在法国居住。

　　孟席斯上校接到这个情报后，向英国情报当局作了报告。后来经过1个月的调查和甄别，英国情报局认为这个犹太人的话是可信的，因此决定答应他的条件。

　　于是这个犹太人被秘密转送到法国。英国情报人员为他安排了一个十分秘密的居住地点，并为他复制密码机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那人凭借自己的回忆，不久就复制出一台“埃尼格马”密码机。

出卖了德国的犹太人不是自以为高尚的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一个企图逃命的犹太人，也就是由德国集体主义电影里培养的大多数以一个头脑思考的德国人负责管理次等民族的外籍工程师来管理这些不可靠的犹太人，结果也就是这些犹太人如时钟搬精确的按德国人的计算背叛了德国人。可以说德国无愧于优等民族的称号。而德国盖世太保没有为德国保护好发明也实在可惜。一切战争发明全部是德国的，原子弹是德国的爱因斯坦，德国甚至在以比相对论先进的时间机器作为武器使用试验，冷战的火箭，导弹全部是德国的发明，喷气式飞机也是德国货，美国，苏联全部靠抢劫到它们大批量生产才左右20世纪下半页。
其实，德国有另外的发明家也在搞原子弹，美国派人听他讲学，如果认为他在发明原子弹就马上杀死他，结果德国发明家说的太深奥，美国间谍听不懂，没有被杀死，而全部是重水被炸毁，不然原子弹德国发明了，根本轮不到犹太人爱因斯坦发明。

《希特勒的炸弹》一书作者是德国历史学家赖纳·卡尔什。德意志出版社发言人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称，卡尔什是在对前苏联尚未公开的大量历史档案进行长期研究后才找到破解这一秘密的途径。此外他还利用了当年的许多研究报告、设计图纸、航空照片、参与研究工作的科学家的私人日记以及前苏联和美国的间谍报告，对原民主德国的许多历史学家进行访问，并做了详尽的物理测试和实地考察。除得出纳粹德国曾进行核爆炸试验的结论外，卡尔什还发现了一份１９４１年德国科学家申请钚弹专利的文件，并在柏林附近地区找到了德国第一个“可投入使用的核反应堆”的蛛丝马迹。

美国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有几十万科学家参加，而据说只有几个人才真正知道在研制什么，研制任务被拆分的根本没有人知道自己完成的工作是在为巨大工程的那几个螺丝而工作，而其中有一名负责为科学家进行政治审查的工作人员是苏联间谍，现在俄国公布的信息100％就是他把原子弹最重要的机密出卖给苏联的。而负责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总指挥科学家奥本海默是个德国移民，标准的优等民族。
而我们在影视作品里老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套路，男主角（也就是暴力精英）被派遣保护一位老科学家（技术精英）和他的研究发明不被莫名其妙的外国间谍偷走，而老科学家通常有个美丽的女儿兼老科学家秘书的会含情脉脉的看着男主角，结果自然是男主角和科学家的女儿结婚并打退外国间谍的暴力进攻，保护了泰山老丈人和发明的安全。原来这里说的被保护科学家的国家基本就是指德国和他们被战胜国夺走的发明。当然德国在战争里失败，但是技术发明上倒是绝对成功的。那样的社会结构组合恐怕可以为未来的世界打下基本框架。技术和暴力的精英相互以这样的模式结合，其他一切人全部是为实现技术精英发明而工作的奴工，而暴力精英作为盖世太保绝对保证技术精英的发明的应有合理利益的绝对安全。

同时，中国的5重间谍，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1987年11月26日，袁殊去世，享年76岁。做间谍绝对成功，但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在未来的绝对安全，如果他是自己搞发明或者保护发明家的话恐怕不会如此悲惨的下场和自己的成就如此的不符合。

用纳瓦霍土著语保证通讯安全的主意出自菲利普。约翰斯顿。他是一个到纳瓦霍地区进行传教的传教士的儿子，也是为数不多的能流利地使用纳瓦霍语的非纳瓦霍人。约翰斯顿从小在纳瓦霍保留地长大，由于它是一个参加过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得以获悉美国军方正在寻求一种能抵御各种破译尝试的加密手段。并且他也知道，另一种美国土著语言—巧克陶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被用来对军用情报进行编码。

　　因为纳瓦霍语本身是一种没有文字而又极为复杂的语言，约翰斯顿认为纳瓦霍语完全可以满足军方对于通讯信息安全性的要求。纳瓦霍语的语法和发音极为怪异，对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人来说它根本是让人无所适从的。纳瓦霍语没有字母表或者任何符号表示，只有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地区才有人说这种土著语。调查显示在二战爆发时，世界上仅有不到30个非纳瓦霍人会说这种语言，而其中没有一个是日本人。

绝大多数密码都是基于发明者的母语开发出来的。如果那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语言，那么敌方也会十分熟悉这种语言并且无论它设计得多么精良最终都有可能被破译。然而纳瓦霍语几乎是一种在世界上无人知晓的语言，最初的时候，他甚至没有任何的字母或符号表示。纳瓦霍族人口仅仅55000人左右，并且全部生活在位于美国境内的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原始部族里。这就使得纳瓦霍语始终不为外部世界所知。

　　除了那些纳瓦霍族人，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会说这种语言。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将纳瓦霍语作为他们的声音密码之前曾做过一次评估。评估显示只有不超过28个非纳瓦霍人能熟练的使用这种语言，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科学家和常年和纳瓦霍族人生活的一起的传教士。直到近些年，传教士们和美国内务部印第安事务处才开始根据纳瓦霍语的发音给纳瓦霍语修订词典和语法规则。如果获得成功将使纳瓦霍语可以书写。即便人们为传播纳瓦霍语作了以上工作，据说也只有那些精通英语并且接受过长期针对纳瓦霍语的读写训练的人才能将解读有纳瓦霍语写成的文章。

在一战中，美国远征军就曾使用印第安土著的语言作为军用密码。美国海军陆战队舍弃其他那些曾使用过的印第安土著语密码而采用纳瓦霍语作为他们的密码的原因之一就是，纳瓦霍部落是一战结束20年以来美国境内唯一一个没有大规模接待德国留学生来访的印第安部落。当时，德国人以艺术和人类学科考等名义从事印第安方言的研究。据说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是从内务部印第安事务处购买关于印第安部落出版物的主要客户，但是美方确信即使敌人掌握了这些关于纳瓦霍部落的书籍也无法从那样海量的信息里获得任何关于纳瓦霍语的奥秘。此外，即使能够流利的使用纳瓦霍语也不一定就能破译军事信息，因为纳瓦霍语的词汇里根本就没有和军事术语有关的词汇,也没有代表诸如吉普,炮台,电池,雷达和防空这样才被发明出来的武器装备的词汇。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需要这种纳瓦霍语言作为军事密码，其实是因为完全没有日本人知道这种纳瓦霍语言，那就是说即使是会说这个纳瓦霍语言的日本人真心为美国作战的也会导致纳瓦霍被美国军队抛弃，因为自由，平等，根本就是垃圾理论，美国的情报部门精英的基础理论根本就是把一切会纳瓦霍语的人假定为日本人做事的人，100％从最邪恶的方面考虑问题，美国的平等理念要么不存在，要么根本就是假的，根本就是给贱民遵守的。
同时，按苏联最新公布的档按记载，莫斯科在德国进入之前，克格勃就已经把莫斯科人杀死了100万，不信可以自己查报纸，这100万苏联人是什么货色恐怕查来也没有什么意思，反正自己或者亲戚朋友不是克格勃恐怕就该杀了。可以想象克格勃如何在短时间把莫斯科人杀死了100万的，是不是跑进任何可以被牺牲掉的学校，工厂，单位，歌舞团，医院就是一通大砍大杀，看前面说的杀死任何苏联人乃至于克格勃准成员亲手杀死自己老婆的劲头，我看克格勃什么事情都干的出来，反正就克格勃的老婆孩子活下来无论如何不会被杀死就是了。

斯大林临死前五天的病历记录已经被俄罗斯政府解密，斯大林的病历显示，他去世前至少吐过两次血，这暗示他当时不仅遭遇脑溢血，同时还遭遇了胃出血，这跟前苏联官方对斯大林之死的描述存在很大差异。事实上，斯大林胃出血的症状与误服一种剧毒鼠药后引起的症状非常相似。
斯大林胃出血的症状与误服一种剧毒鼠药后引起的症状非常相似。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因为斯维特兰娜的母亲娜杰日达1931年在家中自杀身亡，长大后的斯维特兰娜认为母亲之死是由父亲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此外，她还亲眼目睹自己的母系亲戚一个接一个被斯大林下令逮捕和流放。
1943年，十六岁的斯维特兰娜交了一个男朋友——一名叫做阿历克谢·卡普勒的犹太电影导演，然而当斯大林发现了他们的恋情后，却毫不留情地将卡普勒逮捕，并将他发送到了西伯利亚的一个盐矿里，卡普勒最后默默无闻地横死在那里。1969年，移居到美国的斯维特兰娜在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曾将她的遭遇形容为“悲惨的故事”。斯维特兰娜显然将母亲的死、亲戚的死、男友的死都归咎于斯大林。

“在苏联被美女特别是斯大林的女儿看上居然是致命的事情。”实在让人费解，这个斯大林的准驸马会在墓志铭上要我们这样刻吗？而苏联统计局有个当官的被斯大林问起杀人数字，说真实数字的计委官员居然马上被枪毙，真不知道下一个去做他岗位的是谁，上面的天文台头子被杀死，换了个大老粗（苏联彻底消灭文盲，苏联人全部大学生，大老粗恐怕不恰当，但贴切）是个满手鲜血的克格勃，看来只有做克格勃才可以在苏联安心做任何位子，并长命百岁的。而苏联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在斯大林死亡后被捕后据说有个人和他一起关在相邻的房子里手铐在一条铁链子上，贝利亚动一下就知道，直到贝利亚枪毙，而成为这个和贝利亚连接的人无疑是最可靠的，他当初在斯大林大清洗时代到底是如何表现的可以安然度过，并在贝利亚被捕后负责监视贝利亚，让别人这样看的起他真值得了解和学习。

种姓制度，特指“印度种姓制度”，属于对社会群体的宗教划分，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

婆罗门：代表神庙的宗教官员，
刹帝利：代表帝王将相，
吠舍：代表平民，
首陀罗：代表奴隶。
此外，还有比首陀罗更低，不入流的“贱民”，成份是打仗的战俘，以及不遵守种姓制度而结合的人。

种姓是随着前2000年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时开始出现的。最初雅利安人用“雅利安瓦尔纳”和“达萨瓦尔纳”来区分雅利安人和当地的土着。后来才逐渐有了四个种姓。

种姓的划分，很像对社会群体的职业划分，只是种姓的划分是按出生而定，自进入这个社会就没法改变自己的种姓。

维护种姓制度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摩奴法典规定，婆罗门是人世的主宰，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

种姓之间界限森严，互相不能通婚，交往门之不能共食、并坐。

高种姓与低种姓人发生冲突，低种姓人如果用身体某部位对较高种姓人造成伤害，必须斩断对人造成伤害的身体部位。地位低微的低种姓辱骂高种姓，轻者课以重罚，重者处以酷刑。高级种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高低种姓之间不能同食起居，禁止种姓之间通婚，高级种姓的人与低级种姓的人特别是与贱民通婚，有可能被处以死刑，民众对此习以为常。

每个种姓内部，有人监督本种姓的人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的情况。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沦为贱民。

尽管自印度独立以后，废除了种姓制度，但是今天的印度社会仍然保留着种姓制度的残迹，种姓制度已经给每一个印度人打上的宗教烙印。
印度教有四大种姓，第一是婆罗门，在古代是僧侣；第二是刹帝力，在古代是帝王将相；第三是吠舍，便是商人阶层；第四是首陀罗，也就是农民。此外还第五个阶层，就是贱民——不可接触者，地位比第四种姓还要低，通常从事掏粪掘墓等工作。

四大种姓都由世袭决定，数代人都不可更改。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工作阶层已被打破，低等种姓的人也可以从事政府官员等工作。但是婚姻问题上仍然严格遵循种姓，世代相传的阶层仍然牢不可破，从而酿成许多人间悲剧。

　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婆罗门是祭司贵族。它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在社会中地位是最高的。
　　刹帝利是雅利安人的军事贵族，包括国王以下的各级官吏，掌握国家的除神权之外的一切权力。
　　婆罗门和刹帝利这两个高级种姓，占有了古代印度社会中的大部分财富，依靠剥削为生，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
　　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
　　各个种姓职业世袭，互不通婚，以保持严格的界限。不同种姓的男女所生的子女被看成是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不包括在四个种姓之内，最受鄙视。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婆罗门僧侣宣扬，把人分为四个种姓完全是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在婆罗门的经典《吠陀》中，波罗门把种姓制度的出现用神话来解释，说原始巨人普鲁沙死后，天神梵天用他的嘴造出了婆罗门，用双手制成了刹帝利，用双腿制成了吠舍，用双脚制成了首陀罗。婆罗门僧侣还宣扬：凡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来世才能升为较高种姓，否则，即降为较低种姓。因此，对于广大劳动者和奴隶来说，应该逆来顺受，放弃斗争，遵守奴隶主阶级制定的“达磨”，即所谓的“法”，以免加重来生的灾难。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奴隶主阶级还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最典型的是《摩奴法典》。相传，摩奴是大神梵天的儿子，为了确定人间各种人在社会上的应有次序，确定婆罗门和其他种姓的义务，便制定了这部法典。其实，这只不过是奴隶主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谎言。
　　摩奴法典首先确认婆罗门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而首陀罗只能温顺地为其他种姓服劳役。首陀罗不能积累私人财产，不能对高级种姓有任何不敬的言行。婆罗门和刹帝利则有权夺取首陀罗的一切。
　　为了镇压低级种姓吠舍、首陀罗的反抗，摩奴法典还规定了许多残酷的刑罚。比如，低级种姓的人如果用身体的某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必须将那一部分肢体斩断。比如，动手的要斩断手，动脚的要斩断脚。
　　四个等级在法律面前是不平等的。《摩奴法典》规定，刹帝利辱骂了婆罗门，要罚款１００帕那（银钱单位）。如果是吠舍骂了，就要罚款１５０到２００帕那。要是首陀罗骂了，就要用滚烫的油灌入他的口中和耳中。相反，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只罚款５０帕那；侮辱吠舍，罚款２５帕那；侮辱首陀罗罚款１２帕那。高级种姓的人如果杀死了一个首陀罗，仅用牲畜抵偿，或者简单地净一次身就行了。
　　《摩奴法典》还对各个种姓的衣食住行都作了烦琐的规定。比如规定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在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不同种姓的人严格禁止通婚，以便使种姓的划分永久化。
　　每个种姓都有自己的机构，处理有关种姓内部的事务，并监督本种姓的人严格遵守摩奴法典及传统习惯。倘有触犯者，轻则由婆罗门祭司给予处罚，重则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被开除出种姓的人也成为贱民。贱民只能居住村外，不可与婆罗门接触，只能从事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如抬死尸，清除粪便等。走在路上，贱民要佩带特殊的标记，口中要不断发出特殊的声音，或敲击某种器物，以提示高级种姓的人及时躲避。婆罗门如果接触了贱民，则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回去之后要举行净身仪式。

有关种姓制度的产生，有三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我们熟悉的关于雅利安入侵的社会历史
的解释。
不过倘若你同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这么说，他肯定会斥之为胡说八道，因为他们
拥有具有久远历史的宗教解释。既然如此，就先从他们的宗教解释说起吧。
第一种解释来自婆罗门教古老的经典梨俱吠陀（Rig Veda），根据吠陀经，四个种姓是婆
罗门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梵天所创造，梵天用口创造出了婆罗门（Brahmans），用手创造出
刹帝利（Kshatrias），用大腿创造了吠舍（Vaishias），用脚创造出首陀罗（Sudras）
。梵天创造四个种姓的身体部位的高低和各个种姓的地位高低是和谐的。我相信这个神话
传说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所以我就不详细解释了。
说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婆罗门教（Brahmanism）和印度教（Hinduism）是一样
的吗？我估计大家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大概以为仅仅是翻译形式的不同而已。其实两
者并不等同，婆罗门教可以说是印度教的前身。最早的婆罗门教是非常封闭的，象基督教
、伊斯兰教、佛教等都是开放的，扩张的，它们不断传教，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而婆
罗门教类似犹太教，甚至比犹太教更保守，所有外来的人都不可能加入这个宗教。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婆罗门教也在不断变化，后来入侵印度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人、匈奴人、
西徐亚人都被接纳入刹帝利阶层，许多副种姓（Sub-Castes）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产生
，这些都是吠陀经上没有，也无法解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婆罗门教受到了后起的佛教
的严重冲击，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婆罗门教进行了变革，吸纳了许多新的习俗，产生了
新的教义和新的宗教经典。婆罗门教从而演化成现代的印度教，甚至连佛教的佛都给纳入
新的宗教体系，成为印度教的神，许多佛的教诲，以及佛教的教义比如非暴力等也成为印
度教信仰的一部分。
伴随着新的印度教的产生，对于种姓制度的新的解释也随之产生，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
解释。
在印度教重要经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神告诉我们说，他根据Guna和Karma的
不同而创造了四个种姓。这里的Guna和Karma就如同中文的“道”一词，很难准确翻译。
Karma有许多意义，包括行动、行为、劳作、运行等，对于Karma有好坏的区分，但是究竟
是好是坏，答案要根据种姓、年龄、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同一个行为对于高级种姓来
说可能是好的，对于低级种姓来说则是坏的。这里我们可以勉强把Karma当作社会工作性
质理解。
至于Guna，可以近似理解为各种属性。印度教教义进一步解释说，各种生物，包括会动的
和不会动的都有Guna，根据各种属性的组合的不同，形成了三种基本的Guna。第一种
Guna是Sattva，Sattva这个性质包括了智慧、聪明、诚实、善良和其他的正面的品性，婆
罗门正是具有Sattva这样的品性，相应的，应该从事神职工作和当教师，与之匹配的颜色
是白色。第二种Guna是Rajas，Rajas包括勇气，自尊，活力以及其他热情的品性，刹帝利
正是具有这样的品性，适合的工作是武士和世俗统治者，与之匹配的颜色是红色。第三种
是Tamas，Tamas包括了迟钝、愚笨、缺乏活力和其他的负面的品性，所有的低级种姓都具
有Tamas的品性，只是由高到低不断增多而已。吠舍兼有Rajas和Tamas两种品性，颜色是
棕色，适宜从事农业、商业、手工业。而首陀罗则是纯粹的Tamas品性，颜色是黑色，只
能从事各种低贱的劳作。无种姓者（Outcastes，贱民包括在内）同样是Tamas品性，但没
有相应的颜色，因为没有比黑色更暗的颜色了，贱民只能从事最肮脏的比如清扫人畜粪便
，清理动物尸体等工作。在这种解释下，各种种姓和副种姓的来历都可以通过Guna和
Karma的不同比例成分和搭配得到解释。
类似于人，食品也同样有不同的品性的比例搭配，而食品的品行将影响食用者的智慧。所以婆罗门和吠舍要吃具有Sattva品性的食品，包括水果、奶、蜂蜜、蔬菜和植物块茎等。
而大部分的肉类食品都被认为具有Tamas的性质，所以许多首陀罗以食用各种肉类（不包
括牛肉）以及其他的具有Tamas品性的食品为生（呵呵，低级种姓可以吃肉，而高级种姓
只能吃素，印度真是个有趣的地方，晋惠帝那句“何不食肉糜”如果是在印度说的，倒是
很对的一句话呢）。至于刹帝利，则需要吃具有Rajas品性的食品，比如在印度教教义中
，鹿肉就是这样的食品，而印度中西部的马拉地副种姓（Marathas，他们属于刹帝利种姓
）则吃羊肉。
上面的食物品性理论看起来很完善，实际上很混乱，某些食品在不同地区会被认为具有不
同的品性。比如某些地区的婆罗门就吃被其他地区认为具有Tamas性质的肉，并认为不违
反教义（哼哼！我认为他们其实就是抵抗不过吃肉的诱惑而已）。
当然了，上面说的这些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是很认真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来说则只觉
得有趣而已。种姓制度的真实来源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雅利安入侵，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
解释。印度最初的居民人种比较混杂，有非洲类型的尼格罗人种、澳大利亚类型的黑棕色
人种、类似我们中国人的蒙古人种和来自地中海地区的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在雅
利安入侵前，后者是最大的群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雅利安部落从印度西北部进入了
印度次大陆，主要和达罗毗荼人以及澳大利亚类型的黑人冲突，占据了印度北方地区，并
把其他的部族向南方或者向北方的山地、森林地带驱赶。
雅利安自己的社会形成了三个群体，第一个是战士集团，称为Rajayana，后来名称改成了
刹帝利，第二个是祭司集团，被称为婆罗门，这两个集团为争夺雅利安的政治权利进行了
斗争，结果是我们熟悉的，婆罗门成为最后的胜利者。雅利安人的第三个集团是农业和手
工业生产者，他们就是吠舍，许多印度的土著居民也被纳入了雅利安社会体系，成为首陀
罗，首陀罗的最初来源不仅包括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还包括雅利安人和当地土著生的混血
后代。吠舍往往是农场主、商人、手工业主、地主，而首陀罗则是在农场工作的农民或者
在手工作坊进行劳作。
在雅利安征服后，为了维护雅利安人的地位，雅利安人逐渐建立了许多社会和宗教制度和
规则，使得这种阶层的区分被永久固定下来。种姓制度由此产生，种姓制度的最大特征就
是其顽固性和凝滞性，各个种姓之间不会转化，在东亚、中东、欧洲，一个社会底层的人
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机遇成为高官贵族，甚至皇帝国王，可以去当红衣主教、阿訇，但
在印度基本不可能。种姓制度建立后，不仅永久固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地位，还固定了他
们的职业，限制了各个种姓间的社会交往和婚配。

由于征服者雅利安人的浅色皮肤和当地人的深色皮肤对比鲜明，所以肤色是和种姓制度紧
密联系的因素。我们熟悉的种姓这个词实际上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而西方的Caste这个
词是16世纪来到印度的葡萄牙旅行者起的名字（葡萄牙语是Casta）。在印度，种姓其实
被称为瓦尔那（Varna），瓦尔那这个词就是指肤色，其本意和阶层、地位毫无关系。不
过经过了3500年的岁月，雅利安人的肤色也在变化，因为在热带的太阳下，只有深色皮肤
的种族才能更好的生存，浅色皮肤容易因皮肤病而夭亡被淘汰，雅利安人基因中的黑色成
分被遗传和强化，浅色成分被不断淘汰，所以即使是今天的高等种姓的皮肤也往往比我们
东亚的黄种人的皮肤都黑许多。在西方，有一个侮辱印度人的词汇，把印度人叫做“打磨
过的黑人”，因为他们的肤色虽深，但是仍旧保留了白种人薄唇窄鼻等特征，仿佛把黑人
的厚嘴唇和宽鼻梁打磨精细了，但对于黑色的石头不论如何打磨，底色都不会变，仍旧是
黑色，所以就有了“打磨过的黑人”(Polished Black)这个词汇。我估计是当初的英国殖
民者起的侮辱性名字。
在印度教神话中，和肤色联系的也很多。许多神话战争就描述的是正义的雅利安人和黑色
皮肤的魔鬼的战争，不同的神也拥有自己的黑皮肤的奴隶，关于女魔鬼引诱正义的雅利安
英雄的故事更比比皆是，甚至还有雅利安英雄娶了女魔鬼的故事。这些其实正是雅利安征
服的历史的反映，所谓的魔鬼，黑皮肤的奴隶等都是来自于被征服的当地土著的形象。
如果古代世界的其他社会一样，子承父业是印度的传统，从事某项工作的家族将世代从事
这样的工作，当家族逐渐增大，他们就成为了一个社会团体，这样的团体在印度语言中被
称为贾特（Jat或者Jati），翻译过来就是副种姓，或者亚种姓，每个副种姓中的各个家
庭都从事相同的工作，互相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各个副种姓中的
成员象四大种姓的成员一样有自己的义务，必须履行，他们的某些活动也必须得到自己的
副种姓团体的同意，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在他想去英国学习法律前，他必须向自己的副
种姓提出申请，请求批准他离开印度。甘地这个姓氏就显示了他所属副种姓的意义，甘地
（Gandhi）的意思是蔬菜水果商人，或者说菜贩。由于副种姓基本都是由职业产生，所以
数量繁多，现在在印度有3000多副种姓。例如在婆罗门中，比较大的贾特（副种姓）就包
括Gaur, Konkanash, Sarasvat, Iyer等好多。
其实副种姓这个词汇翻译的并不严格，因为在印度，某些人不属于任何种姓，但却可能属
于某个贾特，比如穆斯林就有沙利夫贾特和阿贾拉夫贾特两个贾特，这两个所谓的副种姓
不属于任何种姓，因为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根本不属于印度教种姓体系的任何部分。其他的
无种姓者的大的贾特还有Mahar, Dhed, Mala, Madiga等。首陀罗是人口最多的种姓，也
拥有最多的贾特。如同种姓一样，出生在某个贾特的人终身属于这个贾特，不可以改变，
必须操持该贾特所操持的职业，食用属于该种姓的饮食。不论是高种姓的贾特还是低种姓
的贾特，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和同一个贾特的人通婚，比如即使同为婆罗门，Gaur副种
姓的人往往也不会同Sarasvat副种姓通婚。不过在现代印度不同贾特间通婚的现象已经很
普遍。

在印度的历史上，各个高级种姓逐渐接受了许多非雅利安人，外来人将按照他们的职业加
入属于他们的贾特（副种姓），并因此定位他们的种姓，比如一个古代的中国商人来到印
度并想融会入当地社会的话，那么他就会成为吠舍种姓的一员。而那些征服者，象希腊人
、匈奴人、西徐亚人在雅利安人之后也陆续进入次大陆，并在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他们逐渐被融会进入刹帝利种姓。
在四个种姓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为无种姓（Outcastes）的部分，中文往往简单地翻译成
贱民，事实上，贱民只是Outcastes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愿意自己放弃自己的种姓，也
会成为无种姓者。当然，在古代，这种事情很少见，多数都是被剥夺种姓，这些被被剥夺
种姓的人往往只能从事肮脏的工作，成为贱民。而现代的许多印度人因为不满种姓制度，
自动退出种姓，他们也成为Outcastes，今天的印度大概有20%的人口属于Outcastes，但
要理解成印度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贱民那就理解错误了。
贱民的最初也是来自一些从事污秽工作的被征服的土著，从事洁净工作的土著被纳入首陀
罗，而剩余的这些由于其工作性质不能被接受进入任何种姓，成为Outcastes，不仅如此
，高级种姓，尤其是婆罗门对洁净概念非常执着，所以，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被认为是不可
接触的人（untouchables），这些不可接触的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贱民，古代印度人相信
，疾病不仅通过接触，甚至通过空气都可以传染，所以不仅他们不能接触高级种姓的人，
甚至要同高级种姓保持相当的距离。而某些工作由于非常肮脏，甚至被认为是不可见的人
（Unseeables），他们只能在夜晚从事工作，以避免被高级种姓的人的见到。
在印度，高级种姓的女子和低级种姓的男子是绝对禁止婚配的，如果有子女的话，其子女
将成为不可接触的人，也就是贱民。婚配双方也将被处死，或者开除出种姓，成为无种姓
者，一般来说，他们都将被生活所迫而从事肮脏的工作成为贱民。其他原因被剥夺种姓的
人也会成为无种姓者，比如当初甘地去英国的申请就没被他的副种姓同意，他没理会自己
去了，那段时间按规矩他就成为了无种姓的人（注意，无种姓者Outcastes和贱民
Untouchables不能划等号），不过他回印度后，又被所属种姓重新接受，没遇到什么大麻
烦。
种姓制度的习俗
第二次出生
高级的三个种姓，也就是来源自雅利安民族的三个种姓都有第二次出生，这和转世投胎什
么的没关系，第二次出生意味着一个人达到了信仰年龄，成为吠陀信仰的一个成员。从第
二次出生开始，他可以开始学习梵文和吠陀经，并履行吠陀行为准则。
作为男孩子，他们有固定的“再生”年龄，婆罗门的男孩子是8岁，刹帝利是11岁，吠舍
是13岁。在仪式上，他们的手腕将被缠绕上一条丝线，作为再生的标志。女孩子则没有固
定的年龄，她们的第二次出生就是她们结婚的时候，从而给新娘缠绕丝线也是三个高种姓
的婚礼仪式的一部分。

人生四阶段
从第二次出生开始，高种姓的印度人将进入他们人生的四个阶段（ashramas），我在前面
解释Karma时，解释说关于好坏的区分与年龄相关，其实准确的说不是年龄，而是和这四
个阶段相关。
第一个阶段是brahmacarya，或者说学生阶段（brahmacarin），对于男孩子来说，他们将
同老师（guru）生活，老师固定是由一个婆罗门担任。学习的内容是梵文、吠陀经、礼仪
等等，他们要遵守的教规德操（dharma，顺便说一下，少林的达摩祖师的名字就是这个词
，Dharma）包括顺从、尊敬师长、禁欲和非暴力，对于学生来说，老师就是上帝。而对于
女孩子来说，她们的学生阶段就是她们的婚后家庭生活，她们的丈夫就是她们的教师。

第二个阶段是garhastya，也就是自立家庭的生活，对于虔诚的印度教徒来说，这个阶段
是个严肃的阶段，如同学生阶段一样，要接受严格的指导。在这个阶段，男子不论是一个
神职人员还是一名武士，女子不论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都要遵守最基本的个人操守
(dharma)。操守之外，这个阶段的人最基本的责任是偿付三个债务，一个是对祖先的债务
，需要通过结婚和生子来偿付（和我们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很有共通之处），一个
是对神的债务，需要通过家庭的宗教仪式和奉献来偿付，还有一个是对教师的债务，需要
通过对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进行教育来偿付。

第三个阶段是vanaprastya，就是森林隐修阶段，当一个人人的头发变的灰白，皮肤有了
皱纹，孙子孙女已经出生了，就进入这个阶段。丈夫和妻子于是可以把他们的财产和事业
交给孩子，一起退休并进入森林居住成为隐士。但这不意味着他们要完全脱离世俗生活，
比如丈夫和妻子仍旧可以每月有一次性生活，真挚的爱仍旧需要延续，少量的操守礼仪也
要继续进行，所以这个阶段并非完全脱离了dharma的限制。

第四个阶段是sannyasa，是游历苦行的阶段，如果一个男人愿意，他可以从前一个阶段进
入这个阶段，但他的妻子必须回到家庭。根据传统，她不可以独自在森林隐修，也不能长
途苦行。苦行者将和社会脱离关系，他的家庭将认为他已经死去，并举行葬礼。一个苦行
者脱离所有的教规操守（dharma）的限制，也脱离种姓的限制。当一个苦行者进入任何一
个印度教寺庙时，他不是一个朝拜者，而是一个被朝拜的对象。在印度教中，各个神都有
配偶，所以神都处在第二个阶段，从而在精神上，一个苦行者是超越了神的存在。

这四个阶段的前两个和我们这些老外的生活还很接近，而后两个则有些难以想象。事实上
，也并非每个印度高种姓的成员都能很好地完成四个阶段，毕竟现实生活有自己的规律和限制。但同时，也的确有不少虔诚的信徒严格按照这四个阶段来完成自己的人生，来到印
度的人都会见到许多独自流浪的苦行者。
低种姓和贱民的生活
拥有第二次出生的荣耀的是三个高级种姓，他们占印度教人口的48%，剩下的主要是首陀
罗和贱民。首陀罗只能出生一次，根据传统，他们不可以学习梵文、吠陀经。他们的教规
操守是为再生种姓的人服务，再生种姓的人除经历了一次肉体出生外，还经历了一次精神
出生，因此是干净的，首陀罗没有经过精神出生，是一生种姓，因此是不干净的。我们前
面说过，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一个凝滞的制度，低种姓的人是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但虽然不可以改变社会地位，聚敛钱财还是可以的，所以即使在古代，出现什么首陀罗
财主也还是可能的。当然，可能性的存在是一回事，而事实出现的几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
印度教中，各个种姓间很少通婚，但并非绝对禁止，高种姓的男子娶低种姓的女子这样的
“顺婚”还是可以的，但反过来，低种姓的男子娶高种姓的女子这样的“逆婚”是绝对禁
止的，一旦发生，往往是低种姓的男子被处死，高种姓的女子也被处死或被剥夺种姓成为
贱民。由于顺婚的存在，低种姓的人虽然不能提高自己的种姓，但可以提高自己后代的种
姓，比如首陀罗阶层想要提升地位，则只有首陀罗女子与婆罗门男子处于夫妻情况下所生
之女又与婆罗门男子通婚，如此继续，则在第七代才可以成为婆罗门。而这种达到最高种
姓的时间粗计最少也需140年以上。
首陀罗的地位低下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上，也反映在文化上，我看过一些印度的传说故事
，基本上正义、智慧的主角都是婆罗门，比如故事的开头往往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
智慧的婆罗门……”，相反，故事中的笨蛋、坏人、吝啬鬼、性格善变无常的往往是首陀
罗，贪婪愚蠢的首陀罗财主在故事中到处可见。从小听这样的故事长大的印度的孩子自然
会在心理树立种姓观念，并认为首陀罗是愚蠢、懒惰、贪婪的低下的人。
至于贱民，他们的工作都是污秽的工作，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有的甚至是只能在晚上工
作以避免被见到，被称为不可见的人。所有的贱民都是不具有Varna，也就是不具有任何
种姓，我在某些国内的书上看到说贱民俗称为“第五种姓”，我估计肯定是我们这些老外
的俗称，印度人自己不会认为贱民是个种姓。
根据印度教教义，贱民的工作是任何有种姓的人都不可以去干的。这些工作主要包括，（
1）处理死去的动物尸体，比如那些在印度村落里四处游荡的神牛的尸体，还有处理无人
认领的人的尸体；（2）制革，因为革需要从死去的动物尸体上剥皮硝制，同样的，制造
各种皮革制品的手工业也是肮脏的；（3）在那些没有下水道系统的村落里清除人畜粪便
。由于这些是出自宗教规定，所以在印度城市里，许多来自他乡且没有一技之长的高种姓
成员，宁可在大街上乞讨也不会找工作，因为他们不能从事下贱的工作。
贱民的生活必须要回避具有种姓者，他们往往有单独的出入通道，也有自己的井，因为他
们不能和有种姓者使用同一口水井。不过在条件不优越地区，贱民还是可以和高种姓的人
用同一口井，但他们必须最后打水，以避免弄脏了井水。贱民的居住区必须远离四个有种
姓者的居住区，他们不能进入有种姓者的住房，他们不能进入寺庙。在某些公众场合，如
果必须和有种姓者一起出现的话，他们会被强迫坐在远离有种姓者的位置。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些不可接触的人接触了有种姓者的身体，有种姓者就因此被污染了
，必须用水来清洁自己的身体。在一些印度教信仰严格的地区，尤其是对于那三个再生种
姓来说，不仅要用水清洁身体，而且要通过一些宗教仪式来清洁。如果贱民进入了有种姓
者的房屋，或者接触了有种姓者的东西，那么有种姓者也必须清洗贱民走过的地方和接触
的东西。在印度，经常会出现由于贱民接触了有种姓者的身体和东西而被殴打或者被杀的事情。当然，在印度也有好心肠的人，愿意给予贱民一些帮助，许多热心的妇女也愿意施
舍给饥渴的贱民一些水和食物，但她们从水罐给贱民倒水时，依然会把水罐高高抬起，以
避免自己和容器不小心碰到贱民身体。

而农村，那些不可见的人在过去的印度出门时要敲击一种东西发出响声，这样高种姓的人
听到声音就可以回避，以免见到他们。在城市，高级的贾特会有专门的仆人，这些仆人的
职责就是走在高级贾特的人的前面，并大声宣告他们将从这里通过，让贱民回避，这些仆
人还要亲眼确认街道上已经没有不可接触的人和不可见的人，以便主人通行。

天竺一带有一种奇怪的制度，人称“瓦尔那”制度，也就是‘种姓’制度。其将社会中人分为四个等级，其第一为婆罗门，乃是祭师之流，跟你本行相近。天竺千百年来虽然从未统一，但这婆罗门教却是基本如一，种姓制度本身便是这些婆罗门制订的，自然权威甚大。其二叫‘刹帝利’，乃是贵族武士阶层，国王和大小官僚都属这一层。这两层都是贵族阶层，高高在上。第三层名为‘吠舍’，乃是普通平民阶层。象普通商人、农民、作坊主，还有我们在街上见到的小贩们，多是此一层。最下面一层是‘首陀罗’，地位地下，许多人甚至只能去当奴隶。四层之外，还有一群特殊的人，翻译到我们那里，可称‘贱民’。在这里，他们是‘不可接触者 ’、‘必须被侮辱的人’或者‘恶魔的子孙’。他们根本不被上述四个阶层的人当人，据说任何人不但不能帮助他们，还有义务去侮辱他们。而且他们出现的时候，喉咙中必须发出一种奇怪的‘咕卤’声，好让其他等级的人有时间走开，避免和他们太靠近或接触。方才的这些人，很可能便是这种贱民。各等级的人接触很少，严禁混淆。贱民自然就更是界线森严。”
据说多年前有一位天竺国王，就因为和一位有贱民血统、但祖上几世冒充婆罗门刹帝利的人通婚，最后被人揭发了出来，导致国王被废被逐，后来据说还羞愤自杀。国王尚且如此，更别说其它的了。

看到了吗？苏联那些干部不敢坐一辆车的情况在印度绝对是不可能发生的，而斯大林和他那些张牙舞爪，颐指横使的干部们在印度只不过是个刹帝利（Kshatrias），在印度不可以和婆罗门这样高贵的人在同一个房间里出现，甚至不可以坐在一起，一起吃饭更加绝对禁止，通婚更加要他们的命，生出来的孩子也要沦为“必须被侮辱的人”也就是“不可接触者”而这个伟大的斯大林死亡后又被焚尸，要是那天他不想要这样的下场会怎么样呢？会把一切俄罗斯人杀死不让他们焚烧自己吗？而克格勃在苏联的权势无疑无疑是和印度的婆罗门差不多但是又没有印度的种姓持续了几千年，他们那天要是说我这样干吃亏了会怎么样做呢？

不同种姓的人不能在呆在同一个房间里，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饮一口井里的水。不同种姓的人严格禁止通婚，以便使种姓的划分永久化。

要不然就按印度的方法来合理安排，比如苏联对干部的杀戮全部100％建立在克格勃没有窃取其他国家的发明为苏联人提供必要的梁镇指数就是生存空间上，那那些两个干部不敢坐一辆车为克格勃杀死他们留口实的刹帝利公务员，应该彻底抛弃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100％服从并协助或者干脆做克格勃去窃取其他国家的发明以提供梁镇指数给自己，要不然干脆和前面提到的玻璃搅拌发明那样自己去投资搞发明创造，前提自然是把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和他们的笨蛋崇拜者即臭汗主义者斩尽杀绝免得他们说闲话如果偷窃技术不回来或者发明不成功再杀死自己倒是不服不行，总之我们现在给予干部的权力又大又不合理，根本和他们创造的价值不符合，应该改过来。

1948～1958

这个时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百岁老人恐怕40多了，儿子也大了些，恐怕跑去台湾的儿子，兄弟也要让其他任何人相信他已经死亡了，而不是跑去台湾了，才可以保证老家的人的绝对安全，至于那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自然要绝对跟从暴力精英的话，自然也控制了一切的技术的人的话，并且无条件绝对服从。
而美国在这个时期有个广告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拿了个绿色啤酒说：“我的意中人应该会从绿色的啤酒上注意到我美丽的绿色眼睛的”，大萧条时代，美女不值钱的情景一去不复返，而那些能在战争里活下来的男人恐怕不是什么好东西，《拯救大兵瑞恩》里只有那个愚蠢，胆小怕事的德语翻译活了下来。而他捡回性命回美国无疑就是获得广告里美女追求的人，而且是现在美国人的祖先。可以说如果不是德国打仗杀死了一些美国人，大萧条将继续摧毁美国，而美国欧洲也在同类的被杀死的白骨上获得了新生。摆脱了饥荒。既然必须有如时钟般死去一些人才可以摆脱大萧条，只不过为什么美国人要诉诸战争，不可以通过更加好的方法。何况核武器出现，战争已经无法再次被发动了。

一九五七—一九五八那个冬季的一天，大型核工业聚集区乌拉尔就发生过一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强烈的气浪如同火山爆发把放射性尘埃和各种核物质喷洒到天空中。据说其威力相当于一九四五年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的一百倍。

　　狂风把放射性烟云刮到数百英里这外，结果造成南乌拉尔三千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核污染。区内草木不生，成千上万的人患了辐射玻由于当地许多医生不懂放射性核医学，不知道如何根据患者所受到的辐射剂量对症治疗，结果造成数百患者立即死亡。

　　一年之后，死亡人数上升到几千；三年之后共有几万人死于这场核事故。

　　事故原因是前苏联在南乌拉尔地区搞了一个军事核反应堆。

　　在核废料处理环节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了跟美国人竞赛，不顾科学家的反对下令提前开炉运转。为了节省核废料处理费用，苏联当局把核废料都堆积在乌拉尔的林区之中，从而形成大规模的放射性废物贮存场地。

　　核废物中心的钚是一种不易溶解的元素。乌拉尔地区核废物中的钚，大部分被土壤所吸收。当它与水作用后，触发了链式反应。水被迅速加热成水蒸汽，水蒸汽压力增大而产生的强烈爆炸，造成了这场骇人听闻的核灾难。

为苏联的军事工厂做事居然有这样的下场，真是要能躲就躲才可以长命百岁。

63岁的著名画家帕布洛·毕加索于1944年10月4日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法国《人道报》第二天就在头版用大量篇幅报道了此事，这使当时最热门的战争报道黯然失色。该报对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虽然毕加索从来没有在法共中担任过官职，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不容置疑的。他本身作为一位著名画家的宣传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此外，他还为法国共产党和其它相关组织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他曾和国民阵线的各界成员一起游行，并担任共产党领导的各种组织的名誉领导人。

毕加索的贡献主要是以拍卖绘画筹款。绘画交易商人坎魏勒写道，仅1956年11月一个月，他就代表毕加索向抵抗运动被害儿童组织捐款300万法郎作为圣诞节礼物，向和平委员会捐款50万法郎，为法国共产党年会的召开捐款300万法郎。

毕加索后来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不仅需要他的时间、金钱和政治支持，而且需要他用艺术来体现他的政治信仰，这使他感到了压力。尽管在他入党初期，法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容忍了他对信仰的表达方式，但到 1947年，一些批评者开始指责毕加索的艺术没有更明确地服务于他的政治信仰。

1953年，关于毕加索享有过分特权的争论终于爆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那一年的3月5日去世了。阿拉贡和编辑皮埃尔·戴克斯当时正准备出版共产党刊物《法兰西文学》。阿拉贡立即给毕加索发电报，让他画一幅斯大林的肖像。此前，曾有很多人要求毕加索给斯大林画一幅肖像，都遭到了毕加索的婉言拒绝。1949年，在斯大林过70大寿的时候，毕加索也只画了一只举起的酒杯，酒杯上写着“干杯！祝你健康！”有很多迹象表明，毕加索是知道斯大林的长相的，但他却推说他拿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
这次，他似乎是用了一张刊登在报纸上的斯大林头像作参考。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头发浓密，嘴部被胡须半遮住了，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追梦人的神情，脸部轮廓鲜明。毕加索对自己当时的情人吉纳维芙·拉波特说，他想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的人，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人们不禁想到毕加索是否太理想化了，他想表现的是自己印象中的完美形象。阿拉贡等人发现，这幅肖像并没有什么不妥，他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肖像的说明文字比较中性——“斯大林肖像，毕加索作，1953年3月8日”。在这行字的下方是阿拉贡、居里和毕加索的名字。

然而，和这幅肖像同时刊出的文章与这幅画相比有些不协调，文章充满了对斯大林的崇敬，说斯大林是“我们所爱戴的伟人，是我们每个人的领袖”。这与毕加索画的肖像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很多人认为，毕加索的这幅画像是不可原谅的诬蔑领袖的行为。

第一个提出异议的是《新法兰西》周刊和《人道报》的雇员，他们认为，毕加索此举是有意冒犯斯大林。而对这幅肖像的主要指责是，肖像没有充分反映工人阶级对斯大林同志的爱戴，也没有公正地体现斯大林同志的道德和精神情操。

毕加索后来说，1953年是他感到最灰暗的一年。他承认，他曾经由于受到那些批评和羞辱而感到动摇。人们普遍认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毕加索可能会放弃他的信仰。然而，尽管他同共产党的合作不再像以往那样密切，但他对共产党的忠诚却没有改变。他继续为法国共产党绘制海报和宣传画，出席党的一些会议和活动，还在很多法共发起的倡议和请愿书上签字。他也从未中断过对法共的经济支持。

“无政府主义者”、“叛徒”、“只会讲几句法语”的西班牙人、“共产党”，这些都曾是法国当局在上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对画家毕加索的称呼。法国当局还以此先后两次拒绝了毕加索加入法国国籍的申请，使法籍与毕加索失之交臂。在法国国家警察部门近日举行的一个档案展上，这段不怎么光彩的经历被公之于众。
展览中的一封信尤其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注意。信中写道：“掌玺大臣先生，我荣幸地向您提出入籍申请……”在这封写于1930年4月3日的信件末尾，署有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鼎鼎大名。当时执掌西班牙国家大权的是独裁者佛朗哥，他与希特勒沆瀣一气，结为盟友。而毕加索是西班牙人，作为法国“敌对国家”的公民，他的入籍申请被拒绝了。
从展出的档案中，人们还可以发现，自从毕加索1901年踏上法国国土的那一刻，就受到了法国警察的监视。
在第一次提出入籍申请10年后，毕加索于1940年再次提出加入法国国籍的要求。此时的毕加索不仅相当富有，还成了名人，交了不少法国朋友，为对法国表忠心，他还在1939年向法国政府缴纳了70万法郎的巨额税款。法国警方也认为他已经融入了法国社会，因此同意给予他法国国籍。不料，法国情报部门这时突然跳出来，对毕加索“大帽”压顶，说他抱有“极端思想”，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等等，毕加索的入籍申请遂再次被拒绝。失望透顶的毕加索此后再也没有提出过加入法国国籍的要求。

按前面苏联例子的显示，如果不是斯大林死了，并且没有控制法国，冒犯斯大林的毕加索会和他的垃圾作品一起投进垃圾堆烧成灰，最起码毕加索的作品对监视他的法国警察来说完全是危险的垃圾，认同毕加索的人纯粹随时可以被宰掉。真正保护法国免遭毕加索毒手加害的法国警察反而被愚蠢平庸的法国人忽视，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如果这些法国警察也就是法国暴力精英那天不想继续这样窝心的生活我看把毕加索和他那些愚蠢的追随者斩尽杀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世界美术史要为此重新改写了。
中国《白毛女》的故事真假不论，不过中国有个“大旱之后必有大涝”“三年大旱三年大涝”的俗语那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最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连续6年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前3年是严重旱灾，再3年是严重洪水，那样必须有个可以把7年左右的口粮进行安全储存的特大仓库才可以保证生存，第7年的粮食是因为前6年的灾难导致颗粒无收，第7年风调雨顺，必须把一部分粮食作为种子进行播种耕作。那第8年才收获粮食的时候可以安心摆脱这个“三年大旱三年大涝”的严重灾害。

民国时期,中国北部地区多次发生灾荒.其中1928-1930年的三年旱灾,对重灾区陕西关中地区打击最大.该地区人口大量死亡、逃亡,使数量急剧下降,直接导致家庭结构由大到小的变化,严重影响社会再生产;更严重的是,大量妇女被贩卖,造成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与大量适婚男子失婚,造成早婚、买卖婚姻等恶习上升;灾后非正常低死亡率的出现,以及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淡化等 ,都严重制约着关中地区人口质量的提高.

上面的是民国时代的历史资料，说明历史上道德是可以在灾害发生的情况下可以如时钟般精确的被抛弃的，黄世仁在《白毛女》里描述的他拥有的可以储存8年左右口粮的保证安全渡过“三年大旱三年大涝”巨型仓库，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黄世仁这样的技术精英通过“三年大旱三年大涝”的俗语，神经质的精确按照抵御这样的灾难发生几率计算出来粮食储存量并投入巨资修建的。杨白劳这样的平庸者恐怕在黄世仁决策过程里投入的是无尽公开嘲笑。但是当“三年大旱三年大涝”发生的时候，黄世仁的精确计算就发挥作用了，而杨白劳嘲笑黄世仁的做法当然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大量妇女被贩卖,造成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与大量适婚男子失婚,造成早婚、买卖婚姻等恶习上升，灾后非正常低死亡率的出现,以及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淡化等。

真实历史说的是当时买卖婚姻大量上升，如果《白毛女》的真实原型是当时应付灾难的千千万万买卖婚姻之一的话，通过与黄世仁这样先知先觉的技术精英联姻是绝对合情合理的。只不过没有现实世界里的人会和《白毛女》里那样粗暴的对待通过自己与灾难千辛万苦奋斗而赢取救活来的新娘。至于发动对黄世仁这样真心和灾难搏斗的技术精英的战争实在是大错特错，那样下一次胜利的造反者王大春的后代也就是暴力精英今天的黄世仁就不会和黄世仁那样通过研究发明巨型仓库来抵御灾害，而是去杀死现在的王大春也就是今天的贫下中农来为自己获得生存空间免得重蹈黄世仁被杀死的悲惨结局。
三毛的故事同样产生于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根据计算，三毛这样的人按当时的梁镇指数计算也属于无法继续提供足够口粮予以生存的人，在古代社会恐怕死亡率100％，只有驱动他们成为暴力精英去杀死其他任何人才可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另外就是通过发明创造来提供粮食产量。
《色戒》就发生在这个时代，作为暴力精英的中国人集团通过计划杀死中国的盖世太保也就是梁朝伟扮演中国的间谍头子来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可是当时无论多少人被杀死，也无法提高中国的梁镇指数。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日本，是通过研究发明各种各样的技术来提高这个世界的梁镇指数。中国的暴力精英这样通过杀死中国的技术精英来为自己创造生存空间根本愚蠢之至。无论技术精英或者盖世太保被杀死多少，都会导致中国的技术和国力越来越弱小，梁朝伟的盖世太保如果被杀死，也意味着中国的技术精英失去了保护神，那样中国的暴力精英必须持续不断的杀死更加多的无辜的中国人，而美国日本这样依赖技术精英搞发明创造的国家就通过出售发明获得了更加多的生存空间，国力更加强大了。中国的现实和这些中国暗杀者最初口号里的追求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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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 发表于: 2008-08-25

1928～1938

1930年代美国和全世界发生称为大萧条的时代，美国就彻底抛弃践踏了好客的做法，进入美国是彻底禁止的，和今天接纳移民政策完全不同，我们在电影《金刚》里看到，女人几乎是多余的，漂亮的女主角尚且饥饿无比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做，那其他女人还用的着说吗？而电影制片厂对电影的要求居然是，要拍些让观众看起来可以忘记饥饿的东西。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倒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全美有33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冒着怀孕的危险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到街上卖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40%！
危机期间，一方面生产过剩，消费紧缩，导致商品积压；另一方面普通美国人却缺衣少食，生活日益贫困。为了维持农产品的价格，农业资本家和大农场主大量销毁“过剩”产品，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使这条河变成“银河”。
千百万人只因为愿意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 66岁的内科医生，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 (这是他后来的描述)。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我个人的研究是这是因为世界土地的粮食产量有限的缘故，因为世界土地始终有限，随技术发展产量才有增加的可能，如果技术发明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自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美国电影有一个叫秀兰.邓波儿的美国小女孩大红大紫因为美国人要在她的电影里忘记现实，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情况。而卓别林也通过拍工人电影而走红，而在苏联也通过克格勃的杀死国内的人来为自己留出生存空间，这样的做法可以通过计算梁镇指数来计算出要消灭的人数来获得科学的支持。

　“没有拿不到的供词”

　　亚戈达是第一个被处死的特务头子，他在被枪决之前写下了一份忏悔书，这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说的真话：“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着一切权力的人都像在舞台上一样在做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卑躬屈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扬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老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实莫名其妙！”

　　在庞大的优孟帝国里，所有人都被要求充当演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领袖与特务头子本质上是一样的，仅仅是角色的不同而已。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特务头子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特务头子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搜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据《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一书披露，克格勃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摸索出了一套严密的刑讯程序--

　　第一道程序：在逮捕后，马上开始对被逮捕者大喊大叫和谩骂，往脸上吐唾沫。经过车轮战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莫须有的罪行。

　　“你是坏蛋！”--“是，我是坏蛋！”

　　“你是特务！”--“是，我是特务！”

　　“你想暗杀斯大林同志！”--“是，我想暗杀斯大林同志！”

　　于是，事先编造好的供词便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给神志不清的人们。第二道程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招认的人得到较好的饮食。给他抽烟，把亲人送的东西转交给他，甚至允许看书看报。审讯人员竭力让犯人明白：现在想翻案已不可能，为了挽救自己，必须“诚恳地悔改”。犯人得到纸和笔，可以在监狱里写交待材料。

　　第三道程序：如果犯人要在法庭受审，那么还要进行辅助性的工作，即预先“排练”。审讯者会告诉犯人：“你要知道，如果翻供，我们将慢慢折磨你，把你一块块撕碎。”或者用更有效的方法：“你应该好好想一想，是你一个人承担罪罚好呢，还是让你的妻子和孩子们同你一起被处死好呢？”法庭的场景往往会被逼真地彩排多次。

　　第四道程序：用一套很复杂的方法对犯人进行“个别对待”。首先对暗中汇报的犯人进行讯问，对他进行研究。而对所谓的“集团”、“中心”案件则采取另外的办法，同时对所有犯人进行突击审讯，对某甲进行威吓，对某乙进行劝说，对某丙进行许愿，对某丁则综合使用上述方法，目的是使他们离心离德，相互怀疑、相互揭发。

　　当然，如同“请君入瓮”的故事那样，发明这些程序的人最终也被圈进这些程序之中。亚戈达和叶诺夫垮台之后，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贝利亚的副手和继任者阿巴库莫夫，在被捕之后昼夜都被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他的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阿巴库莫夫一生都致力于摧毁人的意志和生命，殊不知他自己的意志和生命也被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

　　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斯大林作出了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密码电报上有斯大林的亲笔签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出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一九三七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取体罚手段……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合适宜的一种手段。”此后，严刑拷打被合法化了。

　　克格勃的一位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在一份报告中说：“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鲁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瓦西里耶夫走进一个侦查员的办公室，侦查员他正在审讯一个犯人。瓦西里耶夫问：“他表现怎样？” 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纪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瓦西里耶夫仔细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犯人走了一圈之后，瓦西里耶夫发现犯人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侦查员洋洋得意地拿出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承认自己用这条鞭子鞭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没有发现人已经被打死了

在克格勃看来宪法和法律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如果‘遵纪守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苏联建立“法治”的时候，克格勃头子感到他们的末日降临了--尽管戈尔巴乔夫是克留奇科夫的恩人，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他的背叛是有道理的：谁让你要强迫不能见阳光的蝙蝠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呢？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而雅戈达、叶若夫是少数例外，因为正是他们的作恶造就了无数冤魂。

在KGB领导人中，没有两个人会像雅戈达和叶若夫这样高度相似。他们的出身、性格、形象、仕途轨迹、罪恶乃至戏剧性的命运颇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在苏联人的印象中，这两个人都是残暴和无法无天的人物，然而近距离接触过他们的人并不这么认为。

雅戈达以勤奋，善于敏锐地抓住案件的本质而获不断提升，30岁时进入列宁选定的肃反委员会13人领导班子，几年后就成为捷尔任斯基最重要的助手。

他最杰出的工作才能，是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40岁时他成为中央委员，接下来，他成为明仁斯基的接班人——内务人民委员。一年后，他获得相当于元帅的国家安全总委员官衔。

雅戈达办砸了基洛夫遇刺案，叶若夫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半年内，他清除了国安机关25000人中的5000人，现在，这个机构已经没有捷尔任斯基时代留下的骨干了。

叶若夫掌舵后，大清洗才真正开始。从1936年底到1937年，叶若夫和同志们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在叶若夫努力下，斯大林成为有史以来最多人想暗杀的人。

只要斯大林同志微笑着心里将某个同志打上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要此人招供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死罪。斯大林的威望空前高涨，党和军队的领导们每次被召集开会都会发现新空出许多座位。

叶若夫真是KGB头目中最凶残卑劣的人吗？叶若夫介绍抓人成绩时，列举道：“最近几个月被定罪的有……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　与会代表们气愤地说：很显然，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抓少了！

叶若夫因出色表现，获得了“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的称号，有座小城改用他的名字命名。米高扬同志开始这样祝酒：“要向叶若夫同志学习斯大林式的工作作风，就像他过去和现在向斯大林同志学习那样……”
贝利亚为伟大的卫国战争作出的贡献后来被官方故意遗忘。他是战争爆发后任国家最高权利机关－——国防委员会成员，其任务涉及情报收集、外交秘密沟通、组织劳改营的庞大人力修造防御工事、前线监督官兵、工厂后撤组织、武器生产和安全保卫……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贝利亚寸步不离斯大林。

战争结束后，抢夺德国专家和科研成果、研发核武器等首要任务，均由贝利亚负责。贝利亚这个外行，因杰出的组织能力和情报搜集成就曾被人称为“原子弹之父”。

有些故事能说明贝利亚的风格。他是个超级足迷，著名的“迪纳摩”队即属内务部，斯大林的二儿子瓦西里也是个球迷，为了将空军足球队变成超级强队，他把一个杰出的教练从劳改营弄出来，但此人迅速被带回劳改营，瓦西里再捞出，并与之同吃同睡，反复再三，最后，瓦西里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要那家伙回劳改营！但“迪纳摩”队也会失利，贝利亚令他们坐一趟运牲猪的货车返回。

贝利亚有个名言：“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他不懂得核武器技术，但他倾听专家意见。他会提前准备两份名单，一个是要重重褒奖的，一个是送到西伯利亚的，人名都一样。

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对能干的贝利亚器重喜欢的不得了，他私下称之为“我的盖世太保头子”。

几年的时间，贝利亚就成了政治局委员、元帅。成为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而且，他的同志们像害怕斯大林一样害怕他。

贝利亚身后有个空前庞大无所不管的机器，那架红色绞肉机已经碾碎了无数党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家人，党的干部已经成为全苏联最有生命危险的职业。

而且，这架机器在1930年代开始显示其可怕威力后，它的掌管者居然在这个位置上呆了那么长时间。

斯大林也恐惧贝利亚，一如贝利亚恐惧斯大林。1941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让贝利亚插手国安事务。贝利亚窃听全部领导人的电话，也知道自己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2年10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按惯例，斯大林小圈子会客厅墙壁上，这些人的画像将很快被摘去，换上一批新人。

贝利亚：接替叶若夫的，是臭名昭著的贝利亚(有说贝利亚是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引起斯大林的注意，缘于他的心狠手辣。他在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积极开展大清洗运动，将在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一空。1937年5月，格鲁吉亚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有644名。会议刚结束，便有625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枪决，仅19人幸免于难。贝利亚：接替叶若夫的，是臭名昭著的贝利亚(有说贝利亚是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引起斯大林的注意，缘于他的心狠手辣。他在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积极开展大清洗运动，将在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一空。1937年5月，格鲁吉亚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有644名。会议刚结束，便有625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枪决，仅19人幸免于难
斯大林闻讯后如获至宝，立即于次年将他调到莫斯科，取代叶若夫出任内务人民委员。　　贝利亚上任后即着手清洗内务部，将所有知道前几次大屠杀内幕的内务部干部全部逮捕杀掉。同时，他还一手策划了"列宁格勒案件"，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区展开了一场新的大清洗。叶若夫还没来得及枪毙的"政治犯"，贝利亚也顺便一个不剩地将这些人执行了死刑。
　　经过雅格达、叶若夫、贝利亚的大肆施虐，"红色恐怖"遍布前苏联大地。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83人被枪毙，至此，前苏联的开国功臣被屠戮殆尽，
　　据后来前苏联官方的统计，苏联军队也是大清洗运动的重灾区。1937-1938两年间，五个苏联元帅中有三个被诬陷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处决，16位司令员中的14人，67位军团长中的60人，199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副国防人民委员（11人），最高军事委员会80人中的75位，都被枪毙了。另外还有三万多名团级军官被处死。大清洗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苏军大溃败

1937年5月22日，图哈切夫斯基在古比雪夫被逮捕，而在此前不久的“五·一”节，图哈切夫斯基还在列宁墓上，站在斯大林身旁检阅红场上的游行了队伍。5月25日凌晨，他被投入莫斯科卢比扬卡（当时苏联内务人敢委员部所在地）内部监狱的单人牢房。此时，图哈切斯基对于他为什么会被捕的原因全然不知。在关进监狱之前，对他也没有提出任何指控。在狱中，他经受了各种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在他被捕以后不到三周，即6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特别庭审在克里姆林宫左侧的尼科利街上的一座普普通通的三层楼房里，审理了“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案件。审讯进行得极其草率，几乎是闪电式的。上午9时开庭（秘密审判），午饭后不久宣布判决，审判便告结束。它是在没有辩护和公诉，没有传呼证人的情况下审理的，也没有人愿意听元帅的申辩，因为他的命运早在被逮捕时就决定了。他被指控犯有“间谍和判国罪”判处死刑，没收个人的所有财产，并被剥夺军衔。图哈切夫斯基在庭审后给斯大林写了申诉，请求宽恕，但斯大林未予置理。次日晚，图哈切夫斯基就在那座楼房的地下室里遭到处决。执行人员用抓勾把他的尸体从地下室通向地面的一条坡道拉上去，扔到卡车上，运到郊外，扔进沟里，撒上一层生石灰，然后再用土把沟填平。
然而，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不久，图哈切夫斯基所有亲朋好友均遭到逮捕。元帅之妻和他的两上兄弟也被逮捕、处决。3个姐妹被送往劳改营，他的尚未成年的女儿在成年以后也被送进了劳改营。他的妹夫也被处决。他的弟媳们都被关在卢比扬卡的地下室里，后被流放到劳改营去接受折磨长达18年半之久，遭受了各种侮辱、不幸和悲伤。图哈切夫斯基年事已高的母亲因为拒绝承认自己的儿子是“人民的敌人”而被逮捕，她和她的一个女儿在流放中死去……

1938年7月，日军侵占了苏联远东境内哈桑湖畔的两块高地。布柳赫尔元帅受命消灭侵略者，但因天气原因和担心误炸自己的部队以及朝鲜的村庄，布柳赫尔决定精心作好准备以后再让飞机起飞，但此举引起斯大林的很大不满。再加上一些人的煽风点火和诋毁，虽然布柳赫尔最后把侵略者赶了出去，但斯大林仍对他产生了怀疑。8月18日，布柳赫尔从远东被召回莫斯科，但斯大林却无意找他谈话。此时，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熟人们都躲着他，有的还“咬”他几口。10月22日，布柳赫尔在疗养胜地索契被捕，被关进列弗尔托沃监狱。在审讯中，肃反人员要他承认是“日本间谍”，并参与了“军人法西斯阴谋案”。声誉卓著的元帅表现得很刚强，对他的诬陷一概予以驳斥。11月9日，曾经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并曾担任监督处决图哈切夫斯基的布柳赫尔，在烈弗尔托沃监狱由别的将领们监督在枪口下也遭到枪决（一说在侦讯过程中被活活打死），悲惨地结束了自己一生。他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拷打，
元帅被打得血肉模糊，无法辨认。审讯时双眼被打坏，一只眼珠被打了出来，脸上有一层厚厚的血污，整个脸都是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吓人。
由于他在国内和军内外享有很高的威望，斯大林不敢公开指挥布柳赫尔，甚至也不敢宣布他已死亡的消息。人民长愿相信这位著名的将领已不在人世。他被枪决于何处、葬于何处，长期无人知晓。
他的所有亲属都被镇压了。他的弟弟及其弟媳、他的两个前妻都被逮捕，遭到严刑拷打之后，都被判处死刑枪决了。他的第三个妻子与他同一天被逮捕，她虽然没有被枪毙，却过了18年非人的生活，其中8年是在劳改营中度过的。1947年从劳改营释放出来时，她已空无一物，无处可去，只好在离劳改营不远的地方挖了个地窑住了下来。由于她还戴着“人民敌人”的帽子，没有人敢雇请她，她只能干很多人不愿意干的活，如伐木和又苦又累的挖土方之类的工作。她一直熬到1957年才得到解放。他的几个子女也被送往劳改营，未成年的女儿卓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刚满18岁），被内务人民委员乌克兰人立刻作为“社会危险分子”逮捕了，然后已是流放。

库利克元帅的妻子（她以前曾结过婚）在去看牙医的路上被内务部的工作人员秘密抓走，并被秘密处决。库利克元帅被逮捕后，他的妻子的一个兄弟被枪毙，另一个兄弟失踪了。她的姐姐在监狱和集中营中呆过，她的前夫亦被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流放地，他们的年轻的儿子因健康问题而死去。库利克元帅的女儿也被抓起来，只是因为有身孕，才幸免于难，但仍然被流放到远东一个特殊集中营服役，一直到斯大林死后，才给她打开了劳改营的大门，而此时，她已蹲了六年监狱、受了六年非人的折磨。为了获得库利克的“罪证”，他的副官亦被关了7年多。肃反人员用锤子砸他的手指和脚指。还轮流地用橡皮棍野蛮地毒打他，打得他扁体鳞伤，还扒光他的衣服，让他在冰天雪地里受冻，强迫他在烫手的水里洗澡，后被送到劳改营当苦力，原本强壮如牛的他在出狱之时身体完全被摧挎了。除了库利克的副官外，其他的人（包括库利克）都是在未经检察长批准的情况下被逮捕的，在逮捕时，也没有人向他们出示逮捕证。

莫斯科地铁中。
“公民您好。”
“您好。”
“请问您是KGB的同志吗？”
“不是。”
“您以前是吗？”
“不是。”
“您的直系亲属中有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您的朋友中有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您的直系亲属的朋友中有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您的朋友中有直系亲属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您的直系亲属中有直系亲属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您的朋友中有朋友在KGB系统工作的吗？”
“没有。”
………………
“那么请你把脚挪开，你踩着我了。”

一个小学老师愁眉苦脸，他以前的学生，现在的KGB官员关切的询问“怎么啦？我能帮您什么忙？”
老师说：“您的那个机关帮不上忙，您看，现在的孩子都怎么啦：今天我问柳芭‘列夫·托尔斯泰是怎么死的？’她却说‘不是我干的。’我问萨沙，他也说‘不是我干的’我问尼古拉，回答也一样！”
第二天，KGB官员找到老师：“老师您可以放心了，他们已经招认他们杀了列夫·托尔斯泰。”

列宁的夫人曾经当面指出斯大林的专制独裁统治，令后者气急败坏：“你再说，党就宣布列宁的妻子不是你！”

“你爱你的太太吗？”克格勃主考官问。
“是的。”
“你爱你的国家吗？”克格勃主考官又问。
“是的。”
“那一个是你的最爱？”克格勃主考官问。
“国家。”
“好，我们将带你的老婆到这里，你拿这把枪到隔壁房去杀了她。”
这男子到了隔壁房，没多久便传出6声枪响，接着又传出压碎脖子骨头的碎声持续着数分钟；
此男子带着松垮的领带走出房间，他将手枪放在桌上，克格勃主考官看着他并问：“发生什么事？”
他说：“你给我的枪都装着空包弹，我只好勒死她。”

现代领袖人物同样会写错字。斯大林读了高尔基的《姑娘与死神》一书后，写了一段批示：“这本书写得比歌德的《浮士德》还要强有力。爱情战胜死亡。约?斯大林。”当时的苏联规定，凡是斯大林写的东西，除了应保密者外都要及时公之于世，让党政军民认真学习。这一批示自然属于公布之列，可是批示中的“爱情”一词，末尾少了一个字母。有关人员谁也不敢改动领袖的东西，又谁也不敢去询问他本人，于是组织两位教授文学大师在《真理报》撰文论证：“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健康新生的无产阶级爱情，两个爱情截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从阶级的高度将斯大林的无意笔误大加颂扬。文章清样出来后，编辑部为防万一，呈送斯大林过目。没想到他读后作了这样的批示：“笨蛋，此系笔误！”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听争论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从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急驰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６０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这位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５点钟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苏联解体之前，其国民受教育水平在世界各国当中名列前茅，在每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仅次于美国、加拿大和古巴，居第四位，远远超过南斯拉夫、英国、日本、法国和西德。高等教育更是苏联教育中最引以为荣的部分，其规模、水平、质量在世界高教领域占有重要位置，具有重要影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世界闻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俄罗斯联邦是原苏联最大的一个加盟共和国，同时也是一个高等教育最发达、科技实力最强的加盟共和国。早在三十年代，俄罗斯就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现正在普及十一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普及率为171/万人。在人力资源上，俄罗斯劳动力的质量应该水总体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文盲率只有1%，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2002年数)，高等教育入学率达29%。

KGB的前身--契卡，专注于定点清除。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有处决权，无需审判，独立于司法之外。 KGB继承了契卡的传统。他们身穿黑色皮衣，混迹于各个角落。以至于人们看见穿黑色皮衣的在自家门外就担心丧命。他们的头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只要斯大林在人名上划个叉，这个人就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消失。
KGB使得苏联全国人人自危。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有的只是揭发和诬告。可能上午你正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下午你的生存权就被剥夺。两名干部绝对不敢同坐一辆轿车，因为那被认为是密谋造反。你绝对别想和他人共进晚餐，那也会向工作人员发出错误的信号。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和斯大林共进晚餐；但你永远无法知道出来后是走向家门还是地狱。
KGB对付硬汉相当有一手。他们能让每个人在法庭上像检察长审判罪犯那样自我宣判。很多人在对自己的判决最后都会请求法官判自己死刑，并告诉众人要紧紧团结在斯大林的周围。斯大林邀请西方记者参观审判，这些在西方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让他们开了眼界。

【像检察官一样控诉自己的罪犯】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而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士前去旁听。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 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最后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当然，莫斯科审判还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对“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加催眠术双管齐下的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克格勃的药剂。
　　　　但是，这种药剂并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早在19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 “契卡”（KGB前身）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今天的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还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斯大林的大清洗究竟杀了多少人？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有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

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地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

“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

影响。

　　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非布

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唯一批评

是“太粗暴”。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苏联科学院院士E. 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

思的《资本论》。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其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

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

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

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

　　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一

九三六～一九三九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

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

　　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

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

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

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一九五三年三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

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

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

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

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

为富农鸣冤叫屈呢？“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

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

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

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

治鉴别”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

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

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

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

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

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

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

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一九九○年一月三十日，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

“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三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

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

　　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

清洗，所谓斯大林的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

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

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三四年联共（布）**代表的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

革命罪被捕，他们的绝大多数人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

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

　　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

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

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

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

哭”？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家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

斯大林对每一个“政敌”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他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

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

　　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

　　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

　　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

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

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

蹲了十八年，一九五五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

的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

下一百二十人。

　　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前战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由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

　　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

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一个在苏联长命百岁的人最起码不能是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被修理的职业里的人，苏联的教育普及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的世界最高，但是照样在上面的例子里随时可以被斩尽杀绝
两名干部绝对不敢同坐一辆轿车，因为那被认为是密谋造反。你绝对别想和他人共进晚餐，那也会向工作人员发出错误的信号。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和斯大林共进晚餐；但你永远无法知道出来后是走向家门还是地狱。
这些干部用他们鲜血写成的墓志铭恐怕就这些内容，准备好绝对无条件执行了吗？
1937-1938两年间，五个苏联元帅中有三个被诬陷为"人民的敌人"而遭处决，16位司令员中的14人，67位军团长中的60人，199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副国防人民委员（11人），最高军事委员会80人中的75位，都被枪毙了。另外还有三万多名团级军官被处死。
贝利亚引起斯大林的注意，缘于他的心狠手辣。他在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期间，积极开展大清洗运动，将在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一空。1937年5月，格鲁吉亚举行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有644名。会议刚结束，便有625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枪决，仅19人幸免于难。
上面提到的包括了军区司令，元帅，党代表，叶若夫介绍抓人成绩时，列举道：“最近几个月被定罪的有……轻工业人民委员部141人，教育人民委员部228人……”　与会代表们气愤地说：很显然，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的人抓少了！这些人民委员参加会议的唯一任务就是向克格勃这样的暴力精英说他们杀的人少了。那根本没有要长命百岁的人会去参加这样的工作的。而克格勃考官把空包弹给报考的人，无非只不过是测试他的忠心罢了，谁知道克格勃考生，居然为无法完成克格勃的任务而恐惧的把被自己宣称为最爱的老婆勒毙。如果克格勃把这个考生招聘进去恐怕没有人会再嫁给克格勃的了，要不然是这个老婆太难看，当然按上面的逻辑一个准克格勃成员的老婆也会被克格勃和小鸡那样捉起来要丈夫亲手杀死，那如果这个丈夫不杀死自己心爱的老婆宰了恐怕也自身难保的，那成为克格勃看的起企图招募的人的老婆当然不会太差的，那其他那些被消灭了文盲成为大学生的苏联人也不过随时要担心自己会被当臭虫踩死而不敢把踩自己脚的人随意请他拿开脚，而是问清楚对方祖宗十八代是不是克格勃，不过现在是无法查证的，总之不是万不得已不要试图和上面的职业进行任何程度的接触，如果有必要，可以学习古希腊的斯巴达，把一切除暴力精英外的人看作公共奴隶，每年把他们公开以皮鞭鞭打一次以表示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同情，友谊和接触。大学按我上面的说法只不过是克格勃盗窃来技术后把技术资料扔给他们就可以复制出来了，一切学校学生只不过是一些为了对现代工业生产进行复制而获得生存机会的奴隶工程师。随时可以被杀死。甚至在这个时期苏联医生也要负责把任何病人杀死，而不是把病人医治好。
中国的也好不到那里去，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个1908出生的人现在恐怕已经结婚作父亲了，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我们今天的人恐怕会被牵扯到上海这个地方去，而除了上海之外的地方几乎被一切影视作品刻意忘记，对比上面美国大萧条时代的电影，我们知道电影乃至于一切文学艺术和现实其实可以完全相反，只不过是制作人要观众认为发生的东西罢了，只不过在美国是观众以钱投票挑选出最希望看的东西罢了。美国在这个时期拍的迪斯尼电影《白雪公主》可以说和银幕下看电影的饥饿而绝望的美国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说这些文艺工作者是彻头彻尾的骗子也没有什么错误的。鲁迅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写他的文章，不过他的作品里有没有写苏联人的高等教育和克格勃杀死苏联人之间的关系就不见踪影，可以说苏联的高等教育造就了对影视作品表达的意思100％相信的人也没有什么错的，至于控制电影报纸的苏联精英是为了要看电影报纸苏联人的命才出品这些报纸电影的那就要你自己判断了。不过恐怕只有不相信报纸电影的苏联人才长命百岁。
当时的德国是世界上一切发明的故乡，一切技术发明全部是德国人作出的，而德语是当时的科技专用语言，那意味着任何搞技术的国家必须至少有一个人把德语的技术文档翻译成为他所在的国家的语言才可以进行的，否则任何技术工作都无从进行。在最近的探索频道对本世纪枪械历史回顾节目里，任何一种德国的枪出现后，美国，英国和苏联才会推出采用类似原理制造的仿造枪械，那意味着如果没有一个精通德文的工程师窃取德国发明的技术，这些国家就什么也造不出来，不然苏联怎么会把俄国技术人员全部斩尽杀绝，原来是可以从德国窃取技术资料在拿回来找个读书识字的奴隶来制造出来。无论德国发明出多少，苏联这样的国家都可以窃取走再来个工业大批量生产，那德国人看着苏联暴力精英杀戮的情况难道不害怕吗？不怕这个轮到他们头上的吗？所以就杀过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国的慈禧向一切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宣战，也就是八国联军那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教科书有必要专门为我的理论而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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