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业界·文博考古溯古追风世界历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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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考古世系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楷体为引用者的介绍）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任：李学勤

副主任：仇士华、甘师俊、李伯谦、席泽宗

编辑委员：马承源、刘次沅、安金槐、朱凤输、朱学文、纪谊、辛德勇、李峰、严文明、张长寿、张培瑜、张晶义、邹衡、陈久金、陈铁梅、俞伟超、原思训、殷玮璋、郭之虞、彭林、裘锡圭、雷玉清

执行编委：刘次沅、朱凤翰、朱学文、纪谊、张晶义、殷玮璋

   记得以前看《考古发现》，最喜欢看的就是三集的《寻找失落的年表》，讲的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事：
       中华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真正有文献记载年代的“信史”却开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此前的历史年代都是模糊不清的。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过，他看过有关黄帝以来的许多文献，虽然其中也有年代记载，但这些年代比较模糊且又不一致，所以他便弃而不用，在《史记·三代世表》中仅记录了夏商周各王的世系而无具体在位年代。因此共和元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一直没有一个公认的年表。
   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1996年启动，是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39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已有《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出版，把我国的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一大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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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
        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五千年沧桑巨变而从未中断的，唯有中华文明。不无遗憾的是，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由兴起走向昌盛的时期，而我国古文的确切年代，只能上溯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始年——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历史纪年，或彼此歧异，或多阙失，难以考索。自西汉末年的刘歆起，两千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决这一学术悬案。由于三代年代学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很多，使得任何个人的力量都难以取得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要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制定夏、商、周这一历史时期有科学依据的年代学年表，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根据各历史阶段的研究条件的差异，提出以下具体目标：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以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项目分设“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夏代年代学的研究”、“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14C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等9个课题，下设44个专题。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位，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
        自1996年5月启动以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预定的各项目标已基本达到：建立了夏商周三代年代框架；对商王武丁至帝辛（纣）诸王、西周武王至厉王各世，给出了年代，出此而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在本世纪组织的第—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进行研究的重大科研项目，自启动之日起，备受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的关注。为使各界人士能全面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情况，给后人留下一份完整的三代年代学研究的资料，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它包括以下三个系列：
        —、研究报告收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报告（有简本、繁本两种），和各课题、专题的结题报告。总报告是在对全部课题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再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项目和整体成果的集中表述。课题和专题的结题报告，旨在反映它们在实施项目的目标时．各自承担的任务、研究过程及完成情况。
        二、考古报告公布夏商周时期若干遗址的发掘情况，介绍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建立夏商周年代框架所依据的考古学原始素材及发现与研究的过程。
        三、研究文集收录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对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对相关内容所作的专题研究、札记辑录；对天象资料所作的分析与计算，以及项目实施期间为进行科学探索组织学术活动的实录等等，旨在反映项目启动以来各学科围绕三代年代，从不同角度开展探索与研究的情况。
        这套《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是这四年间进行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由于在多学科合作中，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研究报告中提出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但它还不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三代年代学研究步入新阶段的标志。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年代学研究中来，未来的三代年代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
        我们殷切希望得到国内外读者的批评指止。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编委会

2000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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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和实施情况…………………………（1）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1）
    （二）文献资料与天文数据的准备………………………………………（5）
    （二）常规法与AMS法14C测年的技术淮备……………………………（6）
    （四）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8）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与定稿……………………（11）
二、西周年代学研究……………………………………………………………（12）
    （一）西周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与测年………………………………（12）
    （二）构建金文历谱的基础………………………………………………（18）
    （三）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21）
    （四）西周金文历谱的排定………………………………………………（29）
    （五）14C测年与金文历谱王年的参照…………………………………（36）
三、武王克商年的研究…………………………………………………………（38）
    （一）武王克商年研究的思路……………………………………………（38）
    （二）文献所见克商年的年代范围………………………………………（39）
    （三）克商年范围的缩小…………………………………………………（40）
    （四）克商年的天文史料…………………………………………………（44）
    （五）克商年的天文推算…………………………………………………（46）
    （六）武王克商年的选定…………………………………………………（48）
四、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50）
    （一）殷墟文化分期与14C测年…………………………………………（50）
    （二）殷墟甲骨分期与测年………………………………………………（52）
    （三）殷墟甲骨文日月食与武丁年代……………………………………（55）
    （四）周祭祀谱与帝乙、帝辛年代………………………………………（57）
    （五）文献中的商后期王年………………………………………………（59）
    （六）商代后期年代的整合………………………………………………（60）
五、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62）
    （一）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14C测年………………………………（62）
    （二）文献所见商代积年…………………………………………………（72）
    （三）商代前期年代框架的估定…………………………………………（73）
六、夏代年代学研究……………………………………………………………（74）
    （一）文献所见夏代积年…………………………………………………（74）
    （二）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分期与14C测年………（75）
    （三）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80）
    （四）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81）
七、小结…………………………………………………………………………（83）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标志性成果……………………………………（83）
    （二）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社会影响…………………………………（84）
    （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延续和发展……………………………………（85）
    （四）夏商周年表…………………………………………………………（86）
附录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89）
    （—）项目研究的意义……………………………………………………（91）
    （二）国内外有关概况……………………………………………………（92）
    （三）工作基础和条件……………………………………………………（92）
    （四）组织领导……………………………………………………………（93）
    （五）研究途径……………………………………………………………（94）
    （六）目标和成果的整理公布……………………………………………（96）
    （七）课题设置及主要研究内容…………………………………………（97）
后记………………………………………………………………………………（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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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研究途径和实施情况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本情况
         1．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有数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绵延流传，从未中断，世所罕见。但是，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午（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夏商周三代在我国古代文明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但其年代学始终是一个学术难题。两千年来，历代学者不断努力，试图解决，但由于涉及的领域很广，而研究大多是分别进行，研究的材料和手段有限，所以在一些关键点上始终没有突破，学术界迄今不能达成共识。
         为了改变年代学研究的滞后局面，使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探索我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国家的支持下，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集中相关学科的优势，联合攻关，力求做出能反映20世纪年代学研究最好水平的成果。
         2．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时期年代学年表。根据各历史阶段材料的不同情况，确定以下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洋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3．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课题设置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文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实施的系统工程。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最后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5月正式启动，经论证当时共设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设置情况如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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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增设了以下8个专题：

1）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

2）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食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3）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4）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5）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6）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的研究

8）江北洹城的遥感与物探。

4．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组织

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一领导和有关学科相互间的协调配合，国务院成立了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的负责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为了便于组织科研攻关、聘任了首席科学家，随后由领导小组聘任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有关学者组成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由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负责。

直接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200余人，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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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资料与天文数据的准备        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建立了文献资料库与天文数据中心，在资料与数据方面作了充分准备。
1．“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的建立
        古代文献有关三代纪年的记载相当分散，难以查检，为了向各课题组提供便于检索的详尽文献资料，专题组对近400种古籍进行普查，选录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30余万字。录入计算机，建立了“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同时搜集年表9种（宋代4种、清代5种）。制成总表，并根据其源流及纪年情况，区分为以今本《竹书纪午》和以《通鉴外纪》为代表的两系，供研究者参考使用。
2．“夏商周天文数据计算中心”的建立
         为了向天文年代学行专题提供必需的研究设备和资料，夏商周断代工程建立了“夏商周天文数据计算中心”，可进行恒星位置的反推汁算、星象年代分析、古代行星位置换算。SUN工作站可作大数据量天文计算，采用的计算软件和数据分析图形软件，可作古天文数据分析，以及某些古星表、星图、星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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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规法与AMS法14C测年的技术准备

       我国利用放射性同位素14C测定考古遗址、遗物年代的工作，过去误差通常较大，主要用于史前考古。为了适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高精度要求，需要改造原有设备，改进样品制备及测试方法。

1．常规法14C测年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

        为了提高常规法14C测年精度，专题组研究和确定了木质、骨质样品前处理的实验室操作程序，提高了制作效率。经过空白试验和“钙法”、“镁法”的比较，解决了合成苯本底测量图谱中出现的14C谱峰的问题。对从美国进口的液闪仪进行验收并编制循环测量操作程序。应用国产液闪仪测试，研制了样品瓶，规范测试条件、作淬火校正，保证了数据的精确可比性，做到了仪器长期稳定，测量精度达到0．3％（相当于士24年），通过研究OxCal程序的应用问题，将系列样品的14C数据作曲线匹配拟合，认明其方法与精度都可靠。

2．骨质样品制备的研究

        14C样品前处理是高精度测年的重要环节，对于有字卜骨测年的影响更大。专题组对国际上处理骨样品方法作了筛选。通过分析对比出土的和现代的骨头中明胶分子量分布，分析明胶的C/N比、b13C值、红外光谱、紫外光谱，测量用透析法纯化明胶前后年代值的变化等方法，判别骨样品的保存及明胶中腐植酸的清除状况。并通过用明胶测年与经XAD-2树脂纯化的总氨基酸测年的可靠性比较等研究，最后选用骨质中的明胶组分测年。实验表明，对于保存较好的样品，能够得到可靠的年代，建立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与分析装置的制备C02系统，新建了多套合成石墨装置及回收样品气体系统。
3．AMS法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

        加速器质谱计14C测年所使用的样品量，仅为常规法的千分之一。因而可以扩大测样范围。某些珍贵样品（如有字卜骨）只能用加速器质谱计测量。为了提高测年精度，专题组对原有的加速器质谱计设备进行了大规模收造，并深入进行14C测年的方法学研究，使加速器质谱计的运行水平大幅度提高，束流总传输效率较改造前提高一倍，测量精度达到或优于0．5％（相当于士40年）的水平。

4．不同方法、不同实验室14C测年结果的比对

        在设备改造过程中，14C测年课题组织了常规法与AMS法两种方法三个实验室之间14C测年结果的比队。首先以沣西系列为样本，选择若干样品分送三个实验室分别测量。比对表明，二个常规法实验室和一个AMS实验室所得到的14C年代值在误差范围内基本一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课题还组织过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花园庄等系列的比对。

        初期还选了7个样品送加拿人多伦多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作比对测量，后期AMS专题对国际原子能机构（IAFA）提供的标准样品进行了比对测量，均显示了良好的一致性。

5．系列样品日历年代校正的扭摆匹配方法研究

        将常规法和AMS法测得的样品14C年代转换为实际的日历年代，要用树轮曲线校正。由于树轮校正曲线呈扭摆波动状，单个样品校正后的日历年代范围通常有越过100年的跨度。为满足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要求，必须采用系列样品，并充分利用样品的文化分期和样品之间的先后顺序等考古信息，在进行日历年代校正时与树轮曲线的扭摆进行匹配拟合，从而减小样品日历年代的误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此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相应计算机程序OxCal进行丁评价，证明其方法与精度都可靠，并对该程序应用中的各种模型与条件设置问题进行了探索，使一般情况下样品的日历年代范围可以大为缩小。

        本简本中所给出的样品拟合后日历年代，均是用OxCal程序和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计算的68％置信区间的日历年代范围。由于树轮曲线的扭摆，在有些情况下，该区间会分裂为2—3个子区间，子区间后括号中的数字为该子区间所占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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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学科的学术研讨会

        为了发挥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办公室在各课题组研究的基础上，织织了52次多学科的学术讨论会。涉及重要考古发现的研讨会一般在考古遗址的现场召开。这些会议对于攻克难点、形成共识起了重要作用（表二）。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与定稿

         1999年5月，各课题组预定研究目标已基本达到，首席科学家开始主持阶段成果报告的起草工作。8月，将讨论稿提交专家组讨论。在充分吸收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修改成《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1999阶段成果报告·简稿》（征求意见稿），于1999年9月24日，提交由中国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科技史学会联合举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学术报告会”，广泛听取来自全国各地的160余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年家学者的意见，经反复修改，由专家组讨论定稿。

         本报告为向社会公布阶段成果所用，力求简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说的出处，有关内容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繁本》中全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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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周年代学研究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11世12王。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是建立西周年代学的可靠的基准点，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9夷王—10厉王—共和元年
    │
     8孝王
         西周年代学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柜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
                （一）西周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与测年
        与西周年代学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和山西曲沃天马—曲村晋国遗址。通过对琉璃河和天马—曲村遗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可以建立起系统的西周燕文化和晋文化编年序列。对这两个文化序列的14C测年研究，能够建立自周切开始的比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为确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证。在对晋侯墓地所见晋侯世系证认和测年的基础上，结合《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还可以将西周列王与晋侯年代作横向比较。
    1．琉璃河燕国墓地和居址的分期与测年
        北京房山琉璃阿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邑遗址，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已发现西周早期城址及西周墓葬200余座，其中M1193等墓出土带有“匽（燕）侯”铭文的青铜器。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分期及有关常规14C测NM1数据见表三。
琉璃河遗址居址区的分期及其AMS测年结果见表四。
       表四琉璃河遗址居址区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2．琉璃河M1193的测年与研究
       琉璃河遗址Ml193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型墓葬，其中出土有两件铭文相同的青铜器克罍、克盉（图一），铭文记载了燕国的始封：
       王曰：“大保，……余大对乃享，命克侯于匽，……”
图一琉璃河M1193出土的克盉及铭文
       铭文中“大保”指召公。《史记·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燕国之封，见《史记·燕世家》：“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集解》：“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说明虽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召公本人未就国，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见，克罍、克盉铭文中的“王”指成王，M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候。
        M1193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
    3．琉瑶河H108的发现与研究
        1996年秋，在琉璃河遗址灰坑H108第1层和第3层中发现三片刻字龟甲。其中，第1层出土的一片龟甲上刻有“成用”二字（图二），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
        据文献记载，成周营建于成王初。因此，“成周”卜甲的出现，表明H108的年代不会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过成王时期。H108地层关系明确，是琉璃河遗址中时代最早的西用遗存之一。通过对其出土器物特征的分析，H108的年代应在西周早期的偏早阶段，AMS测年结果为公元前1053—前954年（表四），可与M1193的测年对照。
    4．天马—曲村遗址的分期与测年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马—曲村遗址，是晋国的早期都邑，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内规模最大的两周遗址。80年代以来，在此发掘了大面积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遗址的中心区发现了晋候墓地。
图二琉璃河96H108出土的“成周”卜甲
        天马—曲村遗址的西周遗存可分为四期六段，各期、段的AMS测年数据列于表五。
        表五天马—曲村遗址西周遗存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5．晋侯墓地的测年
        据《史记·晋世家》，西周至春秋初晋侯世系为：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
∣
┌—————————————————————┘
∣
7釐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侯费王—11文侯仇
              ∣
             10殇叔
        天马—曲村遗址的晋侯基地现发现有大型墓葬八组十七座。通过对墓葬排列、出土器物特征的研究以及青铜器铭文中所见晋侯名字的考释，这八组墓葬应分属于八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一位晋侯有两位夫人）。晋侯墓地是迄今所见保存状况最好、资料最为系统的一处周代诸侯基地。
        对晋侯某地的部分墓葬做了AMS测年。金文所见晋侯名和《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的对应关系、AMS测年数据和《史记·晋世家》所记的晋侯年代对比见表六。
        由于在成候、靖侯和釐侯的相应墓葬中未能采集到测年样品，用OxCal拟合该系列时在相应分期中插入了空事件，这样OxCal可按同样的抽样原则计算出各侯的年代范围。对样品SA98094和SA98096均分别进行了三次制样与测量，所得测年结果在误差范围内相符合，故在拟合时分别加以合并处理，每个样品得到一个年代范围。
        表六晋侯墓地AMS测年数据

注：因为文件关系，图片与表格均无法显示，在此表示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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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金文历谱的基础
        构建金文历谱的目的，是利用西周全文中的年、月、纪时词语和干支，以及有关西周文献，排出西周王年表。为了构建合理的金文历谱，夏商周断代工程做了两项基础性的工作：一是对西周历法的基本规则进行研究，二是对有关青铜器按考古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期断代。
    1．西周历法的几个要点
        根据对《春秋》和《左传》中数百条天文历法资料的研究以及对西周有关文献的分析，推知西周历法的基本要点如下：
    1）西周历法采用“朔”或“朏”为月首。“朔”始见于《诗·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其运用当更早于此。认识朔以前，当以“朏”为月首，朏指新月初见，一般在初二、初三。
    2）西周历法的岁首多为建子、建丑。建子指岁首在冬至所在之月，建丑在其次月。
    3）西周历法一般采用年终置闰。
    4）西周改元的方法有两种：逾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次年改称新王元年，当年改元——即新王即位的当年改称新王元年。
    2．青铜器的考古类型学研究
        在西周青铜器中，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共约60件，其中有器形图像的51件。经对诸器的出土情况、形制、纹饰等综合研究，并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作分期断代，得出如下结论（表七）：
    表七西周时期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分期断代表
三）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西周王年，有如下七个支点：
    西周晚期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 “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1．吴虎鼎与宣王十八年
        吴虎鼎（图二）1992年出土，1997年除锈发现铭文：
        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官夷宫，道入右吴虎，王命善夫丰生、司空雍毅，申刺王命。……
图三吴虎鼎及其铭文
“夷宫”为夷王庙，“刺王”即厉王，可知此器作于宣王，“惟十有八午”即宣王十八年（公元前810年）。该年十三月丁丑朔，丙戌为初十，与既生霸相合。此器与其他青铜器联系，可作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个重要支点，证明《史记》纪年的可信。
    2．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
        晋侯苏编钟出土于晋侯墓地M8中，共16件，铭文凡355字，记有七个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为西周金文所仅见：
    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
    二月既望癸卯
    二月既死霸壬寅
    三月方生霸
    六月初吉戊寅
    丁亥
    庚寅
    铭文二月干支有误，今取“癸卯”改为“辛卯”说。
    铭文纪年为三十三年。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只有厉王和宣王。对M8墓中的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年代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816—前800年（图四）。又用AMS法对M8墓中的木炭和祭牲样品测年，其年代分别为公元前814—前796年和公元前810—前794年（表六），两种方法所得数据一致。《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与测年结果吻合，所以晋侯苏钟的“三十三年”当属厉王。
图四晋侯墓地M8木炭14C测年的拟合
        厉王在位年，《周本纪》为37年，而《卫世家》、今本《竹书纪年》均不足30年。今据晋候苏钟，可知厉王在位应超过33年。
善天山鼎铭云“唯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是已知西周金文中纪年最高一例，鼎的历日不合于宣王，考虑到其形制、纹饰接近于厉末至宣初的颂鼎等器，其时代应属厉王。由此可证《周本纪》载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可信。今取共和当年称元说，历王三十七年为公元前841年，三十三年为公元前845年，该年依建丑：
        正月乙巳朔，既生霸戊午十四日；
        二月甲戌朔，既望癸（辛）卯十八日；
        二月甲戌朔，既死霸壬寅二十九日；
        六月壬申朔，初吉戊寅初七日。
        至此，可定厉王元午为公元前877年。
        3．“天再旦”与懿王元年
        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天再旦”即天亮两次的奇异天象，有学者认为是日出之际发生的一次日食。“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风翔。通过理论研究建立了描述日出时日食造成的天光视亮度变化的数学方法，据此可以计算出每次日食所造成天再旦现象的地面区域。对公元前1000—前840年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图五）。
图五理论计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前840年中国地区“天再旦”现象
        1997年3月9日，我国境内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次日全食，日食发生时，新疆北部正好是天亮之际。经布网实地观测，日出的天色已明，此时日全食发生，天色转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再次放明。各地情况与计算完全一致，证实了理论方法是正确的，实际观测印证了“天再旦”为日全食记录是可信的。
在金文方面，学者一般定师虎簋为懿王器。其铭云：
        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格于大室，井伯入右师虎，即位中廷，北向，王乎内史吴曰：……
        以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该年六月丙辰朔，甲戌为十九日，与“既望”月相正合。
        4．虎簋盖与穆王三十年
        虎簋盖有两件，一件1996年8月出土于陕西丹风，另一件现藏台湾。盖面饰直棱纹，铭文长达161字（图六），其起首云：
        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内（入）右虎，即位，王呼入（内）史曰：……
        虎簋盖与师虎簋铭文均有“文考日庚”，用字措辞也多相同，可知二器为同一人所作。虎簋盖铭记王命虎“胥（佐助）师戏”，当是虎初袭职时之事。师虎簋为懿王元年器，则虎簋盖必在其前。
        虎簋盖铭文的王年为三十年，西周中期穆、共、懿诸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穆王，因此虎簋盖为穆王器可以确定。
图六虎簋盖铭文
        据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十五年超曹鼎等排谱结果，共王元年应为公元前922年。《史记·周本纪》穆王在位55年，按共王当年改元计算，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三十年为公元前947年，该年四月丙寅朔，甲戌为初九，虎簋盖历日正可排入。
        5．鲜簋与穆王三十四年
        鲜簋（图七）铭文云：
        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在[艹弅]京，禘于昭王。……
        “禘”为祭名，铭云“禘于昭王”，则作器时代必然晚于昭王。考虑到鲜簋的形制纹饰尚有西周早期遗风，其年代不可能太晚。据文献，西周早期昭王以后至西周中期夷王之前，在位33年以上者，惟有穆王。因此，鲜簋当为穆王器。按虎簋盖，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则穆王三十四年为公元前943年，五月壬寅朔，戊午为十七日，与既望相合。
图七鲜簋
6．静方鼎与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之年
       1996年出现的静方鼎（图八），属西周早期偏晚，铭文共68字，铭首云：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暨静省南国相，设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昭王十六年南伐楚荆，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与此事有关的青钢器，有明记十九年的缓卣、析尊等，以之系连排比，可知静方鼎的“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八月初吉庚申”与“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以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76年上推，昭王十八年为公元前978年，十月癸亥朔，甲子初二日；十九年为公元前977年，八月戊午朔，庚申初三日，合于初吉，丁丑二十日，合于既望。
7．《召诰》、《毕命》历日与成、康之年
       据文献记载，成王、康王总年数应不少于40年。前已推定昭王元年为公元前995年，则成王元年不得晚于公元前1035年。
       康王器的金文历日，常被引用的有庚嬴鼎“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和小盂鼎“唯廿又五年八月既望甲申”、但庚嬴鼎只见刊本，字划多误；小盂鼎仅存一份拓本，“甲申”二字不可见。
       《尚书》中的《召诰》与《洛诰》为同时所作，有成王七年历日“唯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末”和“唯三月丙午朏”。《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的《毕命》，有康王时历日“唯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十二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09年，该年六月丙寅朗，庚午朏为初五日。成王七年历日合于公元前1036年，二月乙亥朔，既望在庚寅十六日，乙未在二十一日，三月甲辰朔，丙午为初三日。
       据此，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康王元年在公元前1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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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周金文历谱的排定
       通过西周晚期金文材料归纳得出金文纪时词语的涵义，利用66条年、月、纪时词语、日干支确定的文献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历谱。由于对西周历法的若干细节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处，金文历谱只能是一个西周王年。
1．西周金文历谱方案
       以西周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以上述七个支点为框架，排出金文历谱如表八。
       由对七个支点的研究可知，在历谱中，只有懿、孝、夷三王的在位年不能确定。前已论定，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懿、孝、夷三王共22年。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可排出三王年数不同的几种方案。结合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的人物关系，以懿、孝、夷分别在位8年、6年、8年为最嘉方案，孝、夷元年分别为公元前891年和公元前885年。
       表八西周金文历谱
上述历谱中有三条不合，一是师   簋，二是克盨，三是伊簋。师   簋分期在夷厉前后，其历日与排于厉王元年的元年师兑簋不相容，故置于夷王元年，初吉在二十日。克盨应置于宣王，但其历日与确定为宣王十八年的吴虎鼎不相容，故认为其干支“庚寅”为“甲寅”之误。伊簋属西周晚期，王年为二十七年，只能在厉王或宣王世，但其既望与厉、宣二十七年均不合，暂将其置于宣王，认为其干支“丁亥”为“丁丑”之误。
       2．金文纪时词语涵义的归纳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名词，称为金文纪时词话（习称“月相”），是周人纪述月内日序的一种方法。纪时词语含义，学术界解释分歧，有定点说、四分说、二分?闼怠⒍?忠坏闼档取８?菸髦芡砥诶鳌⒐埠汀⑿?⒂氖逼诮鹞慕?泄槟桑?匀?募褪贝视锖?宓玫饺缦氯鲜叮?br />
       1）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2）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顺序明确，均为月相。“既”表已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
       3）既生霸：从新月初见到满月。
       4）既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缺。
       5）既死霸：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
       以上界说尚不完善，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继续研究。
       （五）14C测年与金文历谱王年的参照
       有关西周考古14C测年与西周金文历谱所得结果已如上述，现试将两者互相参照（表九）。
       表九西周金文历谱王年与考古14C测年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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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确立这一年代定点，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学的关键。
       （一）武王克商年研究的思路
       至迟从两汉刘歆起，历代都有学者致力于武王克商年的研究，他们的已有成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新的探索的起点。
       1．武王克商年研究的回顾
       武王克商的年代，文献记载零碎模糊，历代学者对文献的理解和对其可信性的估计尚有分歧。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立说，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就年代长短及立论的依据而言，44种克商年的结论，大体可以归结为长年、小年、短年三说：
       1）长年说以刘歆三统历的公元前1122年说为代表，包括用各种古历推定的诸说，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127—的1070年之间。此说在传统的年代学研究中影响最大。
       2）中年说大多以文献与全文、卜辞互证，所得克商年大多在公元前1070—前1030年之间。
       3）短年说依据古本《竹书纪年》立论，以公元前1027年说为代表，大致分布在公元前1030—前1018年之间。
       2．推求克商年的技术路线
       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的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最嘉年代。
       （二）文献所见克商年的年代范围
       为了求得正确的克商之年，必须首先研究文献所见的西周总积年，以使明确范围。两汉以后文献关于西周积年的记载分歧很大，大多不可靠，只能从年代较早的先秦文献中去探索。
       1．《左传》、《孟子》所见西周始年的范围
       先秦文献所载西周积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间。《左传》宣公二年：“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预言多为作者根据既有事实而造设，所以较为可信。自武王至显王共30世、3l王（不计哀王、思王），自周显王三十三年起，六国次第称王，《左传》此语当指是时。显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于、武王之年，则西周积年约270年。
       《孟子·公孙丑下》孟子去齐时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年矣。”孟子去齐在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则西周始年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2．古本《竹书纪年》的西周积年
       古本《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出土的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其中记载：“自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依此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上推257年，则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027年。
       3．用古历所推克商年
       古今都有学者用古历推求武王先商之年的，如刘歆用三统历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积年为352年），汉代学者用殷历推得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积年为300年），清代学者以颛顼历推得的公元前1066年（西周积年为296年）等。但上述各种古历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实历法。
       （三）克商年范围的缩小
       为了缩小克商年的范围，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沣西等遗址的系列样品作了14C测年，并通过对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范围。
       1．沣西H18的发现及测年
       考古学上所说的先周文化，是指武王克商建立西周王朝之前的周人的文化遗存。陕西长安沣西地区是周人之都丰京的所在。武王克商以前，文王就已迁都于此。自50年代以来，经多次发掘，确定了以张家坡遗址为代表的沣西考古年代序列：
       1）早期居住遗址；
       2）第一期墓葬；
       3）第二期墓葬；
4）第三期墓葬；
       5）晚期居住遗址和第四期墓葬；
       6）第五期墓葬。
       根据出土青铜器等器物的特征，第一期墓葬的年代被推定在成康时期，则以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其起始年代可能在文王作邑于丰之时。
       1997年发掘的沣西H18，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发现。沣西97SCMT1探方（图九），由一组系列地层单位构成，其中最底层的N18，由4个小层构成，包含内容丰富，所出有木炭、兽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测年的标本，属先周文化晚期单位，与张家坡早期居住遗址时代大体相当；叠压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层，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叠压或打破第四层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层等。其中H16、H11届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层属西周中期。以上单位均出土具有各时期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单位的H18和作为灭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单位的T1第四层，为从考古学上划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层依据，武王克商之年应该包含在这一年代范围内。
2．由相关系列14C测年推定克商年的范围
       与推定克南年范围有较直接联系的考古遗址样品系列，除上述沣西系列外、还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马—曲村系列。经14C年代测定，其年代范围分别为：
       殷墟四期公元前1080—前1040年左右（表十二）
       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表三）
       曲村一期一段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表五）
       考虑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续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围的上限取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遗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为克商年范围的下限。该遗址第—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围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3．由甲骨月食推定克商年的范围
       经多学科合作，对宾组卜辞中五次月食的年代进行证认，并计算出五次月食的绝对年代，参照文献所见商代积年和武丁及其后诸王年代的记载以及由周祭卜辞对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详见四（三）、四（四）），得出的克商年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
       4．克商年范围的确定
       由沣西等遗址分别与14C测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断的克商年范围，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与前述先秦文献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围基本趋同，从而排除了长年说的可能性，将克商年的范围从112年缩短到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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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商年的天文史料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中有关于武王克商时的天象记载，其中有些可供推算。
       1．利簋铭文“岁鼎”的一种解释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利簋（图十），铭文记载武王克商在甲子日，证明传世文献所记克商之日的干支是正确的。但该器铭文古奥，各家考释不能取得一致，特别是“岁鼎克闻夙有商”一句，如何标点、训释，分歧很大。由于省吾提出、张政烺申论的一种意见认为，“岁”即岁星，“鼎（贞）”作“当”讲。如此，则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正当其位，即周的星土分野鹑火。也有学者认为“岁鼎”即岁星上中天。
2．《武成》、《世俘》历日
       《武成》本为西汉孔壁所得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因未能立于学官而亡佚，其中八十二字因被《汉书·律历志》所引，得以保存至今。该文与《逸周书·世俘》所记除个别文字歧异，几乎全同，学术界多认为《世俘》即《武成》。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指出，《世俘》“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记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中所载者相合”，“必非后人伪托”，“最为可信”。文中涉及伐商前后的月份、干支、月相，与《召诰》、《洛诰》、《顾命》、《毕命》记载有周公营洛、反政以及成王临终等人事的月日干支及月相等前后呼应，是公认的检验克商年的主要依据。
       3．《国语·周语》伶州鸠语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 “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鹑火”是周的分野，“岁在鹑火”与《国语·晋语四》所说晋之始封“岁在大火”，同属上古的星土分野说，当有基本的史实为依据。自汉刘歆征引伶州鸠语为凭，有学者将它作为考论克商年的依据。
（五）克商年的天文推算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
       1．公元前1046年
       此说从研究《武成》历日入手，逐一排比不同的月相说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又对《周语》伶州鸠语的每月情况进行分析和排列，认为其所述“日月星辰”的位置浑然一体，其中“日在析木”限定了一月朔的日期（11月12日—12月11日）。为谨慎起见，将《武成》一月朔放宽到11月1日—1月31日期间（即建亥、建子、建丑）进行筛选，得到公元前1120—前1020年的100年之间约150组克商的可能日期。再按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生霸在望前、死霸在望后》）筛选，得到10组密合、15组粗合的日期。最后用“岁在鹑火”作为检验条件筛选，得到3组克商甲子日：
       ①公元前1093年1月27日；
       ②公元前1082年1月29日；
       ③公元前1046下1月20日。
       其中第③组为密合，其余为粗合。结合文献、考古信息以及天文条件的符合程度，选出克商日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2．公元前1044年
       此说将利簋“岁鼎”等7个历日天象作为克商年应满足的条件，逐项筛选。首先用“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律”计算出公元前1122—前1021年之间共有146个相符合的日期。其次，从上述日期中寻找“日在析木之律，月在天驷”之后的甲子日，两者必须有合理的时间间隔，并认定初三至十六不可能是既死霸的定点日，以此为条件筛选，得到59个符合的日期，接着以“东面而迎岁”和甲子日出之前岁星是否上中天为条件筛选，得到18个符合的日期。然后作天象综合检验，包括月与天驷四星的位置关系、“月在天驷”天象发生的时间、“岁鼎”时岁星的地平高度、其他亮天体的情况等，得到7组符合的日期。最后，用《武成》历日检验，要求周师出发到甲子克商之间，此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在甲子前5日左右的庚申或辛酉，结果只有2组日期符合：
       ①公元前1080年1月18日；
       ②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第①组已超出前述克商年的可能范围，应予以排除，故第②组为唯一解。
       3．公元前1027年
       此说通过对甲骨文五次月食年代的计算，得出两组武丁在位年的范围：
       ①公元前1239—前1181年（乙西夕月食当武丁末年）；
       ②公元前1250—前1192年（壬申夕、乙酉夕月食延至祖庚世）。
       古本《竹书纪年》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积年为273年，考虑到盘庚迁殷到武丁即位前年数不能过长，西周积年取古本《纪年》257年说为好，以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加257年得克商年为公元前1027年。
（六）武王克商年的选定
       天文推算的三个克商年，是各自独立得到的。三个方案都在前述由相关系列14C测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围之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公元前1027年说与甲骨月食年代的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西周积年为257年等记载配合最好，但与工程所定金文历谱难以整合，也不能与天象记录相合。
       公元前1044年说开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对《国语·周语》伶州鸠语、《荀子·儒效》等文献作了较为顺畅的解释，所得甲子克商之日清晨岁星上中天。此说的问题，在于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据《尚书·金縢》，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又说武王死后，国中发生“管蔡之乱”，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统计，有二年、二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异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则克商年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正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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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
        商代后期指盘庚迁殷至商朝灭亡，其间八世十二王的世系如下：
1盘庚
   ∣
2小辛         5祖庚 7廪辛
   ∣            ∣      ∣
3小乙—4武丁—6祖甲—8康丁—9武乙—10文丁—11帝乙—12帝辛
       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14C测年为基础，以甲骨分期和测年与段墟分期相印证，结合文献记载、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历法材料的研究来完成。
                      （一）殷墟文化分期与14C测年
       位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遗址面积约30平方公里，自1928年开始发掘，至今已有70余年。殷墟文化分为四期（根据最新发现，洹北花园庄早段遗存早于第一期）。殷墟文化一期到四期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本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晚段尚未发现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表十二）。
（二）般墟甲骨分期与测年
       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期断代标准。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用AMS法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尚属首次，使商后期的年代学研究增加了新的手段。
       1．殷墟甲骨分期
       1933年，董作宾提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10个标准，将甲骨文分为五期：第—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代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代二王；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代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代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代二王。此说为学术界长期沿用。近年甲骨学者在五期分法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对准确判定甲骨月食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了重要作用。
       2．殷墟甲骨测年
       甲骨测年的目标，是用AMS法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制定的样品选取原则是：①卜辞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②有天象记录（如月食）者；③有年祀者；④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⑤地层关系明确者。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经初选、复选，确定150片取样对象，最后采集到107片卜骨样品。此外还选取了9斤殷墟文化一至四期无字卜骨的样品。
       目前已对37个有字卜骨样品和9个元字卜骨样品进行了明胶提取，具中31个有字卜骨样品和8个无宁卜骨样品制备成石墨，用AMS法做了14C测量。31个有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有22个在合理的年代范围之内，另外9个明显偏老。8个无字卜骨样品的测年数据，也有2个明显偏老。专门的实验研究表明，偏老的主要原因当是样品受到老碳的污染。
除去分期尚有争议的历组卜骨等，将剩余的15片有字卜骨、6片无字卜骨和2个层位清楚的同期骨样纳入拟合系列，用贝叶斯方法对测得的14C年龄数据进行系列样品树轮校正，所得日历年代与既有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表十三）。
                 表十三甲骨系列样品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用AMS法进行甲骨系列样品测年是第一次，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已有的结果表明，通过甲骨测年来研究商后期的年代，在方法上是成功的。今后将对其余已采集的样品继续进行测年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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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殷墟甲骨文日月食与武丁年代      殷墟甲骨文中有带干支的日月食记录，通过现代天文学计算，可以回推其发生的时间，因而有重要的年代学研究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对甲骨文中可能的日月食记载进行学科交叉研究，由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
      1．甲骨文中的日月食记录
      甲骨文中过去被认为是可计算的日月食记录有：①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⑦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的记录；③历组卜辞中5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记录，其中1条记“日月有食”，3条记“日又戠”，1条记“月又戠”。
      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宾组卜辞属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在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是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奇迹。历组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食目前尚有争议，尽管进行了重新研究，但夏商周断代工程暂不使用这些结果讨论商后期年代。
      2．“三焰食日”的排除
      自40年代始，有学各将一条宾组卜辞上的四个字释读为“三焰食日”，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并对此加以计算，进而推定武丁年代。经对这版卜辞重新研究，发现过去“三焰”等字释读有误，“食日”应为时段名称，卜辞内容与日食无关。
      3．宾组月食年代的证认
      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都记有日名干支：壬申夕，癸未夕，甲午夕，乙酉夕，己未夕皿（向）庚申（图十一）。五次月食的年代已有至少22家证认结果。
图十一宾组月食卜骨拓本
      经研究认定，己未夕向庚申的月食发生在己未夜，甲午月食卜辞原版所缺的“甲”字拟补无误。根据新的卜辞分期分类，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取得共识。从字体分析，五次月食均属武丁晚期到祖庚之间，所以历时以不超过30年为好，至多不超过60年。天文计算表明．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
      癸末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
      申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
      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
      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
      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4．武丁年代的推定
      根据《尚书·无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①如果乙酉夕月食当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③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从甲骨分期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较好。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年、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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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祭祀谱与帝乙、帝辛年代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种祭祀方法按固定顺序轮流祭祀先王及其配偶，—个祭祀周期称为一祀，长度约等于一个太阳年，学者称为周祭，有纪时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1．黄组周祭的三个系统
      商末黄组卜辞和金文周祭材料中，二祀和六祀各有3组，据其所载年月干支和祭祀名，必分属三个系统，当与商末文丁、帝乙、帝辛三王相对应。周祭卜辞和商末青铜器铭文中有两个字过去释读为“廿祀”，有关材料亦被分为三个系统，经研究，有的“廿”字当是“曰”字误释，故暂不取三王均越过二十年。
      2．帝辛祀谱与帝辛在位年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联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台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为妥。
      3．帝乙祀谱与帝乙在位年
      按照过去的认识，从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这段时间的周祭祀谱和月份。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如采用帝乙在位21年，则帝乙时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如采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周祭与季节基本对应，故以帝乙26年为嘉。今采用帝乙26年，估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文丁的周祭材料太少，难以据此推定其在位年。

（五）文献中的商后期王年
      商后期王年在《尚书·无逸》中有所叙述，古本《竹书纪年》亦保存两条。
      1．《无逸》商王年数的研究
      《尚书·无逸》述及商王年代，云：
      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这—段文字在汉代《无逸》今古文经中有异，叙述“三宗”的顺序及其所指并不相同。从郑玄注及三体石经可知，古文经与今本《无逸》相同，而洪适《隶释》及《孔传》则表明，今文经所述三宗依次是太宗、中宗、高宗。高宗是武丁没有异说。中宗祖乙见甲骨卜辞，已经论定。古文经中“祖甲”列于高宗之后，注家多以为是武丁子祖甲，今文经无祖甲而有太宗，即成汤之孙太甲。所以武丁子祖甲有否33年，尚难定论。
      《无逸》中“自时厥后”一段，前人多以所述为武丁做祖甲以后列王年数。但古本《竹书纪年》有武乙三十五年和文丁十一年的记事，晚商青铜器古有廿五祀铭文，所以若以为武丁子祖甲后诸王在位都短，显然不合史实。《无逸》中所讲“自时厥后”，当是兼指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之后的某些王。
      2．盘庚迁殷年的估计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见于《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于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七百七十三年”不同版本有异。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延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七百七十三年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饶宗颐所论，“亦乏据依，盖其塙数靡得为详”。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年、273年、253年三说之正误。
      武王克南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以253年说较妥，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今取整为公元前1300年。
（六）商代后期年代的整合
      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据宾组月食，武丁元年在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有50年。据《无逸》，武丁在位59年。据古本《竹书纪年》，武乙取35年，文丁取11年。据商末周祭祀谱，帝乙为26年，帝辛为30年。出此可得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如下：
      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共50年，公元前1300—前1251年；
      武丁 59年，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共44年，公元前1191—前1148年。
      武乙 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 11年，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 26年，公元前[]01—前1076年；
      帝辛 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
由表十二可知，以上得到的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与殷墟文化相应各期的测年结果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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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

      建立商前期年代学框架的主要依据是商前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和古代文献有关商年记载的研究。
（一）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分期与14C测年
      属于商前期的遗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侨遗址、洹北花园庄遗址、邢台曹演庄遗址和东先贤遗址等。以上述遗址的发掘和分期研究为基础，可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学文化序列。
      第一期以郑州商城C1H9、偃师商城宫城北部灰沟最底层（如96YSJ1T28⑧，⑨，⑩）为代表；
      第二期以郑州商城C1H17、偃师商城86J1D5H25为代表；
      第三期以郑州商城C1N1、C1H2乙、偃师商城85YS5T1H3为代表；
      第四期以郑州白家庄第二层、小双桥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代表；
      第五期以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HE1邢台东先贤遗址一期98H15、H34为代表。
      1．郑州商城的分期与测年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于1955年，面积约25平方公里，现已发现总长近7公里的城墙和断续长5公里的外城墙，是迄今所知规模仅次于殷墟的一处商代遗址。在郑州商城已经发现有数十座大型夯土台基、铸铜作坊和古铜器窖藏等。关于郑州商城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成汤所居之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仲丁的隞都。
      郑州商城的商前期文化可分为四期，被直接压在商城城墙下的有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洛达庙类型遗存。各期的14C测年数据见表十四、十五。
表十四洛达庙类型晚期遗存和郑州商城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另外，对届于二里岗上层一期的郑州南城T1J3保存完好的井框圆木进行了常规14C系列测年，得出其最外轮年代为公元前1408—前1392年，这应是该井的建造年代。
         表十五洛达庙类型晚期遗存和郑州商城分期及AMS测年数据
2．偃师商城的分期与测年
      偃师商城1983年发现于偃师市西郊，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6公里。经发拙和钻探证明偃师商城有大城、小城和宫城（图十二），其中大城西城墒长约1710米，东城墙长约1640米，北城墙长约1240米；而小城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偃师商城发现有宫殿基址、水池和铸铜作坊等。关于偃师商城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偃师商城就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所记的商汤在“下洛之阳”所建的“宫邑”，即《汉书·地理志》所载殷汤在“尸乡”所建之都，也即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所称的“西毫”；而以郑州商城力成汤所屑之毫的学者，则认为是商初的陪都、太甲的“桐宫”或商火夏后在此所建立的一座军事重镇。
      偃师商城遗址可分为三期六段，分期及14C测年数据见表十六、十七。第六段暂无测年数据。
图十二偃师商城遗址平面图
表十六偃师商城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表十七偃师商城分期及AKS测年数据
3．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的分期与测年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约20公里处，总面积约144万平方米，发现有多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和青铜冶铸遗存。
小双桥遗址延续时间较短，在年代上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二期，即通常所说的白家庄期。关于小双桥遗址的性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仲丁所迁的隞都；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郑州商城使用期后期商王室的祭祀场所。
      1996年以来在安阳洹河以北的董王度、三家庄和花园庄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钻探，现已经发现一座面积达四百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图十三）。经在城内花园庄一带钻探和发掘，发现多处夯土基址和文化堆积，其中花园庄晚段遗存属于原来所分的殷墟文化一期偏早，约当盘庚、小辛、小乙时代，早段遗存则略晚于小双桥遗址。
      东先贤遗址位于邢台市西南郊约3公里的东先贤村附近。据调查，遗址被东先贤村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村北部分已知面积近10万平方米。东先贤遗址商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期，以H15和H34为代表的东先贤一期的年代晚于小双桥遗址，而与安阳洹北花园庄早段的年代大体相当。
      对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出土的系列样品进行了AMS测年，其拟合结果见表十八。
表十八小双桥、花园庄和东先贤遗址AMS测年数据
属于花园庄早段造存的两个标本进行了常规14C测年（表十九）。
表十九花园庄早段遗存常规14C测年数据
据《竹书纪年》、《尚书序》和《史记·殷本纪》等文献，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前期，尚有成汤居毫、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以及南庚迁奄等都城变迁。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是商代最早的两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推断其分别为汤所居之毫和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之“官邑”亦即“两毫”的意见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他如小双桥、洹北花园庄和邢台曹演庄、东先贤等大规模商前期遗址的发现，也为推定仲丁迁隞等都城的地望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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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里是不是少一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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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所见商代积年        先秦及汉代文献关丁商代积年的记载主要有：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
      《鬻子·汤政天下至纣》：“汤之治天下也，……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汤灭夏以至于纣，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
      《易纬稽览图》：“殷四百九十六年。”
      《汉书·律历志》引《世经》：“自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年。”
      《世经》之629年，不见于先秦文献，是刘歆据三统历推算出来的，不足凭信。
        古本《竹书纪年》等书之496年说，因《竹书纪年》明记是29王之积年，不足《史记·殷本纪》商代30王之数（如计入未立而卒之太丁为31王），陈梦家认为“汤灭夏以至于受”可能是引述《纪年》者所加的说明，《纪年》原文可能如《通鉴外纪》注所引是“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汤数至文丁（文王受命）是29王，没有帝乙、帝辛。据晚商祀谱的排比，帝辛公元前1075—前1046年在位30年，帝乙在位26年，二王共在位56年，故商代总积年当为496+56=552年（含1046），若将伐桀之年计入，则为553年。也有学者认为“汤火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从汤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如是，则商积年为496+30（帝辛在位年数）＝526年。《鬻子》之576年与553年接近，《左传》之“载祀六百”可理解为约数。

（三）商代前期年代框架的估定
      商前期年代框架的构建依靠两个定点，一是盘庚迁殷之年；二是夏商分界。盘庚迁殷之年已经推定为大体在公元前1300年。夏商分界的推定一是由已知的武王克商年，根据我们考定的商代积年上推，二是在考古学上确定夏商分界，根据14C测年数据推定其年代范围，最后将二者加以整合。
      关于夏商文化的分界，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间，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之间等说法。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规模的遗址，其始建年代应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根据14C测年数据，推断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间。
      参考文献有关商代积年的记载，取商积年576年说，由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为公元前1622年；取商积年496年说，若依陈梦家的解释，当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种解释，则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为公元前1572年。再参考上述14C测年数据，现取整估定商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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